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女服务员闯进房间的那一刹那，姚纲感到“轰”的一下周身血液都涌到了头上，只烧得脸如热碳，眼冒金星，口舌僵硬……
银海大酒店的西餐厅，也许是这座建筑物里最幽静的场所了。在酒店一楼大堂的后侧向右转有一条狭长的通道，顺着通道向左转走到尽头再上几级台阶再向左转便是西餐厅的正门。由于银海大酒店地处偏僻的城市角落，平时少有外国人光顾，而本地人大多不习惯食西餐，至多也就是到正对着酒店大堂的咖啡厅喝点洋饮料，所以西餐厅的生意显得比较冷落。但来过这里的人就会发现，这个平时不大被人注意的西餐厅实际上是个相当不错的去处，不仅各式西莱西点做得十分地道，而且厅堂里的装修装饰也很讲究，进到餐厅内便立即给人一种典雅舒适的感觉。餐厅正中摆放着几排红木方桌，上覆洁白的台布，每桌可供四位客人使用；餐厅两侧则各有一排精巧的长方形餐台，座位后高高的靠背像一堵包着皮革的木墙将前后餐台隔开，以减少临座之间的相互干扰，是个很适合情侣说悄悄话的地方。不知是墙壁上还是天花板上隐藏着的音箱，不间断地播放着一些曲调悠扬节拍缓慢的西洋乐曲，音量轻柔得似有似无，使空荡荡的房间更显静谧幽雅，近乎使人产生哀伤凄凉的感觉了。
此时已近午夜，餐厅内除去那个身着黑制服打着黑领结的英俊的服务员小伙子外，就只剩下姚纲与何彬两个人了。二人临窗而坐，各执一杯红褐色的“马爹利XO”慢慢品啜着，常常很长时间也不见二人中有谁开口说话。姚纲因有心事，更是一副情绪低落愁眉不展的面容。这个性格坚韧心胸开阔的北方汉子，近来正因为突然发生的家庭分裂悲剧而倍受煎熬，平日里红光闪烁的脸颊迅速褪去了所有的光泽，变得如蒙上了一层粗糙而陈旧的草纸，数日不见便似乎一下子衰老了十年。妻子临走前留下的一封沾满泪水的信刚由何彬阅完后退还给他，放在餐台上。姚纲黯淡无神的目光久久地落在那几页信纸上，好像仍在以每分钟一个半字的速度仔细阅读着这封他已经看了无数遍但似乎仍未完全看懂的信函，咀嚼着字里行间所隐藏的十年婚姻生活的苦辣酸甜……
姚纲与妻子罗筱素同为将门之后，两家的父辈在国共两党争夺江山的战争中曾经并肩作战，有过生死之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姚父和罗父弃戎从笔，一起在文化界担任领导工作。在一段时间内，两家曾比邻相居，两家的孩子曾有过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天真岁月，姚纲与筱素的姐姐筱文由于年龄相仿志趣相投，更是自幼形影不离，按照长辈们的说法，这两个孩子长大后必成一对般配的夫妻。
后来，姚父与罗父在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中站在了不同的立场上，各自为本阵营的利益和信仰拼死争斗，以致反目成仇。姚父所在的一派很快败下阵来，而姚父作为这一派在文化界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受到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不久身染绝症，不治而亡。姚母在极度悲愤之下毅然辞去公职，带着一双儿女回到河北白洋淀老家，重新过起了艰难的乡下生活，到七十年代末姚父“平反”全家人重返北京城，弹指间已是十载有余。
虽然两家长辈之间的怨隙并未完全消除，但印在孩子们心灵中的童年的友谊却如冬天的火种般保存了下来，一遇春风便又重新燃烧起来。姚纲同筱文瞒着双方的家长很快便恢复了联系，后来又相约报考了南方的一所大学。二人之所以不想在北京的大学里读书，原因之一就是想尽可能远地避开双方的长辈，以便自由自在地发展彼此的友谊和爱情。二人在大学读书期间，筱文的父母相继去世，两家长辈中的四位老人只有姚纲的妈妈一直健康地活到了九十年代。
