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全基（《武威日报》记者）：长篇小说《大漠祭》和《猎原》的出版，给你带来了一定的荣誉，但同时，也招来了许多非议，你如何看待这一点？

雪漠：生命太短了。眼前的一切，很快会成为过去，荣也罢，辱也罢，都是过眼云烟。重要的，是如何在生命存在时，干完自己该干的事。所以，我从来不去考虑别人说啥，也没时间去管一些无意义的事，更不愿蝇营狗苟。我只想在有限的生命里，尽可能多地干一些有

益于别人，也有益于家乡的事。一个作家，首先必须是好人，首先必须使自己尽可能地大气，才有可能写出大气的作品。生狮子的,自己必须先是狮子。若是自己是老鼠，无论如何挖空心思，哪怕胀破肚皮，也只能生下老鼠。他的作品，绝不会比他自己更伟大。所以，我首先做的，是拒绝一切外现，包括名利，包括荣辱，自然也包括非议。当然，在创作上，我是闻过则喜的。只要是真诚的批评，我都会欢迎，并且一生感激。……这里强调一点，我之所以不管别人的议论，并不是我多么高尚，也不是我有多好的修养，而是我实在没有时间。一些人花了许多时间来议论我，而我却没有机会去听，叫人家白议论了，很抱歉，在此顺便致歉。

陈亦新（甘肃读者）：一个作家最应该注重什么？

雪漠：一个作家，在生活中首先要学会“舍”，舍去一些东西。这“舍”，是非常必要的，它包括舍去一些正常人的享受。当你达到一定境界后，就会发现，常人所谓的那种“享受”，其实是麻烦。但若达不到那种境界时，你就会沉溺于这些“麻烦”之中，心灵受到“麻烦”的左右，而难以自拔。

我的房间里放了一个死人头骨，它代表着“死亡”。每当我看到它，仿佛就听到它叫：“死亡！死亡！”它提醒我，死亡随时随地，都可能降临到我的头上。所以，我每天给自己打的考勤，是以小时来计算的。那头骨老提醒我：珍惜生命！

生命是一根绳子，就那么一点长度，浪费一截，就少一截。闲事上用多了，正事上就不够用了。我的好多朋友和亲戚都说我有些不近人情，原因是我从来不愿在应酬上多花时间。这源于我对生命的感悟。好多人生悲剧，就是因为不珍惜生命。谁明白了这一点，其人生无疑会更有质量。

如果不学会舍，在一些不必要的事情上花去太多的时间，剩下的时间，无法让你在今生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达到最高境界，需要进行必要的灵魂历练和写作修炼，需要相对长的一段时间。若是时间不够用，今生是很难如愿的。许多作家没有感悟到这一点。也许感悟到了，但他们舍不了那种诱惑。等他们明白时，已经晚了。

创作需要扎扎实实下苦功，许多过程都不能省略。省略了一点，他的成就就会低一点。若要不省略，必须有足够的生命。

所以，从二十五岁起，我一直给自己打考勤，以小时计算，每天读几个小时的书？写作几个小时？采访几个小时？练笔写了多少字？现在，虽然仍在打考勤，但仅仅成为记录人生的一种方式了。因为，写作已经成为我的生活方式，我已不再有以前的那种执着。

我的作息时间是这样安排的：每天三四点钟起床，写到中午十二点，下午搞一些采访或处理一些事务，晚上全用来读书。所以，亲戚朋友都骂我不近人情。有些不理解的人，也会说坏话造谣。但生命对于我来说，只有一次。我不能为了别人的几句好话而浪费它。别人不理解也没关系，反正我也顾不上在乎。

一个作家，不经历死亡，不会真正成熟。不深思死亡，才会被世俗的东西所迷惑。当他能时时刻刻想到死亡时，就会看破那种虚幻的外现。所有的应酬也罢，名也罢，利也罢，终究是过眼云烟。这些东西都体现不了你的价值。人生最珍贵的是生命，一旦失去，永不再来。我不会用非常珍贵的生命去换一些毫无意义的东西。成名也罢，不成名也罢，在我的眼中都一样。

