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23日清晨，当莫妮卡在洛杉矶她父亲的公寓中醒来时，她一度充满了期待，十分兴奋。这是她的25岁生日，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她期待与朋友和家人一起庆祝。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特地从波特兰飞了过来，她母亲和彼得·施特劳斯也从纽约来到了她身边。
考虑这一天计划的时候，她有些烦恼，因为她担心凯瑟琳和她的朋友内莎·迪曼·埃布兰德——她们以前没见过——也许会处不好。这时，她接到了普拉托·卡切里斯的一个电话。他对她说，他想先和她父亲召开一个电话会议，然后再提供有关手头这个案子的任何细节，他的语气中透出一丝不祥的兆头。但这时候伯尼正在为一位病人动手术，所以他们不得不等待一个多小时。
在焦急的等待中，莫妮卡的第一反应是，斯塔尔故意等到她生日这天作出指控她的决定。自从5月的指纹检查以来，她受到犯罪指控的可能性看上去更大了；这种威胁一直浮现在她的脑海里。似乎甚至连她的新律师“梦之队”——杰�克·�斯泰恩和普拉托·卡切里斯——也无法帮助她摆脱显然是无法避免的指控。现在，在等待伯尼从手术室里出来的时候，她有充分的时间回顾一下过去几个星期以来她的案子的起起伏伏。
6月初，她花了整整五天时间向她的新律师队伍进行陈述。他们相信，她是一名非常可信、直率的目击者，聪明而略带一些天真，与一个攻击性的机会主义者的近乎普遍的形象有着天壤之别。然而，迄今为止他们还没有能够说服斯塔尔。在6月9日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和莫妮卡的律师进行的一次会谈中，斯塔尔的副手鲍伯·比特曼强调，她面临的作伪证和妨碍司法公正的指控很严重。他在一封信中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点，这封信宣称，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在作出任何可能的豁免决定前必须对莫妮卡进行质询。
6月中旬，伯尼飞到华盛顿，与莫妮卡、她母亲、朱迪·史密斯和律师队伍在水门她的公寓中开了一次会。那时，所有来自斯塔尔的模糊迹象都暗示，他更倾向于指控莫妮卡。她母亲、姨妈、最亲密的朋友、以前在白宫的同事被迫在一个刑事案件中，而不仅仅是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反对她——这样一个梦魇似乎更近了。
在这个等待的游戏中，莫妮卡和她的家人曾经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那时马里兰州检察官宣布，开始调查琳达·特里普在没有得到莫妮卡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为她录音的做法是否违反了州法律。这个消息让莱温斯基一家人非常高兴。“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希望琳达·特里普晚上睡不着觉，担心自己会进监狱。”莫妮卡说，“因为那就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我激动万分，高兴得活蹦乱跳。当时我的感觉是，正义会取得胜利。”
在莫妮卡和她的新律师队伍等待独立检察官办公室接下来的行动时，显然时间对于这位独立检察官非常珍贵。7月17日，斯塔尔创造了历史：他向总统发出了一张传票，命令他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现在，在调查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之前，他需要能从他潜在的明星证人那里得到的所有信息。
四天后，斯塔尔打电话给斯泰恩和卡切里斯，问他们是否可以在7月23日——莫妮卡生日当天——与他在马里兰他道德顾问萨姆·达什的家中共进早餐。在那次会谈中，很明显斯塔尔非常迫切地希望与莫妮卡进行一次交谈。不仅如此，在经过六个月的反反复复后，他似乎已经准备好给她一份豁免协议。她最坏的担心没有发生，相反，她最好的希望就要实现了。
会谈结束后，普拉托·卡切里斯回到他在华盛顿的办公室，把斯塔尔的生日礼物传给莫妮卡。现在，在与她和她父亲的电话会议中，他说，他和斯泰恩相信斯塔尔准备给她罪行豁免权——也就是说，无须接受有关这个案件的任何一项指控——但是他们希望她接受所谓的“一日女王”提议，以便他们可以评估她的可信度。在“一日女王”规则下，证人告诉检察官他/她所知道的一切，而无须担心受到任何指控。卡切里斯还说，萨姆·达�什——�一位著名的民主党人已经介入了这个案件，这立刻会让每个人都舒服很多。在所有这些情况明了后，这位律师要求莫妮卡7月27日星期一去纽约与斯塔尔的副手们和达什会谈。他强调说，这必须绝对保密。莫妮卡则坚持，斯塔尔不能让那些在1012房间中恐吓过她的副手参加会谈。
这个消息似乎还不能提供足够的庆祝理由，但随后卡切里斯又打了一个电话过来，给了她另一件生日礼物。他从阿希莉·雷纳斯的律师那里得到一个口信，雷纳斯祝莫妮卡生日快乐，还说她爱她。“那是我能够想象的最好的生日惊喜。”莫妮卡说，“我以为她会恨我，因为这给她在白宫带来了很多麻烦。她依然是我的朋友，这实在太好了。”
莫妮卡按照她律师的要求行事，她笑得很灿烂，但在朋友们面前一点也没有提及即将到来的纽约会谈。他们离开之前，负责他们所谓“保密事务”的朱迪·史密斯为莫妮卡买了一个帕梅拉·安德森风格的金色假发作为伪装。为了隐藏身份，周日上午莫妮卡登机的时候除了戴假发，还戴了一顶棒球帽和一副眼镜，而且没有化妆。伪装工作取得了成效：在飞往纽约的五个小时旅途中没有人看他们第二眼。
