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大院沉浸在一片混乱之中，被下放的行色仓皇，准备行装；想抢房的剑拔弩张，伺机而动，使得大院的底层处在一种空前的骚动之中。可是从表面上来看，许家大院里却是锣鼓喧天，喜气洋洋。

这一次敲锣打鼓不是抄家，不是抢房子，而是来为那些光荣下放的人报喜。中国的锣鼓是多功能的，可以是忧，可以是喜，可以壮自家的胆量，也可以是吓唬别人的。

报喜的队伍不那么威武，三五个人稀稀拉拉，敲着锣鼓家什，拿着用红纸写成的喜报：“×××同志被光荣批准到农村安家落户，特此报喜。”这种三四尺长，写得歪歪斜斜的喜报实在也算不了什么，但有两点是极其重要的，一是在人名之下有了同志二字，二是喜报的本身是用红纸写的。用白纸写的是批判、揭发、勒令，只有用红纸写的才是象征着革命。

许达伟的两个儿子，亮亮和明明，知道爸爸妈妈要光荣下放了，知道自家门口要贴上一张红色的喜报了，高兴得在大院里跳来跳去，听见锣鼓响就赶出去张望，看看是不是到家里来报喜的。两个可怜的孩子第一次有了光荣感，或者说第一次感到与别人是同等的。他们生下来就不光荣，就感到是低人一等。奶奶是地主婆，解放前拥有整个的许家大院子，是吸血鬼。爸爸是右派分子，他不甘心地主阶级的灭亡，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妄图复辟。

亮亮和明明打从懂事时起就感到一种压抑，这倒不是他们曾经受到过老师的歧视和同学的欺凌。没有。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学校里一般的不公开歧视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除非是孩子们相互吵架，骂人：“你是个坏东西，你爸爸也是个坏东西！”

亮亮和明明受到柳梅的管教，他们不和同学们吵架，处处都让人三分。他们所以会感到压抑，是因为许达伟受到压抑，父亲被压得抬不起头来，孩子怎么会扬眉吐气？

每逢重大节日或者是有重要的人物来到苏州，地富反坏和右派分子都要被集中起来训话，要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集中训话的地点就在许家大门前那座当年还没有拆掉的照壁墙下面。许达伟当然也得去，这是阶级斗争，林阿五是帮不了忙的。他必须去和那些曾经当过强盗，做过小偷，做过官僚和特务的人坐在一起，听训。过路的人都要停下来看看，好像是看什么稀有动物似的。亮亮和明明不敢看又想看，常在远处的桥头上转来转去，看着爸爸在那里弓坐着，低着头。这时候他们又不敢回家，回到家里又会见到妈妈流眼泪。特别是在重大的节日里，要防止五类分子搞破坏，便把他们集中起来劳动，到城外去修路，抬石头。路远，天黑难归。柳梅不放心，亮亮和明明也不放心，两个孩子循着一条老路去接爸爸，在城门口搀住了疲惫不堪的许达伟。父子仁手搀着手，三双含泪的眼睛看着长街节日的灯火，听着四处欢乐的锣鼓声。亮亮和明明的童年都不是金色的。

来了，这一次真的是报喜的锣鼓来了；亮亮和明明一直迎到备弄里，从黑暗处把报喜队引到自家的大门口。这一帮报喜队是来自两个单位，一个是柳梅的学校，一个是大院子里的前远五金零件厂；一个报的是柳梅，一个报的是许达伟。两帮人马，两套锣鼓，就显得更加热闹点。这和贴勒令、抄家不同了，虽然差不多还是那些人，但却显得热情、客气。大家都是同志了，还有什么过不去的。“人之初，性本善”，人在此时此刻却产生了一种同情的心理，觉得这些人突然被赶到农村里去，实在有点可怜。

喜报像一道消灾的符咒，喜报向门上一贴，人们就敢来走动了。许达伟和柳梅平时的人缘都很好，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做什么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当他们要离开这个世代居住的老窝时，亲友、邻里都来慰问、告别。来的人还要送点儿东西，大多是些肥皂、蜡烛、马灯，以及一些防风御寒的物品。农村里没有电，风大，天冷。其中有些人甚至还说一些道歉的话：“过去有一些对不起你们的地方，请不要放在心上，那也是形势所迫，这你也了解的。”

