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手于金融业-杜月笙野史

插手于金融业

经过“四·一二”事变后,杜月笙仿佛跳过了一座“龙门”,蒋介石继聘他为司令部参议之后,又聘他担任“国府谘议”,他成了上海滩上惟一一个势力遍及法、英、华三界的大亨人物。党国要人陈群、杨虎、王柏龄、陈希增等是他的结拜兄弟,一些党部委员、黄色工会首脑们纷纷拜他做“先生”。

杜月笙在社会上的巨大能量,使上海滩上素来自视出身高贵,从不与“下三界”(流氓

、赌棍、烟贩子)打交道的金融实业界上层人物,也开始对他刮目相看,接连抬他出来担任一些要职,如“法租界商界总联合会”主席和“纳税华人会”委员兼首席顾问。

不久,法租界华董空缺,中外阔佬又捧他登上了5人华董首席的宝座。

但是,杜月笙却有一块心病,他总感到自己的出身底蕴不香,总摆脱不了“下三流”的心理影响。要使自己正式列入“上等人”的行列,必须要有实业作为“涨身价”的后盾。

正当杜月笙朝思暮想如何踏进实业界的时候,机会恰恰就来了。

1928年春节,大年初一,杜公馆来了一位新客人,此人是任北四行储蓄会经理的钱新之。

钱新之,名永铭,浙江湖州人,留学过法国,在清末状元张謇出任交通银行总裁时,他就担任了交通银行的总经理。前些日子出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如今是“四行储蓄会”的经理,堪称上海金融界的巨子。

北洋军阀时代,私立的银行很多。1927年5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蒋介石把自己的中央银行抬为银行之首,在金融上控制其他公私银行及钱庄。原来的两家公立银行———中国和交通,依然保持原样,由“四大家族”的另外两家孔(祥熙)、宋(子文)加以控制。

私立银行中,主要有北四行和南四行。北四行是由原来在北京、天津设立总行的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银行组成。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北四行的重心也逐渐南移,并组织了四行准备库,发行中南银行名义的钞票,成立四行储蓄会,大量吸收存款。后来,还造了当时远东最高的大楼———国际饭店。

钱新之到上海后,住在租界的公寓里,有两只箱子失窃,内中有几件“传家之宝”。他向租界当局报案,巡捕房一连查访几天,杳无音讯,毫无办法。

大前天,他转几道弯子托了个朋友,请杜先生帮忙。

杜月笙满口答应:“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东西找回来!”

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夜11点光景,两口箱子由司机阿发送到了钱新之的住处,物归原主,里面的东西一桩不少。内中有两样已被当掉,是杜月笙派人赎回来的。钱新之要还赎款,司机不肯收,说是杜先生关照,交个朋友。

钱新之感激不尽,大年初一,特地来杜公馆拜谢。

杜月笙一听银行界大名鼎鼎的钱经理来访,一迭声地吩咐:“快请,快请!”他自己忙着迎上去。

寒暄之后,杜、钱二人一见如故,在小客厅里谈得十分投机。不到半小时,脑子活络的钱新之便以老友的口吻,向杜月笙进言:

“杜先生,依小弟的愚见,以您的手腕、名望,今后应大办工商实业。名列工商业界后,您的名望会更大更重,地位更加巩固,在上海滩更令人瞩目。”

“噢———”杜月笙其实早就有这想法,此时却装起了糊涂,久久没有表态做声。

“这个长远打算不知杜先生想过没有?”钱新之坦诚地说。

“钱先生,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是要搞实业,也想干实业,只是那么多行当,干什么呢?我杜某还有所不知,请钱先生赐教一、二。”

“要搞实业吗?首先应有个银行,先挤入财界。在上流社会站住脚跟,且不说争身份,它也是发财的好门路,银行一面吸收客户的银根一边放债,做生意,借本生息何乐而不为呢?”

