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兰，俄勒冈州最大的城市，它位于美国西北海岸，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似乎都穿着牛仔裤运动鞋。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耐克公司的总部就设在这里。此外，波特兰还是一座洋溢着浓厚雅痞气息的城市，它是美国咖啡厅和书店密度最集中的城市，全世界最大的书店——鲍威尔氏书店就坐落在波特兰，书店占据了整整一个街区。
贝弗利山与这里完全不同。在波特兰，每年降雨量达到44英寸，雨靴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太阳眼镜。整形外科诊所的广告在这里显得少得可怜，男人们倒也会穿着名牌，比如阿玛尼在波特兰就颇受欢迎，不过他们不穿阿玛尼西服，而是阿玛尼夹克衫。在这座城市里，只有两家饭店拒绝穿休闲装的人入内。了解了这些，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波特兰是涅�乐队的主音歌手库特·科本出生、成长的地方。
这是一个休闲、慵懒的地方，在这里，自行车的数目甚至多于汽车。在波特兰，人们甚至会为了纪念一棵著名的树即将被砍伐，而自发地聚集在一起。而在纸醉金迷的洛杉矶，只有杀人现场才会引来众人围观。
1993年秋天，当莫妮卡刚刚来到波特兰时，她常常误以为自己是到了月球上，洛杉矶的时髦精致，与波特兰的随和闲散，完全是格格不入，让她一时难以适应。第一次真正独立生活更让莫妮卡措手不及，有一次，轮到她负责打扫合租的房子，她竟然慌里慌张地给母亲打长途电话，请教怎样清洁浴室。
母亲只能通过电话教女儿怎样做家务，父亲则给了一些更具体的帮助。他与第二任妻子芭芭拉——他们是在1991年结的婚，婚礼上莫妮卡还唱了歌——来到了莫妮卡的新家，为她买了锅碗瓢盆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在学校的公告板上，莫妮卡看到了库特·卡朋特和卡尔·法尔默征求室友的消息，她们三人决定合租一套有四间卧室的房子。此时莫妮卡还不知道，命运之神再一次捉弄了她，这间房子距离安迪·布莱勒叔叔的家只有几个街区。
莫妮卡搬进了这幢房子，她与室友之间生活方式上的不和谐很快就显现出来。室友们过着嬉皮式的生活，从教堂义卖中随便捡两件破旧的便宜家具，整晚整晚放着嘈杂的摇滚乐，莫妮卡完全不同，她不抽烟，精心装饰着她自己的小屋，整间屋子按照当时流行的古旧风格装修，刷上了她最喜欢的颜色，到处是玫瑰、蕾丝装饰品和刺绣靠垫，她说，“这里就是我的避难所。”不过她的房间照样乱糟糟的。她高中时的朋友莱诺尔·里斯与她一起进了路易斯与科拉克大学，她说，“莫妮卡其实和我们一样懒。不过每次她妈妈来之前，她都会精心剃干净她的腋毛和腿毛。”虽然莫妮卡与室友的生活习惯不大相同，可是，这座大学和波特兰的精神气质很快就抓住了她的心，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她享受到了她一生中最快乐、也最刺激的一段时光。
所有人都注意到了她的变化，在来波特兰之前她就已经瘦了20磅，在她来到波特兰后，她的外表和心态发生了更加巨大的改变。她第一次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同时，她终于远离了贝弗利山的浮华世界，告别了那桩失败的爱情，她说，“在贝弗利山成长实在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有下辈子，我绝对不要在那里长大。”
她开始坚持去一家规定男士禁入的健身房锻炼，同时开始实施减肥大计，她的减肥餐是沙拉和柠檬鸡通心粉，很快她就又减了20磅，�她说，�“当时我的自我感觉确实比原先要好多了。”更加让她开心的是，她曾经打工的那家洛杉矶的领带店，刚刚在波特兰开了家分店，她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在这家分店做兼职的机会。同时，她还为邻居带小孩，父亲给她的生活费也增加了。她的姨妈黛布拉很快就发现了她的转变，“莫妮卡的心智终于成熟了，她更加脚踏实地，心态也更加平和。”
