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不是胡适的学生-逝去的年代

毛泽东比胡适小两岁,但青年毛泽东与胡适之间却有极大的距离。遥想当年北大,胡适是大学教授,而毛泽东只是北大图书馆的一个助理员。用唐德刚的话说,胡适这个人,天生是个教书匠。即为教书匠,难免好为人师,不过这实在算不得什么毛病。

毛泽东对胡适的态度,‘也有一个由崇拜到鄙视的过程,这个过程自然与自己的地位变化有关。毛泽东曾亲口对埃德加·斯诺说过,《新青年》时期,他是陈独秀、胡适之的忠实读者和祟拜者。但到了后来,这态度就变化了,他对胡适说他是他的学生,一直耿耿于怀。竺可桢在他的日记中曾记下了这样一件事。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召集竺可桢、李四光、钱学森等科学家谈话,竺可桢在日记中写到:“他(毛泽东)说昨晚不能睡,因为看了三个消息,一个是印度说共产党在失败,次则胡适硬说毛主席是他的学生,毛主席只在邵飘萍那里听过新闻学课。胡适说日本人占中国四五年,他打不入徽州,因是多山……”(日记第4册第303页)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不承认他是胡适的学生的,而且对这种说法颇为反感。其实这个问题涉及很多史实,大体是能说清的。

胡适说没说过毛泽东是他的学生呢?说过。这要从头说起。1945年7月,傅斯年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访问延安,因为傅与毛是北大旧识,毛单独同傅谈了一个晚上。傅在离开延安时,毛曾前往机场送行,并请傅转达他对胡适的问候。此事在有关傅斯年的传记和回忆文章中经常提到。傅斯年和胡适的关系那就不用说了。傅斯年肯定把毛的问候转达给了胡适,这难免使书生气十足的胡适产生一些幻想。当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共在重庆和谈,胡适即给毛泽东写了那封著名的信,一开始就说:“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26页)。这封信是托时在重庆的王世杰转的,胡适对王世杰说;“顷忽起一念,拟发一电劝告毛泽东君。乞兄与孟真一商。如兄等赞同,乞代为发出。此是闲人偶尔好事,不必向外发表也”(同上)。几天之后,王世杰给胡适发来电报:“速转胡适之先生:尊电已面转毛先生矣”(同上27页)。以胡适一生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推断,他是不会想到要发这样一封电报的,但由于有傅斯年的延安之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胡适,自然会想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如念及当年北大的经历,自己总还是他的老师嘛,如果没有这个心理,以胡适一贯的态度,那就没有这封信了。但后来的结果使胡适很失望,他自作多情想到了这个学生,但学生已非当年的图书馆助理员,哪里还记得他这个先生呢?1945年,胡适给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中国五十年》做序的时候,又忆及此事;“我在对日胜利后不久,竟天真到打了一封长的电报到重庆,以便转交给我的从前的学生毛泽东,我在电文里用严肃而诚恳的态度央求他说……那时候重庆的朋友打电报告诉我,说我的电报已交给毛先生本人。当然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回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1895页)。从这一小事中,足见胡适之的书生气。

胡适确实说过毛是他从前的学生,因为说得不是时候,难免让被说的人反感。要是退回到20多年前,听这话的人就又是一种感觉了。

1920年7月9日,27岁的毛泽东曾给胡适写过一信: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吗?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

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

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此信见于《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94页。当时不回信的恐怕是胡适之了,我没有查胡适的日记,不知他是否收到此信。从毛的信中看,他已不是第一次给胡适写信了,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崇拜也是有据可查的。1920年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曾表示过他暂不想出国,而在国内研究,他在信中说:“我曾以此间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在同一封信中还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在《西行漫记》中,他也对斯诺说过:“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该书130页)。

20年代初,毛泽东在长沙计划创办文化书社的两份文件中,都把《胡适尝试集》、《胡适短篇小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作为最重要的著作来介绍(同上第537、541、542页),可见胡适在毛泽东心中的位置,人世沧桑,今非昔比,40年代中期,毛泽东已非当年,而胡适之依然是一介书生。

公平地说,胡适说毛泽东是他的学生,此话并不过份,因为他们确实在过同一学校,毛还对斯诺说:“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127页),而毛也确实向胡适请教过。唐德刚也说过,胡适告诉过他:“共产党里的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不过唐德刚调侃道:“毛泽东写得最好的原因是‘我的学生毛泽东’没有完全遵从他‘老师’指导的缘故”(《胡适口述自传》202页)。周策纵还说过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也是受胡适的《沁园春·新俄万岁》而做的(《胡适杂忆》第281页)。毛泽东一生与胡适有过诸多关系,无论是崇拜还是厌恶,胡适在他心中是抹不掉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127页)。胡适肯定也在这些人中,这种印象几乎影响了毛泽东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