“开玩笑吧?钱先生,开银行,说说容易,做起来就难了。我到哪去搞那么多资本?不敢想啊。”

“杜先生经营着五爿赌台,进账一定不少吧,据我钱某所知,先生仅为法国领事那那齐亚每月的红包就有18万之多,这还不包括总巡长费才尔、总探目乔万士的18万。还有杜先生在闸北、南市经营的福寿宫、凌烟阁的烟馆,也给市党部的陈群5万红包,这数也不错的吧!具体做法,容我代杜先生筹划。过两天,我们再细谈。这两天,杜先生可以先找找人,拉些股东。”

钱新之当场表态愿意出力。

杜月笙一听,知道这事有望了,当即表示同意。钱新之一席话把杜月笙的心说活了。

送走贵客后,杜月笙上车去钧培里。这一次给黄金荣拜年,除了礼节性的意义之外,又加上了一层实质性的东西———请兄长一道开银行。

“月笙,这玩意能赚钱吗?”黄金荣有些拿不准:

“你能不能拿得准?钱赔进去可捧不上来。”

黄金荣对于赚钱的行当,一向以为是贩鸦片、开赌场、戏馆为最,吃“黑”食吃惯了,大模大样地办银行、开工厂,他觉得既出力又不保险。

杜月笙可不一样,他已经认识到了现在弟兄们的社会地位都普遍提高了,不像模像样地办些实业,难以在上流社会立足。虽然黑道也不能丢,但那毕竟是上不了台面的,久了终会使人怀疑。

插手于金融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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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

连载:杜月笙野史出版社:团结出版社作者:王俊

经过“四·一二”事变后,杜月笙仿佛跳过了一座“龙门”,蒋介石继聘他为司令部参议之后,又聘他担任“国府谘议”,他成了上海滩上惟一一个势力遍及法、英、华三界的大亨人物。党国要人陈群、杨虎、王柏龄、陈希增等是他的结拜兄弟,一些党部委员、黄色工会首脑们纷纷拜他做“先生”。

杜月笙在社会上的巨大能量,使上海滩上素来自视出身高贵,从不与“下三界”(流氓

、赌棍、烟贩子)打交道的金融实业界上层人物,也开始对他刮目相看,接连抬他出来担任一些要职,如“法租界商界总联合会”主席和“纳税华人会”委员兼首席顾问。

不久,法租界华董空缺,中外阔佬又捧他登上了5人华董首席的宝座。

但是,杜月笙却有一块心病,他总感到自己的出身底蕴不香,总摆脱不了“下三流”的心理影响。要使自己正式列入“上等人”的行列,必须要有实业作为“涨身价”的后盾。

正当杜月笙朝思暮想如何踏进实业界的时候,机会恰恰就来了。

1928年春节,大年初一,杜公馆来了一位新客人,此人是任北四行储蓄会经理的钱新之。

钱新之,名永铭,浙江湖州人,留学过法国,在清末状元张謇出任交通银行总裁时,他就担任了交通银行的总经理。前些日子出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如今是“四行储蓄会”的经理,堪称上海金融界的巨子。

北洋军阀时代,私立的银行很多。1927年5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蒋介石把自己的中央银行抬为银行之首,在金融上控制其他公私银行及钱庄。原来的两家公立银行———中国和交通,依然保持原样,由“四大家族”的另外两家孔(祥熙)、宋(子文)加以控制。

私立银行中,主要有北四行和南四行。北四行是由原来在北京、天津设立总行的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银行组成。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北四行的重心也逐渐南移,并组织了四行准备库,发行中南银行名义的钞票,成立四行储蓄会,大量吸收存款。后来,还造了当时远东最高的大楼———国际饭店。

钱新之到上海后,住在租界的公寓里,有两只箱子失窃,内中有几件“传家之宝”。他向租界当局报案,巡捕房一连查访几天,杳无音讯,毫无办法。

大前天,他转几道弯子托了个朋友,请杜先生帮忙。

杜月笙满口答应:“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东西找回来!”