同时，莫妮卡对心理学课程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让她恢复了生活的激情。尽管此时她的感情生活依旧是一败涂地，可是她的头脑依然像以往那样充满求索精神，同时精于逻辑分析。路易斯与科拉克大学的心理学课程，激发起了她对人类心理与行为的好奇心，不过必须承认，莫妮卡确实是个头脑冲动的人，在课堂上，她常常会在尚未吸收充分信息的情况下，就通过女性的直觉，武断地下一个结论，无论如何，莫妮卡已经发现她的生活不再空虚，她说，“在这里的第一个学期我就已经意识到，我做出了一个正确决定。我热爱学习，读书令我生活充实。”勤奋而又聪明的莫妮卡给很多老师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她与总统的恋情公布于众时，有几位当年给她授课的教授都不约而同地给她写来了感人的信件，表示他们对这位学生的支持。
作为学习中的一个必需环节，心理系的学生应该要参加社会实践。在刚进校不久后，莫妮卡就要参与对智力障碍患者的救助工作。她与另外两名同学分配到的工作，是要在波特兰的菲尼克斯俱乐部帮忙，这个俱乐部是精神和智力残疾患者聚会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可以学会必要的社交常识。俱乐部里不仅有供患者学习艺术和手工艺的地方，还有各种休闲设施，像是桌球台和快餐店。莫妮卡发现在这里的工作是“一种非常有益的经验”，非常充实，也非常具有挑战性，使得她有机会好好检讨一下自己对于这些病人曾经有过的恐惧和歧视。
在向这些病人学习的同时，莫妮卡发现她本人也在慢慢成长。她曾在俱乐部的厨房里帮厨，旁边就是曾经有过暴力病史的精神病人，可她仍然面不改色，拿着锋利的菜刀切水果。她曾经安抚过一个歇斯底里的女病人，让她很快就平静了下来，她也曾在一个病人突然向她和另外一个女生进行性攻击时，非常有技巧地平安脱身。她对于戏剧的兴趣，促使她组织病人们一起去当地的剧院，看了一出著名的讽刺歌剧，改编自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作品《皮那佛号军舰》。她组织病人们去看歌剧的初衷本是让大家开开心心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不过在看音乐剧的同时，她还让这些病人们学到了另外一个常识：这个社会有很多没有写明却真实存在的规则，比如不能在看演出时随意说话，你必须遵守这些规则，否则就无法被这个社会接受。
这次去看戏的活动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不安分的莫妮卡就筹划起了第二次活动，不过这次她主动提出要做的工作可就真的超出她的能力范围了，她竟然表示要给80来个客人做一道犹太人最喜欢吃的菜，玛索球汤，这道菜是将鸡汤慢火熬煮，临起锅时再加上几个清香的面丸，即犹太人所说的玛索球。尽管事先莫妮卡又一次拨通长途电话，向母亲求教做这道汤的诀窍，可她还是不得不承认，做菜永远都不可能是她的兴趣所在，当天的玛索球汤简直无法下咽。作为一个在贝弗利山长大的富家女，莫妮卡倒有一件事做得得心应手，她自我解嘲说，“那天吃饭，至少有一件事我做得很好——订座。”
事实上，尽管你可以将这个女孩从洛杉矶拉到波特兰，你却很难将洛杉矶的记忆与风格从她心中抹去。同学们都记得莫妮卡给他们留下的第一印象，觉得她是个完全不设防的女孩，为人坦率、开放，说话直接，从不避讳与她体重和性有关的话题，她似乎有些轻浮，但显而易见，她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当然，对于一些人来说，她也许过于大胆，也过于轻狂，莱诺尔·里斯这样评论她的朋友，“她善于辞令，反应敏捷，而且确实很聪明，她知道自己很性感，而且对于这种性感安之若素，这使得有些人会觉得她过于前卫。”
