一、教育转型

西南联大建立之时，恰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大学出现10年之际。联大的建立带有突发性，因为抗战开始，为使中国大学教育不因战争而中断，才有了西南联大的出现。她与抗战共始终，在昆明前后共计9年，培养了大批人才，现在学术界公认西南联大是战时中国最成功的大学。由于西南联大是由当时中国三所著名的大学（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的，所以她的成功对于我们评价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发展道路是很有启发的。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以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的成立为标志），但现在大家公认，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不低，而且很快能和西方大学接轨，而这开端都是在当时政治未上轨道的局面下完成的。这一切我以为应当归功于本世纪初那一代传统的读书人，他们的基础教育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完成的，但他们又是能开眼看世界的中国读书人。本世纪初，中国办大学的那些人，都很开明，他们出去一走，就能敏感地把握住世界的潮流，这是中国大学教育的幸运。也许是中国有私人讲学和书院制度的传统，所以在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中呈现出很强的适应性，这是中西文化事例过程中，较少障碍的一种转型，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能够迅速发展的基本前提。研究中国教育史的人可能会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本世纪初叶时，最早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职责的，是一批传统的士子，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的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如果是个别人，也许是特例，但现代大学教育史向我们显示，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叶恭绰在做交通大学校长的时候，他在交通大学开学时有一个演讲，他说：“诸君皆学问中人，请先言学问之事。鄙人前自欧美归来，目击其新潮，颇有思感。尝以为请君修学当以三事为难衡：第一，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达于学术独立境界。第二，人类生存世界贵有贡献，必能尽力致用方不负一生岁月。第三，学术独立斯不难应用，学术愈精，应用愈广，试申言之。夫学术之事，自有其精神与范围，非以外力逼迫而得善果者。我国积习以衡文为进取之阶，于是百艺均废惟儒术仅存。虽科举之制为其历附，亦由学者不察，不能辨科名学术为两事也。美国工艺之盛甲于世界，然说者谓其偏重出品之量及成功利益，以至学术之精神不敌欧陆，此又不辨利禄与学术为两事，是故求学术造诣之深，必先以学术为独立之事，不受外界之利诱，而后读书真乐，此所谓学术独立非必与致用分离。”然后又说：“交通大学自成立以来，积极改良已为有目共见，虽因出世甚晚，较之欧美先进相形见绌，然退而言之，彼之秘密我得窥见，彼之失败我未身尝，倘以最新最后之方法猛晋追求，未必无同趋一轨之日，是在我大学同人之努力矣。”（《遐庵汇稿》第345－347页，1930年版）从叶恭绰的这番话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本世纪初那些办大学教育的人的眼光，西南联大的成功就是建立在这样基础之上的。

二、大学独立

西方的大学有点类似于教会，其主要特点是具有独立性，大学独立是现代大学的主要特征，中国现代大学的出现从时间上说是晚了些，但中国现代大学的起点很高，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大学的开端是直接与现代教育接轨的，这使中国现代大学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一派生机。清华大学1925年在原有的留美预备学校里设立大学部，1928年正式建立清华大学，但只用了10年时间，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已成为世界知名的大学。可以从她的成功中找出许多原因，但最重要的是她在开始时能够吸取现代大学的精华，就是大学独立和教授治校，这是现代大学的命脉。切断了这个命脉，大学的一切就都要变形，当年国民党也千方百计想在大学插足，但收效不大，因为那里的教授不买这个账。西南联大时期，陈序经先生一度做过法商学院院长，这位当年挑起全盘西化论战的学者，身上有很浓的西方知识分子气质。他为人正直，明辨是非，在学校里或社会上从不参加政治活动，但对政治上的是非他心里是很清楚的。1941年前后，国民党想加强对西南联大的控制，要求当时担任院长以上职务的教授都得参加国民党，陈先生知道后淡淡一笑，对他的一个学生很坚决地说：“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林元《碎布集》第41页）后来也没人敢把他怎么样，而且当时许多教授也是这样做的，也有一些教授入了国民党，但多数教授对此很不以为然，那时西南联大从梅贻琦到众多教授，对上面的各种指令，也有惹不起的时候，但除了抵制外，多数情况下是应付了事。那时的联大不能说完全实现了大学独立，但它做为一种理念，在西南联大里是扎下了根的。

三、教授治校

西南联大的教授，特别是负责的教授，比如各院院长、系主任等，对自己的要求都很严格，一是因为联大有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二是教授本身对自己的要求，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律。想在联大里有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在学术上要绝对有东西以外，在做人做事上面也得让大家看得过去，而且不能有太说不过去的缺点。在旧大学里负责，真有点像西方做官，进入公众视野，一般是不能胡来的，大学又不同于别处，大家是敢说话的。所以旧大学里每做一件事，都要先考虑教授们的反应，看看能不能过了他们这一关，要是他们不同意，事情是做不成的，特别是大事。因为大学不是行政机关，教授是这里的主人，大家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有教授才有大学，大学是依赖教授而存在的。在大学里最不能得罪的人就是教授。抗战期间，国家财政很困难，大学教授的生活比战前下降了许多，当时大家都很穷。1941年，教育部曾规定大学里凡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在西南联大，各院系负责人就不愿拿这笔钱，因为这样会引起其他教授的不满，为此联大各院负责人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最后只有每个常委每月领了一份。（《清华大学校史稿》第314页）这样的事，看起来虽小，但它反映出的却是教授在大学里的重要性。因为是国立大学，从教育部一面说，为了维持战时的教育，给那些院长和系主任一点补助也不为过，但对那些负责教授来说，他们懂得教授在大学里的主导作用，所以从不愿意去伤害他们。尊重教授，是办好大学的第一要事。