当天下午他们在第五街的一个小公寓中与普拉�托·卡切里斯�、杰克·斯泰恩和雪妮·霍夫曼见了面，霍夫曼是答应在这个案件中帮忙的卡切里斯的一位女同事。与霍夫曼在一起让莫妮卡感觉很舒服，她在会谈中帮助她轻松而专业地通过了她的故事中最窘迫的部分。直到今天，莫妮卡依然对霍夫曼印象深刻：“她是一位极为智慧、尖锐、善于分析的年轻女人，她在这整个压迫性的、充满政治动机的调查中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虽然与她的律师队伍的会谈给她带来了一些帮助，莫妮卡依然度过了一个紧张的无眠之夜，她知道第二天的会谈生死攸关。早上她再次和她的三位律师见了面。他们决定由雪妮·霍夫曼在最初的30分钟内提问，帮助她通过一些主要的话题，比如她的风流韵事的细节、她的伪证、她寻找工作的事、“谈话要点”备忘录和总统给她的礼物。然后他们坐出租车来到不远处斯塔尔的岳母高雅的屋顶公寓，这里可以俯瞰东河，很适合莫妮卡“一日女王”的身份。在那里她被介绍给斯塔尔的法律队伍，包括萨姆·达什、玛丽·安妮·沃斯、所罗门·威森博格和鲍伯·比特曼。
双方商定后，雪妮·霍夫曼开始提问。她结束后，轮到斯塔尔的副手们提问了。莫妮卡的开场不是很顺利，当玛丽·安妮·沃斯问她总统说什么让她知道他喜欢她时，她泪流满面。这触动了一根非常原始的神经，她需要几分钟时间来让自己冷静下来。
在她平静下来后，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些不那么敏感的问题上，大部分是时间、日期和地点，反复询问维农·乔丹的角色和“谈话要点”的起源。莫妮卡清楚地表明，如果他们把1997年12月那几个关键的星期中发生的事情放在她与总统长达两年的关系的大背景中来�看——�否则的话事情会显得很可疑，那么维农·乔丹介入她寻找工作的事情和“谈话要点”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
在一顿三明治午餐后，询问继续进行，直到傍晚时分。莫妮卡的法律队伍安静地坐在一边，对她的出色表现非常有信心，但他们的满意是短命的。回公寓后，她打开电视机，让她感到恐怖的是，她听到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记者丽萨·麦尔斯宣布，莫妮卡·莱温斯基与斯塔尔的副手们进行了会谈，并且承认与总统发生了性关系。国家广播公司怎么会这么快就得到消息？只可能是一次故意的泄露——莫妮卡知道这不是发生在她这一边。她“非常不安，十分担心一些疯子会试图杀了我，因为我和总统上了床。这很烦人，很自私”。而且，她现在所处的微妙形势很危险，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斯塔尔的队伍已经表示，他们会在第二天作出决定。报道的最后，这家媒体称斯塔尔想让莫妮卡参加一次测谎测试，但普拉托·卡切里斯对此一无所知。
莫妮卡和朱迪·史密斯现在很担心她的安全，而且意识到记者们会牢牢地盯住开往华盛顿的航班和火车，于是决定开车回去。因此沃尔特·埃勒飞到了纽约，租了一辆车，连夜把她们带回了华盛顿。
莱温斯基的1998年7月28日。她与母亲完全得到豁免权。虽然摆脱了可能的牢狱之灾，莫妮卡现在却承受着更加残酷无情的惩罚。一个系统的司法程序已经准备就绪，它一层更深一层地剥去了她的尊严和自我感受。到最后，她被论证成历史上最羞耻的女人。
1998年7月28日，是莫妮卡生命中最动情的日子之一。当她的律师们在早些时候与斯塔尔会谈后回到他们在华盛顿的办公室时，他们带来了一份由独立检察官签署的密封协议。莫妮卡和她父母现在得到了完全的豁免权，无须面对与独立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有关的指控。作为回报，她同意在大陪审团面前诚实地作证，告诉独立检察官办公室有关她与总统关系的一切。一点都不奇怪，斯泰恩和卡切里斯以为她会高兴。但事实正相反，她嚎啕大哭，这让他们不知所措。
“他们不理解我的感情爆发。”她说，“人人都知道，我正在反对那个我希望与他共度余生的人，那个我希望每天与他一起醒来的人，那个我爱的人。即使他叫我‘那个女人’，如此伤害我，我依然爱他。过去几个月已经揭开了我和他关系的迷人面纱，但内心深处平静的爱依然在那里。”
她哭得如此厉害，以至于很难签署豁免协议。当斯泰恩和卡切里斯出去向等待的媒体宣布这个协议时，莫妮卡依然在洗手间里，试图洗去泪痕。无论如何，她只是不想面对媒体。她担心一旦她这么做，他们也许会使她显得是在为即将作证的事实狂欢，使她显得比“卑鄙”的琳达·特里普好不了多少。那时特里普已经完成了她在大陪审团面前的作证。在完成作证后，她发表了一个神经兮兮的——因而也是荒谬绝伦的——声明，在声明中她对美国人民说：“我是你们。”然后她又说，如果她不得不再次背叛莫妮卡，她不会犹豫。她还假装神圣地鼓励她的前好友在大陪审团面前说出真相。
当莫妮卡在朱迪·史密斯和比利·马丁的陪同下离开她律师的办公室时，一则消息让她稍微舒服了一些：根据其新闻秘书迈克·麦柯里的说法，总统对豁免协议的反应是，他高兴事情向有利于她的方向发展。尽管，她闻到了他话语中一大撮盐的味道。她非常怀疑，现在她同意与斯塔尔合作后，白宫的野狗们会肆无忌惮地朝她扑来。果真如此，几天后，《国家询问者》杂志开始质疑她的诚实和心理健康状况，其中引用的一位白宫内部人士称她是一个伤害总统的“十足的疯子”。
那天晚上，莫妮卡、朱迪·史密斯和比利·马丁在马丁的家里共进了一顿相当低调的欢庆晚餐，食物是他从自己最喜欢的餐馆里点的。但是如果说他们的欢乐被一些不祥之兆给削弱了，那么莫妮卡的家人则是很自然地得到了安慰：现在她脱离了坐牢的危险。那天，当莫妮卡出发去她律师的办公室签署豁免协议时，她祖母伯妮丝说：“今天晚上我终于可以睡了。”
几个星期后，莫妮卡在她祖母的公寓中偶然发现了一个被拉上了拉链的包，里面塞满了小纸片，纸片上是一些潦草的笔记。在观看电视上无穷无尽有关这件丑闻的分析时，伯妮丝记下了她认为也许会与莫妮卡可能卷入的任何将来的官司有关的内容。“她把那种痛苦和害怕留给了自己。”莫妮卡回忆道，“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象征：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经历些什么。现在我们都可以松一口气了。”
