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起早再次直奔人才智力市场，我几乎是第一个到达那里的。等了近半个小时才聚集了几十个人，每个人脸上都充满着睡眠不足和心急如焚的神态，有几个还挺面熟的。到了九点一开门，人群乱哄哄地往里涌。今天重新买了张求职登记表，不慌不忙地填好后，开始浏览墙上电视中当天上午的人才供求信息，有适合的立即用笔记下来。照例是到中间去和招聘商洽谈，与其说是讨价还价还不如说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以最低的身价贱卖自己换来一个栖身之地。照例是留下资料，留下电话号码，照例是那句“如果你是最合适的，我们会在三天内call你的。”�
一家房地产公司招聘总经理中英文秘书，一位穿白衬衣，系领带，长得颇像香港演员“大傻（成奎安）”的用英语和我交谈了好一阵，并约好明天到公司见总经理，突然走进来一位小姐，冷冷地说了句：“这个职位要求女性。”�
“招聘表上没写呀？”我着急地说。�
“对不起，这是总经理要求的。”她说着转身用钢笔在性别要求一栏上添了个“女”字。�
“男秘书有什么不好？我以前就是秘书嘛，为什么非要女的？这不公平嘛。”我抱怨道。�
“可总经理是男的呀。”她这句话引得旁边的人大笑。�
“那你们公司有女经理吗？”我恼了，无奈地说。�
“暂时没有，有了一定通知你。”她说，又引起傍人哄笑。�
我心里用英语骂道：“Bitch！Fuckyou！（臭三八，操你！）”�
“大傻”无奈地耸耸肩，我悻悻地走开。在大厅右侧找个空小间独自坐下，闷着吸烟，喝矿泉水，还不到下班时间我就走了。当赶到了阿超的酒楼，正是营业高潮。阿超把我安排在一个闲置的小包间里，拿来一瓶易拉罐啤酒，让我先喝着，说待忙过了我们就开饭。没有想到他们的工作餐如此丰富。难怪阿超来深圳居然还长胖了。吃过后我们闲坐在吧台。我给阿超谈了应聘的情况，这时苏茹小姐走了进来，依旧一袭黑色连衣裙，黑色休闲鞋，反衬得皮肤更加白皙，她走到吧台来，放下她的皮包和遮阳伞，我们相互点了点头“嗨”了一声。她问我这几天情况怎么样，我把人才市场的情况给她讲了一些，她说：“不要着急，这里在一个月内找到工作已经算是幸运的了。但在一个地方呆上三个月不被炒掉也是幸运的了。”�
“那你们酒楼好象比较稳定。”我不经意地问，“阿超都干了两年多了。”�
“对四川人来说这里是特区的内地，一般不炒四川人，老板毕竟也是四川人，但对外省人，这里几乎每天都有人被炒掉，每天都有人被雇佣。”她说。�
“我倒是挺羡慕你们的。”我说。�
“怎么，尝出了这里的味道吧？”她笑着问。�
“不，不，我的意思是你们活得挺轻松的，没有压力。”我说。�
“是不是怀念以前的单位了？”她问。�
“现在怀念也没用了，落草为寇，回头无岸了，能撑一天算一天吧。”我无奈地说。�
“我倒认识一些公司的老板，我可以帮你打听一下，你是英语专业，对不对？”她问。�
“谢谢！真是不好意思。”我羞愧地说。�
“没什么，老乡嘛。有什么事说出来，不要不好意思。在外面，不比家里。”她宽容地说。�这时电话响了，阿蕾叫道：“苏姐，寮国长途电话。”苏茹去接电话，我看见她笑容满面，时不时说几句寮国语。我蓦地想起此刻糜局长在寮国干什么。�
待她打完，我笑着说：“你真不简单，公关公到寮国去了。”�
“那是个千万富翁，还不到四十岁，大贸易商，在深圳的生意就不下几百万。”她解释说。�这时阿利走过来，阿超问她：“阿利，你的良哥来了吗？”�
“他来干什么？”阿利问。�
“来卖鱼呗。”阿超笑道，“我们酒楼可是个大买主呵。”�
“阿超你口真臭，他这个周末来。我们只是好朋友啊，别乱说。”她说。�
下午两点后，我又到了深纺工业大厦。有一家港资企业引起了我的兴趣，那是一个黑龙江人二十多年前到香港单枪匹马奋斗出来的企业，人事部的人领着我们十几个应聘者乘电梯到了深纺工业大厦的十楼。在一个铺着红地毯的会议室内面试，我们一个一个地单独面试。叫我时，我心里着实紧张了一下，因为我知道如果老板愿意亲自见你，被聘的希望会大增。我一走进会议室就看见那个东北大汉坐在大真皮转椅上。他不过四十岁左右，但今日的富有和气派掩饰不住满脸的沧桑感。他放下我的资料，然后抬头看着我。他眼中有一种使人胆怯的咄咄逼人的威严。我不觉更紧张了。他让我坐在他身边，然后问我：“英语专业，有六级水平？”�
