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手于金融业
经过“四·一二”事变后，杜月笙仿佛跳过了一座“龙门”，蒋介石继聘他为司令部参议之后，又聘他担任“国府谘议”，他成了上海滩上惟一一个势力遍及法、英、华三界的大亨人物。党国要人陈群、杨虎、王柏龄、陈希增等是他的结拜兄弟，一些党部委员、黄色工会首脑们纷纷拜他做“先生”。
杜月笙在社会上的巨大能量，使上海滩上素来自视出身高贵，从不与“下三界”（流氓
、赌棍、烟贩子）打交道的金融实业界上层人物，也开始对他刮目相看，接连抬他出来担任一些要职，如“法租界商界总联合会”主席和“纳税华人会”委员兼首席顾问。
不久，法租界华董空缺，中外阔佬又捧他登上了５人华董首席的宝座。
但是，杜月笙却有一块心病，他总感到自己的出身底蕴不香，总摆脱不了“下三流”的心理影响。要使自己正式列入“上等人”的行列，必须要有实业作为“涨身价”的后盾。
正当杜月笙朝思暮想如何踏进实业界的时候，机会恰恰就来了。
１９２８年春节，大年初一，杜公馆来了一位新客人，此人是任北四行储蓄会经理的钱新之。
钱新之，名永铭，浙江湖州人，留学过法国，在清末状元张謇出任交通银行总裁时，他就担任了交通银行的总经理。前些日子出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如今是“四行储蓄会”的经理，堪称上海金融界的巨子。
北洋军阀时代，私立的银行很多。１９２７年５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蒋介石把自己的中央银行抬为银行之首，在金融上控制其他公私银行及钱庄。原来的两家公立银行———中国和交通，依然保持原样，由“四大家族”的另外两家孔（祥熙）、宋（子文）加以控制。
私立银行中，主要有北四行和南四行。北四行是由原来在北京、天津设立总行的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银行组成。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北四行的重心也逐渐南移，并组织了四行准备库，发行中南银行名义的钞票，成立四行储蓄会，大量吸收存款。后来，还造了当时远东最高的大楼———国际饭店。
钱新之到上海后，住在租界的公寓里，有两只箱子失窃，内中有几件“传家之宝”。他向租界当局报案，巡捕房一连查访几天，杳无音讯，毫无办法。
大前天，他转几道弯子托了个朋友，请杜先生帮忙。
杜月笙满口答应：“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东西找回来！”
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夜１１点光景，两口箱子由司机阿发送到了钱新之的住处，物归原主，里面的东西一桩不少。内中有两样已被当掉，是杜月笙派人赎回来的。钱新之要还赎款，司机不肯收，说是杜先生关照，交个朋友。
钱新之感激不尽，大年初一，特地来杜公馆拜谢。
杜月笙一听银行界大名鼎鼎的钱经理来访，一迭声地吩咐：“快请，快请！”他自己忙着迎上去。
寒暄之后，杜、钱二人一见如故，在小客厅里谈得十分投机。不到半小时，脑子活络的钱新之便以老友的口吻，向杜月笙进言：
“杜先生，依小弟的愚见，以您的手腕、名望，今后应大办工商实业。名列工商业界后，您的名望会更大更重，地位更加巩固，在上海滩更令人瞩目。”
“噢———”杜月笙其实早就有这想法，此时却装起了糊涂，久久没有表态做声。
“这个长远打算不知杜先生想过没有？”钱新之坦诚地说。
“钱先生，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是要搞实业，也想干实业，只是那么多行当，干什么呢？我杜某还有所不知，请钱先生赐教一、二。”
“要搞实业吗？首先应有个银行，先挤入财界。在上流社会站住脚跟，且不说争身份，它也是发财的好门路，银行一面吸收客户的银根一边放债，做生意，借本生息何乐而不为呢？”
“开玩笑吧？钱先生，开银行，说说容易，做起来就难了。我到哪去搞那么多资本？不敢想啊。”