一个作家，首先要做到“入世”，深入到生活最底层，同时又要能够“出世”。仅仅“入世”，而没有“出世”心，不会有大出息。必须舍弃许多东西，才可能得到你所追求的东西。当然，若是一味“出世”，而不能“入世”，也不会成功。要感悟社会，融入百姓，熟悉生活，在此基础上，达到“出世”。文学到了一定的境界，是灵魂的流淌，是生命力的自然喷涌。

“出世”并不意味着不近人情，稍加相近的理解是：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一次，雷达老师问我：“事在人为和顺其自然，哪个对？”我说：“都对。事在人为之后，顺其自然。”出世意味着有所为，也有所不为。以心的独立换取灵魂的自由。

当然，我会尽量做好我该做的，比如：当儿子。对父母，我会尽我的全力来孝敬，当一个合格的儿子。这比当作家更重要。当不了作家不要紧，但一定要做个合格的儿子，并做一个明白人。当然，这“明白”，就是指看破虚幻，珍惜生命，在短暂一生中，做好应做的事。

写《大漠祭》时，我不奢望出版，不奢望出名，更不奢望它能改变我的生活。我只是想完成而已。我写了好多东西，但发表的不多。如果发表之后，仅仅是浪费别人的时间或浪费一些版面的话，那么，我就干脆烧了它。

我眼中，除了生存的必须，别的需求，便是贪婪。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生命不息，欲望不止。但所有贪欲，都是罪恶的源泉。所以，我的长篇小说《猎原》的题记是：“在心灵的猎原上，你我都是猎物。”

有个当官的朋友，很有权，老想给我办件事，可我一直想不出有啥事能叫他办。当我吃饱肚子且无病痛时，实在没有可求之事。我只想尽快做完自己该做的事，能坦然地在死神来

临前微笑。

我一日所求，不过两餐：早上喝点绿豆面糊糊，中午吃一顿饭，不吃晚饭。除在鲁迅文学院上学时，我当不住许多老师的关怀和交际的需要破了“戒”外，平时是过午不食的。除了买书，我日求两餐饭，年求两套衣。生存事务既已解决，金钱对我来说，已没有太大的用处。我有了住房，能吃饱肚子，有衣服穿，不喝酒，烟也戒了，有书看，足矣。钱太多也没有用。

如果外界的东西干扰了作家的灵魂，他决不会有大成就。只有外现对灵魂的诱惑完全消失之后，智慧的灵光才可能显现。中国古代的哲人，用四个字就概括了这真理：“定能生慧”。心灵有了定力，才可能产生智慧。这智慧出自心内，不是外来的东西。

韦小红（《甘肃日报》记者）：一个作家，面对生活，首先应该关注什么？

雪漠：相较于生存状态，我更愿关注人的灵魂和信仰，以及产生这种灵魂的文化土壤。因为灵魂是文化的产物，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灵魂。

我喜欢透过一些表面现象，看一些深层的东西。当这个世界都惊奇于某种现象的时候，我询问的却是“为什么会这样”？它的产生有没有更深层的原因？有哪些文化土壤？我关注这过程，反倒忽略了结果。

但这种关注，对作家的要求比较高。它必须要求作家站得很高，必须证得一种智慧。“智慧”这个词，和“知识”，和“聪明”不一样。它更是一种心灵的东西，是超越理性的直观智慧。它要求作家不仅仅去“体验”，更需要去“证悟”。

中国文化史上，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些禅宗大德不识字，但他一当顿悟之后，就能写出非常优秀的诗来，而且境界特别高。比如慧能，不识字，但他经过修炼顿悟之后，他写的那些偈语就有了很高的艺术价值。

作家也许需要这样的修炼。至少，应该像禅宗那样，破除执着，感悟出一些独特的东西。这“感悟”，包括智慧的感悟和文化的感悟。

宗教，不仅仅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精神。宗教情绪，是必要的精神素养。精神上的顿悟，会导致文化上的顿悟。

一个苦行僧，他修啊修啊，形如枯木，色如死灰。突然，一个偶然的机缘，他豁然开悟。从此，每朵菊花都朝他微笑，所谓“朵朵黄花尽是菩提，巍巍青山无非般若”。这时，苦乐已消失，只有安详的微笑。文学上，也需要这样的“修”。

吴万福（金川公司二矿区党委办公室）：不少文学评论称，你的语言很有特色，很本色，很鲜活。你在创作过程中是否经过着意的追求，是否经过刻意的修炼？一些评论家把你的《大漠祭》说成是“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小说”，是不是语言的原因？