就在姚纲和筱文毕业的前一年，妹妹筱素也考上了这个城市的另一所大学。起初，三个人经常在周末和假日一起出外参加各种游乐活动，但到毕业前夕，姚纲为参加研究生考试而开始紧张地准备功课，难有时间再陪她们一起出去，于是便常常是姐妹俩同其他同学一起外出游玩了。在一次去海滨游览的途中，由于突遇暴雨，姐妹俩乘坐的巴士翻车落入滔滔江水。为救不善水性的妹妹，筱文忍着伤痛在水中拼死搏击，待将筱素推近江岸让她抓住营救者伸过来的木棍时，自己终因体力不支而被无情的江水吞噬。那场惨剧夺去了二十几名旅客的生命，筱文的尸体两天后才在江下游数十里外处找到，她的嘴巴微张着，双眼始终不肯闭上，似乎仍有许多话要对世人讲。
姚纲在极度悲痛之余，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照顾妹妹筱素的责任。为此，姚纲改变了报考本校研究生的打算，而考取了筱素所在大学的一个近似专业的研究生。后来的几年，大学里的学习风气已远不如刚刚恢复高考时那样浓厚，不管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学习的任务都不是很重，即使学校压下来学习任务，学生不学也没有办法。所以，姚纲有许多时间同筱素在一起。慢慢地，两人之间那种本来就无血缘联系的“兄妹”关系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筱素不再称姚纲为“纲哥”，而改为直呼其名，面对面时则干脆以一个“嗨”字概括之。
筱素的性格与姐姐筱文很不相同。筱文生性温柔持重，待人善良宽厚，从不做过火之事；筱素则聪明活泼，任性顽皮，想做的事便一定要做，谁也劝阻不了。一年以后，筱素便把姐姐生前的这个情人认定为自己的白马王子，决心托付终生了。那时校园里的思潮已经相当开放，“双十”运动成为时髦风尚，男女同学之间认识十分钟后便可确立恋爱关系，恋爱十分钟后便开始上床履行夫妻间的权利义务。他们的前辈和兄长需要几年时间完成的复杂程序，到他们这一代已被惊人地简化和缩短了。所以有人说，如果这些大学生毕业后将他们这种“办事”的效率运用到各级政府的官僚机构中去，那这个国家可就真是大有希望了。
在这样一个春情汹涌的环境里，筱素这个十九岁的少女自然也会受到感染。开始时她还只是向姚纲做一些暗示，希望姚纲能采取主动，试了几次见姚纲不能理解，便索性在一个周末的晚上睡在姚纲的床上不走了。姚纲哪里是不理解，他不过是在过去那个红色的革命时代多活了几年，革命觉悟比筱素他们这个年龄的人高了许多。在那些变幻莫测的年代生活的中国人，少吃五年咸盐，思想上便会相差一个时代。此外，更主要的是，姚纲始终觉得自己应该代筱文照顾好筱素，生怕有什么事委屈了这个小妹妹而对不起死去的初恋情人。所以，他对筱素的暗示虽然从一开始便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感觉到了，但他始终犹豫不决，未敢越雷池半步。
但是，男人的防线从来都是脆弱的，只要女人真刀真枪地发起进攻，没有几个男人的防线不会顷刻间土崩瓦解，坚强的革命意志在这种时候往往起不了多大作用。古人所讲“男勾女，隔着墙；女勾男，隔着床”，说的大概就是这么个道理。当筱素躺在姚纲的床上用双臂娇嗔地钩住他的脖子将一对圆滚滚烫乎乎的乳峰顶在他的胸膛上时，姚纲便再也约束不住人类的原始冲动了，他喘息着颤抖着手忙脚乱地扯去筱素身上仅存的一条短裤和自己身上的全部遮掩物品，重重地趴在了那条冰雪般洁白的胴体上，像一架失去控制的机器疯狂地颠簸震荡起来。
有了第一次，随之便一发而不可收，此后只要一有机会，两个人便会激烈地搏斗一番两番三番四番直到筋疲力竭口干舌燥腰酸臂痛躺在床上只有喘气的余力为止。姚纲所住的研究生宿舍当时每间房只有两人，同屋的同学家在本市，每到周末便回家去住，给二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得筱素几乎每个星期都可以在姚纲的宿舍内度过一两个销魂的夜晚。在校三年，筱素到医院做了三次流产手术。