然而，这样的放松代价十分昂贵。虽然摆脱了可能的牢狱之灾，莫妮卡现在却承受着更加残酷无情的惩罚。一个系统的司法程序已经准备就绪，它一层更深一层地剥去了她的尊严和自我感受。到最后，她被论证成历史上最羞耻的女人。
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堕落”始于7月29日，当时她不得不交出总统给她的所有礼物，这些是联邦调查局首次搜查她在水门的公寓时遗漏的。他们还没收了总统在最后一次约会时给她的圣诞礼物；莫妮卡没有告诉特里普这些，所以录音带里没有提到它们。最重要的是，她交出了1997年2月28日与“英俊先生”那次致命相会时她穿的蓝色GAP衣服。当时她母亲不知道，1月丑闻曝光时，它就在纽约她的公寓里，但5月它被带回了莫妮卡在华盛顿的公寓。它被送到联邦调查局的实验室进行DNA检测，检测结果后来决定性地、独立于其他证据地证明，总统与莫妮卡·莱温斯基发生了性关系。
很多观察家质疑道，莫妮卡到底为什么不在签署豁免协议前毁掉这件衣服，或者至少把它洗干净。“不得不交出这件衣服，这是最羞辱的事情之一。”她说，“我经历了长时间的艰苦斗争，才把它交给了检察官。我想过把它洗干净，然后说，‘衣服在这里，但它已经被洗过了’，但我十分担心自己受到了监视。我有可能不得不接受测谎测试，这样他们就会知道我违反了法律——破坏了证据。于是我就会被指控妨碍司法公正，并失去我的豁免权。”
正如她解释的那样，莫妮卡从来没有像琳达·特里普——一如既往地展现着她对事实的一贯漠视——所说的那样故意把这件衣服当成是一件战利品。首先，她一点也不确定那些小污迹是什么。它们可能是墨西哥牛油果酱，这是她与总统约会的那天晚上的晚餐食物之一。她非常不确定，所以在把这件衣服交给麦克·艾米克时，她告诉他，在独立检察官办公室知道这些污迹到底是什么之前不要对外公布她的这一做法。然而，在她交出这件衣服仅仅30分钟后，媒体就报道说，检察官现在得到了它。难怪当询问程序在水门酒店的一个房间里开始时，莫妮卡对斯塔尔的副手们的信任已经下降到了一个新低：她害怕媒体几乎会同步听到她的每一个评论。
询问过程很长，很单调，而且残酷地窘迫，特别是在她被问及有关她与总统的亲密行为时。两天之后，羞辱真正开始了，两位女检察官——卡琳·伊莫古特和玛丽·安妮·沃斯提出了有关两人性关系的非常细节的问题。当她被问及总统在把他的手放到她裤子下面时是否对她进行了手淫时，莫妮卡的眼泪雨点般流了下来，她不得不离开房间让自己平静下来。她对这种反复诘问的记忆深刻而痛苦。“在一屋子陌生人——大部分是男人——面前谈论这样的私人话题太亵渎、羞辱了。很难公开谈论一个隐私的性生活时刻。十分坦率地说，我认为他们需要的细节程度是有问题的。”
当检察官们要她告诉他们什么问题会让总统感到他们知道他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虽然是琐碎的，从而让他吃惊，让他失去镇静时，这同样让她十分不安。莫妮卡发现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她会告诉他们事实，她说，但她决不会帮助他们指控总统。“我不想成为帮助你们陷害他的一分子。”她对他们说，“我不是琳达·特里普。我没有对这个程序着迷。”
在23人的大陪审团面前，莫妮卡详细讲述了她与总统的关系，以及维农·乔丹介入她寻找工作的事。尽管不可避免地，让法庭感兴趣的是她与比尔·克林顿关系的亲密细�节——�这也是大陪审团最初成立的原因。为了大陪审团的方便，也为了使莫妮卡不必在作证时进入亲密的性接触细节，独立检察官委员会准备了一份重要事件的表格。它分为几部分，在“性关系”这一栏中，他们在她与总统在白宫发生身体关系的日期下面写上了“口交”。
在一个星期折磨人的询问后，8月6日，莫妮卡被安排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莫妮卡很担心她即将在法庭上说的话，出庭前一天晚上几乎没有入眠。作为独立检察官的一位证人——而且还是极为重要的一位——她会由一位联邦调查局特工陪同，但她决定不像琳达·特里普做的那样坐联邦调查局的车子去法庭：莫妮卡想让世界看到，虽然她得到了豁免，但她不是联邦调查局的诱饵。与此同时她和她家人很担心她的安全，知道有些人因为她有效地作证反对总统而痛恨她。又一次，曾经被称为这个家庭“防卫部长”的比利·马丁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莫妮卡用她自己的车子，由无比忠诚的沃尔特·埃勒驾驶，但联邦调查局特工会陪伴在一边。
当莫妮卡·莱温斯基到达华盛顿机构大道联邦法院门口准备作证时，守候在法院门口的媒体队伍的规模让她很震惊。然而，现在莫妮卡在摄像机面前是一名专业人士，在走过两侧簇拥的闪光灯、麦克风和叫喊的问题时不再需要拧自己的屁股来停止神经兮兮的傻笑。因为，即使在她的紧张和焦虑中，幸好还有很多可以朝之微笑的东西。他们的冷藏箱里装满了啤酒和三明治，他们的头上铺展着用来遮挡8月烈日的帆布篷，还有大箱子和有条纹的草坪躺椅，“莫妮卡海滩”上庞大的媒体队伍寻找着整个世界，仿佛他们在报道一件国家大事。
经过媒体的栅栏进入大楼后，她不得不为长长一整天的作证调整好自己的心情。她十分紧张，以至于当她被传唤作证时她开始全身颤抖，她担心自己会说错什么，或者不能表现得让斯塔尔满意，于是他就有理由取消她的豁免权。她非常感激，她没有完全被剥夺希望和
舒适。主审法官诺玛·霍洛维·约翰逊已经作出指示，她不希望莫妮卡的父母出席，因此整个“莫妮卡队伍”代替他们坐在那里给莫妮卡精神上的支持。朱迪·史密斯保证休息时饼干、巧克力和软饮料在边上等着，斯泰恩、卡切里斯、普雷斯顿·伯顿、霍夫曼和鲍伯·布雷德霍夫都随时准备着提供建议和鼓励。
在23人的大陪审团面前，莫妮卡详细讲述了她与总统的关系，以及维农·乔丹介入她寻找工作的事。尽管不可避免地，让法庭感兴趣的是她与比尔·克林顿关系的亲密细节——这也是大陪审团最初成立的原因。为了大陪审团的方便，也为了使莫妮卡不必在作证时进入亲密的性接触细节，独立检察官委员会准备了一份重要事件的表格。它分为几部分，在“性关系”这一栏中，他们在她与总统在白宫发生身体关系的日期下面写上了“口交”。
