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洛杉矶市郊布兰特伍德的人们，对于这样的景象早已见怪不怪了：排成长列等待着的警车车队，漠无表情的摄影师，从租来的豪华轿车中不情不愿跑出来的名人刹那间遭遇闪光灯无情地扫射。在1994年，布兰特伍德也有过那么一个被关注的时期，那是因为这是�O·J·�辛普森杀妻案案发现场，当这个“世纪大案”在市区的法院里审理的时候，超过一年时间，媒体常常在这条安静的街道上逡巡。现在，第二个这样的大案出现了，媒体再度随之而来。电视台工作人员和摄影师霸占着伯尼·莱温斯基邻居家前门的草坪，等着莫妮卡回家。
对于她来说，2月上旬从水门公寓离开的时刻简直是一个“噩梦”。为了逃避那些注视，她和比尔·金斯堡一起坐飞机去洛杉矶，生平第一次坐头等舱。摄影师和记者注视她的一举一动，记下她吃下的每一口食物。现实和新闻报道之间差异很少有这么大。《纽约邮报》就体现了这点，这份以保守著称的报纸用了这样一个大标题“令人疯狂的性感女妖回家了”。
一到洛杉矶，她和比尔·金斯堡就被早已等在那里的警察护送着飞奔出机场，在一整队机动部队的护卫下，一路警灯和警笛开道，终于到了伯尼的家里。甚至回家，也成了众人拍照的机会，好像这是在刻意显示莫妮卡也有一个家，也是一个人，也有着正常的情感，而不是一个从贝弗利山上专程下来引诱总统的小淫娃。
和往常一样，金斯堡依然是这些仪式的主持人，将自己那些难得的想法强加给媒体马戏团。不过，即使后来承认在这个场合中公共关系很有意义，父亲和女儿当时并不想表演。伯尼说，“比尔在电话中告诉我们，当莫妮卡的车停下来，她会在外面的草坪上向你问候。我们感觉像是电影演员，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当金斯堡吩咐莫妮卡下车投入伯尼的怀抱的时候，她也同样表示不喜欢这些。“这是很私人的，”她说，“我不想把我的感情展现给全世界看，我们都不喜欢这样。不过，我后来客观地去看，这样父女团聚的场面，的确能赢得同情。”
即使如此，金斯堡也有点搞砸了场面，他告诉记者说，莫妮卡回到父亲身边，就像切尔西在大学第一学期结束后回家去看克林顿那样。这个评论让莫妮卡极为“讨厌”，她强调，“我知道对于总统来说切尔西是多么珍贵，她的私人生活是多么重要，我从来都不想以这种方式跟她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莫妮卡认为金斯堡很多言行都有问题，再加上他喜欢上镜，渐渐地，这个“伯父金斯堡先生”和他年轻的委托人之间的关系有了裂痕。
然而那时，莫妮卡、伯尼、芭芭拉只是拥抱在一起、又哭又笑，分享着丑闻爆发后三个人在一起的最初时光。对于莫妮卡来说，“看到爸爸，就像在海上迷失方向的人突然看到远处的灯塔一样。我们哭作一堆。见到他让我感到踏实，我需要他。”一大群记者等在外面的时候，莫妮卡一家坐到餐桌前，一边吃着伯尼的拿手菜（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优秀厨师），一边试图理清楚最近几个星期发生的事。
他们没有详细谈论这个法律事件，因为他们怀疑这栋房子被FBI监控了，如果他们讲了什么不恰当的话，伯尼可能会收到斯塔尔的传票。“大家情绪都很激动，一起哭泣，互相给对方鼓励。”伯尼回忆道，“这是一次感情充沛的会面，因为大家都感到很痛苦，我们的家庭生活被如此恶意地撕裂。莫妮卡尤其需要和他的爸爸好好谈谈。”
莫妮卡在洛杉矶的大部分时间被关在房间里，虽然每天她都能躲过别人的目光，爬上楼上的天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阳光照在脸上的感觉。芭芭拉发现，“那么多人站在屋子外面，太具有侵略性和危险性了。”一天晚上，他们一家就完全领教了媒体暴徒们的力量。那天他们去附近一家叫做“洛杉矶农庄”的餐馆吃饭，等他们出来的时候，看到十几架摄像机和照相机在外面等着他们。
当伯尼去开车的时候，莫妮卡和芭芭拉试图走出这些机器的包围，天真地以为人们会给她们让出一条路。然而她们被焦躁的人群吞没了，一个摄影师牢牢地抓住莫妮卡不让她走。最后，伯尼一下子把几年体能锻炼积累的力气都使了出来，推开车门，她们才能够成功逃脱。“我可真是吓坏了。”莫妮卡说。