另一些人却从她大大咧咧的言行举止和性感的外表后，看到了她真诚、敏感而又极其善良的一面。琳达·埃斯特加德是在莫妮卡刚刚上学时就认识她的，她说，“莫妮卡是那种得知你生病，就会急急忙忙为你送来鸡汤的女人，在我的心目中，她就是我的天使。她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乐于付出，坦白而又无私。”
在来到路易斯与科拉克大学读书时，琳达已经结婚，她回忆起了与莫妮卡相识的经历。一次，她去校礼堂听演讲。当时莫妮卡旁边坐的是贾森·莱斯纳，她的洛杉矶老乡，她一度曾与贾森非常亲近。当贾森向莫妮卡介绍琳达时，莫妮卡最先向琳达表现出了几分敌意，因为她误以为琳达对贾森有意思。当她得知琳达已经结婚时，她立刻显得松了口气。这次见面，琳达已经看出莫妮卡是一个没有安全感，也没有多少自信的女孩。之后，她们在学校的停车场里相遇，竟然开诚布公地一连说了两小时话，莫妮卡坦率地向琳达这样一个相识不久的朋友说起了自己的经历，她与自己体重多年来的战争。两人就这样成为了最亲密的伙伴。在莫妮卡的朋友圈里，成熟而善解人意的琳达扮演了一位母亲的角色，莫妮卡的这群朋友，包括了卡瑟琳·奥尔黛·戴维斯、卡莉·亨德逊、莫娜·克拉希维兹、扎赫·伊森伯格、布拉德福德·杜瓦尔、贾森·莱斯纳和莱诺尔·里斯。
1994年6月，成了莫妮卡与安迪·布莱勒漫长的5年恋情中，最狂乱、斗争最激烈，也最伤痛的一段日子。她甚至在布莱勒已要求分手的情况下，帮他带孩子，甚至掏腰包去为这个已婚男人支付家用。这段复杂的婚外恋故事甚至包括了已婚男人布莱勒同时与数个女人有关系，却让莱温斯基身陷困境。
莫妮卡渐渐扩大了她的社交圈，可是她仍然从不与同学约会，为数极少的几次约会，对
象都是当地的市民。虽然朋友很多，莫妮卡还是觉得孤独，她不由自主地拿起电话，想要听一听在家乡的老朋友的声音，不可避免地，她又与安迪·布莱勒恢复了联系。1993年11月，在回洛杉矶过感恩节时，她还抽空与布莱勒相聚了几小时。
就在这次相见后不久，布莱勒打电话给莫妮卡，告诉她，他也很想搬到波特兰来住，理由是洛杉矶的生活成本太高，养不起儿子。不论布莱勒有怎样的借口，毕竟就要见到她相恋经年的老情人，莫妮卡非常激动，可是在高兴之余，免不了又有几分担忧和恐惧。她害怕自己会再度陷入与布莱勒不道德的爱情中，偷偷摸摸的相会、令人心碎的争执、痛苦的背叛、矛盾的复合和充满负罪感的欢悦，这些折磨人的过去，恐怕又会再一次出现在她的生活中。
在莫妮卡接到布莱勒这通电话后不久，她就跟琳达·埃斯特加德谈起了这件事。琳达说，“当莫妮卡得知他也要搬到波特兰时，她显得很郁闷。之所以她会离开洛杉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她想逃出他的手心，可是现在他居然又来到波特兰，继续要将她玩弄在股掌之上。莫妮卡很明白，假使他真的会来波特兰，她根本无力抵抗，肯定会身不由己地继续和他在一起。”
莫妮卡向别的密友也袒露了自己的担心与困扰。心理系的同学卡莉·亨德逊说，“莫妮卡心里知道，他一来，她肯定会继续跟他搞在一块，所以她不想让他来。”内莎·迪曼·埃布兰德也证实了这种说法，“莫妮卡对他要来这件事，感到很焦虑。我记得当时她说，‘我的上帝，他竟然也要来了。’她很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只要他勾勾手指头，她就会乖乖地躺进他的怀抱。”其他大学同学，比如莱诺尔·里斯也说了类似的话，可是，布莱勒在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丑闻曝光后，在媒体前却说了一个与此截然相反的故事。
1994年6月，布莱勒将老婆孩子丢在洛杉矶，一个人跑到波特兰找工作和房子。担心发生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他前脚踏上波特兰的土地，后脚就去找莫妮卡，莫妮卡难以抵抗他的攻势，“他看起来像是对我着了迷，这么久以来，他第一次告诉我，他爱我，他还反复说，我是一个非常好的女人，他喜欢我，爱我。这种感觉无法言喻，他让人感觉如此甜蜜，如此浪漫。”在与莫妮卡共度了“绝美”的5天后，他回到了洛杉矶，此时，他的妻子凯特正在因为女儿监护权的问题，与前夫打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几周后，布莱勒又来到波特兰，决定让凯特一个人在洛杉矶打官司，他自己则要趁这个夏天在波特兰找一份工作。