雪漠：我的语言是自然流出来的，我没有刻意追求语言风格。我的创作，仅仅是灵魂的流淌。语言已深入到我的血液。

我的小说被人称为西部小说，当然有语言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我写出了西部人的独特生活和复杂心灵。

我曾经写过一些学术论文，对家乡老百姓的群体性格，从文化角度，进行了深层的分析。对一个地方的文化，不能一句话轻易地否定或肯定。比如凉州文化，从人文性格上讲，它很优秀，它是一种和平的因素。几千年来，凉州没有爆发过农民起义，相对稳定。任何人到凉州，都能和当地人和平共处，被当地人接受；但从经济性格上来说，凉州文化中有很多保守和落后的东西。

有时，我也很困惑。因为经济发达与幸福并不成正比。当一个穷光棍汉头枕土坯，呼呼大睡的时候，一个千万富翁却痛苦地跳楼了。凉州百姓，在冬天南墙里晒太阳的时候，他无疑显得很幸福。他们处变不惊，知足常乐。当然，在小说中，我只是展现而不加评判。我不管它是优秀还是落后，我只是把这段生活保存下来，让后人去评判。因为，目前凉州的这种生存状况，不会延续太久。很快，它就会被历史淘汰。我有必要把它们保存下来，做为一种历史的记载。它会在人文方面成为一种文化遗产。

有些东西，从人文角度看，是积极的。从经济角度看，就消极了。《大漠祭》中的老顺，常说一句话：“老天能给，老子就能受”；另一句话是，“老天给，老子就得受”。同一个“受”字，前一个显示了超人的忍耐力，后一个则是逆来顺受。其内含，大不一样。

另外，我常常为一些同行可惜。我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觉得它是一个文化宝库，有写不完的东西。只要作家把它展现在世界面前，这个世界就会大吃一惊。可是，许多作家，并没有发掘这个宝库。为什么去编一些虚假的故事呢？为什么不质朴地反映老百姓的生活呢？

当一个作家高高在上的时候，他就抛弃了老百姓。老百姓也会相应地抛弃他。我和《飞天》杂志的李禾老师闲谈的时候，就感叹：那些作家为什么不去写身边的生活呢？他是没有发现？还是他拒绝了。李禾老师说，有些人是没有发现，他感受生活的能力不强，心灵到不了那个层次，他发现不了；有些人，虽然发现了，却把扑面而来的生活，拒之门外了。

中国有许多莫高窟一样的文化宝库，有许多好生活、好文化，需要我们的作家去发现。当作家拥有智慧的眼和慈悲的心时，他的成功是必然的。

西部的文化积淀非常厚实，富有张力，呈现出多元化，有许多待开垦的处女地。如果有个作家把它上升到人性的层次、灵魂的层次、人类的层次，就会成为大家。但可惜作家们舍弃不了世俗的东西，致使文学缺乏对灵魂的观照。

西部文化相对封闭，但不乏包容。它的封闭性使世界很难了解它，外部的人很难进入它的文化圈。但同时，它又有包容性，各类文化它都能容纳，所以它非常丰富，无奇不有。一个作家若拥有了它，就可能有一个心灵世界。这个心灵世界，是可以和外部世界平等对话的，它可以无愧地和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的文化平等对话。

一个作家，要经常把自己放在历史的坐标系里来衡量自己。他的存在，只有在为某个地域和某个时期的文化添了一分光彩的时候，才有价值。做人要守住本分。种田是农民的本分，写作是作家的本分。如果一个作家写不出作品来，或是写出作品，却不受百姓喜欢，自己不多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反倒怨天忧人，埋怨社会，是很可笑的事。

我常说，在这世上，挤压自己的，只能是自己。折磨自己的，也是自己那颗贪婪的心。要是作家有颗强大而宁静的灵魂，任何外现都奈何不了你。

陈亦新：你的意思是不是作家要有平常心？

雪漠：可以这样认为。雷达老师曾写过一篇散文叫《冬泳》，谈到冬泳有三种境界：苦、乐、无苦无乐。文学也是如此，爱好文学创作的人要经过这三种境界。无苦无乐就是最高境界。我也经过特别苦的阶段，到了乐的阶段，这时就会有成就感、愉悦感，好像道家所说的“先天气，后天气，得之者，常似醉”，到最高境界，则破除执着而进入一种宁静状态，甚至忘了作家的身份。一旦破除了执着达到空灵即物我两忘时，才能写出好作品，人物也活了。这时的智慧是直观的，非理性的。