这还不是他们最糟糕的经历，第二天，他们的车沿着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被一辆满载记者的车给撞了，芭芭拉身体猛向前倾，受伤了。这时，本地KNBC电视台的直升飞机在他们头上盘旋拍摄，他们打电话报警，警察建议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呆在车里，因为这次车祸是记者们的一个策略，迫使他们离开车，让他们能够拍照。值得赞扬的是，本地的媒体评论员都为同行的所作所为惊骇不已。有人指出，莫妮卡遭遇的追捕比新近威尔士公主遭遇的更残酷粗暴。《华盛顿月刊》编辑查理·彼得谈到媒体的狂暴时说，“几个月以来，他们就像得了神经病一样，这是我这辈子看到的最过分的报道。”
肯尼斯·斯塔尔和媒体一样，也在追逐着莫妮卡，想在她的生活中找到足以定罪的线索。在莫妮卡去洛杉矶之前，负责她案子的法律小组就要求她每天和斯塔尔代理人进行一次会面，这是赦免协议的一部分。
不只是媒体马戏团闻到了血腥味，斯塔尔现在磨刀霍霍准备动手。在莫妮卡出发去洛杉矶前，她和她的律师团同意了斯塔尔方面提出的，作为豁免协议的一部分，她要在那里每天接受他们4小时的面谈。
然而，文件上的墨迹还没干，斯塔尔就变卦了。2月4日，星期三，表面原因是因为莫妮卡拒绝指控总统要求或协助掩饰，斯塔尔撤回了他的赦免令。同时，他还要求和他的主要证
人面谈。“没有什么比和证人面对面对了解案情更好的了，”他对记者们说，“问一些细节，把答案跟证据对比，如果需要，还会测谎。”
金斯堡又在四处奔走，他递交申请，要求执行豁免的书面协议。他知道斯塔尔的这个决定意味着策略的改变：他现在试图独立寻找特里普录音带上记录的故事的证据，他要把莫妮卡的家人、朋友和白宫的同事都叫到大陪审团面前。这不仅能证实他关键证人的可信性——现在依然可疑——也能让莫妮卡在将来的赦免协议中丧失一部分谈判资本。
斯塔尔的这个“挤压策略”，让莫妮卡滑到了绝望的边缘。她拒绝忍受他缓慢的法律折磨。她不知道，对于斯塔尔来说，这个决定不仅是一个法律事务，也带着私人情绪。就像评论员彼得·马斯指出的那样，“斯塔尔的办公室里的空气明显带着一种清教徒式的挫败感和怒气，自从莱温斯基拒绝携带窃听器，他们就决定一定要她为她的固执付出代价。”
当莫妮卡为她的性道德、她的忠诚和她的原则受到惩罚的时候，背叛她的特里普却受到了斯塔尔方面的宠爱，他们给了她一间安全的房子，还答应让她保留那份8万美元年薪的政府工作。斯塔尔手下的一个调查员鲍伯·比特曼告诉莫妮卡，当他们去特里普家里的时候，她如何给他们做美味的点心，如何端上满盘的糖果。如果他讲这些是存心想伤害莫妮卡，那么他成功了。
斯塔尔目光锐利地盯着莫妮卡生活中每一个微笑的地方。他不满足于用一纸搜查令让莫妮卡交出电脑和磁盘以作调查之用，甚至要求扩大调查她的弟弟以及父亲。她的母亲已经彻底输掉了避免出庭作证的战争，她觉得自己好像行走在一条语言的雷区。她竭尽全力不伤害女儿，但是知道自己必须说实话。
斯塔尔开始动真格的了，第一步就是在1月底，两个FBI探员事先没有通知就去了迈克尔就读的大学。丑闻曝光的几天前，莫妮卡通过联邦快递给她兄弟送了一件毛衣。这些探员认为这个清白的包裹里面可能会有总统送给莫妮卡的礼物，她想把它交给兄弟保存以测安全。他们知道金斯堡是这个家庭的律师，他们还是去了卡耐基·梅隆大学，在迈克尔的寝室里对当时才20岁的他展开询问。他们问他是不是知道莫妮卡的行动，其实是想探听他什么时候和她一起在华盛顿。当他们离开以后，迈克尔打电话给金斯堡，告诉他自己被迫接待了这些不受欢迎的客人。律师非常生气，他告诉迈克尔，没有他的授权，他不必回答任何人任何问题。“我感到很害怕，”迈克尔说，“我想我大概把事情搞糟了，但是当FBI探员站在你家的门口，向你出示他们的警章的时候，你的本能反应就是如实回答他们的所有问题。”
