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陈寅恪居广州，任岭南大学中文、历史两系教授。当时，党内凡文人气重的领导到穗后，一般都要看望陈寅恪先生，如陈毅、胡乔木、周扬等。陈寅恪先生为一纯粹学人，对于领导的关怀一般都以礼相待，绝无攀缘之意。1959年他与周扬发生过一次冲突。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中引1961年9月3日《雨僧日记》云：“解放后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态度，人民政府先后派汪筏、章士钊、陈毅等来见，劝请移京居住，寅恪不从，且痛斥周扬（周在小组谈话中，自责，谓不应激怒寅恪先生云云）。”’

周扬何以激怒陈寅恪先生？1962年周杨在大连创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曾谈及。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曾引述。周扬说：“1959年我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1958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如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太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的……”

周扬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吴宓的日记中说他曾“自责”，可见当时没能说服陈寅恪先生。

由陈寅恪和周扬的这点关系，我想到了陈寅恪先生的道德观。陈寅恪先生作为中西文化养育大的一代学人，在为人处事、为学为文，特别是时势变迁、道德混杂之时，能以极清醒的判断，持一认定之道德标准而行事，绝不以享受欢乐，富华荣显而稍有改变，这是何等的气节。陈寅恪先生认为，一个人在为人行事上不能持有双重道德标准，而以两种或多种标准为自己行为的不一互做辩解，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对此有极深刻的分析。他说：“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陈寅恪先生的这种观念很早即形成，吴宓1961年秋在广州谒陈寅恪后，知陈寅恪盛赞黄浚《大觉寺杏林》诗中的“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犹待后游人”之句，并在读书笔记中对陈寅恪盛赞此句做了自己的理解。他说：“至论三、四两句何以佳，宓以己意为解之如下：绝艳指少数特殊天才，多情多感，而性皆保守，怀古笃旧，故特对前度之客留情；繁枝则是多数普通庸俗之人，但知随时顺世，求生谋利，国家社会文化道德虽经千变万灭，彼皆毫无顾恋，准备在新时代新习俗中，祈求滔滔过往之千百游客观众之来折取施恩而已。”吴宓的解释与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中的那段话是一致的，他对陈寅恪的评价是；“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从时俗为转移。”陈寅恪先生1949年后的辞不赴京及“著书唯剩颂红妆”等行为，绝不是一时迂执，而是在固定价值观念支配下的清醒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