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夜11点光景,两口箱子由司机阿发送到了钱新之的住处,物归原主,里面的东西一桩不少。内中有两样已被当掉,是杜月笙派人赎回来的。钱新之要还赎款,司机不肯收,说是杜先生关照,交个朋友。

钱新之感激不尽,大年初一,特地来杜公馆拜谢。

杜月笙一听银行界大名鼎鼎的钱经理来访,一迭声地吩咐:“快请,快请!”他自己忙着迎上去。

寒暄之后,杜、钱二人一见如故,在小客厅里谈得十分投机。不到半小时,脑子活络的钱新之便以老友的口吻,向杜月笙进言:

“杜先生,依小弟的愚见,以您的手腕、名望,今后应大办工商实业。名列工商业界后,您的名望会更大更重,地位更加巩固,在上海滩更令人瞩目。”

“噢———”杜月笙其实早就有这想法,此时却装起了糊涂,久久没有表态做声。

“这个长远打算不知杜先生想过没有?”钱新之坦诚地说。

“钱先生,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是要搞实业,也想干实业,只是那么多行当,干什么呢?我杜某还有所不知,请钱先生赐教一、二。”

“要搞实业吗?首先应有个银行,先挤入财界。在上流社会站住脚跟,且不说争身份,它也是发财的好门路,银行一面吸收客户的银根一边放债,做生意,借本生息何乐而不为呢?”

“开玩笑吧?钱先生,开银行,说说容易,做起来就难了。我到哪去搞那么多资本?不敢想啊。”

“杜先生经营着五爿赌台,进账一定不少吧,据我钱某所知,先生仅为法国领事那那齐亚每月的红包就有18万之多,这还不包括总巡长费才尔、总探目乔万士的18万。还有杜先生在闸北、南市经营的福寿宫、凌烟阁的烟馆,也给市党部的陈群5万红包,这数也不错的吧!具体做法,容我代杜先生筹划。过两天,我们再细谈。这两天,杜先生可以先找找人,拉些股东。”

钱新之当场表态愿意出力。

杜月笙一听,知道这事有望了,当即表示同意。钱新之一席话把杜月笙的心说活了。

送走贵客后,杜月笙上车去钧培里。这一次给黄金荣拜年,除了礼节性的意义之外,又加上了一层实质性的东西———请兄长一道开银行。

“月笙,这玩意能赚钱吗?”黄金荣有些拿不准:

“你能不能拿得准?钱赔进去可捧不上来。”

黄金荣对于赚钱的行当,一向以为是贩鸦片、开赌场、戏馆为最,吃“黑”食吃惯了,大模大样地办银行、开工厂,他觉得既出力又不保险。

杜月笙可不一样,他已经认识到了现在弟兄们的社会地位都普遍提高了,不像模像样地办些实业,难以在上流社会立足。虽然黑道也不能丢,但那毕竟是上不了台面的,久了终会使人怀疑。

“怎么做?”

“我们可以发行股票,你不是有个中汇银行吗?我们可以联合起来炒股票。”

“这些花纸头,炒到最后能赚钱吗?”杜月笙不懂这玩意儿。

“这一点杜先生放心,有你这样的人做后盾,我们是一定能赚大钱的。”

于是,麦边与杜月笙联合在上海开了一家从事橡胶生意的“蓝格志拓殖公司”,兜售橡胶股票。

麦边诡计多端,搞这样的事很有一套。

一开始,他请人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几家中外文报纸上,大肆吹嘘橡胶怎么好,用途怎么广,以耸人听闻的言辞大做橡胶广告。

然后,在杜月笙的帮助下,他又拉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冒充董事,每个礼拜召集他们开一次董事会,借此机会,大造声势,宣扬他在国外的橡胶园大获丰收的消息。他所做的这一切使人们相信,买麦边的橡胶股票有靠山。

与此同时,这个洋瘪三暗中向外国银行借钱,摆噱头,每隔三个月,用借来的钱发给一些持有橡胶股票的股东们一部分中间利息,给那些想发财的人尝尝甜头,并以此标榜自己守信誉。