斯塔尔目光锐利地盯着莫妮卡生活中每一个微笑的地方。他不满足于用一纸搜查令让莫妮卡交出电脑和磁盘以作调查之用，还要求华盛顿的Kramerbooks&afterwords书店提供1995年以来莫妮卡在这里所有的买书收据。“这是一种人权侵犯，”莫妮卡抱怨道，“好像在美国，除了莫妮卡·莱温斯基，其他人都拥有人权。我觉得我就像不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一样。”为了进一步显示他们的力量，在斯塔尔办公室的授意下，FBI开始给伯尼·莱温斯基医生施加压力。金斯堡告诉伯尼，可能斯塔尔办公室或FBI会调查他的纳税申报单，这个行动经常被用来调查洗黑钱。当他们发现这些办法没有奏效的时候，他们又把目标转向他医疗方面的税务档案，他们说他们想详细查看他医疗保险的账单。伯尼相信，“所有这些针对我们家庭的折磨和威胁，都是为了强迫莫妮卡给出他们想要的东西……在那个时候，莫妮卡没有被赦免的机会，无法逃脱监狱的威胁。金斯堡让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应付任何不测。”
对于她弟弟和爸爸的折磨已经够坏的了，然而对于玛西娅的折磨又是另外一种样子。事实上，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将面临犯罪指控，是她们在丽池卡特被折磨的几天后。莫妮卡的律师金斯堡告诉她，斯塔尔的调查官决定“让妈妈过了。”意思是他们决定不指控她犯罪。“他们一定是在开玩笑吧，”玛西娅说，“我根本不知道磁带上录了些什么，事实上我甚至都不知道它们存在。”在莫妮卡身边的那些人中，玛西娅是最容易被利用的。当她离开丽池卡特的1012号房间，她就收到了一张传票。玛西娅意识到斯塔尔想利用她来对付自己的女儿。“他们发现了她惟一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我。”玛西娅说，“要让一个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有什么比威胁他所爱的人更有效的办法呢？”
2月10日，在布兰特伍德，莫妮卡正在她父亲舒适的寓所里看电视，突然她惊恐地看到母亲出现在屏幕上，她被要求在大法官面前作证。莫妮卡太震惊了，在她出发去洛杉矶前，玛西娅的律师比利·马丁还向她保证玛西娅的出庭会被推迟。第一天，玛西娅看上去还能比较自如地应付她的出庭，但是到了第二天，她看上去狂乱又悲伤。事实上，她站在证人席上几乎要垮掉了，一个护士和一张轮椅已经为她准备好了。幸好最后她还是硬撑着自己走了出去。
莫妮卡既后悔又悲痛，她决定立刻飞去华盛顿安慰她的妈妈。临走前，她爸爸跟她在浴室外面作了一番长谈。那里是这个屋子里惟一不会被外面的人偷听的地方。伯尼热泪盈眶，动情地告诉莫妮卡自己是多么的为她感到骄傲，同时鼓励她要变得更强壮，以便安然度过横亘在前路上的那些审讯和磨难。莫妮卡的眼泪顺着她的脸颊留了下来，她回答道，“爸爸，你是我的直布罗陀岩石。”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这场丑闻还能让人得到什么的话，那就是让父亲和女儿再度亲密地在一起，过去几年中，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隐藏着一些误解和矛盾。莫妮卡认识到，“我爸爸那么支持我，这真是太好了。”同样，他们也知道，要完全修复他们的关系，还要作很多努力。
对于玛西娅·刘易斯来说，有些事情再也不会回到从前了。2月上旬在大陪审团四号房间作证的经历，是她记忆中的一个伤痕。她知道自己说出的每一个字都有可能把女儿送进监狱。当她谈到这段经历的时候，好像来到了灵魂中最黑暗恐怖的角落。她很困难地讲到在大陪审团面前的证言，费力地吞咽着空气，好像潜入了深海中一个不可测的洞穴。
玛西娅已经彻底输掉了避免出庭作证的战争，她觉得自己好像行走在一条语言的雷区。她竭尽全力不伤害女儿，但是知道自己必须说实话。举个例子，如果检察官问她那条沾染了精液的蓝色裙子在哪里，她只能——同时她也知道，远在洛杉矶的莫妮卡会在电视上看到自己，就像那天在丽池卡特宾馆的1012号房间里激发莫妮卡斗志一样，她现在也想让莫妮卡明白，在联邦大陪审团面前出庭作证，也是可能的。
第一天，她对付过去了。但是第二天，2月11日，到达法院之前，她已经惴惴不安。早上，她就读到一条恶意的评论，里面说她在某方面只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贝弗利山庄“攀岩者”，积极鼓励女儿和总统发生关系。其实，她花了两年痛苦的时光，来劝说莫妮卡结束这段关系。