在西南联大教授的权力之大是我们今大难以想象的，对于来自上边的命令，如果感觉不合理，要么据理力争，要么就公开抗议，这一方面说明大学的民主空气很浓，也说明了广大师生有很强的教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1939年3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为了加强对大学的控制，通过行政手段，对大学教育的诸多方面强行统一管理，其中有些规定是合理的，比如统一招生，但也有一些部令是不合理的，如颁布大学课程科目表，统一课程教材，大专以上学校毕业考试实行总考制等等，严重窒息校园的自由空气，限制师生的思想自由，因而引起联大师生的反感和抵制。1940年6月10日，联大教务会议对教育部的统一大学课程教材和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等，据理抗驳，要求教育当局给予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明确表示“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南开大学校史》第260页）。好在那时的教育部管事的人也多知道大学教授的厉害，所以在许多时候，并不愿意得罪他们。旧大学里教授们反对行政当局的事是常有的，因为那时的大学教授是自由流动的，在校内他们不必害怕校长，更不必害怕教育当局，不合适就走人，此处不留自有留处，整个心态是从容而平静的，因为教授都知道自己的价值，管教育的人也都知道是因为有了教授才有大学，而不是有了大学才有教授，这就是教授治校的传统，

王浩把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度过的那段时光称为“谁也不怕谁的日子”，他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些不快，但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有严重错误，遂当堂宣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离开昆明后，我也交过一些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这大概和交识时的年龄有关，但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的人在为人、处事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王浩《谁也不怕谁的日子》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第66页）。西南联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教授和学生对中西文化优长的完美结合，这种结合是在自觉状态下完成的。我们再看一件小事。一位联大的学生曾回忆说，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曾说，杨振声先生讲小说必称沈从文，讲戏剧必称丁西林。这话在国文课上只证实了一半，为什么联大国文课本中没有选沈从文的小说呢？据说，当年讨论篇目时，规定过一个原则，凡是本校同仁的作品，一律不予入选，这么一来就连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背影》也没有机会在国文课本中露面了（张源潜《大一生括杂忆》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63页）。这看似小事，但它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却是很博大的，这样的小事，我们今天的许多教授就不一定做得到。

四、校长的合作精神

西南联大成功的经验中，另外重要的一条就是校长间的合作，如果没有他们的合作，在那样的情况下，要把大批教授团结起来，延续中国教育的命脉，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这二位校长的合作，也可以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精神的一个缩影。中国读书人是识大体的，特别是那些受过中西两面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体现出的合作精神，是知识分子能办成大事的一个例证。抗战前，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之间，并没有很深的交情，而且三个校长的办学风格也很不同。联大初期，三校开始合作，也不是一拍即合，而是也有过猜疑，有过观望。叶公超回忆，当年他到了长沙以后，才知道蒋梦麟先生仍在杭州，他回来以后，叶公超问他南开和清华的两位校长什么时候来，蒋梦麟并不乐观，不过他说，假使他们两位不来，我们也要把大学办起来。那时候的情况非常微妙。北大一向是穷惯了，什么事不一定要有什么规模，只要有教员、有学生、有教室就可以上课。清华是有家当的学校，享受惯了“水木清华”的幽静与安定。南开好像脱离了天津的地气，就得不到别的露润似的，总觉得政府要在后方办大学而要他们来参加，他们当然不能够把家当挖出来。清华有稳定的基金，但是格于条文不能随时动用。蒋梦麟和叶公超他们几个人，内中也有少数清华、南开的教授，天天没事就出去游览山水。晚上聊天的时候，三校同床异梦的情况，大家都避免表露出来。大家总是要打听张伯苓先生的消息，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到长沙来。他们隔几天就向教育部去电催驾，教育部回电很快，总是说他们的电报已经转给张校长了。梅贻琦也迟迟没有确实的消息。当时就有人主张蒋梦麟回南京去一次，甚而至于说，假使张、梅两校长不来，我们就拆伙好了。蒋梦麟当时的反应是很见他的性格的，他说：“你们这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要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的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不能够因为张伯苓先生不来，我们就不办了。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我们多等几天没有关系”（叶公超《孟邻先生的性格》转引自《笳吹弦诵情弥切》第20页）。后来张伯苓、梅贻琦两先生都到了昆明，联大前后9年，三校不能说一点矛盾没有，但总的说是合作成功的。整个抗战期间，中国的高等教育没有间断，三个校长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