这个夏天，成了莫妮卡与安迪·布莱勒漫长的5年恋情中，最狂乱、斗争最激烈，也最伤痛的一段日子，在回忆起这几个月所发生的事情时，莫妮卡的情绪总是错综复杂，脆弱、伤痛
、愤怒和苦涩掺杂在一起，化作一杯五味杂陈的酒，令人难以下咽。她本以为，这段相聚会与他们6月时共度的5天一样甜蜜，可是事情并非如此，莫妮卡慢慢地说，“现在回首当年，我觉得那真是一个恐怖的夏天，对我来说这段时光非常痛苦、非常难堪。安迪对我的态度令人难以忍受，他时冷时热，好的时候对我含情脉脉，不好的时候就干脆把我撂在一边。”
布莱勒的再次出现，迫使莫妮卡忽视了她的学业。她本打算要攻读司法心理学的硕士学位，为了能进研究所，她就必须要在GRE考试中取得高分，毕竟GRE考试是攻读硕士学位的敲门砖。可是由于她将心思全都放在了布莱勒身上，她根本没法集中精力进行复习，结果她的GRE成绩远远低于她的预期水平。朋友们已经敏感地觉察到了莫妮卡的情绪，她们纷纷劝她要赶紧离开布莱勒，内莎·埃布兰德对莫妮卡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她说，“当莫妮卡又开始与他见面时，我告诉她，她这样做简直是疯了。她的情绪波动很大，一会儿高兴得像是个小傻瓜，一会儿又痛苦地说她是个罪人。这种情况对她不是件好事。”
1994年秋天，凯特带着孩子们在波特兰与丈夫会合，莫妮卡的这段感情突然发生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变化，莫妮卡的朋友们对此难以接受，甚至觉得难以理喻。尽管在布莱勒的要求下，两人已经分手，可莫妮卡仍然不愿离开布莱勒，甚至对布莱勒的妻子示好。她常常为布莱勒夫妇带孩子，有时还会为布莱勒的叔叔做保姆，当然，这一切全都没有得到半分钱的酬劳。过了很短的一段时间，莫妮卡就已经可以像对待布莱勒一样，极其友好地对待他的全家人。她知道他们目前经济很拮据，于是常常自掏腰包，为孩子们添置衣服，或者帮助他们解
决其他各种问题。她被布莱勒的家人视作了这个家庭的一分子，而她也对凯特和孩子们抱以善意与帮助。
莫妮卡的母亲已经看不下去了，她对女儿的痴情忧心如焚，母亲这样解释女儿当时的行为，“莫妮卡其实有能力将她与那个男人之间的性关系，与她对他妻子和孩子的爱区分开来。她真的是很喜欢那些孩子们，她是因为打心底里喜欢他们，才会主动要看护孩子，在她看来，这与她和布莱勒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矛盾。在成人的世界里，往往会很清楚地拉开一条界限，非此即彼，不是黑的就是白的，而莫妮卡不同，从小到大，她都不会这样来区分她身处的这个世界。”
很自然的，莫妮卡与母亲对这件事的看法并不是完全相同，可她也没打算要宽恕自己，她这样分析自己的动机，“在我与安迪在一起的第一年，我几乎从未想到过还有凯特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因为我是在安迪结婚前，就已经和他好上的。假如我和安迪在一起时，他就已经结婚，恐怕情况就会截然不同。一直到凯特搬到波特兰时，我才和她成为密友，不过我必须承认，我与她之间的关系确实是病态的，我对凯特完全是爱屋及乌，正因为我是那样痴狂地爱着安迪，我才会去关心她。”
她与凯特的友情，她对孩子们的爱，以及她与布莱勒之间反反复复的冲突，使得她满心踌躇
，很难做出一个最后的决定，需要说明的是，此时，她与布莱勒已经不再是情人。1994年11月，就在她离开波特兰，与家人一起共度圣诞假期前几天，她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表示她再也不想让他出现在自己的生活里，甚至不愿意与他做一对普通朋友。可是，在与布莱勒见了一次面后，莫妮卡又心软了，她最终同意两人以朋友的方式继续相处，可是她并没有对家人说实话，告诉他们她已经完全与那个已婚男人分开。莫妮卡心中矛盾重重，新年，她回到波特兰时，电话突然响了。果然是安迪·布莱勒打来的，在电话中，他苦苦哀求，请求她不要离开他，他还说他的妻子不喜欢波特兰，他不能没有莫妮卡的陪伴，莫妮卡恨恨地说，“他完全操纵了我，他在利用我的弱点，这个人太了解我了，他知道怎样来打动我，让我回心转意。”