第二天的反复诘问中，她被问到她祖母巴布什卡的家庭昵称“巴巴”，这个绰号曾经被莫妮卡用来称呼希拉里·克林顿。听到这里，玛西娅崩溃了。她解释自己的反应说，“这些人攻击了我整个家族，对我来说，家人是这个世界上我最重要的东西。他们跟踪我的姐姐、我的儿女和我。现在检察官居然提到我已经去世26年的祖母，我小的时候，父亲死了，母亲要出去工作，是我的祖母带大了我。
“他居然敢在这个邪恶的地方提到我祖母的名字，这太过分了。我想，他们不可能用一纸传票把我死去的祖母召到法庭上来，那么他们还能干什么？去把她从坟墓里挖出来？我害怕如果我从法庭上一走了之，他们会逮捕我，所以我垂下头开始大哭起来。你必须在23个陌生的陪审团成员面前讲话，讲那些有关你和你家庭的最隐私的事情。你家里再也没有什么事情不能拿出来摊在这些陌生人面前了。”
听讼会被迫中断，玛西娅拒绝斯塔尔手下的检察官碰她，她认为是他们造成了她家庭的种种麻烦。只有当她的律师比尔·马丁走进法院的时候，她才有一点反应。他轻轻地把她搀到洗手间，在那里，她歇斯底里发作了一通，最后虚脱倒在了地板上。
恢复平静之后，她离开了法院。比尔·马丁对聚集在外的媒体说，“没有一个母亲会被要求控告自己的女儿。”后来，玛西娅去巴尔的摩看了一个精神病专家，尼尔·布朗伯格。就算仅仅是为了感谢比尔·马丁的关心，玛西娅也要努力让自己尽快从这次创伤中恢复过来，比尔不只把她当作自己的委托人，而是当作一个真正的人。他成功说服权威人士允许她写一份书面陈述，而不用再次出庭面对大陪审团。
当莫妮卡回到华盛顿，见到她母亲的时候，她就像见到了一个陌生人。玛西娅讲述着发生的一切，好像她是一起强奸罪的受害者。她不停地哭着，而她的女儿徒劳地安慰着她。“对她来说，这真是一次黑暗、粗暴的经历。”莫妮卡说，“这是我的妈妈……我恨那些狗娘养的对她做的一切，我恨他们。”
玛西娅·刘易斯在法院里那苍白、孤独的身影给斯塔尔带来了不少麻烦。他利用母亲对付女儿的策略更是如此，还遭到了白宫的指责。比尔·金斯堡攻击这次对玛西娅的“折磨”时表示，“把一个母亲扔到一座火车面前，这是给莫妮卡在内的其他人一个明显的信号：我（斯塔尔）要来硬的了。”玛格丽特·卡尔顿在一篇杂志文章中指出，“现在，我们注意到，在政府控制下，我们跟自己孩子们的交谈也不再安全……在肯尼斯·斯塔尔的美国，妈妈必须说，或者离开。”
看到前妻孤独无助地从法院中走出来，伯尼·莱温斯基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应该站出来为这个家庭说一些话。因此他告诉金斯堡他将和芭芭拉·沃尔特一起上ABC电视台，第一次接受电视采访。律师最初犹豫了一下，但是还是答应了。（这件事后）当伯尼和玛西娅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拉住他的手，说，“这一定是每个父母的噩梦”，他立刻觉得非常同情她。在2月20日播出的20分钟的采访中，对于玛西娅遭受到的对待，他几乎不能控制自己的怒气，“利用母亲去对付女儿，强迫她开口，让我想到麦卡锡时代的审讯，如果再往前一点，还能想到希特勒时代。”
这次采访播出后，莫妮卡打电话给父亲表示祝贺。她住在位于水门公寓的黛布拉姨妈家中，当她正和父亲通电话的时候，她注意到母亲走到阳台上，一边呜咽哭泣，一边对她做着手势。玛西娅的每个动作都充满了绝望，莫妮卡被突如其来的恐惧抓住了，她觉得母亲会纵身从楼上跳下去。她冲了出去抱住母亲，试图安抚她，但是玛西娅剧烈哽咽着，推开她，说自己不想和她说话。然后就走进厨房，在地板上把自己绻成一团，号啕大哭。莫妮卡感到很无助，“我从来没有见过妈妈像这个样子，印象当中的妈妈是一个能把任何事安排得妥妥帖
帖的人，总是能给我们拥抱、亲吻，告诉我们解决办法。现在，她就在我面前轰然倒塌了。”
莫妮卡打电话给黛布拉姨妈和金斯堡，金斯堡叫她不要叫救护车，怕媒体会报道她和玛西娅的事情。最后，玛西娅平静了下来，母女俩人做了一番贴心长谈，谈到那些让她们烦恼的事情。玛西娅说，困扰她的不光是在联合大陪审团面前的那次折磨，还有后来的那些恶意的评论，他们竟然对人们暗示，说她在法院的崩溃是装出来的。还有她和黛布拉都一直担心她们的什么言行可能会把莫妮卡送进监狱里。事实上，玛西娅和黛布拉认为她们得为莫妮卡的命运负上责任的可怕念头，啃噬着她们醒着的每一分钟。“认为她们的证词可能给我带来厄运的想法，像一片乌云笼罩着我们的生活。”莫妮卡回忆道。