这个经历使人感到羞辱和痛苦，因为表格上使用的生硬词汇彻底诋毁了作为这件风流韵事基础的感情。“让人痛苦的是，”莫妮卡说，“检察官、媒体、公众，每个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口交上，似乎它是关系的主要部分。从来没有一次，我去椭圆形办公室只是为了进行口交。事情总是比那些生硬的描述更有激情和爱意。我对那种对我们关系的狭隘看法很敏感。”
在作证时，莫妮卡试图和陪审员们进行视线的交流，希望带领他们进入自己的故事。对于一个希望每个人——甚至斯塔尔的检察官�们——�都喜欢她的女孩来说，这一天最困难的其中一个方面就是看到一些陪审员脸上的敌意。不过，似乎她并非惟一试图与别人交流的�人——�有个人也许试图向她传递一个信息。作证结束后，检察官们告诉她，他们认为总统这天系着她送给他的一条领带；他们不愿在她作证时告诉她，因为他们觉得这会让她不安。
回到水门家中的是一个疲惫不堪的、精疲力竭的莫妮卡；作为无法出席听证会的补偿，她焦虑的母亲买来了她最喜欢吃的中国食�物——�鸡肉炒面。莫妮卡打开电视查看总统的领带，他在那里，确实系着她送的领带。对她来说，这是一个明显的支持和友谊的信号。“我原来以为他也许会在我作证前一天系我送的领带来刺痛我。我用我的生命打赌，他是有意这么做的，无论他在他自己的证词中怎么否认这一点。”
听证会终于进入了最高潮，现在莫妮卡已经把证据交给了大陪审团，压力全到了总统身上。在她作证几天后，现在的形势是：他不仅要在白宫通过视频线路在大陪审团面前接受询问，还被安排在之后对全国说话。
在她的内心中，莫妮卡希望他在几个月前就承认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她相信，如果他承认并道歉的话，他们两人身上的压力早就没有了。然而，他没有选择这么做，于是不得不面对后果。现在莫妮卡在与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合作，结果看到他们搜集了如此多反对总统的证据，她甚至更为他担心了。“我的豁免协议意味着，我必须说出真相，而不管其后果如何。所以无论是对他有利的，还是对他不利的，它们都在那里。我无法再保护他。”
8月17日，莫妮卡焦急地等待着他对全国的讲话，想要知道当天早些时候他在大陪审团面前所作的、当时还没有公布的证词是否与她自己的证词相符。内莎·迪曼·埃布兰德和她的编剧丈夫克里斯当时正在纽约，他们试图使她的注意力离开总统即将开始的演讲，但没有成功。
那天晚上，那个她曾经想和他结婚的男人所说的话让莫妮卡和大部分美国人都极为失望。在大陪审团面前与斯塔尔和他的六名副手四个多小时的争论使总统——他最大的天赋就是他的说服能力——显得有些疲惫和不安，他给人的印象是，他的行为并没有像他被抓住的事实那样让他非常遗憾。很多观众觉得，他对自己说谎并没有多少真诚的悔恨，而对莫妮卡受到的对待毫无歉意。
在他的电视讲话中，历史上第一位在调查他的大陪审团面前作证的总统第一次承认，他误导了公众，虽然他强调，他在葆拉·琼斯案件中所作的证词“在法律上是准确的”。他承认，他和莫妮卡·莱温斯基之间有“不合适的”关系，他说：“我知道我有关这件事的公开评论和沉默造成了一种虚假的印象。我误导了人们，甚至包括我妻子。对此我很懊悔。”然而，他四分钟的讲话更多地不是在坦白、道歉和悔悟，而是愤怒地企图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只是到了最后，才有一点真诚的火花混了进来——他指责肯尼斯·斯塔尔调查他的私生活，要求停止独立检察官四年的询问。
莫妮卡坚持单独观看他的演讲，他的讲话让她流下了泪水。他完全是一个政治家和总统；她在比尔·克林顿身上看不到一丝那个男人的影子，那个她曾经如此深爱的男人。“他的演讲让我很受伤，很愤怒。”她说，“我觉得自己像是垃圾。”
现在她看到了总统对她的态度，她说：“我怀疑我怎么可能爱上这个男人。他是如此地自私和自我中心。我原来希望他能给我一些支持的表示，告诉这个世界我是一个聪明的好人
，阻止别人如此残酷地对我。我还觉得，他应该感谢我的家人——毕竟，很多父亲会不仅仅在言辞上批评克林顿的行为。我父亲对总统的职位很尊重，所以他没有这么做。”
虽然对从前的爱人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但她无法完全抹去记�忆——�他曾经对她意味着什么。第二天，8月18日，克林顿一家飞到玛莎岛的葡萄园度年假。当莫妮卡看到比尔、希拉里和切尔西·克林顿手拉着手走向等着的直升飞机时，她“为切尔西感到可怕，因为没有年轻人希望想到他们的父母卷入了性丑闻。我为她感到非常，非常遗憾”。
接下来的两天她呆在独立检察官办公室，接受斯塔尔副手们的询问。在这段时间里，通过阅读媒体报道，她形成了这么一个印象，在他（依然保密）的大陪审团证词中，总统说她对他并不意味着什么。8月20日当她第二次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时，她说出了这个印象。“我的理解是，这是一份劳务合同，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他口交，这就是这个关系的全部。”她对陪审团说，“但它对我远不止这些，我认为它（对他也）远不止这些。”事实上，她的担心是没有依据的。一个月后克林顿的证词公开后，一切都水落石出了，他不但没有贬低莫妮卡，还承认她是“一个善良的、聪明的年轻女人”。他确实补充说：“我认为她成长过程中的一些不幸因素给她带来了一些负担，但她是一个本质上很好的人。”
在第二次作证中——她被要求回答陪审员们的问题，而不是挑战总统的证词——莫妮卡放松多了，发现经验奇怪地增长了。现在，那些脸和那些程序对她来说是熟悉的；而且，她已经发展了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