他们的关系就这样别别扭扭地维持着，可是凭借着女人的直觉，莫妮卡觉得他还有别的女人。最后，她终于靠着她的第六感，拨通了一个洛杉矶的女孩的电话，整件事情水落石出。这个女孩比莫妮卡还小，还要天真，她相信布莱勒是在利用自己。在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这个姑娘火冒三丈，准备要找布莱勒算账，还打算将事情一五一十全都告诉凯特。
莫妮卡立刻意识到了这件事的严重性，她立刻打电话给布莱勒，并且安排两人相见。1995年2月，当他们会面时，她用不容置疑的口气指责了布莱勒的所作所为，听到莫妮卡的话，他竟然“像个孩子”那样哭了起来，求她宽恕自己，而且请她继续帮自己的忙。他眼泪汪汪地对莫妮卡说，他在洛杉矶的那个女友年轻不懂事，假如她要把事情全都告诉他的妻子，那可就全完了，他甚至说，“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就只好自杀算了。”莫妮卡心乱如麻，她这样形容当时的感受，“我坐在那里，心一点一点被他撕碎，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会欺骗我和他妻子。可是我在不停地问自己：‘我是爱安迪多一些，还是爱我自己多一些？’我的结论是我爱他甚过爱自己，我可以不顾自己的感受，但一定要让他快乐。他就是这样轻而易举地利用了我。”
这样会面的结果是，莫妮卡同意当布莱勒的说客，与那个洛杉矶的女孩谈一次话。最后，莫妮卡成功地劝说那个还没成年的小姑娘保守秘密。此时距离莫妮卡大学毕业只剩下三个月了，莫妮卡认为，她可以在这段最后的时光里就像是一个“普通”朋友一样，与布莱勒保持联系。不过，为了报复布莱勒，莫妮卡也做了一件不太好的事情，她竟然主动去和布莱勒的弟弟克里斯调情。可是，这起绯闻显然并未让布莱勒吃醋，他很了解自己弟弟的喜好，布莱勒说：“克里斯可不是我，他只喜欢那些高高瘦瘦的女人。”
现在回头来看她与安迪·布莱勒之间曲折的爱情故事，心理系学生莫妮卡这样分析自己，“我其实是个很会骗自己的人，我一直试图对自己说，我和所有人一样，都在经历着一段再正常不过的爱情，虽然事实并非如此，我依然可以不断麻醉自己，让自己妥协。”更为讽刺的是，莫妮卡本人可以用心理学的专业知识分析她的心态，明白痴恋的后果，可她却始终无法抽身而出。心理系的教授们曾经让学生们看过一部电影，杜鲁福在1975年导演的电影《阿黛尔·雨果的故事》（译者著：该片港译名为《情泪种情花》），电影描述了文豪维克多·雨果的女儿阿黛尔·雨果的故事，她走遍了半个世界，想要追随一个男人，可是这个男人却始终对她避之不及。阿黛尔痴恋而后疯癫的故事，引起了莫妮卡强烈的共鸣，她觉得这段故事也是她本人情感故事的真实写照，莫妮卡说，“这真是一部寓言般的电影。”
她的一个好友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始终是莫妮卡最好的听众，她在莫妮卡读大学的最后一年与她关系非常要好，之后在莫妮卡与克林顿总统相恋时，也时常会听到莫妮卡报告恋情的最新进展，她这样分析莫妮卡的行为，“莫妮卡与布莱勒之间的关系，与她和总统之间的关系一样，对她都极具伤害性。她老是和一个不可能属于她的男人搅在一起，这使得她很难恢复一个正常女人的生活，拥有一段正常的感情。在某种程度上，她确实觉得自己不配被一个好男人爱上。莫妮卡是个很聪明的姑娘，她可以清醒地分析自己不一定应该做些什么，可是她却无法真的付诸行动。她自己辩解说，她不是世界上惟一一个遇到这种难题的女人，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类似的例子，聪明的女人，反而更容易做出愚蠢的抉择。”
莱温斯基式的错误，总在于她老是和一个不可能属于她的男人搅在一起，其中包括她与总统的情感。她对于情郎的忠诚，证明了莫妮卡的品质，在她真正爱上了一个人以后，她会全然不顾自己的利益，一心一意保护对方。包括不惜为偷情者造假，即使在与总统事发后，她仍然试图保护对方。她的母亲影响了莱温斯基的选择：她将去白宫实习。