毕业后两人一起回到北京工作。那时大学毕业生找工作还是相当容易的，加上双方父母过去的老同事老部下的帮助，二人都分别按照自己的意愿寻到了比较理想的工作。姚纲在外贸部下属的一家公司做业务员，工作颇具挑战性，很适合姚纲的性格，并且常有借出差之便游览国内外大好河山的机会，同其他行业相比这里的收入也相当丰厚。筱素则在国务院直属的一个金融机构里做事，她所在的局专门负责审批和管理外国银行在中国的分支机构。
不过，回京后的生活也有些许遗憾之处。先是姚母对姚纲与筱素的恋爱关系不以为然，后来看到木已成舟，便不再反对他们结为夫妻，但对他们不履行法律手续便行夫妻之事的资产阶级作风则始终大加挞伐。老太太毕竟曾追在丈夫的屁股后面革命多年，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比姚纲他们这些仅受过二十几年党的关怀教育的年轻人自然要高出许多。姚纲是个孝子，不愿惹母亲生气，并且考虑到结婚的条件也已成熟，便在争得筱素的同意后开始为自己操办婚事。那时正流行“旅游结婚”，就是把新婚蜜月安排在游山玩水的旅游途中。二人一致同意采用这种方式，并雄心勃勃地选定了一条由北向南的旅游路线：哈尔滨、大连、上海、厦门、桂林和重庆。动身后，开始的两站还算顺利，北国城市那粗犷放任不拘小节到处是垃圾的威武雄姿，以及东北人那直爽豪迈动不动便破口相骂挥拳互打的淳朴民风，都使他们大开眼界。但是到了上海之后，却发生了一件不小的意外。
经上海外贸部门的朋友介绍，姚纲和筱素选择了一座外滩附近的旅馆居住。据说这座旅馆是三十年代建造的，设施虽已十分陈旧，但楼的质量很好，暂时并无坍塌的危险。那唯一的一部电梯需要由专人操作，每在一层楼停下时，操作员便要站成骑马蹲裆式，伸出双臂使出吃奶的力气“嗨”的一声把电梯门打开，待要出的人出去要进的人进来之后，便又以同样的架式使出同样的力气“嗨”的一声再把电梯门关上，那工作看起来是要有些功夫才能做得来的。虽然如此，但在八十年代初的上海，这座旅馆仍是举足轻重的外事接待场所，住进来的客人以团体旅游的外国人和海外华侨为多，姚纲和筱素这样的“内宾”有幸在此逗留，纯属上海外贸部门的朋友来此开后门的结果。
旅馆所处的位置极佳，凭窗俯视，黄浦江面一艘艘悬挂着各式国旗的巨轮，南京路上黑压压蚁群般的行人，以及映得人头晕目眩的满城的霓虹灯，全都尽收眼底。步出旅馆左行十几米再穿过一条马路，便是那举世闻名的“外滩”了。那里的一个公园据说过去曾挂着一块牌匾，上写“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然而现在时代不同了，不管是华人还是洋人已都可自由出入，只是狗仍然不准入内。
沿公园下来是一条上千米也许更长的堤墙，伏在堤墙上看着汹涌的江水和随着波浪起伏的满江的舟船，听着江涛拍岸的巨大声响，是来上海旅游的人决不可放弃的体验。但如想有这种体验，则最迟必须在晚饭之前赶到江边占据一席之地，稍晚一点这里就无立锥之隙了。晚饭后这里便成男女青年幽会的最佳场所，只见亲密相拥的一对对情侣沿着堤墙一线排开，其密实程度决不亚于那水泥堤墙的分子结构。据说，在这里谈情说爱时要格外地精神集中，因为稍不注意就会把嘴吻到他人情侣的脸上。
姚纲和筱素虽然也算是“过来人”了，但对这样宏大壮观的恋爱场面还真是从未见识过，甚至从未听说过，对上海同胞在众目睽睽之下旁若无人地做出各种高难度爱抚动作的勇猛精神，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并因此而受到极大的感染。回到旅馆后，两人一日旅途的疲劳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只感到周身燥热，血液翻涌，于是两人不约而同地各自甩掉衣衫裤袜，赤条条地爬到床上翻滚起来。