当她到达法院时，她又一次不得不面对媒体的夹道欢迎。然而，甚至连她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现在也很老到：拉直衣服，收收腹，飞快地冲出汽车。当她经过守候在法院里面的又一群记者时，一个叫喊声意外地抓住了她：“莫妮卡，你认为总统几天前就应该向你道歉吗？”她迅速转身吐出一句：“是的。”这时，她毫无问题地做好了过去七个月来她一直在做的事。
此前她一直坐立不安地等待着这次出庭，知道每一个问题和回答都会使她更接近重新赢回生活的那个时刻。然而，无论她如何试图使自己变得坚强，没有什么可以让她对这一天的彻底羞辱做好准备，她的性生活、她的性格和道德、甚至她的精神都被赤裸裸地放在23个陌生人面前。每一个缺点、每一次过失、每一个愚蠢的评论都在游行。问题冷酷无情，让人处于极端的窘迫之中。总统曾经以一种性方式使用过雪茄吗？他触摸过她的胸部或生殖器吗？是隔着衣服还是直接在皮肤上进行的？很多次，莫妮卡在回答问题时都不得不闭上眼睛，徒劳地保护着自己的最后一丝尊严。
与此同时，她被问到了很多相关、有时甚至是尖锐的问题，这些问题深入到了关系的核心，迫使她说出她对他经常是矛盾的反应。被问及她是否依然爱总统时，她回答说，在他8月17日的全国电视讲话前，她会说“是的”；此后，她就没那么确定了。
比有关她私人性生活的问题更让人惊惶的是，被迫在宣誓的情况下说出她几年来一直在与之作斗争的缺点、弱点和性格上的欠缺。最让莫妮卡紧张的陪审员是一位中年非裔美国女人，她似乎很反对她。在一个生动的问题中，她问道，当整件事都是以谎言为基础时，莫妮卡怎么能在她与总统的关系中谈论真相和诚实；事实上，这是她与安迪·布莱勒关系的一个镜像。“你年轻，有活力。”这位陪审员接着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总是追逐那些不自由的、无法得到的东西。”
莫妮卡发现回答这个问题不但很困难，而且很痛苦。她承认，她不得不自己工作，她说她特别懊悔自己与一位有妇之夫发生了关系。然而，这个回答虽然是真实的，却没有触及莫妮卡内心——其动力主要源于她孩提时代对父母离婚的反应——和大脑之间尚未解决的冲突。聪明的女人，愚蠢的选择。“这是我面对的最艰难的问题。”她现在承认，“我感觉自己好像赤裸着站在整个世界面前，我的所有缺点都暴露在每个人面前。”
接着陪审团转而问她另一个悲惨的经历——在五角大楼城丽池卡登酒店的痛苦一天。在这个问题上，莫妮卡要求麦克·艾米克——斯塔尔的一名副手，曾经与她一起在1012房间——离开法庭，随后才带领他们进入她生命中最糟糕的日子。在她重新体验那漫长的、折磨人的几个小时的恐惧、罪恶和痛苦时，她和几位陪审员落下了眼泪。作为莫妮卡性格中的一部分，她希望陪审团对真实的她有一些了解，请求他们叫她“莫妮卡”。一位女陪审员说：“但你会一直是莱温斯基小姐。”莫妮卡回答：“如果我结婚就不是了！”
在询问即将结束时，陪审员们问她是否有什么想要和他们分享。莫妮卡意识到，这是她第一次有机会在整个国家的代表面前发表一个声明和道歉，她考虑了一会儿。现在她说：“我只是想说，从来没有人要求我说谎，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保持沉默就可以得到一份工作的承诺。我很抱歉。对发生的一切我真的很抱歉。”她又一次流下了眼泪，但突然吐出一句话：“我恨琳达·特里普。”
莱温斯基对所有人说的最打动人心的话是：我恨特里普。这句话甚至成为了她今后一生的象征。听证会是侮辱人的、令人恐惧的，但莫妮卡的诚实和坦率显然触动了坐在她对面的陌生人。曾经提出如此尖锐问题的陪审员对她说，她已经赢得了她的宽恕，其他几位陪审员鼓励她忘掉琳达·特里普，继续她的生活。但斯塔尔仍要求她就与总统性关系中的细节面对镜头重新述说。似乎，这就是他四年调查的结�果——�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制作一部口述色情影片。
最后，陪审团的女团长走上讲台，代表整个陪审团对这位不幸的女孩说：“我们想要给你一束美好的祝福，其中包括幸运、成功、幸福和保佑。”又一次，莫妮卡强忍着不让眼泪流下来，这些真诚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她。甚至斯塔尔的副手们也被打动了；检察官卡琳·伊莫古特对他们的主要证人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爱情故事。”
莫妮卡感到自己得到了辩白，不是因为总统在七个月的逃避后终于承认了与她的关系，而是因为陪审员们的反应，他们抛开了偏见和成见，向一位脆弱但诚实的年轻女子敞开了他们的心怀。但她忍不住要想，如果她拒绝了豁免协议，大陪审团是否会指控她。这是一个伤心的时刻，她也许可以保护总统、并让自己免受过去几个星期的羞辱和痛苦的感觉更加重了这种伤心。与“莱温斯基队伍”的其他人一样，她惟一的安慰是，她相信她现在无须再面对独立检察官、大陪审团和联邦调查局了。
她的美梦突然之间被惊醒了。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告诉她，由于总统在大陪审团面前所作的证词，她必须在宣誓的情况下就他们关系中的性方面作一份证词。不仅如此，独立检察官斯塔尔还希望在莫妮卡回答有关怎样、何时、何地、为什么为总统口交的细节问题，以及谈论他们性关系的其他细节时使用摄像机。似乎，这就是他四年调查的结果——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制作一部口述色情影片。
表面上，这个主意背后的理由是，它可以使莫妮卡不必忍受在大陪审团面前谈论这些事情的痛苦。录像证据一般在涉及小孩子，尤其是强奸或性虐待的案件中使用。然而，在那些案件中，录像证据只在关闭的法庭内播放，而且是绝对保密的。但是在9月9日斯塔尔向国会提交他的报告和18箱支持材料时，几乎每一个细节都被印了出来。
斯塔尔的性录像带本身也可能向公众公开——毫无疑问它会成为一件畅销品——的想法给莫妮卡带来了最深的痛苦。即使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勇气和恢复能力也无法面对这样一个伤害。“它会是对我灵魂的完全、彻底的破坏。”她说，“我认为我永远也无法从中恢复过来。我试着少去想这件事；我能够应对它的惟一办法是把它放到一边。正如我继叔杰夫所说，拒绝被低估了。”