在杜月笙的帮助下,麦边雇用了大量人员冒充股票的认购者,虚张声势,一大早就涌到中汇银行门口,排队抢购橡胶股票,致使很多不明真相的人也纷纷涌到中汇银行,争着抢购橡胶股票。

结果,中汇银行因人多拥挤,秩序大乱,不得不停止营业。消息传出,哄动全市。麦边和杜月笙就这样变着戏法,乘机把橡胶股票一涨再涨。

他们看到股票价格一日比一日上涨,快涨到极限时,中汇银行突然宣布,某月某日,所有的橡胶股票停止押款。

布告贴出,犹如晴天霹雳,急得那些股东们想去跳楼。因为银行拒绝股票押款,说明橡胶股票已分文不值,完全成了一张“空头支票”。人们做梦也不曾想到,这些花花绿绿的橡胶股票一夜之间就成了一堆废纸。而麦边则带着分得的近千万元,拍拍屁股、卷起铺盖逃之夭夭了。

其余的一半钱,则被杜月笙悄悄地吞了下来。

这次橡胶股票风潮致使上海滩几十家商号、工厂、钱庄等纷纷倒闭。其中正元钱庄的老板陈逸卿、北康钱庄的老板戴家宝和谦余钱庄的老板陆达生,挪用各自钱庄客户存入的远期支票,向其他钱庄调换巨额资金,套购了大量的橡胶股票,最后钱庄倒闭,三人手挽手在涨潮时在吴淞口外跳了海。

除了利用洋人施骗弄钱,杜月笙纵横金融界,还有绝招。

1931年7、8月间,长江、黄河、珠江流域共有16省暴雨成灾,受灾人口5000余万,有近15万人因洪水死亡。8月12日,杜月笙、王晓籁等人发起、组织了“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大张旗鼓地举行募捐,这倒也不失为一件善举。

就在这期间,杜月笙听说称为“南三行”之一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投资的一宗食盐生意在长江里翻了船,损失将近200万。杜月笙得信后,马上指使手下人到该行去存款,等到商业储蓄银行把这些钱放出去后,便让人四处传播谣言,说“商储”亏空了几千万元,银根特紧,董事们正在挖肉补疮云云。

这一谣言一出,市民们惊慌不已,惟恐自己的存款“泡汤”,纷纷连夜到商储门口排起长队,争先恐后地挤兑现金,杜的手下也趁时起哄,前去提款。

最初,商业储蓄银行的董事们仗着实力雄厚,不以为然。可三天下来,提取存款竟达总库存的一半。这下董事长陈光甫急得满头大汗,再过几天,存款定然会全部取光!因为这时挤兑的势头仍有增无减。

陈光甫感到背后有人在“拆台脚”,但他无法追查根原,要紧的是先刹住这股挤兑风,于是急忙向中国、交通两行呼救,要求紧急借贷预付提款。多亏两家总经理的支持,陈光甫紧急借来两卡车银洋,但挤兑之势已如决堤洪水,他怎么弄也无法遏制这股狂潮。

到第4天下午,陈光甫已无路可走,急电南京财政部次长钱新之设法解决。

钱新之将商业银行的危机问个明白后,不加思索地说道:“你去华格臬路找杜月笙,就说我请他出面帮个忙。”

当天晚上,陈光甫依照钱新之的指示来到杜月笙府上,好话说到大半夜。

杜月笙自然领钱新之的情。他对陈光甫只说了一句:“明早在开门之前,在商储见。”

次日上午,商储门口突然来了一队小汽车,为首的一辆牌号是“7777”。这是上海市民人人皆知的杜月笙之车。杜月笙等跨出车门,申报存款300万元。

见此状况,如潮挤兑的客户顷刻作鸟兽散。

杜月笙只需亮个相,一场偌大的难关便闯了过来,这令金融巨子陈光甫惊叹不已。

无独有偶,四明银行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四明银行创立于清朝末年,名义上是银行,但实际上是一家钱庄,该行由宁波人创办,开始银行行址在宁波路、江西路转角,和广帮的联保保险公司为邻。后来,四明银行从宁波路,迁到北京路、江西路转角的原上海华美书馆的部分基地上。