正在二人紧张“工作”的时候，突然门锁“咔嗒”一响，房门一开，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提着热水瓶闯了进来，她正在为每个房间配送热开水。看来这位女服务员尚较少遇到这样的场面，先是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接着便像遇到鬼一样撕心裂腑地尖叫起来。夜晚女人的尖叫分外凄厉而恐怖，满楼层的住客都半裸着身子跑了出来。恰好那架“老爷”电梯也刚刚停在本楼，乘客和电梯操作员也都跑了出来，多年的职业习惯使那位电梯操作员跑出电梯后仍然保持着他那优美的骑马蹲裆式。大家拼命地伸长脖子在门外张望，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就在女服务员闯进房间的那一刹那，姚纲感到“轰”的一下周身血液全都涌到了头上，只烧得脸如热碳，眼冒金星，口舌僵硬，整个下体则虚软无力，一片冰凉。待醒过神来，姚纲指着女服务员歇斯底里地喊着“快关门，快关门”。女服务员赶紧回手将门关上，转过身来后又忽然觉得不对劲儿，于是又赶紧将门打开，狼狈地逃出去后才“咣当”一声把门狠狠地拉上了。
现在的宾馆里已很少有服务员不敲门便往客房里闭了，而且现在的客房里一般都有门闩，客人在里面把门闩上，外面的人拿着钥匙也闯不进来。但在过去则不同，那时除极少量顶级的外事宾馆外，普通的宾馆旅店招待所的门上都只有一把不堪一击的暗锁，钥匙掌握在服务员手里，她（他）可以随时进房来打扫房间，送水，巡视，或者没事进来闲逛逛，看到废纸篓空着便兴致勃勃地吐口痰，看到马桶闲着便条件反射地坐上一坐，根本无需敲门或者征得客人的同意。这种情况在八十年代的上海已在逐渐减少了，但毕竟还有一些，并且就让姚纲和筱素给碰上了。二人做了一夜的恶梦，第二天起床后仍感到头晕目眩，胸闷气堵，浑身的不自在，浑身的不舒服。继续旅游已无兴趣，于是二人打道回京，一路上闷闷不乐，新婚蜜月成了耶稣受难日。
打从上海回来后，姚纲与筱素好长时间没有做爱，谁也没有兴趣提出这种要求。直到有一个周末的晚上，二人看了一场外国的爱情电影回来，筱素才突然搂着姚纲的脖子向他做出明显的暗示。姚纲也感到心里痒痒的，有一团欲望的火球在腹内滚动燃烧。于是二人洗漱完毕，爬到席梦思床上重温已经好久未作的功课。那套程序本来应该是很熟悉的，那套程式化的动作也应当是很熟练的，但这次不行了，姚纲发觉自己做那项工作时所使用的主要工具失灵了，不管怎样鼓着肚子暗暗用力，它就是羞答答地抬不起头来，软绵绵地缩在那里，像一只怕冷的蚕虫躲在草丛里无论如何也不肯爬出来。
姚纲预感到情况不妙，越想越觉得害怕，越着急越感到紧张，额头上渗出了冷汗，脊背上流出了虚汗，屁股上冒出了臭汗，顿时像虚脱了一样感到心脏的跳动也渐渐微弱下来了，一脸焦急痛苦无可奈何的可怜相。筱素似乎也已明白了问题的真相，一对明眸中火辣辣的欲望慢慢变成了失望，紧紧箍在姚纲脖颈上的玉臂像放了气的自行车轮胎逐渐松弛下来。
但筱素很快便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她知道此时最需要安慰的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丈夫。筱素扶着姚纲平躺在床上，轻轻伏在他的胸前讲着一些安慰的话，说姚纲可能只是由于疲劳和紧张，不一定真的有病；说即使真的病了，现在的医学这么发达他的病肯定能够治好，在他们二人的共同努力下他一定可以恢复到同以前一样；说即使他的病不能治好她也一样会爱他一辈子，性生活对她来说并非必不可少……，云云。
听着筱素的绵绵细语，姚纲内心的痛苦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愈加严重了。他可怜自己，他更可怜面前这个将终生托付给自己的青春女孩。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几滴豆大的泪珠却已从姚纲的眼角滚落下来……
接下来的日子里，筱素拉着姚纲四处投医治病，什么西医、中医、气功、偏方、理疗、食疗、心理咨询等等，凡能使用的方法几乎全都用遍了，最后就只差去求助巫婆神汉观音菩萨了，但姚纲的病丝毫未见好转。到后来，姚纲实在羞于再去门诊，每次筱素拉着他去拜访某一民间奇医或去尝试某一新的治疗方法时，都比把他送上刑场还难。