“杜先生经营着五爿赌台，进账一定不少吧，据我钱某所知，先生仅为法国领事那那齐亚每月的红包就有１８万之多，这还不包括总巡长费才尔、总探目乔万士的１８万。还有杜先生在闸北、南市经营的福寿宫、凌烟阁的烟馆，也给市党部的陈群５万红包，这数也不错的吧！具体做法，容我代杜先生筹划。过两天，我们再细谈。这两天，杜先生可以先找找人，拉些股东。”
钱新之当场表态愿意出力。
杜月笙一听，知道这事有望了，当即表示同意。钱新之一席话把杜月笙的心说活了。
送走贵客后，杜月笙上车去钧培里。这一次给黄金荣拜年，除了礼节性的意义之外，又加上了一层实质性的东西———请兄长一道开银行。
“月笙，这玩意能赚钱吗？”黄金荣有些拿不准：
“你能不能拿得准？钱赔进去可捧不上来。”
黄金荣对于赚钱的行当，一向以为是贩鸦片、开赌场、戏馆为最，吃“黑”食吃惯了，大模大样地办银行、开工厂，他觉得既出力又不保险。
杜月笙可不一样，他已经认识到了现在弟兄们的社会地位都普遍提高了，不像模像样地办些实业，难以在上流社会立足。虽然黑道也不能丢，但那毕竟是上不了台面的，久了终会使人怀疑。
插手于金融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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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
连载：杜月笙野史出版社：团结出版社作者：王俊
经过“四·一二”事变后，杜月笙仿佛跳过了一座“龙门”，蒋介石继聘他为司令部参议之后，又聘他担任“国府谘议”，他成了上海滩上惟一一个势力遍及法、英、华三界的大亨人物。党国要人陈群、杨虎、王柏龄、陈希增等是他的结拜兄弟，一些党部委员、黄色工会首脑们纷纷拜他做“先生”。
杜月笙在社会上的巨大能量，使上海滩上素来自视出身高贵，从不与“下三界”（流氓
、赌棍、烟贩子）打交道的金融实业界上层人物，也开始对他刮目相看，接连抬他出来担任一些要职，如“法租界商界总联合会”主席和“纳税华人会”委员兼首席顾问。
不久，法租界华董空缺，中外阔佬又捧他登上了５人华董首席的宝座。
但是，杜月笙却有一块心病，他总感到自己的出身底蕴不香，总摆脱不了“下三流”的心理影响。要使自己正式列入“上等人”的行列，必须要有实业作为“涨身价”的后盾。
正当杜月笙朝思暮想如何踏进实业界的时候，机会恰恰就来了。
１９２８年春节，大年初一，杜公馆来了一位新客人，此人是任北四行储蓄会经理的钱新之。
钱新之，名永铭，浙江湖州人，留学过法国，在清末状元张謇出任交通银行总裁时，他就担任了交通银行的总经理。前些日子出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如今是“四行储蓄会”的经理，堪称上海金融界的巨子。
北洋军阀时代，私立的银行很多。１９２７年５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蒋介石把自己的中央银行抬为银行之首，在金融上控制其他公私银行及钱庄。原来的两家公立银行———中国和交通，依然保持原样，由“四大家族”的另外两家孔（祥熙）、宋（子文）加以控制。
私立银行中，主要有北四行和南四行。北四行是由原来在北京、天津设立总行的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银行组成。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北四行的重心也逐渐南移，并组织了四行准备库，发行中南银行名义的钞票，成立四行储蓄会，大量吸收存款。后来，还造了当时远东最高的大楼———国际饭店。
钱新之到上海后，住在租界的公寓里，有两只箱子失窃，内中有几件“传家之宝”。他向租界当局报案，巡捕房一连查访几天，杳无音讯，毫无办法。
大前天，他转几道弯子托了个朋友，请杜先生帮忙。
杜月笙满口答应：“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东西找回来！”
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夜１１点光景，两口箱子由司机阿发送到了钱新之的住处，物归原主，里面的东西一桩不少。内中有两样已被当掉，是杜月笙派人赎回来的。钱新之要还赎款，司机不肯收，说是杜先生关照，交个朋友。
钱新之感激不尽，大年初一，特地来杜公馆拜谢。