录像的主意最初被提出来时，她咨询了她的律师普拉托·卡切里斯。一开始他对她说，他不认为录像带证据有什么真正的问题。然而，随后他再次思考了这个问题，觉得这个程序是没有必要的。相反，伯尼·莱温斯基在得知这个提议后毫不犹豫地谴责了它。“我说，作为她的父亲，我认为这是下流的，错误的。”他说，“这是病态的。”
虽然录像的主意被取消了，但莫妮卡依然不得不在两名女检察�官——�卡琳·伊莫古特和玛丽·安妮·沃斯——面前详细陈述他们的每一次性交往。这次作证——她认为在根本上是反女性�的——�最让她愤怒的是，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声称，总统有关他们性关系的证词与莫妮卡的有很大出入。然而当他的证词公开时，一切变得明了，他的证词基于性关系的严格法律定义，与他在葆拉·琼斯案件中的辩护是一致的，而且施展语义学诡计避开了对与莫妮卡性关系的陈述。无论如何，由于她已经回答了大陪审团有关他们关系性方面的问题，莫妮卡觉得这次进一步的作证是多余的。
8月26日，她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独立检察官办公室进行了这次作证，这也许是最可耻的一天。有一次，在被迫讲述为总统口交的情况时，莫妮卡对两位检察官说：“我无法相信我父亲有一天将不得不听到这些。”她们向她保证，她的证词不是必然会被公开。随后询问继�续——“�谁拉开了谁的拉链？”“他在你的胸罩下面还是上面抚摸你？”“他把嘴放在你的胸部还是胸罩上？”……痛苦的两个小时。作证结束后，莫妮卡回到家，洗了一个很长时间的热水澡，试图洗去她的羞愧和耻辱。“我觉得很脏，就像我在感情上被强奸了一样。这真的很恶心。”
她不顾一切地想要尽快离开华盛顿，这个玷污了她的城市。然而，斯塔尔的副手们不愿让她离开，以防他们需要她复习琳达·特里普的录音带。当他们终于同意她离开几天时，他们要求知道她会去哪里。莫妮卡认为这和他们无关，拒绝了告诉他们。最后他们让步了，但他们说，他们只是想知道，她是否会去玛莎岛的葡萄园附近的地方，克林顿一家人正在那里度假。这时候卡切里斯插了进来，笑着说：“是的，她打算去找维农·乔丹要一份工作。”
事实上，她确实去了新英格兰——尽管不是去玛莎岛的葡萄�园——�在那里，她与她母亲和在家度假的彼得·施特劳斯一家人一起度过了一段珍贵的时光。然而，仅仅四天后，普拉托·卡切里斯就打电话告诉她，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命令她回华盛顿听琳达·特里普的录音带。“这是我一直害怕的时刻。”她说，“我不知道如何应付它。整件事让我十分紧张不安。除了坐牢，特里普录音带的公开是我最痛苦的梦魇。”
9月3日，莫妮卡和她的律师雪妮·霍夫曼到达华盛顿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开始了听她和特里普之间20小时对话的“曲折”历程。整整三天，她都坐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密闭房间里，听录音带的副本，同时更正和突出他们想要删除或编辑的记录和个人评论。对莫妮卡来说，“它是羞辱的，痛苦的，它真正地打开了我对琳达·特里普的仇恨和愤怒之泉。它唤醒了我对我自己和我说的那些愚蠢的东西的怀疑。那里的废话比有内容的东西多得�多——�一半的谈话是关于食物、购物、肥胖和其他愚蠢话题的。即使有关总统的内容也只是我在发牢骚”。有一次她开始大笑，并对与他们一起听的卡琳·伊莫古特说，她无法相信调查基于如此琐碎的废话。
然而，有一个人对它的态度十分严肃。当莫妮卡坐着听自己向特里普抱怨那个“坏家伙”时，总统在爱尔兰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它是无法辩护的，我很抱歉。”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道歉，莫妮卡当然没有听到，因为她正在仔细地听着录音带。
她听得越多，也就越是清楚地意识到，在1月琳达·特里普第一次去独立检察官办公室时，她向他们提供的，是有关1997年10月、11月和12月发生的事的一个高度变色的、仅仅部分的版本。许多重要的谈话——特别是有关维农·乔丹介入她寻找工作的谈话，它清楚地显示，这位律师在莫妮卡卷入葆拉·琼斯案件之前就一直在帮助�她——�不在那儿。
关键谈话似乎被遗漏的事实使她怀疑，特里普有可能处理过录音带，删掉了某些关键谈话，特别是为了让莫妮卡余下的评论显得更戏剧化，更具阴谋色彩。莫妮卡“坚信琳达·特里普在与斯塔尔见面时误导了他们。我从她的证词中看到了这一点。她正好扭曲了一切，使它们显得比本来的样子阴险”。
在听录音带过程中，同样让她既震惊又烦恼的是，牵涉到维农·乔丹的证据非常之少，而特里普的观点——比如有关凯瑟琳·威利�的——�常常与“谈话要点”吻合得相当好。她认为，斯塔尔和他的副手们仅仅通过听录音带就应该已经意识到，她和特里普的谈话反映了“谈话要点”备忘录中讨论的问题，从来没有第三者——比如一名律�师——�卷入其中。
然而，最让莫妮卡担心的是，她说了一些伤害自己家人的话，他们有可能听到这些话的想法让她近乎疯狂。确实，她觉得自己如此丑恶和羞耻，于是当这个过程继续时，她不想再看身边的那些人，甚至不想和他们说话。“我觉得很恐怖——我无法相信我的话，我关于我爱的人说的那些愚蠢、残酷的东西。我十分担心我会毁了每个人的生活。”在比较低的程度上，录音带中显露出来的她的个性也让她感到烦恼：甚至检察官也无法相信，和她一起坐在房间里的这个女人就是录音带上的那个女人。
这三天中的最低谷是她被迫听自己在电话中向特里普哭泣。“我流下了眼泪。”她承认，“我已经忘了这个关系使我陷入了多大的痛苦。我只是无法相信，有人会如此残酷地录下那种痛苦。”