四明银行的经理叫孙衡甫,他原来是一家钱庄的伙计,但是,工于心计,很会盘算,因而在业务上发展很快,银行最高存款额曾经达到4000万元,成为上海较大的商业银行之一。

然而,四明银行以及孙衡甫本人却倒也很有趣。该行经营作风完全沿袭钱庄那一套。孙衡甫性格怪僻,平时深居简出,不大同人交往。孙自以为很有钱,凡事不求人,讨了大小老婆七八个,个个如花似玉,妻妾们整天陪着他,家中人个个嗜好鸦片,烟枪林立。一到时候,老子、儿子、老婆、姨太太人人吞云吐雾。孙衡甫偶尔外出,必要坐上装有防弹玻璃的汽车,外加四五名保镖,前拥后簇,好不威风。

除了四明银行之外,孙衡甫还办了一个四明储蓄所,花头也很多,如开办学费储蓄,婚嫁储蓄等,千方百计吸引客户储蓄。他对房地产经营也很感兴趣,用大量资本投入房地产的购买。据说,单就里弄房屋,最多时就曾达1200幢左右。此外,孙衡甫还利用北洋军阀政府金融管理的混乱,发行钞票,作为其主要的资金来源。四明银行发行的钞票,纸张和印刷很一般。纸张为棉料,浸水即可分为二层。然而,这时上海其他银行发行的钞票都不印2元卷,惟独四明银行印有2元券,故显得十分别致。

但是,四明银行也有触霉头的日子。

1931年底,四明银行也发生了挤兑风潮。

由于孙衡甫将银行资金大量收买房地产,一旦碰到这种急煞人的事情,银行就难以招架子。然而,孙衡甫比陈光甫熟悉上海滩的市面行情。危情一出现,他马上只身一人来到杜公馆,把一张50万元的支票交给了杜月笙,要求存入中汇银行,条件是请杜月笙能调剂出一些现大洋,帮助平息挤兑风潮。

杜月笙便说:“这好办,明天早上我就送银元去,保证让那些兑钱的人放心。”

第二天,杜月笙亲自押了100多只箱子送到四明银行门口。

这时,四明银行门口人很多,秩序很乱。杜月笙让人从汽车上搬下一只箱子,打开,说:“各位客户,请不要拥挤,四明有的是钱,请放心!都能兑到大洋。”

说完,他挥了一下手,有一个手下人把箱子打开,人们一看,果然是一叠叠光亮的银元。接着,银行的职员和押送人员一起上阵,把那100多只箱子全搬进了仓库。

挤兑的人一看,四明的实力这么雄厚,怕什么,钱放在这里最保险。于是,人们纷纷离去了。还有些已兑过钱的人听说了这事,马上又回来,把钱重新存了进来。

其实,那100多箱只有前面几箱是银元,后面的箱子里全是石头。

杜月笙的声誉在银行界顿时鹊起,许多银行纷纷来请这尊保护神,杜月笙一下子成了浦东、国信、亚东等银行的董事长,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和其他一些银行的兼职。

陈光甫为答谢杜月笙的援助,把50万元无息贷款存进了经营不善的中汇银行,还将“商储”的一部分业务转送给他。

杜月笙得此援助,立即扩大“中汇”在实业界的经营范围。

不久,杜月笙被上海滩上的金融巨子们选为上海银行分会的理事。

自此,他白相人的长袍外面又罩上了一件“金融家”的绅士长衫。

随着中汇银行的兴旺发达,杜月笙的事业与名望跃上了新的高峰。到抗战前夕,上海滩上请他列名为董事、监事的银行、钱庄、信托公司多达70余家。有一些公司还请他出面任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