无奈之下，筱素便独自到处打听治病的秘方，打听到后便千方百计找回来为他尝试。听人说某些雄性动物的生殖器官具有壮阳作用，她便忍着肉菜市场上那些男人的粗鄙的怪笑一次次买回来这个鞭那个鞭之类的怪物，为他熬汤煎药，并监视他一滴不剩地喝到肚子里去。听说经常观看一些有性爱场面的电影可以刺激人的大脑皮层，从而引起性功能的逐渐恢复，她便冒着被警察抓获的危险到处去搜罗黄色录像带，拿回家来放给他看。就这样疯疯癫癫地折腾了两三年，耗费了无数的精力和钱财，姚纲的病依然如故，全无好转的迹象。最后，两个人全都泄了气，再也没人愿提治病的事了。
姚纲曾劝筱素改嫁，免得跟着自己守一辈子活寡，但筱素始终不肯，每次都严厉地对着姚纲大喊，要他以后不准讲这种话，说自己已经适应了现在的生活，并不需要更多的东西。姚纲又改变方式，说筱素可以在外面找男朋友，他不仅不会介意，还会因此而找到心理上的平衡，但如果可能的话，筱素最好不要怀上别人的孩子，因为那很可能会超出他心理上的承受能力。
话虽如此，其实姚纲自己心理明白，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害怕筱素真离开自己。当自己是个正常的男人的时候，或者更确切地说当自己是个几乎在各方面都很优秀的男人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思考过筱素是否会离开自己的问题，从来没有对一个女人可能离开自己而产生如此的恐惧。但这样的问题现在每日都会在他的脑子里出现，这种恐惧无时不在他的周围布下一层黑黢黢的阴影。他不仅害怕筱素有朝一日会离开自己，他同样害怕筱素真的同别的男人有什么瓜葛。有时他偶尔见到筱素同别的男人走在街上，或者接到一个陌生男人找筱素的电话，他便会神经兮兮疑神疑鬼地紧张半天，心里有一种无法言表的复杂而苦涩的滋味。他有时会偷偷检查筱素的衣袋、手袋，甚至内衣和底裤之类的物品。如果是自己出差几日回来，他便会趁筱素不在时将家里的床单、枕头、拖鞋等仔仔细细地检视一番，并且要把锁在抽屉里已经几年不用的避孕套一个一个地数上一遍。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希望的是什么，是希望最终什么都没有发现呢，还是希望有朝一日发现点什么？
他有时想，假如有一天筱素真的离开了自己，或者同别的男人上床了，他可能就会悄悄地离开这个世界，他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根本承受不了那样的打击。人在这方面的自私本性是根深蒂固的，是永远也不可能被理性所战胜的，任何冠冕堂皇的话全都是扯淡。
不知是为了弥补自己生理上的缺陷，还是为了补偿筱素守着自己所作出的巨大牺牲，或者是为了其他什么原因，姚纲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公司，每时都在拼命地工作。在家里，他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并无微不至地关怀照顾着筱素。每天早晨筱素起床后，姚纲都已把早饭准备好，饭后便推着自行车陪筱素走到公共汽车站，待筱素上车后自己再登上自行车飞快地离去。晚上当筱素回到家时，姚纲便会迎上去接过她的背包等物品，帮她脱下外衣，递过来拖鞋，然后便去准备晚饭。每当筱素主动提出分担家务时，姚纲总是说自己上班路近，家里的事自然可以多做一些。
在公司，他把自己的那份工作做得精益求精，无可挑剔，有空闲时便钻研公司所涉及的其他业务，很快成为公司内少有的多面手和业务尖子，很受公司领导的器重，成为公司的年轻人当中升迁较快的一个。几年后，姚纲已一步步升到了中央单位正处长的级别，在公司一个最被看重的业务部担任经理，并传说很快就可能升任公司的副总经理。