除了不得不忍受由听录音带引起的痛苦感受，莫妮卡还必须面对检察官们从她电脑的硬盘中得到的文件。这些是她在1997年圣诞节前那个疯狂的时期写给总统的信，大部分没有发送出去。不满足于蹂躏她身体的斯塔尔的副手们现在正在侵入她的精神。他们已经揭开了她的性生活，解剖了她的性格；现在他们想要仔细检查她的灵魂。这是一种过分的侵扰。莫妮卡开始哭泣，随后冲着伊莫古特尖叫：“这是完全错误的！你难道不知道，别人是不允许读这个的吗？”她的律师雪�妮·�霍夫曼同样很愤怒。面对如此的愤怒，伊莫古特向他们保证说，这些文件会被锁起来，并指出，它们也许不会出现在最终的报告中。
自从得到豁免以来，公开证据的问题就一直折磨着莫妮卡。甚至在她签署豁免协议的当天，她就希望得到斯塔尔的书面保证，他们同意编辑或删除私人内容，尤其是有关她家人的评论，这些与调查无关。虽然没有得到这样的承诺，莫妮卡的律师向她保证，这不会有问题。
在所有那些泄露事件发生后，她不再相信伊莫古特的保证，所以当她8月26日提供她的“性”证词时，她把它看成是与独立检察官办公室讨价还价的最后筹码，她希望独立检察官办公室给她一份书面协议，保证她家人的隐私——已经剩下不多了——不受侵害。她的家人同样很渴望得到这份协议。莫妮卡写信给斯塔尔，请求他公开的内容尊重她家庭的隐私。他没有屈尊答复。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亨利·海德也没有答复，她在委员会作出向公众公开特里普的录音带的决定前以类似的笔调给他写过信。（讽刺的是，公众对斯塔尔报告过分渲染的、渴望的、甚至色情的风格的激烈反应让国会极为震惊，于是司法委员会命令特里普的录音带在公开前必须接受严格审查。）
最后，在9月9日斯塔尔向国会提交报告那一天，检察官们和莫妮卡的律师们聚在一起讨论了双方都能接受的删除方案。比如，斯塔尔原来希望列出莫妮卡所有爱人的名字，以建立她与总统证词相比的可信度，但最终，国会删去了他们的名字。
当案件终结之时，莱温斯基只是一位无助的观众。在这份长达453页的报告中，斯塔尔最初受委托调查的白水土地交易丑闻仅仅被提到了四次。他的火力几乎完全集中在总统与莫妮
卡·莱温斯基的关系上。报告总共列出了11项可能的弹劾理由。莫妮卡得到的则是：过去一年中，她的隐私、她的性生活、她的精神和她的灵魂都受到了肯尼斯·斯塔尔、白宫和大众传媒的探索和开发。她近乎绝望地意识到，甚至她的将来也已经被夺走了。
与每一个卷入这个案件的人一样，当身穿制服的警官们把斯塔尔报告和独立检察官在四年的调查中搜集起来的18箱相关材料——“一卷卷的罪恶”，正如一位才子评论的那样——送到众议院时，莫妮卡是一位无助的观众。在他453页的报告中，斯塔尔最初受委托调查的白水土地交易丑闻仅仅被提到了四次。他的火力几乎完全集中在总统与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关系上。报告总共列出了11项可能的弹劾理由，包括作伪证、破坏证据、妨碍司法公正和滥用职权。根据美国宪法，是否弹劾克林顿取决于他是否在事实上犯了“叛国罪、受贿罪或其他重罪”。现在轮到国会作决定了——独立检察官的报告是否有足够的说服力来执行那个程序。
几乎立刻，总统的律师大卫·肯达尔回击了这份报告，他说：“这是私事，无法构成弹劾理由。这份报告中的猥亵的断言仅仅是为了羞辱、伤害和在政治上攻击总统。”自然，这个评论没有击倒肯尼斯·斯塔尔，他在他的报告中写道：“考虑到他的高级职位必须承担的巨大的信任和职责，总统有责任证明，他的行为始终遵循着这个国家的法律。”作伪证和妨碍司法公正，他继续写道，“是十分严重的问题。当这样的行为发生在美国总统身上时，我们相信这些行为‘可以构成弹劾理由’”。
在整个国家看着这出大戏上演时，总统又一次表达了自己的懊悔，9月9日当天，他在佛罗里达对一位听众说：“我让你失望了，我让我的家人失望了，我让这个国家失望了。但我在努力更正这一切。我决心不让任何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两天后，在众议院投票决定在互联网上公布这份报告后，悔恨不已的克林顿在华盛顿的一次祈祷早餐上发表讲话说：“我不认为可以用一种迷人的方式说——我错了。”然而，他确实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了道歉，不仅向他自己的家人、朋友和同事，还第一次向莫妮卡和她的家人。“这对我很重要。”他说，“我希望每一个受到伤害的人都知道，我的悔恨是真心的：首先最重要的是我的家人，还有我的朋友，我的职员，我的内阁，莫妮卡·莱温斯基和她的家人，以及所有美国人。我请求他们所有人的原谅。”
自从1月那些黑暗日子以来，他已经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当时他对他的高级助手们说，莫妮卡只是一个昏头昏脑的家伙，她有关他和她之间有关系的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可以理解，莫妮卡认为他迟到的道歉“晚一天，贬值一美元”，虽然“我很高兴他确实承认了我自己和我家人承受的痛苦”。
9月21日，当他对大陪审团所作的视频证词公开时，一切变得明了，他确实理解他们经历的一些东西。看着它，莫妮卡为他对她支持的程度感到惊讶，甚至“震惊”。“我很震惊，因为这一次不仅仅是政治家在说话。那里有我曾经一直认识的比尔·克林顿的眼神。这是一个让人精神振奋的变化。”在这份证词中，她相信，当他批评斯塔尔的检察官们对待她的方式时——仿佛她是一名“重罪犯”，他是作为一个男人、而非一位总统在说话。他指责琳达·特里普“在背后捅了她一刀”，还说她卷入葆拉·琼斯案件“让我很伤心”，他把这个案件描述成是他的政治敌人资助的一个伪造的诉讼。
然而，作为一位政治家，他在承认自己与莫妮卡关系的性和浪漫方面上非常慎重。他说，他没有赋予她送给他的领带任何特别的意义；虽然他承认与她有“不合适的亲密举动和性玩笑”，但他否认他的行为构成了他所理解的性关系。正是这个争论——分析句子，围绕单词“是”和“单独”的定义扭来扭去——让大多数人充满了怀疑。它也给了喜剧演员不少欢乐时光。