那天晚上，莫妮卡根本没有睡着，她很担心玛西娅的精神状况，怕她会去自杀。后来凌晨4点，莫妮卡终于睡着了一小会儿，但是不久就被隔壁她母亲房间传来的一个奇怪声音吵醒，就像一个动物在受着折磨。“我走进她的房间，她在哭泣，说她不想进监狱，害怕不断妄想着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最后，她终于让我抱住她，自始至终她都在不停地哭。”第二天，曾经在法庭崩溃后看过玛西娅的精神病专家尼�尔·�布朗伯格来她们的公寓看她，他坚持玛西娅必须照着他开的处方进行治疗。在正常的情况下，她这样的状况必须送到医院里治疗，但是话说回来，在正常的情况下，她又怎么可能遭受这样的难以忍受的压力呢。
在莫妮卡成为头版新闻人物的这一个月中，莱温斯基家中的秩序大乱，她的父母都很严肃地考虑过自杀问题，而她的弟弟迈克尔把麻烦都憋在了心中，“我背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无论我遇到什么，我都把它扔进我身后的背包中。”他简单地说。至于她的朋友们，凡是与她通过电话的人都接到了调查通知，甚至把他们所知道的所有事情，全盘招供了。
当斯塔尔的调查员胁迫她的弟弟，骚扰她的父亲，把她母亲逼到崩溃的境地，这一切莫妮卡被迫袖手旁观。而她也不得不无助地看着OIC把她的朋友们传唤到大陪审团面前。这对于她来说，真是可怕的时光。他们拿走总统送她的礼物，念她的私人邮件，听她最毫无防备的隐私的对话，调查她的读书目录，搜查她的住处。现在，他们不满足利用母女关系，还想考验她和朋友们的友情。
每天，她和她的母亲都会坐在电视机前，看着那些她们关心的好朋友——例如贝蒂·科林斯——被传唤到法院，每次看到这样的景象，她们都心中刺痛。她没办法知道谁接到了电话，也不知道他们会说些什么，更不知道他们怎么看待丑闻中的她。作为一个天然的悲观主义者，她认为他们都会轻视她，因为她投入的这场恋爱，因为她差点让总统下台，更因为她把他们牵连进了这团混乱中。
她母亲这样描述她们一起坐在电视机前等着坏消息的场景，“莫妮卡把电视调到新闻频道，然后坐下来盯着屏幕。一辆车门打开了，开始你看不清出来的是谁，当他们走近的时候，摄像机会推上去，可能你看到的是一个金发女人的脸，莫妮卡就开始哭，‘哦，上帝啊，是阿希莉。’无论是谁，她都会泪流满面。他们成天跟踪她已经很过分了，她最不能忍受的是，还要看着朋友们一个个被传唤去受审。而他们的惟一罪行就是没有拒绝听她的倾诉。”
讽刺的是，就在莫妮卡感到对不起内莎、凯瑟琳、阿希莉和其他朋友的时候，她们也同样觉得被迫供出朋友的隐私是一件很肮脏的事情，同时也明白他们的证词可能会把她送进监狱。在结束庭训之后，有几个朋友通过他们的律师向莫妮卡传达了她们对她的爱和支持，这是这片悲哀的海洋中仅有的安慰了。
内莎是她知己中第一个告诉全世界，莫妮卡拿总统的一根雪茄干了什么。内莎记得，“我出庭作证的某个时刻，突然出了一身汗。我意识到自己在对着一屋子的陌生人讲自己朋友的事情，而那些人因为她和总统发生了性关系就想定她的罪。”
内莎、阿希莉、黛布拉和其他很多人被迫如实说出他们和莫妮卡私下交谈的内容，顾不得那些是不是对她有害。对于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来说，情况更为复杂，因为她那时住在东京。她不仅接到了一张传票，连她在五角大楼工作时用来和莫妮卡互发邮件的那台电脑都被要求检查。3月中旬，当FBI探员正在努力搜寻她电脑硬盘中的内容时，凯瑟琳也从东京飞到了华盛顿。17日，她必须在大陪审团面前提供证词。她发现这个经历是一次让人难堪的羞辱。“简直糟透了。我不是一个假正经的女人，但是在莫妮卡的性关系这个问题上，他们也问得太详细了。我觉得回答这些问题，就是冒犯了她。我觉得在一群陌生人面前谈论另一个女人是不对的，令人厌恶的。”
“更坏的是，我感觉他们在利用我抓她的漏洞，迫使她顺服，证明她在书面陈述中撒了谎。那太可怕了。他们想起诉她，让她告总统的密。在法庭上有一刻，我想，‘天哪，我在这儿帮这些人扳倒美国总统。’”
就好像冒犯别人是一件很绅士的事一样，OIC探员打印出了她电脑里所有的邮件，不管对于这个案子是否合适。然而这些对斯塔尔的调查没有丝毫帮助，因为之前她已经删掉了部分
