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后，办公室突然出现了自我参加工作近两年来从未有过的你追我赶，积极主动，群策群力的工作热情。这和邓公南巡讲话公布无关，和应付检查团无关，和群众的批评监督无关，它和古副局长有关——他死了，林主任接替了他的位置。我提了近两年的开水瓶从此成了宠儿。为了争着擦洗玻璃、地板和办公桌我们争得翻了脸、动了粗。我整理报刊、分发文件的专利屡屡遭到侵犯。电话记录本也成了大家集体签名的好地方。每当人们坐到自己的桌前揭开茶杯盖子准备沏菜时，会惊喜地发现杯里会升腾起热乎乎的、浸人心脾的茗馨味儿……社会主义大家庭！再适当不过的词儿。�
我们办公室共有七个人。除了两名小车司机外，笑咪咪的调研员老牛已经五十八岁了，要不是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常常派上用场，早就离岗休息了。他是个“老右派”，关于他的右派历史在我局早已传为佳话。我刚进单位就听说了：搞“阳谋”，搞“引蛇出洞”那年，二十出头血气方刚的老牛面对工作组的热情鼓励、千方引导甚至是苦苦哀求，搜肠刮肚绞尽脑汁后，终于斗胆地向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误喷出了“毒汁”。他的高论是宝成铁路修糟了，把天府之国拉光了拉穷了。“山头主义”的罪名瞬间成立，那个右派名额就不由分说地划到了他头上。活该！——谁让他是当时唯一读过几天书却又无革命履历的知识分子呢。�
老袁倒是有张函大文凭，年龄也才四十出头，又是党员，但他真是不幸之极——他自己也曾开玩笑说，他父母造他时打了个短平快，遗传没到位，结果落得个先天性佝偻病。他头大鸡胸、两腿弯曲、腹部膨大、比侏儒略高，背上凸起一个神秘的巨大的包，严重的罗圈腿使他走路时走一步就要侧一下身子，如话剧中烈士大义凛然上刑场，而且他的嘴角也因为面瘫而斜歪着，一讲话就把斜度拉得更大，令听者忍俊不禁。用这张嘴去读文件、讲政策，既使组织上不介意，也只怕群众会闹情绪。�
瑶姐刚从山药县的一个生产婴儿奶嘴和尿布的街道小厂调来不久。年轻、爱打扮，按山药县的标准还算漂亮。她时常用山药嗓子哼着流行歌曲，常常进舞厅。她尤其爱走模特儿步子，于是成了文娱积极分子，不知啥时又成了不经认命的公关小姐，大家都叫她瑶小姐或瑶姐，只可惜她看问题和常人角度不同，她认为美国的首都是纽约，梅兰芳的丈夫是赵丹，她把“别墅”叫“别野”还把“粤语”说成“俄语”等等。�
只有三十来岁的小苟志在必得的样子，上传下达最积极。据说他一参加工作就在函授什么行管、企管、文秘之类的文凭，可一直没有听到毕业的消息，也不好问他。�
至于我呢，尽管我毕业于一所稀饭（师范）院校英语系，可毕竟是当时局机关唯一从正规院校毕业的非自费、非函授、非委培、非电大、非夜大的大学生，在这个文凭满天飞的社会，我这个统招生还是被认为具有一定真才实学的，自我感觉也是卓尔不群的。这就象当时俄罗斯商场货柜上的土豆一样炙手可热行情看涨。大家常常在谈笑间羞涩地相互恭维谦让一番，竟归根结底地管我叫主任！我感情丰富意志脆弱，免不了有些轻飘飘的感觉，就更加天马行空，我行我素起来。我发誓，这绝不是什么小人得志忘乎所以，我本性就是如此，何况我刚跨入社会不久。�直到有一天，局党委书记兼局长糜局长召我个别谈话后才惊出一身冷汗。�
糜局长有些秃顶，但顾全大局，几缕稀疏的头发一律齐齐地梳向脑顶以极力提高其覆盖率，形成地方拥护中央之势，除此我再依据古副局长为他辛辛苦苦划的三千多把叉子可以判定糜局长的年龄在六十上下，他身材很胖，目光平和却从不嘻嘻哈哈。刚进局时，我觉得糜局长很面熟，他太象一个我叫不上名的老演员，他几乎每次都演局长、县长一级的领导干部，而且几乎每次都不穿西服而穿肥大的灰色中山装。�
我敲门进去见正有人和糜局长谈话，我正要转身回避却被糜局长叫住。�
“小李啊，坐，坐。”他向那两个人挥挥手，那两人立即躬身退出。�
“糜局长，您找我？”我恭敬地问。�
“啊，坐，请坐。”他边说边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玉溪”牌香烟扔给我一支，自己也衔上一支，我赶紧把打火机凑上去给他点燃。�
“你也点上。”他摆摆手，“坐吧。”�
“谢谢。”我小心翼翼地坐在真皮沙发上，将挺直了的身子微微前倾。�
“小李啊，局里对你这两年的工作还比较满意，林局长可经常表扬你哟。”糜局长在我身旁坐下来，拍了拍我的手背。�
“谢谢糜局长……”我脸有些红。�
“年轻人啊，处事可要成熟呵，不要骄傲，要谦虚，不要脱离群众……”他语重心长地说。
�“谢谢糜局长提醒。”我忙不迭地点头。�
“年轻人嘛，关心国家大事当然是好事，但立场一定要端正，观点一定要正确……干部的主流还是好的嘛。”�
“糜局长，我……我……”我紧张起来。�
“哦，没什么，没什么，我只是提醒你一下，别人有意见嘛，年轻人嘛，难免有些偏激，以后注意就是了。”谈话结束时，糜局长轻轻拍着我的肩膀，异常和蔼地说：“你的组织问题应该考虑喽，自己要主动地向组织靠拢呕！”�
我回到我的办公桌前坐下，琢磨着糜局长的话，不免陶醉在受宠若惊的情绪中，这是糜局长第一次单独招见我，谈话虽寥寥数语，却涉及了事关前程的组织问题，傻瓜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这时才后悔以前每当林主任提起我的组织问题时，我却总是说自己还不成熟还有待于提高水平，甚至口口声声信仰问题非同儿戏，必须慎重。当我反复咀嚼，仔细领会糜局长的话时，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似乎有人在他面前说过我的坏话。我把脸拉成了一条苦瓜。�
“小李，不不，应该叫你李主任，以后多多关照啦。”瑶姐笑嘻嘻地说。其他人也都停止忙碌，一齐看我。�
“什么意思？”我抱怨，“别乱叫！”�
“什么意思？组织上器重你，委以重任嘛。”老袁说。�
“别开我的玩笑了，我哪里是当主任的料？你还差不多。”我释然地笑。�
“有文凭是不同，现在呀是老大靠了边，老二分了田，老九上了天，不三不四赚了钱，知识分子吃香喽，那象我们年轻那时候！”老右派老牛感喟道。�
“小李，赶快突击入党。”小苟提醒我。�
“小李，什么时候我给你开车呀？”小谭说。�
“有劳你们费心了。”我不冷不热地扔出一句，然后到下属企业收集资料去了。�
三天后，我拿着一份传真文件找糜局长批阅，他头也不抬地哼了一声，头也不抬地签了字，忽然说：�
“小李啊，说话可要注意影响哦。”�
“我？……”我愣了。�
“领导什么地方做得不妥，可以当面提意见嘛，对不对？”他看着我的眼睛说。�
“糜局长，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我心里忐忑不安，一边回顾这一段时间的言谈举止是否有出格的地方，我实在想不起来我对任何领导言有微辞。�
“没说就好。”他笑了，却笑得有些勉强。�
“我绝对没有？是谁说的？”我激动起来，大声地问，“是谁说的，我非找他对证不可！”�“不必问了，你没说就算了。”他开始埋头继续看文件。�
“糜局长，我绝对没有！有人打小报告陷害我！我是什么人，糜局长也了解。”我申辩道。�
“好了好了，今后注意就是了，没事了。”他向我摆摆手，我只好退出去。�
我回到办公室，气不打一处来，以前就有人常打我的小报告，但也无非都是些诸如迟到早退，上班时间看小说侃大山之类鸡毛蒜皮的小事，我也不在乎。但这次就歹毒了，居然挑拨我和领导的关系，甚至把矛头直指德高望重一言九鼎的糜局长，往小里说，把我描绘成一个口蜜腹剑、阳奉阴违的奸佞小人；往大里说，我成了睡在领导身边的赫鲁晓夫。这已涉及了我的人品！不错，我的确常常对腐败、官僚主义及其根源痛心疾首口诛笔伐，即使现在去翻阅蒙城当时的《精神火山报》，你仍可以找到许多署名为“火鸟”、“瘦马”、“吼猴”、“食蚁兽”、或“啄木鸟”的檄文，这些飞禽走兽正是敝人。我当时常常给这家颇有争议的报刊撰写文稿，虽纯属自作多情，却真正出于忧国忧民。但除了被舆论公布了的家喻户晓的腐败分子，我从不针对或影射任何具体的人，我又不是白痴。�
是谁一次又一次地为我邀功呢？他们谁都对我和蔼可亲，曾屡屡要认我做哥做弟做干儿子，一次又一次地对我的个人问题表示严重关切，现在又要认我做领导，口口声声地要求照顾。
我虽心直口快，平时却也能和他们和睦相处，从未发生过明显的龃龉或不快，却居然、竟然有这种背后放冷箭的卑鄙小人！我想这次绝对不能再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来息事宁人了，否则，他就会得寸进尺。我越想越气愤，不禁脱口大骂起来。�
“我操他娘！有种的明着来！背后使坏算什么东西！要往上爬也用不着把别人往下踩！”�
他们被我骇了一跳，愣了半响，又纷纷围了上来，惊讶地看着我。�
“小李，怎么了？”瑶姐关心地问。�
“谁这么缺德，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小苟气愤地骂道。�
“唉，世风日下，人心不沽呀！”老牛感叹，又絮絮叨叨地讲起五十年代他类似的经历。�
以后几天，我尽量阴沉着脸不讲话，办公室气氛也较紧张。我想一面静观世态发展，一面试图寻求一条诡计以扭转被动局面。�
那天上午我提前一刻钟到办公室，只有小苟一个人正伏案写什么东西，一见到我就慌里慌张地用一张报纸往上面一遮，一边对我支支吾吾：“你，你来啦？”�
“写什么呀偷偷摸摸的？”我心中警觉起来，半是认真半是开玩笑地问。�
“没……没……没什么。”他更慌了，又掀了一下报纸将纸页全部覆盖住。�
我愈加感到神秘，就笑着问：“给旧情人写信？你小子也赶这个时髦？”�
“哪……哪里？”他的脸更红了。�
“该不是检举材料吧？克格勃？”我又问，一边审视着他错愕的眼神。�
“绝对不是！练练字，瞎写。”他发誓，又避开我的审视，讪讪地笑。�
我禁不住。我拿出一支烟递给他，一支自己叼上，我摸了摸口袋叫道：“妈的，我的打火机呢？又丢了，苟哥，借你的火用用。”�
我趁他掏打火机那一刹，一把扯开报纸。下面竟是一封尚未完成的入党申请书！我不禁捧腹哈哈大笑起来，他窘得手足失措，满脸通红，尴尬地问：“你……你笑什么？”�
“哈……哈，我原以为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偷偷摸摸地象个贼。”我数落他，“怎么，现在不是一九二七年吧，还得秘密入党呀？做地下工作呀？该不是入国民党吧？入党应该是非常光荣的事呀，还怕被别人撞见呀？你这个家伙，还叫我突击入党，自己却偷偷地努力哩！苟哥，从今以后你一定帮助我、挽救我、教育我，该提醒的提醒，该骂的就骂，该打屁股就打屁股，该向领导反映就向领导反映，你别客气！我一定虚心接受，处处向你看齐……”�
“小李一定见笑我了。”小苟忸忸怩怩起来。�
“哪里哪里？是肃然起敬！”我一把抓住他的手，使劲地大弧度地长久地摇晃，一边深情地语重心长地欲哭无泪地说，“革命总算后继有人了，我也就放心了！”�
他满脸通红地傻笑一阵。�
忽然他又问我：“哦，小李，有句话是怎么说的？大概是什么来着……唔……先天下而乐后天下而忧……到底是怎么说的？好象是中学语文课本上的，我那本书怎么也找不到。”�
“是范仲淹说的，不是什么先天下而乐后天下而忧，而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意思就是做雷锋，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毫不利已专门利人。”我解释道，又问他：“这一定是你在写对党的认识对不对？”�
“是的。”他难为情地说：“小李，你，你也该考虑你的组织问题了。”�
我想起了糜局长说过的话，心里怦怦直跳，嘴里却说：“我觉悟低水平有限，等我提高了没准将来哪天我也会积极主动地向组织靠拢的，不过，现在我还是做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吧，这样为党工作更方便点，既使干了坏事也不牵连组织，让党去挨骂，现在这种党内败类又不是没有，你说呢？”�
小苟讪讪地说：“那是，那是。”
最后小苟还坚决要求我为他保密，我态度坚决满口答应了。看着他怀疑的样子，我便指天诅咒发誓一番。�
小苟接了个电话后走了。不一会，老袁摇晃着霹雳舞步进来，见到我就说：�
“小苟被糜局长召去了。”�
他见我没有吭声就又诡秘地说：“这几天勤快得很，早请示晚汇报哩，听说组织问题马上就要解决了。小李，你知道吧？”�
“好嘛！要求进步嘛！”我不在意地说，拿起一张《参考消息》看起来。这是当时办公室唯一一份令我感兴趣的报纸。�
过了一会，他又摇晃过来凑近我说：“小李，说实话，我是在为你抱不平哩。呸！他那副德性，谁不知道？吹牛拍马，欺上瞒下，恶人先告状，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什么事干不出来？小李，你干了也快两年了，以前你哪天见到过他准时上下班？哪天不是等你我把开水打了，玻璃擦了，地扫了，火生了才来？嗬，现在倒好，什么功劳都是他的了，呸！”�
他朝门方面猛地啐了一口。我笑了笑，没有搭话，也不敢搭话。此时对每个人我都不得不藏族人穿衣服——留一手。�
“论说条件，就你小李合适。”他俯在我桌上，扯过我正在看的报纸，又对我说，“现在选拔干部，不就看四条吗？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你至少有后三条。要说那小子，革命化是假的；知识化就别提了，一辈子都在为一张文凭奔波，到现在还没混上；他的专业就是阳奉阴违；你再看他那条老脸，才三十岁，呸！瞒得了谁！”�
我噗哧笑了，倒不是因为他的话，而是我抬头瞥见了他的嘴角一斜一歪忍不住了。�
“你笑什么？我说的不对？”他奇怪地问。�
“不不！我是觉得你老袁讲话真有水平，讽刺挖苦人有一整套。”我说。�
“我老袁就是看不惯那种小人！我向来就是光明磊落，从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有些得意地笑了，忽而又压低声音说：“你小李呀，你还不知道他是怎么背后说你坏话呢？还在别人面前说我！他小子，他还没撅屁股，我老袁就知道他放的是响屁还是哑屁。哼，总有一天我要向他打燃火！”�
“说我什么？”我故作惊讶地问。他笑而不语欲言又止，只管抽烟，烟柱从他的嘴角斜着出来。�
“说什么我都不在乎，人正不怕影子斜，何况公民还有言论自由嘛。”我欲擒故纵。�
半阵，老袁见我不再理他，反而忍不住了，他看了一眼门外，咳了一声，压低了声音对我说：“我告诉你可不要说是我说的。”�
“你说我会吗？我又不是傻子。”我一摊手。�
“他说，他说，嗨——真他妈狠，他说你素质差！”他一咬牙说了出来。�
我再次哈哈大笑起来，声音干瘪得碜人。老袁疑惑不解地看着我。�
“我还以为说什么呢！素质差，素质差有什么关系嘛，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都有待于提高嘛！他即使骂我是一文盲加流氓，我也不在乎。我算什么东西——垮掉的一代嘛，这一代人都素质低！有人骂你才能强烈地证明你的存在，就怕人家拿你当哑巴不理你，这是好事嘛，我求之不得哩！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来骂你，你简直成伟人了！能让全世界骂的人还一个没有哩！”我自嘲了一翻后又正色道，“说实话，老袁，论水平、论资力、论工作能力、论群众基础，这么说吧，不管从哪个角度去考虑，主任这个位置非你莫属，真的，不是你老袁来当，即使组织上不介意，群众也会闹情绪。再说了，你快离岗了，也该光荣退休了嘛。真的，这可是心里话。”�
他乐了，猛拍了我肩膀两把，把我痛得嗷嗷直叫。他叹气：“现在哪个在看你的工作能力哟！”�
他给我一支烟，我们对了火后，老袁诡秘地说：“告诉你一个秘密，千万保密！”�
突然门外传来脚步声，老袁赶紧踅回他自己的座位，胡乱抓起一张报纸。�
瑶姐迈着猫步走进办公室。她一脸红晕，象刚喝了杯“烧老二酒”。她一边哼着小曲《女人是老虎》，一边收拾她的办公桌，一会又拿起电话：“喂，医院吗？请接一下妇产科……喂，妇产科吗？请找一下伟哥……伟哥吗？我是谁？我是你大令呀，呸！疯子！我要到省城出差几天，马上就走，说不定啥时回来，你去接庆庆，拜拜！”�
“怎么，瑶小姐要出差呀！”老袁问。�
“糜局长要到省城，有些应酬。”说完就噔噔地转身下楼了，不一会就听到轿车启动声，我们赶快到窗口看，糜局长那辆刚买的“公爵王”轿车瞬间就消失在大门外了。�
“咦，怪了！这次怎么就瑶小姐跟着去？”老袁问。以前到省城通常是糜局长和林主任去的，隔三岔五也带上我或小苟去解解馋。我也颇感意外。�
“小李，有人要抢你的饭碗罗！”小苟从门外进来对我说。�
“我看是抢你小苟的哟。”老袁笑着说。�
“哎，老袁，我什么时候得罪你了？这样损我？”小苟问。一整天小苟就象一个皮肤病患者一样坐立不安心神不宁。�
糜局长一去就几天没回来。有一天我正在跟老牛学写毛笔字起劲，来了两个陌生人，一个五十多岁的胖子，一个妖娆艳俗的女人。一进门就大大咧咧地问：“你们局长呢？”�
当时我正屏住气在写一个结构复杂的繁体字，老牛也正专心地指点我，没有理他们。�
“喂，你们老板呢？”声音大了点。我没有转身，只是问了句：“找哪个老板？”�
“喂，你们是什么态度？”那人生气了。我和老牛就转过身来，见那胖子一脸怒容。�
“请问你们是哪里来的？找哪个老板？”老牛问。�
“我们是市里来的，找你们的一把手！”那个女人傲慢地说。�
“不在。”老牛冷冷地说，又转过身。�
“大老板上省城了，二老板游长城了，三老板下基层了。两位有何贵干？”我不亢不卑地说。�
“这是市上的文件，你转交一下，请签个字。”胖子从皮夹子取出两份文件放在桌上。�
我一看有一份是市里下发的关于在近期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文件。另一份是要求集资修飞机场的，上面要求了款子的数额和上交期限，分明是乱摊派。几乎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人物上门来：检查的、讨债的、收税的、要赞助的、拉广告的、卖书的、集资的、摊派的、募捐的、化缘的、搞推销的、发“优惠”券的，卖形形色色办公用品的……什么玩意都有。上次市里修新火葬场，规定按人头每人捐二十元，否则后果自负，我们局也因此赞助了两三万元，好歹那地方是每个人的必经之地，也算一种投资或预交的定金吧。我们局里的下属企业早已怨声载道。几年来工资都不能按时兑现，还出现了下岗职工静坐示威、阻断交通、殴伤保安，找政府要饭吃的恶性事件。我记得糜局长说过，对这类“活抢人”的事能推就推，能躲就躲，可以先斩而后奏。我冲胖子抱怨：“怎么，又是要钱的？怎么从来没有给我们送钱呢？”�
“这是死任务，完成也得完成，不能完成也得完成，哪怕是扣工资！”那娘们说，语气相当生硬。�
“我们连工资都发不起了，你找我们要，我们又找谁要？我们又不是银行，十万元，天文数字！”我顶撞起来，“简直是活抢人！还要不要我们活了？”�
胖子更加生气了，他从沙发上站起来，冲我说：“小同志，你这话就不对了，这是市里的意思，又不是我找你要钱，再说又不是要你私人的钱！”�
“市里！市里！市里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一下火了，“现在是市场经济，凭什么对我们指手划脚，拿不出钱来叫我们去抢？”�
“市里管不了你们局？”胖子发怒了，“我还没见过你这种人！”�
“这不是谁管谁的问题！”我得理不饶人。�
两人气坏了。那女人在胖子耳朵上嘀咕了一句，胖子先把我上下审视了一翻，又气呼呼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怎么？要注销我的城市户口呀？到公安局去查嘛！”我更火了。�
老牛见事情要闹大了，就笑嘻嘻地说：“我们都是丘八，何必为公家的事闹成这样呢？这样吧，你们两位把文件留下，领导一回来，我们一定转交，你们看好不好？”�
两人见有个软着陆的机会，也就平和了点说：“老同志说话还入耳，这么大的事情，谁耽搁了也扛不起。这两份文件现在就交给你，我们走了。”�
他们转身离开时，那个胖子扭头狠狠盯了我一眼。老牛把他们送出门外，一转身就“呸”的一声骂道：“不就一个破公务员嘛，拿起鸡毛就当令箭！奴才！”�
一时心情被搅乱，我们就放下毛笔坐下来喝茶聊天。忽然老牛问我：“小李呀，我观察了一段时间，你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呀？”�
“反应，什么反应？”我吃惊地问。�
“你这小伙子，明人不说暗话。别说到时我没有提醒你呀，你不见别人整天在忙么？”他又拍拍我的手，“别把自己搞被动了，把事情搞糟了，你不比我，我老啦，无所谓，你还年轻，应该有所作为。”�
“别开我的玩笑了老牛。”我谦虚地说，“我只想把毛笔字练好，全靠你指点了。你常说的那句话很有道理，该你的躲也躲不掉，不该你的，抢也抢不来，就象你当年的那顶右派帽子。一切都是命定的，我信奉宿命、无为的观点。人不要患得患失，要学会知足常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点我非常羡慕你的。哎，老牛，我发觉呀，恐怕写毛笔字、画画和练气功的高妙之处还在于和现实的某种妥协和规避吧，你看，官场失意的知识分子几乎都练一手好毛笔字。”�
“你说的那是调研员——你骂我呐！”老牛孩子般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