在所有的莫妮卡式的错误中，其中一个愚蠢的抉择，差点就让莫妮卡丢掉了大学文凭。做出这样的抉择，是源于她慷慨而仁慈的心，以及她近乎于偏执的忠诚，可是当她与总统的事情东窗事发时，人们再来看这个决定时，却发现一切似乎在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这件事的原委是这样的。莫妮卡与布莱勒之间面临着一个所有偷情的人都会面临的问题，布莱勒必须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这样才能从家里脱身去见莫妮卡。当他第一次去波特兰时，莫妮卡就将他介绍给了路易斯和科拉克大学戏剧系的负责人大卫·布利斯，请布利斯给布莱勒找些工作来做，布利斯也确实时不时地就给布莱勒一些工作机会。有时候，布利斯并没有工作给布莱勒，布莱勒却会对凯特说谎，说她不在家的时候布利斯曾经来电，有些额外的工作需要他去做，然后他就溜去见莫妮卡。很快，他们发现不能总是用同一个谎言，因为凯特已经起疑心了，于是，莫妮卡找来了一些印有戏剧系字样的信纸，表示在1995年4月和5月间，戏剧系有三次工作机会，希望布莱勒能够来这里帮忙。在信尾，莫妮卡还模仿大卫·布利斯的笔迹签了名，然后将它寄给了布莱勒。她以为这个借口已经足够正大光明，她的情郎可以大摇大摆地离开家与她幽会了。
不幸的是，这封信并没有寄到布莱勒的手上，由于信封的发信人写的是大卫·布利斯的名字，信退回到布利斯本人的手中，一切都败露了。布利斯非常生气，觉得莫妮卡品行不端，威胁她要把这件事捅到校方那里，把她从学校开除。莫妮卡知道，假如布利斯将这件事情闹大了，凯特肯定会知道她丈夫在外面沾花惹草的事情，为了保护布莱勒，莫妮卡又编造了一个谎言。她告诉布利斯，布莱勒根本就不喜欢她，也对这封信毫不知情，一切事情都是她一个人做的，在给布利斯写了一封书面道歉信后，对方终于决定原谅她。
关于这件事，只有莫妮卡的好友和布莱勒本人知道实情，讽刺的是，布莱勒先生显然从未记住莫妮卡对他的款款深情，甚至不惜在新闻发布会上造莫妮卡的谣。有趣的是，类似的事件，在她与克林顿总统的恋情曝光后也曾出现，为了让克林顿脱身，她甚至不惜当着众人的面说谎。这又一次证明了莫妮卡的品质与忠诚，在她真正爱上了一个人以后，她会全然不顾自己的利益，一心一意保护对方。
莫妮卡与布莱勒之间发生的曲折故事，可以方便我们理解在她与总统发生外遇时，当时她本人的心态。可是千万不要理解为，莫妮卡此时的生活中除了布莱勒就没有其他东西。事实上，有很长一段时间莫妮卡都没有和他见面，还有一段时间，他们已经尽量把对方视为普通朋友。莫妮卡自己表示，在路易斯与科拉克大学的第二年，也就是她大学生涯的最后一年，是她生命中最快乐也最充实的一段时间。
莫妮卡已经从千金小姐转变为一个充满生活智慧的女孩，她与室友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而且经常会在周末与一大群朋友一起出去玩，有时候去郊外烧烤，有时候开派对、看电影，或者去饭店打牙祭。有一个周末，她们开了两小时车，去了附近的一个公园，在那里堆雪人，打雪仗，一群疯丫头玩得不亦乐乎。
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莫妮卡在离开洛杉矶后变得更加成熟。那是在1995年5月，她刚刚大学毕业，她与朋友扎赫·伊森伯格和他弟弟乔希一起去了华盛顿州的刘易斯河，然后，伊森伯格兄弟尝试了蹦极。莫妮卡本人其实非常恐高，而且她形容自己“像小猫一样胆小”，可是当大伙儿问莫妮卡，她敢不敢蹦极时，她竟然不假思索地说，“好啊”。她说这是“最难以置信的一次经历”，换作她在贝弗利山时，蹦极是她想也不敢想的事，可是现在，她竟然敢于尝试！她也从未想过，她竟然需要别人向自己传授找男朋友的秘诀。一天，她与一个女同学聊天，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男人身上，两个女人异口同声地哀叹她们找不到男朋友，于是她们各花了40美元，去听了一场关于如何找到伴侣的讲座。坐下来时，两个女孩才发现周围的人竟然大多是中年妇女，站在台上的所谓两性关系专家则在大谈特谈中年妇女如何战胜大学里的青春少女。没有听完讲座，莫妮卡便和她的朋友大笑着走了出去，她们觉得自己是一对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决定去最近的酒吧里喝一杯，安抚自己悲哀的心。很快，她们两个便和一群男人聊了起来，喝了很多酒，在酒吧里唱歌，直到清晨才互相搀扶着离去。她的这位朋友笑着说，“这可能是我经历过的最有趣的一夜。”