杜月笙一听银行界大名鼎鼎的钱经理来访，一迭声地吩咐：“快请，快请！”他自己忙着迎上去。
寒暄之后，杜、钱二人一见如故，在小客厅里谈得十分投机。不到半小时，脑子活络的钱新之便以老友的口吻，向杜月笙进言：
“杜先生，依小弟的愚见，以您的手腕、名望，今后应大办工商实业。名列工商业界后，您的名望会更大更重，地位更加巩固，在上海滩更令人瞩目。”
“噢———”杜月笙其实早就有这想法，此时却装起了糊涂，久久没有表态做声。
“这个长远打算不知杜先生想过没有？”钱新之坦诚地说。
“钱先生，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是要搞实业，也想干实业，只是那么多行当，干什么呢？我杜某还有所不知，请钱先生赐教一、二。”
“要搞实业吗？首先应有个银行，先挤入财界。在上流社会站住脚跟，且不说争身份，它也是发财的好门路，银行一面吸收客户的银根一边放债，做生意，借本生息何乐而不为呢？”
“开玩笑吧？钱先生，开银行，说说容易，做起来就难了。我到哪去搞那么多资本？不敢想啊。”
“杜先生经营着五爿赌台，进账一定不少吧，据我钱某所知，先生仅为法国领事那那齐亚每月的红包就有１８万之多，这还不包括总巡长费才尔、总探目乔万士的１８万。还有杜先生在闸北、南市经营的福寿宫、凌烟阁的烟馆，也给市党部的陈群５万红包，这数也不错的吧！具体做法，容我代杜先生筹划。过两天，我们再细谈。这两天，杜先生可以先找找人，拉些股东。”
钱新之当场表态愿意出力。
杜月笙一听，知道这事有望了，当即表示同意。钱新之一席话把杜月笙的心说活了。
送走贵客后，杜月笙上车去钧培里。这一次给黄金荣拜年，除了礼节性的意义之外，又加上了一层实质性的东西———请兄长一道开银行。
“月笙，这玩意能赚钱吗？”黄金荣有些拿不准：
“你能不能拿得准？钱赔进去可捧不上来。”
黄金荣对于赚钱的行当，一向以为是贩鸦片、开赌场、戏馆为最，吃“黑”食吃惯了，大模大样地办银行、开工厂，他觉得既出力又不保险。
杜月笙可不一样，他已经认识到了现在弟兄们的社会地位都普遍提高了，不像模像样地办些实业，难以在上流社会立足。虽然黑道也不能丢，但那毕竟是上不了台面的，久了终会使人怀疑。
“怎么做？”
“我们可以发行股票，你不是有个中汇银行吗？我们可以联合起来炒股票。”
“这些花纸头，炒到最后能赚钱吗？”杜月笙不懂这玩意儿。
“这一点杜先生放心，有你这样的人做后盾，我们是一定能赚大钱的。”
于是，麦边与杜月笙联合在上海开了一家从事橡胶生意的“蓝格志拓殖公司”，兜售橡胶股票。
麦边诡计多端，搞这样的事很有一套。
一开始，他请人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几家中外文报纸上，大肆吹嘘橡胶怎么好，用途怎么广，以耸人听闻的言辞大做橡胶广告。
然后，在杜月笙的帮助下，他又拉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冒充董事，每个礼拜召集他们开一次董事会，借此机会，大造声势，宣扬他在国外的橡胶园大获丰收的消息。他所做的这一切使人们相信，买麦边的橡胶股票有靠山。
与此同时，这个洋瘪三暗中向外国银行借钱，摆噱头，每隔三个月，用借来的钱发给一些持有橡胶股票的股东们一部分中间利息，给那些想发财的人尝尝甜头，并以此标榜自己守信誉。
在杜月笙的帮助下，麦边雇用了大量人员冒充股票的认购者，虚张声势，一大早就涌到中汇银行门口，排队抢购橡胶股票，致使很多不明真相的人也纷纷涌到中汇银行，争着抢购橡胶股票。
结果，中汇银行因人多拥挤，秩序大乱，不得不停止营业。消息传出，哄动全市。麦边和杜月笙就这样变着戏法，乘机把橡胶股票一涨再涨。
他们看到股票价格一日比一日上涨，快涨到极限时，中汇银行突然宣布，某月某日，所有的橡胶股票停止押款。
布告贴出，犹如晴天霹雳，急得那些股东们想去跳楼。因为银行拒绝股票押款，说明橡胶股票已分文不值，完全成了一张“空头支票”。人们做梦也不曾想到，这些花花绿绿的橡胶股票一夜之间就成了一堆废纸。而麦边则带着分得的近千万元，拍拍屁股、卷起铺盖逃之夭夭了。
其余的一半钱，则被杜月笙悄悄地吞了下来。
这次橡胶股票风潮致使上海滩几十家商号、工厂、钱庄等纷纷倒闭。其中正元钱庄的老板陈逸卿、北康钱庄的老板戴家宝和谦余钱庄的老板陆达生，挪用各自钱庄客户存入的远期支票，向其他钱庄调换巨额资金，套购了大量的橡胶股票，最后钱庄倒闭，三人手挽手在涨潮时在吴淞口外跳了海。