“对，我测试过。”�
“六级相当于硕士研究生，你的文凭是大专，本科课程只过了一半，这？”旁边那个家伙插嘴，刚才他在二楼就不想要我。�
“这个还骗得了人？文凭不等于水平嘛，”我大声说起来，“你到新华书店买本英语六级模拟题考一下我好了，上面有标准答案，谁都可以改卷。要不是分配时被官僚主义害了，我都是大学教师了。”�
那家伙一时语塞。东北人开口了：�
“莫好意思呀，我们公司暂时不需要翻译，但只要是人才，我一定要用，你其他方面怎么样？”他的口音确切地说是东北话、普通话和广东话的混合体。�
“我还可以做一些文员工作，会电脑打字、有资料翻译吗？”�
“有一点，但不多。这样吧，小高，你把他暂时安排在行政科。”他对那家伙说完又拿起笔在要求待遇栏上改了一下转身告诉我：“月薪一千元高了点，八百好啦。”�
“可以。”我回答，并尽量掩饰自己的激动。�
“这样吧，我们两天之内通知你，你回去准备一下吧。”说完他礼貌地欠了下身给我点了下头，又说了句“莫好意思呀。”深圳人一开口经常就是这句话。�
我感谢地道了谢，然后下了楼。我借了张信息表看了一下没有我的希望，就径自回酒楼。在华强南路路口露天人才市场有几群人围住手里拿着招聘信息的人，我凑进去，居然有招翻译的，后天在位于横岗镇的一家信息中心面试，我立即记下地址。到了酒楼阿超正要上街去为酒楼买灯泡，于是我们就顺便上街转转。我们出门向左拐，不远就是深圳著名的天虹商场，我们在里面转悠了好半天才买了灯泡回酒楼，然后又到“大拇指”去吃晚餐，阿超告诉我，他还要七、八天就回四川了。我劝他不要走，回去了一定会后悔，他说单位许诺提他当个保卫科长，我说是那骗人的，即使当个科长又怎么样，一个月的薪水还不够抽烟，这边干得好好的，又轻松又赚钱又有姑娘吃住的是酒楼，哪象那些流落街头的大学生那般狼狈。他不听，说至少要回去上一个月班，不满意又回来。他告诉我他走后如我还没有找到工作，还可以住在酒楼，他会给酒楼的人说的。这不免引起我的伤心，想想来深圳也已经十来天了，口袋中的钱就象流水消耗。转眼只剩下七八百元了，如果在十天半月之内安顿不下来，我就只好打道回府了。喝了一些闷酒，我们就逛回宿舍了。和他们打了几圈小麻将就早早躺下，胡思乱想一阵便酣然入梦了。�
不知什么时候，我突然被人推醒。阿超对我说：“快起来躲躲，条子查户口来了！”整个宿舍一片嘈杂声。二楼传来恶狠狠的吆喝声：“起来，起来，查户口啦！”�
“快跟我上楼顶！”阿超拉起我就往冲凉房走，却有女人在里面尖叫。他又拉我到走廊的另一头阳台。躲在一堆旧家具背后。我们刚蹲下，杨排长就挤进来，我们蹲在黑暗中大气也不敢出。我没有申报暂住户口，阿超和杨排长的边境证都过了期，暂住费也欠了近半年。我听阿超说边境证基本上是张废纸，每月收费几十元的暂住户口证才有效，有许多人的边境证就被查户口的几把撕毁，遣回原籍。我们都不禁惶然起来，这时查户口的已经上了三楼。�
“起来，起来，查户口啦！拿出暂住证！”先是吆喝声、敲门声，接着传来吱吱嘎嘎的起床的声音，冲凉房的女人尖叫：“等着马上就出来！”�
“拿出边境证、身份证、户口暂住证！”有人命令道。过了一阵，又严厉地问：“怎么这么多床位，这么多包裹，你们才几个人，其他的人呢？”�
“没有啦。”有人说。�
“真的没有了？”又问。�
“没有了，没有了，我们哪敢骗你们呢？”这是阿波的声音。�
这时并没有传来下楼的脚步声，可能是他们不相信阿波的话，觉得不能一无所获地离开。他们还想带点猎物回去邀功领赏呢。�
“没有了，你们不信再检查嘛！”阿波居然走过来打开了阳台的门！我们的心陡地绷紧了。有个穿制服的就到了阳台上，他转悠了几圈，并没有发现黑暗中旧家具堆后的我们。当他转过身，我们的心正要宽松一下，他突然又转身回来，操起一根长木棍从家具的空隙中往里猛地一戳，正好“崩”的一声戳在杨排长的肋骨上。他立即骂道：“出来！出来”我们于是只好束手就擒了。我们走出来，看到有五、六个穿制服的人，有公安、武警、保安和联防队员。阿波怔怔地看着我们，一定是这个呆头呆脑的家伙以为我们从冲凉房的窗口跳到安全的楼顶了才拉开了阳台的门。�
“他妈的，敢骗老子！”一个保安啪地一巴掌打在阿波的后脑勺，大喝道：“蹲下！”阿波就蹲下了。�
阿波叫了声：“阿sir！”那人就大骂：“叫什么阿sir！这里是深圳，不是香港！蹲下！蹲下！”�
“拿出你们的证件！”另一个保安命令我们。�
我拿出了身份证、边境证，阿超拿出身份证，过期边境证，杨排长说三证都丢了。�
“他妈的，又是四川人！四川人真他妈操蛋！男人尽去作贼，女人尽去做鸡！蹲下！统统蹲下！”刹时他们就象特种部队对付恐怖分子一样迅速制服了我们，命令我们蹲在墙角，双手抱着后脑，不许抬头，不许交头接耳。阿超想站起来挨了一棍。旁边聚集了许多人看。�
“再搜一遍！”那个最年长的也是最历害的人命令道。他肤色黎黑，满脸赘肉，穿着共军服装，透着越军神态。几个保安分头到厕所、阳台、冲凉房搜了一遍，甚至连床下都没有放过。�
“带走！统统带走！”那个头子挥舞着狼牙棒吼道。一听说要带走我们，一时如五雷轰顶，旁边有几个人要为我们求情，杨排长的女朋友更是急得大哭。这几个人一脸冷漠，毫不留情，反而大嚷道：“都回去！不关你们的事，谁捣蛋带走谁！”就没有人敢讲话了。�
在穿衣服时，阿超安慰我：“没事，只是罚款而已，多带点钱以备万一。”�
我们在众人无可奈何的目光中被扭送走了。走出宿舍楼到路口才发现路口停着一辆闷罐式警车，我们不由分说被塞进去，里面已有几男几女。我们被反锁在里面，一个保安从窗口命令我们：“老实点！”就又走了。汽车并没立即开走，可能他们又去捕获更多的猎物了。�
一见没人，阿超、我、杨排长立即大骂阿波，他委屈得直掉眼泪，又让我们不好多骂他，阿超又转过来骂杨排长：“都他妈怪你，你长一身排骨，走起路来骨头碰骨头，嗄嗄作响连鬼都要吓跑。”约摸半小时，又有十多人被塞进了车，瞬间充满了一股难闻的汗腻味、尿膻味、香港脚味、还有空气热、体热和汽车发动机的热凑在一起，几乎令我们窒息。更惨的是最后被强行塞进车的几个人，由于拥挤，他们不得不将身体扭曲成“S”型或“Z”型。车子开得飞快，兜了几个圈子，从车子突然加剧了颠簸程度，阿超判定我们从繁华的市区开到了某城郊结合部。半小时后，我们被赶下车，然后被带进一座大院，一进门，发现里面黑鸦鸦的一大片，起码有上百人。秩序大乱，吵嚷和哭骂声中夹杂着南腔北调，但四川口音至少占了三分之一，非常惹耳。�
我因为拖延申报暂住户口被罚款50元，并勒令补交20元的本月暂住户口费和下月的申报费。没容我说一句话，一个保安就把我搡到一边。阿超身为保安，知情不报，包庇坏人，加上边境证过期，罚款50元，并限令短期内补办边境证。杨排长由于属“三无”人员，本应收容遣返，但阿超和我竭力证明他下月起即为酒楼工作人员，保证补办一切手续和证件，才被罚款100元了事。阿波以谎报军情，欺骗国家公务人员被罚款50元。我们迫不得已地交了罚款后，才离开了那个院子，但许多没有三证的民工就惨了，从法律上说他们成了盲流。他们被塞进车，统统拉到收容所或农场做一段时间劳役，待凑足了路费便遣送回原籍。�
当我们在深夜的大街上往回走的时候，闷闷地没有说话。我学了一声杨排长被戳的声音，引得大家纵声大笑，我们又唱又嚷，蹦蹦跳跳地回到宿舍，俨然雄师凯旋。宿舍里的人又被我们吵醒，热闹了好一阵，杨排长和阿华还当着众人的面象红军胜利会师那样来了个拥抱礼，搏得一片掌声。�
一觉醒来已经是上午11点了，看来今天哪里也去不了。吃午饭时，阿蕾告诉我，有几个公司来电话找我。我赶紧掏出记录本，给前几天几个公司一一打去电话，得到的竟全是“莫好意思”的消息，这意味着前几天在深纺大厦人才市场所费的口舌、金钱和煞费苦心的表演全都成了无谓的浪费。我一时乱了方寸。阿超安慰了我几句，提醒我该到横岗面试了，我一看已两点，就赶紧告辞。�
当我乘车经过深圳清水河附近时，突然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汽车被震碎几块玻璃，随之不远处腾空而起一团巨大无比类似蘑菇云的火球，随着就是滚滚浓烟遮天蔽日。公共汽车嗄的一个急刹，一个女人猛地撞进我的怀中，又险些撞到前面的保险杠。�
“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车上的人惊慌失措，顿时血色，都向浓烟处眺望。汽车被阻塞了十几分钟才继续前行，过了横岗口岸，又约摸过了四十分钟才到达横岗镇。�
这是一个非常肮脏的镇。尘土飞扬，遍地垃圾，蚊蝇肆虐，臭气熏天。在汽车上我就看见了“香君大酒店”的巨大霓虹灯广告牌，于是赶紧下车。果然，酒店正对面就是横岗人才信息中心。我登上四楼，透过门上的茶色玻璃，看见已经有六七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正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忽然一个小姐拉开玻璃门问道：“先生是来应聘的吗？”�
“是的是的。”我点点头赶紧随她进去。她让我坐下先看电视，并指着另一个房间说：“那个巴基斯坦人正在面试应聘者，不要急，一个一个地来。”果然透过玻璃看到另一个房间中一个长着欧洲人面孔非洲人肤色的老外正在和三个中国人交谈，不时打着手势点着头耸着肩。我发现应聘者中有一个人年龄至少有40岁上下，原来这八九个都是冲着这一个位置来的。他们在里面交谈的时间很长，我们外面的几个人只好苦苦地等着。电视上的香港节目无聊之极，先是一个没有明显性别特征的娃娃脸小歌星，他（她）一边蹦蹦跳跳，一边搔首弄姿，拿腔捏调地唱了几首歌，那歌词就象我小时候第一次给女孩子写在纸条上的小诗一样幼稚可笑。接着就是一位老太太教人们怎样熬鸡汤。�
过了近一个小时他们都还没有出来，我们几个人在没有空调的外间大汗淋漓，如坐针毡，好不容易那个巴基斯坦人走出来送那个中年人下楼。为我开门的小姐对我们几个看电视的人说：“对不起各位，巴基斯坦老板已经决定要刚才那个人了。莫好意思呀，让各位久等了。”几乎每个人都白跑了一趟，都一时怔怔地说不出话来。这时有个矮胖子走过来对我们说：“各位，我是信息中心经理，对不起各位，让大家白跑了一趟，名额有限嘛。我们只有推荐权没有决定权，决定权是聘人公司的。”�
“不是说机会均等吗？连试都不让我们试一下，你们怎么知道我们不行？”我带头质问。�
“白跑了一趟，整整一个下午都耽误了，车费都花了几十元。”一个女生抱怨。�
“不行就早说嘛，让我们白等，这不坑人吗？”其他几个也都忿懑起来。�
胖子挥挥手说：“大家不要生气啦，不是你们水平有限，的确名额有限的啦。这样吧，我这里是人才信息中心，负责向各个招聘人才的公司招聘人才，凡是我们推荐的人才，招聘公司一般都会优先聘用的啦，刚才那个中年人就是上个月到我们中心来登记的。只要大家把各自的资料留在这里贮存起来，一有消息我们就通知你们来和招聘公司面谈，登记一次我们保证连续推荐三次。当然啦，这是有偿服务的啦。登记一次只花一百元，很便宜的啦，怎么样？”�
我才开始还被矮胖子说得怦然心动，差点排出身上最后的钱，他最后的一句话方使我幡然醒悟，正因为名额有限，所以即使有一个幸运者，那绝大多数人的钱都装进了矮胖子的腰包，何况我口袋里的钱已经不允许我再呆一个月去等那个虚无缥缈的希望了。深圳有上百家这种专门以诱人的职位，高额的薪水为诱饵，去榨取那些初来乍到、心急如焚、求职心切而又走投无路的内地救职者身上的最后一滴油水的所谓人才信息中心或职业介绍所。他们发布的几乎全是虚假信息。我听说过，象最正规的深纺工业大厦二楼，每天仅出售求职登记表、信息表、资料复印、另加公用电话的收费，也不下几千元。我不再理会矮胖子的甜言蜜语，看见另外几个人悻悻地不愿走，我第一个扭头就走了。当我下楼到了街上，看见那个巴基斯坦人正在和那个中年人交谈什么，我走过他们身边时，中年人正在用笔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什么，一边说：“That'smyChinesename。