尽管在大学里莫妮卡曾经进行过几次少得可怜的约会，也曾与布莱勒的弟弟调过情，可是总体上来说，她始终对布莱勒保持着令人费解的忠诚，好友琳达·埃斯特加德现在是个社会工作者，她说，“事实上莫妮卡是个非常忠贞的人，她只是眼光不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莫妮卡发现了自己在学业上的潜力，她选了大量的辅修课，而且对待每一门课都相当认真，不少老师都非常喜欢她，其中最欣赏她的老师包括汤姆·施纳曼和南希·金·亨特。可以看出，在莫妮卡谈起她的生活时，在路易斯与科拉克大学的最后一学年，是她最乐于去回忆的一年。
作为性心理学这门课的教学助理，莫妮卡在一个“性实验室”里，组织同学们探讨关于性欲、个人主义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当其他同学们都坐在那里，羞于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时，莫妮卡主动打动了沉默，坦率地谈起了她个人的见解，她说起了她本人不快乐的经历，分析了外表、体重和性欲之间的联系，时至今日，很多当时在场的同学还对莫妮卡的观点印象深刻。
尽管很多人给莫妮卡打上了“荡妇”的标签，可是在克林顿丑闻曝光时，她始终坚持这样的观点：人们无需去害怕自己的性欲。她滔滔不绝地说，“我从来不认为人们应该对自己的性欲遮遮掩掩，我们不应对性欲感到羞愧。在我看来，我们应当正视、尊重、爱护我们的性欲。在不同的时代，表达和对待性欲的方式确实有所不同，我来自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的母亲曾经焚烧她们的胸罩，并且鼓吹‘要做爱，不要战争’，而我们的这代人却要面对艾滋病的恐惧，因此在我们的性生活中，谨慎与自我保护成了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莫妮卡上的另一门课，叫做“关于疯癫的社会建构”，同样给莫妮卡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关于“他者”的概念，以及社会怎样将人分作三六九等，在所有人身上打上标签的说法，让莫妮卡很受震动。这种理论常常会用于军事，一个国家可以以此来打击和妖魔化它的敌人，进而否定对方的基本人权，军人也因此拥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
在读了这门课后，过了一年，莫妮卡竟然与克林顿总统本人探讨了同样的理论，她建议克林顿在他的专家组里增设一名心理学家，共同来为促进美国的种族融合作出努力。总统表示他非常乐于进一步了解这一理论，于是她送给他一本书，题为《痼疾与误传》。讽刺的是，在克林顿与莱温斯基丑闻曝光后，她本人也成了所谓的“他者”，大众媒体的翻云覆雨手，将莫妮卡的形象完全扭曲，并且对她抱以毫不留情的嘲讽与奚落，将她描绘成一个无视于传统道德的坏女人。
从莫妮卡给总统的建议中就能看出，她绝对不是一个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她非常喜欢将自己所学的心理学知识用于实践。在她大学毕业后，她曾经一度想攻读司法心理学的博士学位。
在大学里的第二年里，莫妮卡曾在波特兰的公设律师团里实习，公设律师团是专门为那些没有钱、或者找不到辩护律师的人辩护的部门，这段经历曾经促使她考虑过今后专门从事这项工作。在实习过程中，她曾经研究过新的立法制度对于司法心理学的影响，并专门为此设计了专业的调查问卷，这种务实而又充满挑战性的工作极大地增强了莫妮卡的工作技巧与能力。1995年5月，当她的父亲带着妻子芭芭拉，一起参加莫妮卡的毕业典礼时，他们也都鼓励莫妮卡可以考虑在公设律师团取得一份全职工作，全心全意发展这方面的才能。父亲罗列了很多做这份工作的好处，一方面，她确实很喜欢、也很适合这份工作，加上她已经在此地拥有了住房，也有很多好朋友，在波特兰生活下去应该不成问题，更重要的是，父亲认为莫妮卡现在的心态已经平和健康了许多，相信她可以在这里独立生活和工作。
