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追溯到1993年6月，天气由暖变得渐渐炎热。理经理风尘仆仆流窜到京城，住在赵家楼招待所，他拔通了他的老朋友耿云小姐给他的一个电话号码。这是一个出版社的电话号码。担任出版社总编办公室编辑的王先生是耿小姐与曹先生的同学。王先生接电话时感到这个不速之客的声音十分陌生，正当他感到诧异时对方自报家门：“我是耿小姐的朋友，是做书的，听耿小姐介绍你有好的选题，我们可以谈谈条件。”王先生听说是耿小姐的朋友就情知是一个小书商。耿小姐这几年和书商打得火热，额外收入也颇丰厚。别看耿小姐一副文文静静的样子，像是一个纯真可爱的女大学生。白白净净的小瓜子脸，丰腴而可人，顾盼生风的杏仁眼脉脉含情，白皙细腻的如奶油般的肤色足以令人产生许多美好如诗的联想；齐耳的短发，小鼻子，小嘴，加上娇小玲珑，曲线分明的身段，十足一位娴静良家小女子的模样。只是两只灼灼生光的大眼睛透出几分聪慧和精明。她有着呼风唤雨的能耐，同学间偶而相聚，听耿小姐莺声燕语那般的神侃，使王先生大长见识。姑娘本非等闲之辈，原来这看似清贫寒酸为他人作嫁衣的编书匠人，也能充分利用手中出书的权利游走于市场与出版社之间游刃有余地赚取大把钞票，自使王先生大开眼界而心向往之。听小书商一番自我介绍，使他心驰神动，预感到发财的机会到了，小书商自动找上门，该是我时来运转的时候了。王先生也不敢怠慢，推着自行车，飞身骑上向招待所奔去。

见面一阵寒喧，他们相互打量了一下，理经理这小子，黝黑的皮肤，四方脸，高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甩在脑后的大背头，梳理得一丝不苟，说话带着宁城的土腔却也硬蹩着一口普通话。他笑容可掬地对王先生说：“王编辑，手中有什么书稿吗?”王说：“没有”。“能给我弄几部书稿，别人投给出版社的，你自己编的都行，只要稿子有份量，稿费至少可以比出版社多一倍。”说完狡黠的小眼睛在镜片后面透出极为诱人的光彩。这光彩勾心动魄，使一脸寒酸的王编辑有点心动。于是他不卑不亢地说：“看在小耿的面上，我想想办法，不过马上一时半会儿，弄不出稿子，给我一个月时间试试。”他尽量把话说得慢条斯理，显出编辑身份的优越，但他架在鼻子上那副廉价的塑料框眼镜及发出汗味的广告衫和长及膝盖的西装短裤却显示出这位来自农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京城大出版社小编辑的寒伧。理经理似乎对这一切都无所谓，平平淡淡地说：“现在，香港问题的书蛮火，你能弄一本出来吗?”听理经理这“弄一本出来”的口气。似乎是叫他和一个什么野女人苟合弄一个什么私生子之类的玩意儿，使王编辑暗中好笑。于是他漫不经心地说：“好，我试试弄一本吧。”说完他自己感到好笑，竟也笑出了声。王编辑和理经理的第一次会见就是在这种戏剧带点玩世的气氛中结束的。至少王先生感觉是良好的“嘿，弄一本出来”，他暗自笑着重复了一遍。�两天后，耿小姐从H市也打来电话：“现在1997香港回归的书，火得很，你能否十天之内写出来?”听着耿小姐甜甜柔柔的声音从远方传来，像是炎热的夏季一股凉爽的风，顿感浑身舒坦。王先生也就一口答应了下来。原来，他已找了北京的一个哥儿们，一个姐儿们，只说自己出版社要这方面稿子，这两位大学高等学府的教师利用暑假一头扎进了北京图书馆，找到了一批港台报刊，又是抄袭，又是复印、剪辑忙乎了半个月拼凑出了一本30万字的《香港问题面面观》。以特快专递发给了理经理。