总统对她的支持和他的悔悟使莫妮卡的灵魂得到了些许安慰，但没有什么可以治愈斯塔尔报告给她带来的感情上的伤害。当报告在互联网上公布时，莫妮卡在纽约和母亲在一起。当她看到它时，她表达了自己的惊慌，她一边浏览报告一边评论其中的某些段落。她母亲让她大声读出斯塔尔的话，但莫妮卡太窘迫了。“整个世界都在阅读我的女儿。”玛西娅惊讶地评论说，“你却不能告诉你母亲？”
莫妮卡的窘迫是可以理解的。报告引起了恶劣的阅读，不仅因为其中大量的性细节，包括雪茄那件事，也因为它使用了甚至是最私人的材料。她给“英俊先生”的没有发出的信——卡琳·伊莫古特曾经说也许会被忽略——带着它们所有浪漫的、自我放纵的荣耀感被印了出来。不仅如此，尽管她当时还不知道，她的“性”证词——另一次被假想为秘密的询问——几个星期后被全文印了出来。
此外，报告中出现了很多错误。莫妮卡已经指出了它们，但是由于它是匆忙写成并提交给国会的，它们根本没有得到纠正。比如，她的朋友凯瑟琳困惑地打电话问她，为什么她从来没有说过她从1995年以来一直在接受治疗——斯塔尔报告上是这么说的。莫妮卡解释说，这是一个打印错误；她要到1998年1月丑闻曝光后才开始接受治疗。这样的错误看似微不足道，但事实上它们有时候极为重要：一些民主党政治家后来争辩道——完全错误地——莫妮卡的证词与总统不同是因为她使用了三年抗抑郁症药物。在《名利场》中记者雷纳塔·阿德勒
公开表达了对独立检察官巨著的不屑：“肯尼斯·斯塔尔的这份六卷本报告……在许多方面是一份完全荒谬的文件：不准确，盲目，有偏见，组织紊乱，不专业，文法混乱。”
在他的调查中，肯尼斯·斯塔尔没有与莫妮卡·莱温斯基见过一次面，但她觉得他侵犯了她，玷污了她——不是在身体上，而是利用他的法律和宪法权力剥掉了她的每一丝尊严和人格。“他的报告让我很受伤。我真的觉得被强奸了，身体很不舒服，似乎每一个看我的人都只会想着我在口交。我只是觉得这个世界把我看成是一个妓女。
“这很痛苦，很羞辱。这让我更加确信，没有人把我当作一个人来关心，没有人把我看成是一个人。我只是用来得到总统宝座的一个人质。”
报告在互联网上公布后的最初几天内，她伤心到了极点。渴望帮助她的母亲和继父带着她和拉比·马克·格鲁布一起在纽约吃了顿饭，后者和她单独交谈了几分钟，给她带来了一些精神上的安慰。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她需要很多帮助和指导，特别因为似乎国会打算不仅要公布琳达·特里普录音带的文字版本，还要公布声音版本。自从她听到自己在电话中哭泣和发誓的录音后，这一直是她最害怕的事。
莫妮卡希望在录音带公布前发表一个声明，为她引起的麻烦公开向她的家人，向总统，向希拉里和切尔西·克林顿，向美国人民道�歉——�至少这时人们可以在她能够控制自己说话的情况下听到她的声音。但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因为独立检察官办公室想要审查她的发言。
令人惊讶的是，直到11月3日国会和参议院选举之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一直没有公布录音带。人们普遍预期，这次选举会反映出这个丑闻对民主党的负面影响——9月，身为克林顿支持者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在参议院攻击总统的行为“可耻和不道德”时赢得了持续的喝彩。事实上，共和党在选举中出现了不寻常的倒退，炫耀的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随即辞职；作为克林顿长期以来的激烈反对者，金里奇也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成员。
莫妮卡知道录音带即将公开，它们会引起的伤害让她发狂，她曾经打算吃一颗安眠药，在床上睡一天。结果，她的朋友内莎在感情上拯救了她，带她出去了一天，以把她的注意力从不可避免的公开中转移开。
正如她所担心的那样，莫妮卡最关心的人正好是受伤害最深的�人——�不仅因为斯塔尔的报告，也因为特里普的录音带。最悲哀的结果之一是，父亲与女儿之间似乎已经弥合的裂缝重新出现了。伯尼已经发誓再也不看、不听有关女儿的任何消息，但每次打开电视或广播时，他还是忍不住听更多痛苦的细节。对他来说特别痛苦的是一次谈话录音，其中莫妮卡向特里普谈到了她长大时学着欺骗她父亲的事。“她说到了与家庭有关的事。”他说，“我希望我永远也不会听到全部。我听到的一小部分已经让我很震惊，我对她说的某些东西依然非常发狂。”
玛西娅没有那么激动，因为她已经厌倦了莫妮卡和她家人不断的、挑剔的批评，录音带上几乎没什么东西能够让她感到不安。“我了解莫妮卡，我知道她有多么爱她的家人。六个月之前很伤人的那些东西现在影响小多了，因为我已经放弃了对任何人期待人格。隐私的缺乏已经如此彻底，如此伤人，今天，没有人可以揭出有关我们家会让我震惊的任何事。”
然而，当她听到莫妮卡在录音的某一段中哭泣时，她确实发现了痛苦，因为这让她想起了1997年秋天那些可怕的日子，当时她女儿的世界正在坍塌。她承认：“这是很少人知道或关心的一些事。我知道，她的朋友和家人知道，她忍受了怎样的痛苦。她生活中的这整个故事给她带来了如此多的苦难，有些是别人故意造成的，有些是自己造成的，她在某些她不应该做的事情中投入了这么多。”
时间的流逝几乎没有冲淡莫妮卡的内疚和痛苦。有时候她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传唤，随后痛苦重新燃烧起来。一天早上吃完早餐，她听到著名的心理学家乔伊斯·布拉德博士在《今天》电视秀中谈论斯塔尔报告，他问观众：“你能想象一个年轻男子把莫妮卡·莱温斯基带回家，对他父母说‘我要和莫妮卡·莱温斯基结婚’吗？”这个尖刻的评论让莫妮卡无法承受。她倒入了歇斯底里的哭泣中，痛不欲生。
过去一年中，她的隐私、她的性生活、她的精神和她的灵魂都受到了肯尼斯·斯塔尔、白宫和大众传媒的探索和开发。听着布拉德博士的话，她近乎绝望地意识到，甚至她的将来也已经被夺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