伯尼·莱温斯基医生还不知道，安迪·布莱勒也已经搬来波特兰，而且与女儿仍有联系。她的母亲自然知道这一切，而且对女儿所经受的痛苦和伤害非常担心，她几次都劝说女儿放弃他，可收效甚微。事实上，在莫妮卡开始考虑未来的发展方向时，布莱勒仍然是影响她最终决定的关键。莫妮卡再次想到要彻底逃离他的掌控，她说，“我深爱着安迪，可是这段关系实在太伤人了，而且很明显，它也是完全不道德的。我以为只有离开波特兰，才能彻底与他分开。”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促使她离开波特兰的原因：很多朋友都已经不在波特兰了；为了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她必须继续考GRE；她不想回洛杉矶；而她又非常想念母亲、弟弟和黛布拉姨妈。
可是，令莫妮卡前往华盛顿的这个决定却不是莫妮卡或者她父亲做出的，甚至也无关安迪·布莱勒，这个影响她一生的决定完全是她母亲做出的。一个偶然的机会，玛西娅与女儿在聊天时提到，她的朋友沃尔特·凯耶，一个富有的曼哈顿保险业巨子，是民主党的赞助人，也是第一夫人的老朋友，他孙子现在正在白宫当实习生，而且觉得在那里工作的感觉很不错。去白宫实习的机会极其难得，需要经过重重考核，而且实习期间不会得到一分钱的报酬。玛西娅对女儿说，假如她也想去白宫实习，她可以跟凯耶说说，请他给莫妮卡说几句好话
。很快莫妮卡自己也找到了进白宫的路子，她在领带店打工时认识的一位客人杰·福特里克，此时去了白宫工作，他也答应在对候选人进行审核时，为莫妮卡求情。
越考虑母亲的建议，莫妮卡就越兴奋。假如可以在这个夏天，去白宫实习六星期，这可以让她在继续研究生的学习之前，取得一个喘息的机会，而且她也因此可以和母亲共同生活一段时间。玛西娅其实一直就想离开洛杉矶，可是在与丈夫离婚后，她始终觉得儿女也许需要一个稳定的成长环境，用玛西娅自己的话来说，“孩子们想留在他们认为是‘家’的那个地方。”可是现在搬家的时机业已成熟，妹妹黛布拉已经举家迁到弗吉尼亚州，莫妮卡去波特兰读大学，至于小儿子迈克尔，“他也已经从离婚事件中恢复过来，当我提议搬家时，他表现得很开心。”为了住得离妹妹近一点，玛西娅搬到了华盛顿，在水门大厦里租了一套公寓，其中有一间客房是专门为妹妹和妹夫而准备的，有时候他们来华盛顿过周末，就可以在这儿过夜。因此，虽然是在白宫工作，莫妮卡还是可以幸福地与母亲住在一起，而且能够常常见到她最喜欢的黛布拉姨妈。
为了进白宫实习，莫妮卡写了一篇论文，在文中她探讨了心理学家在政府机构工作的必要性，指出这样一来，政府可以更加透彻地理解社会中的“人文层面”，就这样，莫妮卡从众多的应征者中脱颖而出，得到了和另外200名年轻人一起在白宫实习的机会。就要离开波特兰了，她前去向安迪·布莱勒告别，布莱勒为她能去华盛顿工作而感到骄傲和兴奋，诚恳地祝她一路顺风。莫妮卡仍然深爱着布莱勒，可是她却表示，从今以后，她再也不想见到他。含泪分别后，莫妮卡心情很矛盾，她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我一路都在哭，离开他时，我的心痛得好像在滴血，可是我仍然勇敢地对他说，从这一刻起，我一生都不会再见他。”
在飞往华盛顿的长途旅行中，莫妮卡在默默回忆着她曾经经历的这段生活，哀悼着她不幸的爱情，可是她又难以抑制自己对于新生活的兴奋与期待。想到她即将在白宫展开的实习生涯，她想，“这段经历肯定可以为我的履历增添光辉的一笔，在白宫工作想必会很刺激。况且实习时间又不长，即使工作不顺利也不必难过。”
她挤出了一个微笑，叹道，“我的想法真是大错特错。”
或许，她母亲更应该为这个宿命的决定而后悔，毕竟是她鼓励女儿离开波特兰，离开安迪·布莱勒，来到华盛顿与她住在一起的，可是，在考虑女儿未来的前程时，其实母亲心底里还藏着一个隐秘的念头。
母亲承认，“和所有母亲一样，我以为她会在华盛顿找到一个年轻的好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