姚纲一表人才的外貌及其出类拔萃的业务能力，自然会受到周围女孩的注意。不管是在公司的办公楼内还是在与外界的业务交际活动中，姚纲都常会遇到一些年轻或不太年轻的女孩向他递媚眼，套近乎。每遇到这种情况姚纲都觉得十分可笑，这些女孩根本就不知道他对她们来说其实毫无用处。除去筱素之外，姚纲对什么样的女人也不感兴趣，对那些使很多人心醉神迷的色情场所更是惧而远之，从未涉足过。在这样一个人欲横流的年代，姚纲的清心寡欲愈加博得了领导的赏识和周围群众的赞誉。
这样过了几年后，某一日姚纲忽然发现自己那丧失的功能似乎有所恢复，虽然那玩意儿还只是偶尔地坚硬起来，不能随心所欲，虽然其坚硬的程度和时间都远远达不到履行职责的要求，但它毕竟给了姚纲以希望。闲暇时，他常常在心里为自己放映一部美丽的电影：他同筱素滚倒在床上，一次、两次、三次地重复着那套程序，他却从来也不知道疲倦，直到筱素喘着气可怜兮兮地向他求饶为止。
大约一年前，受当时经济形势的影响加之管理不善，姚纲所在单位设在这个南疆城市的一个公司出现严重亏损的局面，姚纲临危受命，被总部派过来接任这个公司的总经理职务。接受这项任务之前姚纲曾犹豫再三，他不愿意将筱素一个人丢在家里，他担心二人长期分离会导致一些不愿看到的事情发生。但筱素却力劝他接受任务，说这对姚纲来说是个难得的锻炼机会，如果拒绝难免会影响他的前程。至于她自己，她说她可以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并且必要时她也可以要求到南方来工作，以便陪伴姚纲。
上任一年来，姚纲忙得不亦乐乎，其间仅回过两次北京，每次最多也就是呆上三五天，办完公事就要匆忙赶回来。但他经常与筱素通电话，即便不是每天一次，三天里也会有两次，只是最近由于经常找不到筱素，通话的次数才逐渐少了起来。前几天筱素突然来电话，说她要立即动身去美国，并且可能要去较长的时间，要姚纲不要惦念她，有关详细情况已经写在给姚纲寄来的信里。
姚纲从筱素说话的语气里感觉到情况不妙，立即到机场等了张退票后赶回家中。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似乎主人只是临时出门一会儿，但却等了几天也没有筱素的任何消息，姚纲只好又返了回来。到公司后，见筱素的信已经放在自己的写字台上，姚纲关起门捧着那一送信纸，未等读完已泪流满面，待员工下班公司内只剩他一个人的时候，姚纲索性号啕大哭起来。筱素走了，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筱素离开已有近一个月的时间了，姚纲虽然表面上已经恢复平静，但内心仍无时不在忍受着痛苦的煎熬。他想向人倾诉，但公司内的同事都是他的下属，姚纲不便向他们讲述自己的私事。在这个远离故乡的南疆城市里，只有老同学何彬是他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前一段时间何彬因公去了香港，电话里已经知道姚纲的事，回来后便马上把他约了出来。
何彬是广州人，在大学里读书时就是姚纲最要好的朋友之一，毕业后被分配到广州郊区一所偏僻的中学里教书，还是姚纲通过父亲老部下的关系把何彬安排到本市一个特殊的国家机关里工作，现在他已是这个机关里负责经济情报工作的处长，在本地算得上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由于工作的关系，何彬对本市的几乎所有酒店都很熟悉，由于银海大酒店离姚纲的住处较近，所以何彬便把姚纲约到这里来了。两个人已经坐了几个小时。何彬虽善言谈，但此时也知道靠语言是很难帮助姚纲解除内心苦痛的。他思考着如何使姚纲尽快忘记过去，恢复平静的情绪。照目前的状况发展下去，他担心姚纲即使不生出意外，也会把身体搞垮的。
“走，到楼上洗桑拿浴去！”何彬用半命令半建议的口吻说。
“不去，那能有什么意思！”
“你从来没去过，怎么知道没意思！”说着，何彬便硬把姚纲拉了起来。“去一次试试嘛，如果不好，下次保证不再强迫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