MyEnglishnameisJohnJia（那是我的中文名字，我的英文名字叫贾约翰。）”�当我乘车回城时，就象秋天的茄子一样恹了，没有一点情绪，在热浪中昏昏然然。临进城时发现城里的空气比城外骤然黯淡了许多，四处飘浮着浓厚的黑色尘埃粉末，空气中充斥着一股难闻的，催人泪下的古怪气味。一辆辆警车和消防车拉着剌耳的警笛声呼啸而过，后面紧跟着满载武警的大卡车。每人都戴着防毒面具，整个城市陷入了恐慌和混乱状态，我看到街上行人匆匆，或以手捂住嘴，或戴着口罩，神情紧张而沮丧，整个情景就象遭受了核武器的袭击。我想起了中午在清水河附近发生的爆炸。果然我一下车就看见路旁商店的电视中的紧急新闻报道，原来是清水河的废毒气体仓库的贮气罐突然发生了连续爆炸，爆炸原因暂时不明。本来第一次爆炸并未造成多少人员伤亡，正当消防人员、公安和武警奋力灭火时，发生了第二次爆炸，当场死亡十多人，伤无数人，尤为严重的是深圳市公安局的两个副局长同时罹难，还有数名死者身份不明。这场灾难震动了全国，连国务院副总理都赶来了，南京和香港派来了灭火专家指导灭火，军方调动了海陆空全面出动救火，当时尚未能控制住火势。我当即被骇得冒了一身冷汗。如果我们的汽车离爆炸地点再近一点，我早就灰飞烟灭、一了百了啦！真刺激！我急急赶回了酒楼，阿超一见我，一把拉过我：�
“天哪，你还活着？我吓得团团转，我都打算去认领无名尸体了。”�
“一天看不到香港、台湾回归祖国，我就一天也不会瞑目。”我得意地说。�
“你还有心讲俏皮话，你简直把我们吓坏了！你该打个电话来。”阿蕾在旁责备道。�
“放心，我命大。纵然暴毙深圳街头，依然还有霓虹灯为我闪烁。”他们听了我的话笑也不是哭也不是。�
接下来就是吃晚饭，他们问了问我到横岗应聘的情况。苏茹告诉我蛇口工业区的外贸企业很多，何不去看看，说不定会碰个好运气，我说等两天再去。�
“阿非，到深圳十多天了，找到感觉没有？”苏茹忽然问我。�
“还不够冷酷，这里至少还没有种族歧视，我比《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王起明好多了。再说这里还有你们这些老乡，要不然的话，没准我现在一定在某个黯淡的路灯下，大豆芽似地蜷缩着身子，吸着路上行人扔的烟头。”我说完她们乐不可支。�
“你怎么总是那么欢乐，那么幽默？”阿蕾问。�
“幽默是流氓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的唯一财富，乐极生悲，悲极也可以生乐嘛。”我说，“这是我活下去的原因。”�
“那以后多给我们讲点笑话，来深圳一年多了，我们几乎没有笑过，从没有这种机会。”苏茹说着，递给我一支女士烟，细长爽口的“摩尔。”�
大家又说起清水河爆炸的事故，都庆幸我没有死成。这时电视中正现场报道失事现场的最新消息。爆炸原因是由于易燃易爆的气体罐子发生了泄漏，在酷夏烈日的高温下遇到不明火星所致。由于火势太猛，尽了一切力量，火势虽然有所减弱，但根本就无法扑灭，连北京和香港的灭火专家都束手无策。他们一致谴责这种有毒气体仓库严重违反市政建设法规，绝对不应建于人口稠密的城内，它无异于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令人惶惶不可终日。现场一片紧张混乱，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消防车警笛呼啸，武警官兵举着高压水龙头摇晃，捂着防毒面具的医务人员抢救伤员，一具具烧焦的尸体被担架抬出来，血肉模糊目不忍睹。附近居民被紧急隔离疏散，电视上一再告诫市民不要靠近现场以防不测。还有报道说，有趁机哄抬蔬菜和肉类价格的不法商人被惩罚。火场附近抓到几个趁火打劫者，有两个是四川来粤打工人员。伤亡人数又有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