信息。很幸运，凯瑟琳聪明地保存了那些莫妮卡提到维农·乔丹和找工作的信件。这些信件表明，在葆拉·琼斯案把莫妮卡牵涉进来之前，乔丹律师就已经在帮她找工作了。不可原谅的是，斯塔尔手下的调查员无视凯瑟琳和她律师的抗议，把她的一些有关家人的私人信件公开了，其中有些写到她对丈夫克里斯的感觉。后者在特别调查官的国会报告中也有提到。
这件事情对凯瑟琳是毁坏性的打击，“我一生当中从未如此愤怒。”她说，“把你的私人情感向全世界公开和朗读，简直令人发指。我发现很难处理这个问题，我恨政府，恨他们在这个案子中对人们所作的一切。上次我说服自己参加投票。因为我父亲是英国人，所以我正郑重考虑是否要放弃美国国籍。”克里斯是一家企业的主管，他也强烈感觉到他们的隐私被“无耻地”侵犯了。“我们在这场闹剧里纯粹是次要人物，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我们的公民权利被这些奇怪的政治程序践踏了。”
有趣的是，通过莫妮卡、凯瑟琳和其他人的经历，全世界使用电脑的人都从斯塔尔调查中学会了，“老大哥”在监视着一切。现在，许多公司教导员工写机密邮件时要当心，好像有人正站在你背后看你写的东西。
所有被迫踏入“斯塔尔王国”的人都很快看到美国梦的黑暗一面，这非常重要。莫妮卡的朋友们都是有着自由意志的、守法、富裕的中产阶级白人。他们都开始了解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政府、司法部和媒体有着无节制的权力。举个例子，玛西娅·刘易斯通过她的朋友比�尔·马丁�——她坚定的非裔美国律师——了解了另一半人的生活。他们一直生活在恐惧当中，每天都要面对种族主义的镇压，尤其是针对黑人的。“当我和比尔一起在附近散步的时候，有人上来拥抱我，对我说‘你是我们中的一员。’”她清楚记得那些人既不是媒体，也不是富裕的美国人，而是这个社会的另外一些受害者。
事实上，从1月21日，事件爆发以后，莫妮卡就是一个主要牺牲者，她好像被流放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由丹·拉瑟统治的静止而黑暗的世界。每天早上8点左右起床，拿半个百吉饼、一份奶油芝士和一杯咖啡当早餐。看CNN的新闻或者在父亲的电脑上上网，生怕错过了有关她的任何消息。
中午，在吃“体重控制者”的“瘦身特餐”午饭前，她会一边踩着锻炼的单车，一边把电视调到法制节目《真相重担》，这个节目在这段时间一直关注着斯塔尔调查的进展。“我没有耐心看报纸，我集中不了注意力。很多时候，我想着这个案子，觉得很迷惑。我就好像上了一个法律速成班。”
晚上，她不停地换着电视台，看着一些类似于《拉里·金现场》、《Geraldo》等节目，那些节目持续报道一些最新的法律事件，只有她能看懂其中的重要性。她的新生活方式是一种多余的受虐心态，也反映了她的性格，她想要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想惩戒自己，因为她不得不无助地看着自己的生活被一点点撕碎。
每天这样寻找着有关的信息，她常常能听到电视专家诋毁她的生活方式、她的衣服和她的品德。“在他们眼中，我是一个伤心、可悲的失败者，喜欢出风头，弄出了一段跟总统的不光彩关系。”当然，如果莫妮卡不去注意她的法律小组在做什么事情，不去看电视，她可能不会那么痛苦和烦恼，但是，这不是她的处世方式。从三月中旬开始，她会去市区内特·司贝斯的办公室，帮忙整理和调查有关案情的资料，就像一个治疗专家在对付一个重病那样。
如果说觉得自己还有用，对于莫妮卡来说是一种安慰，那么更大的安慰来自那些如雪片般飞来的信件，百分之七十的信件中里面写满了同情。但是法律禁止她给那些祝福者回信。其中一封特别的信吸引了她的目光，这是一个女演员写来的，她叫雪莉·丹苏克，住在纽约。她也被独立律师的工作组找过，也很担心，不知道该做什么。她说她不是和总统谈恋爱，而是和其他名人有过违法的关系。她想知道莫妮卡的律师比尔·金斯堡是不是也愿意帮助她。一开始，莫妮卡和她妈妈都认为，这个女演员是想通过雇佣目前美国最炙手可热的律师——金斯堡——来出名。
然而几周后，三月上旬的一天，莫妮卡又收到了丹苏克女士寄来的一封信，里面附了一张斯塔尔发出的传票的复印件。莫妮卡为自己的误会感到对不起她，不顾母亲的反对，她把这封信转交给了她的律师纳瑟尼尔·斯派兹，后者把它交给了一个在华盛顿的律师朋友基思·沃特斯。事情暂时告一段落。