作家不能有优越感，而最难过的也是这一关。如果没有一定的宗教修养，一味沉浸在优越感中就过不了这一关。在这一点上，我的妻子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启发，她总是告诫我不要有所求，一切随缘。如果我总是希望获奖、畅销或迎合时尚，就不会写出真正的好作品。许多作家尤其是大城市的作家缺乏的正是这些，心浮气躁，追逐时髦，或摆脱不了功利的诱惑，就很难产生好作品、大作品。王安忆这一点很好，能够始终保持一种宁静的心态，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作家。所以，有平常心很重要，尤其是在成功之后。有求皆苦，无欲则刚。要保持宁静，保持平常心。

朱卫国（河西学院教授）：有人提倡“零度写作”，而您则把自己的感情融入人物及其生存命运的描写中，书中充满了对农民的感情，能谈谈您的看法吗？

雪漠：文学作品中必须有真挚的感情，作家的感情应该是自然流淌的，托尔斯泰在《艺术论》里指出，“艺术家越是从深处汲取感情，感情越是恳切真挚，那么它就越是独特。”作家如果没有情感、道德意识和正确的世界观，作品就不会有价值。

我在与雷达老师的通信中谈到，我们都曾经是农民，走出农村后，如果不关注农民，钻入象牙塔，搞什么“精英文化”，玩什么“零度写作”，这是不道德的。在一次创作笔会上，有些作家总是抱怨自己待遇不高，社会对自己不公平，他们热衷于名利，抱怨作品没人看，等等。但你是否想到，当你住着几百元一天的星级宾馆、吃着成百上千元一桌的宴席的时候，这其中都有农民的血汗？老百姓不是不爱看文学，而是我们的作家没有贡献出好作品，只靠编造莫名其妙的故事，搞什么“肉体写作”、“肚皮思考”，怎么能赢得读者？至今，许多作家仍在玩文学，而缺乏灵魂的投入。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成为大作家，就在于他们投入了全部的灵魂。

吴万福：你的小说中，融入了你对农牧文化的反思。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你觉得我们的农民最该注重的是什么？

雪漠：整个农民生活命运及境遇的改变，最终要靠灵魂的改变，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心变了，命才能变；心明了，路才能开。所以，要紧的是要改造人文环境，完成其灵魂的重铸。我认为，重铸民族灵魂应该是文学义不容辞的责任。

农业文明终究会被工业文明取代。中国的城市化，和农业的越来越缩小，是一种必然趋势，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是谁能左右或是靠某个政策就能阻止的，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不管农业文明也罢，工业文明也罢，最主要的，还是人的心灵。人的优秀与否，与物质的东西关系不大，而取决于心灵。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不在于他是不是富翁和大官，而在于他的心灵。他的心灵决定了他的行动，他的行动又构成了他的命运。小人损人利己，君子舍己为人，全在于他的心灵。所以，重要的，是如何走出历史文化的阴影，叫自己的心灵放出光来。《狼祸》中的牧人为了争草场，不惜以命相搏，上演了许多悲剧。现时的世界亦然。心灵的扭曲决定了行为的可恶。所以，前几天《文汇报》采访我时，我就说：西部的开发，最主要的是心灵的开发，也可称之为观念的转变。我的创作中，在这方面费力最多，引起了一些人的误解。但有识之士，还是能从我的文字后面，读出我对家乡发自内心的爱来。

胡全基：你的所有作品都写了农村，以后，你是否有大的调整？

雪漠：可以肯定的是，我以后的创作重点，仍会放在农村。现在，用不着我关注城市，整个时代整个国家都在关注城市，也不缺我一个人。现在，最应该关注的还是农民，他们是弱势群体。小时候，父母供我上学，没大的要求，只希望我别忘本。我是唱着《读书郎》长大的，那歌词，已印入了我的灵魂：“小嘛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不是为做官，也不是

为面子光，只为穷人要翻身呀，不受人欺负呀，不做牛和羊。”

我的全部创作，就是在践约我儿时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