“哪里的话，事情都过去了，谁还去放在心上呢，再说，你那时也是不得已。”

“对对，到底是读书人，通情达理。今后虽然不做邻居了，还是可以常来常往，回到苏州来要是没有地方住，那就住在我家里。”

“谢谢，不客气。”

亮亮明明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和爸爸讲话，觉得爸爸在一夜之间连升了三级，他们这一家终于和所有的人家都平等了，而且还是读书人，通情达理。

许达伟也好像有一种苏醒的感觉，好像是从隆冬进入了暮春，突然脱掉了沉重的棉衣，人变得轻巧了，精神也爽朗了一点。他终于可以从这个许家大院里逃出去了，从这个蜗牛壳里脱出去了。多少年来，这黑压压的大房子就像一座大山，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得许达伟抬不起头，透不出气。他认为自己这半辈子的不幸都是这一座大房子造成的，各种各样的矛盾都是这一座大房子引起的，各种见得人和见不得人的事情都是在这座大房子里发生的，房子可避风雨，却也是罪恶的渊薮。到广阔的天地里去吧，到那里去造茅屋三间，与世无争，与人无涉。茅屋虽然能为秋风所破，却也比人与人之间的争夺好得多。

柳梅却紧张万状，慌乱无主。要搬走一个住了将近二十年的家，简直不知道从何下手。她记得许达伟当年曾经诅咒过许家大院，把那些黑压压的大房子比作鸟笼，认为住在里面的人都是失去自由的鸟儿，不能远走高飞。现在，柳梅倒真的希望住宅就是一个鸟笼，她可以像养鸟人那样拎着笼子到海滩上去遛遛。她们总共占有六间厢房，厢房的面积小，加起来还比三间上房小一点，可这六间小房子里都不是空的，有箱笼橱柜，台凳桌椅，锅瓢碗盏，蚊帐棉被，煤炉畚箕……许多东西看起来可有可无，要用到却又是少不了的。上面规定，所有的下放户要在七天之内离开苏州，说是为了备战，真像是苏联的坦克师已经越过了国境，美国的第七舰队已经到了长江口。

老年人私下里在传播，说这一次苏州下放了上万户，比当年的“洪武赶杀”还要多。洪武是明朝的开国年号，开国的皇帝朱元璋，人称朱洪武。朱洪武攻下了南京之后，就是攻不下苏州，苏州人富可敌国，全力支持农民的领袖张士诚死守苏州。朱元璋损兵折将，好不容易才攻下了苏州。苏州陷落后朱洪武大怒，命令把苏州城里的危险分子统统赶到苏北去，不肯走的就杀头。人称“洪武赶杀”。

明朝已经过去了三百多年，现在的人当然要文明些，不肯下放的也不至于杀头，只是进行车轮大战，打通你。大棒之后还有胡萝卜，除掉把黑袖章换成大红花之外，还有实质性的优惠，有困难可以补助，下去以后还有建房子的经费，如果有人梦想着拥有自己的房子的话，这种梦想可以到海滩上去实现。搬家的期限紧，帮忙的人也多，单位里派人来帮着打包、装箱，而且负责送到轮船码头，直到轮船拉响第一声汽笛。

林阿五从厂里抽调了六个人，加上柳梅学校里派来的四个人，十个人拿来了纸箱、藤箱、木板箱和大捆的草绳，只要柳梅吩咐，他们就会将物件分门别类捆扎得好好的。

亮亮和明明也在那里奔来奔去：“叔叔，那是我的蟋蟀盆，不能打碎。”

叔叔们就用碎纸条把盆填满，再用旧棉花捆扎，放在木箱的角落里。

那些帮忙的人也带来了坏消息，说是有的人已经到下放的地方去察看过了，那里的情形和报纸上所说的大大两样，那里土地不是黄沙就是盐碱，天寒地冻，风像刀子刮脸；乡下什么也买不到，上一趟小街要跑十多里。小街上根本就找不到一爿酱园店，酱油和黄酒都没有，供销社里只有盐；臭鱼烂虾倒不少，鸡和鸡蛋也便宜。