就像一个复仇女神一样，特里普一直想要故意刺痛莫妮卡。1月份丑闻爆发后，特里普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出现时，穿着莫妮卡送给她的一件外套。而7月，她出现在大陪审团面前的时候，她带着一个莫妮卡送给她的盗版的Chanel的手袋。10月，就在莫妮卡宣布接受电视访问不久，特里普还接触了这个节目的制作人，试图获得她自己的出镜机会。
几乎同时，莫妮卡遭遇了两个剧烈打击，这让她的精神彻底掉到了谷底。第一个是她看到贝亚尼·内尔维斯，克林顿总统身边的干事第二次被传唤到大陪审团面前。她震惊地看到他系着她第一次送给总统的领带。她立刻想到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总统要求“内尔”系上自己的领带，为了给莫妮卡一个信号，让她不要放弃对自己的支持；另一个是总统根本不在乎她，把她送的礼物随便给别人。而她悲观地相信后者更为可能。
第二个打击发生在几天之后，用心更为险恶。她的发型师伊什米尔·戴米尔打她电话，告诉她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前不久，莫妮卡去他那里把头发剪短时，尾随的记者和摄影师，透过发型沙龙的玻璃拍到了她和她的发型师，这件事让伊什米尔突然名声大噪。琳达·特里普找了他，她用化名和他的托卡沙龙签订做发型的协议。所以他必须跟她接触，不然她就能投诉他破坏协议。莫妮卡的律师听说了特里普也去了，他建议莫妮卡不能再用这个她很中意的发型师了，以免把他牵涉到这个案子中来。这件事看上去似乎非常细小琐碎，但是对于莫妮卡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她觉得伊什米尔是那个快乐的过去的一部分，但是现在，似乎世界上每一样原本属于她的东西，现在都属于别人了，属于那些新闻记者，属于那些审判员。
这已经不是第一回了，就像一个复仇女神一样，特里普一直想要故意刺痛莫妮卡。1月份丑闻爆发后，特里普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出现时，穿着莫妮卡送给她的一件外套。而7月，她出现在大陪审团面前的时候，她带着一个盗版的Chanel的手袋，那是莫妮卡跟着国防部去韩国出差的时候，给她带回来的。最近，1998年10月，就在莫妮卡宣布她将接受电视访问不久，特里普还接触了这个节目的制作人，试图获得她自己的出镜机会。
5月12日，星期四的晚上，还在为那些事情烦恼的莫妮卡，和她的律师团一起去华盛顿的山姆·哈利牛排店吃晚饭，基思·沃特斯和他们一同去，他当时在帮雪莉·丹苏克打官司。当他们大快朵颐的时候，纳瑟尼尔·斯派兹神秘地俯身告诉莫妮卡，丹苏克是“JaneDoeNumber7”，葆拉·琼斯案中排在她下面的那个女孩。
这个消息对于莫妮卡来说，简直就是噩梦成真。这意味着总统在和她交往的同时还和别的女人有染。她被愚弄了。莫妮卡冲进洗手间，不可抑制地呜咽了起来。“如果有一个JaneDoeNumber7，”她说，“那么就是说他对我讲过的每句话都是废话，对他来说，我什么都不是，这整整两年的关系只是一场闹剧。在经历了那么多痛苦忧虑，冒了那么多险以后，我还要被这些念头折磨。我想也许他更在乎她，更喜欢她，他们上过床，他甚至可能会说爱她。”
泪流满面的她回到餐厅，要求回家。但是那些律师们还没吃完，不愿意走。金斯堡还粗暴地叫这个哭泣的女孩不要丢人现眼。她伤心地坐在那里，决心结束这一切：她觉得自己已经彻底走到了路的尽头。“我决定回家自杀，我受够了。”
当她回到公寓，她犹豫着是服药还是割腕。她思考着这两个选择，打电话给她的医生苏珊。“我当时很歇斯底里，是她救了我。我从来没有和死亡那么接近过，我不知道怎么再走下去，她让我平静了下来。在那一刻，我已经站在悬崖边上了，是她把我拉了回来。”
“对美国总统那份没有回报的爱情，把我逼到了自杀的边缘。我觉得我的生活结束了，我感觉不到自己还剩下什么。生存的意义是什么呢？什么都没有。”