理经理来到了H市出版社，找到了W副社长，此时的E出版社从社长到总编辑似乎头脑中都有点晕乎乎的，拿着国家授于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到处炒卖，后来一位Q副总编的公子，因为以谈恋爱为名玩弄多名女性落入法网，在铁窗中对老子Q有一段刻骨铭心，使人难以忘怀的指责，其中就有轻而易举地通过“卖书号”就无本万利地大把大把进钱，大发了一通感慨。这通感慨被好事的记者如实记录后在某杂志披露，一时出版社同仁引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由此可见某些出版社的风气之一斑。在这种风气的催化下，理经理仅花了6000元钱就轻而易举地弄到了书号，其中当事人是否有好处可赚，公安部门未追，笔者也不便妄加猜测，以免误导读者。

一个月后，《香港问题面面观》面世。因为全书抄自港台报刊，自然从行文笔调语气乃至政治观点都带有浓烈的港台味，与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精神相去甚远。这本对香港前途带有悲观色彩的书一出笼就被人举报。省新闻出版局转发的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查禁销毁通知传至E出版社。出版社头头惶恐之余，却拿着理经理胡乱编造的1万册印数发货清单，谎称已全部如数追缴，而使该书的查处工作不了了之。到理先生1995年落网为止，该书从未停止过销售。E出版社虽开出1万册的付印单，理先生实际炮制了5万册。书被明令查禁后，自然难于销售。理先生却灵机一动，瞒着地处偏僻的小县城印刷厂，一口咬定书的负责制质量不符合要求，拒付印刷费。印刷厂多次追款无效后，一副状纸告到了法院。法院发出传票要理经理接受庭审理。经理行踪飘忽，踪迹杳然，法院无奈而缺席判决理先生归还拖欠的印刷费4万元。理经理不想付款，就想以书来抵债，后来法院的终审判决，未及执行，理经理就被捉进了监狱。这事不了了之。

此书一出，却在香港引起轰动。王先生从港报上获悉书已出版的信息，但书的署名却不是自己和哥们、姐们，变成了一个子虚乌有的“华人”。于是就向耿小姐写信表示不满，要求恢复署名权和获取稿酬权。其实从中牵线搭桥的耿小姐也在为理经理的无耻和无赖在生气，因为书出版后，她却分文未得。而王哥们的所谓出版委托书却是写给她的。精明的耿小姐儿立即向E出版社表示抗议。并在电话中扬言要以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等等。她义正词严地指出：“此书本来是我与作者谈妥，准备在本社出的。理达这小子到我这儿来了一趟，说是借去看看，就偷偷去复印一份带走了。这不仅侵犯了作者的著作权，而且还损害了我社声誉，要承担法律责任。”理经理对耿小姐的这套伎俩当然洞若观火，其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钱，于是理经理一纸汇票8000元就将耿小姐的怒火浇熄。当然耿小姐空手套白狼，除独自享用了其中5000元外，又分出3000元作为稿费汇给了王编辑，自然要自我表白一下，为了维护老同学的利益，我三番五次找理达这个无赖，好不容易才弄来了3000元，全数寄交了老同学，少是少了一点，总比没有强，与这些书商打交道，哎……难说呀!”一声长叹，似有难言之隐。王编辑也就表示理解了。一场所谓的署名版权喧嚣终于在金钱的攻势下，烟消云散，归于平静。这是理经理成功地挥舞金钱魔杖导演的又一出非法出版的闹剧。闹剧在未落幕之前是以正剧的形式演出的。而那些堂而皇之的招牌背后，却掩盖了多少卑鄙肮脏的权钱交易。国家的专有出版权在小书商的金钱贿买下被非法转移，其中隐藏着多少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罪恶。而罪恶的欲望是难于满足的。理经理还是要弄钱，才能完成《肖星映画集》的出笼，只有《肖星映画集》的出笼才能赢来更多的金钱。这是罪恶的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