柳梅一听更慌了，油酒酱醋不全，别人还不打紧，婆婆是不能活的。费亭美的日常生活虽然不如从前考究，可是每天还得喝二两黄酒，欢喜吃油泡虾和红烧肉，早晨还要吃一点玫瑰红乳腐。要买一点带走，让老太太的生活习惯慢慢地适应，慢慢地改变。

柳梅开了一张购物的清单，又交给我八十块钱：“小弟，这事只能麻烦你了，你找一个能帮忙的人，到街上去替我们买点东西，单子上有的你就买，单子上没有的，你认为是需要的也可以买一些。我现在头也昏了，许多东西都想不起来，你看着办吧。”

我骑着自行车满城转，那时候买东西本来就很难，再加上上万人同时下放，那适合于农村的日用品早就卖得空空的。

我骑着车子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又一次把我熟悉的城市作一番巡礼。

苏州的大街上买卖繁忙，最忙的却又是那些平时无人问津的旧货店和估衣铺。那些在苏州住了几辈子、几十年的人家，一旦要举家下放，拔根搬迁的时候，却发现了许多带不走，或者是在农村里用不着的东西。那些沉重、庞大的红木家具搬不动也运不走，即使能运到农村里又放在哪里？那些轻软挺刮的丝绸呢绒服装，又怎能抵御农村里的泥泞和风雪？卖掉，换点钱去买些棉袄、棉裤和高筒胶靴之类的东西。千家万户都去卖，那估衣铺和旧货店就招架不住了，他买下来以后又卖给谁，哪有这么多的资金来收购？于是，有的压价，有的拒收，特别是那些绫罗缎匹，简直是一钱不值，连废品收购站也不收，因为绸缎还不如破布，是不能回炉的。有个老太太站在估衣店的门口掉眼泪，她卖掉了一件黑缎、银狐皮滚边的大氅，换来的只是一件半旧不新的棉上装。估衣铺里的老营业员见了也叹气，他们可以想象，老太太年轻时穿着这件大氅是何等的风流，说不定还有照片刊登在周瘦鹃创办的《礼拜六》上面。如今，她要这件大氅做啥呢，穿着棉布的上装还能在寒风中走向田头，穿着这件黑缎、银狐皮滚边的大氅立在田头上，贫下中农见了会认为她是在装神弄鬼。

营业员劝那位老太了：“别难过啦，老太，我们所以把它收下来，也是看着你可怜。你说我们把这件大氅收下来又能卖给谁？除非是卖给唱戏的，现在都唱样板戏了，用不着这种东西。”

旧货店只开半边门，半边门上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本店不收红木家具”。因为当时的红木只有两种用途，一是做二胡，一是做算盘，多收了也没有地方堆。幸亏苏州郊区的农民闻风而至，他们摇了小船来，停在城门口，专收红木家具。农民最向往的就是家里有一张红木大床和八仙桌，因为当年的地主家里都有这种东西，他们当年是可望而不可即。现在好了，摇一只小船到城里来捡便宜。不能说他们是趁火打劫，亏得是农民兄弟帮了忙，至今还能把许多古典的红木家具保存下来，没有变成算盘珠和红木片。

油酒酱醋买回来了，小甏的红乳腐也买回来了，我还买到了两顶海虎绒的风帽，是我送给亮亮和明明的。这种帽子又称老头帽或狗头帽，在严寒中可以向下一拉，把整个的头颅都包在里面，外面只看见两只眼睛和一张嘴。

许达伟和柳梅对这两顶帽子都很满意，把两个儿子拉到身边：

“来，小弟叔叔送一顶帽子给你们，戴起来给我看看，有了这种帽子就不会在寒风里把耳朵冻得通红的。”

亮亮和明明把帽子戴上，向下一拉，活像两个夜叉小鬼，跳跳蹦蹦地比拳头。他们也许觉得农村里很好玩，可以无拘无束地做游戏。

许达伟也被两个孩子逗得哈哈大笑，我很久没有听见他有这样的笑声了，是啊，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逗留在苏州？遥想当年的许达伟，他是志在千里！