和苏珊医生通完电话，莫妮卡上床睡了。第二天早晨，当她醒过来的时候，她对生活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她现在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她都能走过去。可能她仍然会被什么事情打到，但是她永远不会被压垮，这是她人生的转折点。此外，这件事或多或少有了一个好结局，后来她知道雪莉·丹苏克被错误传唤了，根本就没有一个所谓的“JaneDoeNumber7”。莫妮卡差点因为这个错误而丧命。
然而，有一次，她没机会思考。两个月之后，这个“水门囚犯”被允许见第一个访客，她最好的朋友、刚刚出庭作证的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莫妮卡哀求她的律师让她俩见见面。律师们对见面引起的法律后果很是担心，不过最后他们还是让步了，只是要求莫妮卡严格遵照他们的要求，不能谈论任何有关这个案子的问题。莫妮卡在非常焦虑的期待下，度过凯瑟琳来之前的日子，她不知道经过5月17日在大陪审团前的那场折磨后，她的朋友是不是还想见她。她完全不必担心。
担心房间里装有窃听器，她们就在水门公寓的会议室见面。这次重逢充满感情，两个女孩都不确定对方会如何。凯瑟琳担心莫妮卡会认为自己背叛了她，因为她被迫当了证人。而莫妮卡的焦虑是因为她想不起来自己以前在和特里普的闲聊中，有没有对好朋友发什么谬论。如果有的话，当然也会被特里普录下来，成为斯塔尔的证据。
凯瑟琳还能生动地回忆起那次见面的情景，“第一眼见到对方，我们就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哭着互相拥抱，谈到了我们的感情，我们和媒体打交道的体验，等等。我们都对为什么媒体抓着她不放而表示诧异，我们嘲笑了这一切有多么荒谬。”
对莫妮卡来说：“那天看见凯瑟琳，令我精神为之振奋。我那时知道，世界上至少还有一个我的朋友，还有一点真正的我，还有一个依然深爱着那个真正的莫妮卡的人。如果说苏珊医生保存了我的物理生命，那么凯瑟琳就拯救了我的灵魂。从那天起，我知道我能生存下来。”
当第二天清晨，莫妮卡醒来，发现自己的脸很痛。她意识到她看到朋友的时候，笑得太
多了，两腮的肌肉就疼起来了。这是两个月以来，她真正为一件事情微笑。
四月带来眼泪，也带来更多的微笑。眼泪是因为偶然想起，她无法去纽约参加母亲和彼得·斯特劳斯的婚礼。她清楚，如果她这么做，就会把一个典礼弄成媒体“水虎鱼池”的喂食时间，也会毁了玛西娅和彼得的特殊日子。
为了从她那华盛顿监狱逃离片刻，莫妮卡再次造访了在洛杉矶的伯尼和芭芭拉。除了在那里能享受到一点正常的生活以外，她还能不断修补和父亲的隔阂。她说：“对我和父亲来说，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时刻。我开始更理解父亲和芭芭拉，他们也更懂得我了。第一次，他们站在前线，体会故事的每一分变化，每一个转折，因此他们开始和我一样紧张了。”
继母和继女开始几乎形影不离。芭芭拉教莫妮卡编织，鼓励她重新操起缝纫旧业。她开始为朋友做包，做桌布，在每件物品上都缝上红白的棉布标签，上面写有“莫妮卡特别为你制作”。她说：“这很有治疗效果，提醒我自从生活在华盛顿，就一直听任我的绝技慢慢荒废。”
芭芭拉的家庭，也就是勒内一家，对莫妮卡也非常好。事实上，他们甚至比伯尼家的一些人还要支持莫妮卡，后者有些有意和她保持距离，用挑剔的语调对莫妮卡写信，这伤害了伯尼和他的女儿。伯尼甚至还要怀着无声又无助的愤怒，听当地正统派犹太教的长者讨论是否该用宗教法把莫妮卡踢出他们宗教的大门。不过，伯尼妹妹汉娜一家对她非常支持。
她呆在洛杉矶期间，不仅精神得到了滋养，而且正好有名的体能教练卡西·杜克也在这城市呆了一个月，她用活泼的测验帮助莫妮卡塑身。“快啊，女孩。”当她让莫妮卡骑段自行车或者在沙滩定时长跑时，卡西会用她特有的纽约腔（把许多音都发成k）喊叫。“快啊，女孩，你要坚强点，你需要力量。”这些运动的成功效果，在她去接刚从威尼斯沙滩享受归来的德国表妹娜塔丽的时候，得到充分展现。一个店里的女人走近这个脸蛋上过一千次封面的女孩，告诉她：“你长得真像莫妮卡·莱温斯基，就是瘦点。”
至少，这场战争，她有机会获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