我也忙得很起劲，一会儿帮柳梅去购物，一会儿又帮王先生去搬书。王先生同意我们的瞒天过海计，但他只同意让王师母一个人留在朱老头家，他自己要和阿妹一起走。因为两个人同时留在朱老头家，没有粮票，没有计划供应的任何东西，那朱老头怎能负担得起！

我也抽空去帮助我的姨妈，费亭美。想去说几句谎话安慰安慰她，就像当年杜撰出许多电影故事似的。

费亭美弯着腰，坐在小煤炉的旁边，煤炉上有一壶水在喷着水汽。她伏在一张方凳子上，面前摊着一个厚厚的帐本。这是一本历年来加工火柴盒的明细帐，我经常看见她在帐本上记下一笔一笔的工料、成品和加工费。房间里已经收拾得很整洁了，平时那些堆放乱七八糟的火柴盒、小木片、碎纸头都已经捆扎整齐。她也准备走了，要把做了十多年的活计作一个了结。

费亭美拿着一截亮亮和明明用剩的铅笔头，在那帐本上写下了最后的一笔，抬起头来对我说：“小弟，这些年我倒没有白吃饭，也做了一点事体。”她把帐本捧起来：“你看，这帐本是可以证明的。”

“姨妈，你要帐本证明什么呢，许家大院里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些年来你是自食其力。”我想鼓舞起费亭美的信心，让她再到农村里去自食其力。

费亭美摇摇头：“我老了，没有力气了。我听胡妈说过，在农村里过日子是很不容易的。冬天的早晨到河里汲水，要带着钉耙去敲冰，那冰足有三寸厚；大雪能把沟壑都填满，人掉下去是爬不出来的。”

“你别听胡妈胡说，她是吓唬你的。农村也不是苦海，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在农村，还不是都活得好好的。农村有农村的好处，城市有城市的方便。农村里的空气好，吃的东西也新鲜，像你这么大年纪的人，根本就不会让你去敲冰汲水，也不会让你滚进沟壑里。你可以喂养一群老母鸡，那收益可以比糊火柴盒大几倍。冬天天晴时你就起来，坐在草堆旁，喝喝茶，晒晒太阳；雨雪连绵时你就不起床，冲一个汤婆子悟被头，听听半导体收音机……”

费亭美不等我说完就笑起来了：“小弟，你从小就会编故事，长大了更会编。早年间我知道你编的故事都是假的，只不过是听来解厌气。现在的故事我不想听了，如果农村里真是那么好的话，为什么在城市里犯了错误的人都是下放到农村去，农村里犯了错误的人却不上放到城里来呢？”

老太太居然说出“上放”来了，使得我无言可对。我也知道我说的话只是农村里的一个方面，带有一点田园牧歌的意味。其实，许达伟要去的农村已经谈不上什么田园牧歌了，那里的每个劳动日只值几毛钱、几分钱，能值一块钱的就是富裕的生产队。更有甚者，做一个劳动日要倒赔八分钱，因为种下去的庄稼颗粒无收，那种子钱要分摊到每个劳动日内。我们只听见过按劳分配，却从未听说过按劳分赔，这实在是世界分配史上的一大奇迹。可我怎么能把这些告诉老太太呢，只能转个话题：

“别人的事你不必问，你可不是无依无靠的。你有儿孙，还有朱品和阿妹，阿妹什么都会做，她会无微不致地照顾你。决不会让你在冬天去汲水，也不会让你滚进沟壑里。”

“噢，那当然，阿妹是个好姑娘。她和朱品结婚了，这是艺术家的好福气。你们兄弟几个都要替我看住朱品，不许他在半路上把阿妹遗弃。将来朱品如果有生发……他会成为一个著名的画家，成名了以后千万不能让他到法国去，那里的女人太漂亮，又风骚，又随便，没有个男人不着迷。”老态龙钟的费亭美，直到全家下放的时候还怀恨法兰西，是法兰西的女人把她的青春与幸福都夺走了，却把灾难与痛苦都留在了这个者家里，真是此恨绵绵无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