除了利用洋人施骗弄钱，杜月笙纵横金融界，还有绝招。
１９３１年７、８月间，长江、黄河、珠江流域共有１６省暴雨成灾，受灾人口５０００余万，有近１５万人因洪水死亡。８月１２日，杜月笙、王晓籁等人发起、组织了“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大张旗鼓地举行募捐，这倒也不失为一件善举。
就在这期间，杜月笙听说称为“南三行”之一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投资的一宗食盐生意在长江里翻了船，损失将近２００万。杜月笙得信后，马上指使手下人到该行去存款，等到商业储蓄银行把这些钱放出去后，便让人四处传播谣言，说“商储”亏空了几千万元，银根特紧，董事们正在挖肉补疮云云。
这一谣言一出，市民们惊慌不已，惟恐自己的存款“泡汤”，纷纷连夜到商储门口排起长队，争先恐后地挤兑现金，杜的手下也趁时起哄，前去提款。
最初，商业储蓄银行的董事们仗着实力雄厚，不以为然。可三天下来，提取存款竟达总库存的一半。这下董事长陈光甫急得满头大汗，再过几天，存款定然会全部取光！因为这时挤兑的势头仍有增无减。
陈光甫感到背后有人在“拆台脚”，但他无法追查根原，要紧的是先刹住这股挤兑风，于是急忙向中国、交通两行呼救，要求紧急借贷预付提款。多亏两家总经理的支持，陈光甫紧急借来两卡车银洋，但挤兑之势已如决堤洪水，他怎么弄也无法遏制这股狂潮。
到第４天下午，陈光甫已无路可走，急电南京财政部次长钱新之设法解决。
钱新之将商业银行的危机问个明白后，不加思索地说道：“你去华格臬路找杜月笙，就说我请他出面帮个忙。”
当天晚上，陈光甫依照钱新之的指示来到杜月笙府上，好话说到大半夜。
杜月笙自然领钱新之的情。他对陈光甫只说了一句：“明早在开门之前，在商储见。”
次日上午，商储门口突然来了一队小汽车，为首的一辆牌号是“７７７７”。这是上海市民人人皆知的杜月笙之车。杜月笙等跨出车门，申报存款３００万元。
见此状况，如潮挤兑的客户顷刻作鸟兽散。
杜月笙只需亮个相，一场偌大的难关便闯了过来，这令金融巨子陈光甫惊叹不已。
无独有偶，四明银行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四明银行创立于清朝末年，名义上是银行，但实际上是一家钱庄，该行由宁波人创办，开始银行行址在宁波路、江西路转角，和广帮的联保保险公司为邻。后来，四明银行从宁波路，迁到北京路、江西路转角的原上海华美书馆的部分基地上。
四明银行的经理叫孙衡甫，他原来是一家钱庄的伙计，但是，工于心计，很会盘算，因而在业务上发展很快，银行最高存款额曾经达到４０００万元，成为上海较大的商业银行之一。
然而，四明银行以及孙衡甫本人却倒也很有趣。该行经营作风完全沿袭钱庄那一套。孙衡甫性格怪僻，平时深居简出，不大同人交往。孙自以为很有钱，凡事不求人，讨了大小老婆七八个，个个如花似玉，妻妾们整天陪着他，家中人个个嗜好鸦片，烟枪林立。一到时候，老子、儿子、老婆、姨太太人人吞云吐雾。孙衡甫偶尔外出，必要坐上装有防弹玻璃的汽车，外加四五名保镖，前拥后簇，好不威风。
除了四明银行之外，孙衡甫还办了一个四明储蓄所，花头也很多，如开办学费储蓄，婚嫁储蓄等，千方百计吸引客户储蓄。他对房地产经营也很感兴趣，用大量资本投入房地产的购买。据说，单就里弄房屋，最多时就曾达１２００幢左右。此外，孙衡甫还利用北洋军阀政府金融管理的混乱，发行钞票，作为其主要的资金来源。四明银行发行的钞票，纸张和印刷很一般。纸张为棉料，浸水即可分为二层。然而，这时上海其他银行发行的钞票都不印２元卷，惟独四明银行印有２元券，故显得十分别致。
但是，四明银行也有触霉头的日子。
１９３１年底，四明银行也发生了挤兑风潮。
由于孙衡甫将银行资金大量收买房地产，一旦碰到这种急煞人的事情，银行就难以招架子。然而，孙衡甫比陈光甫熟悉上海滩的市面行情。危情一出现，他马上只身一人来到杜公馆，把一张５０万元的支票交给了杜月笙，要求存入中汇银行，条件是请杜月笙能调剂出一些现大洋，帮助平息挤兑风潮。
杜月笙便说：“这好办，明天早上我就送银元去，保证让那些兑钱的人放心。”
第二天，杜月笙亲自押了１００多只箱子送到四明银行门口。
这时，四明银行门口人很多，秩序很乱。杜月笙让人从汽车上搬下一只箱子，打开，说：“各位客户，请不要拥挤，四明有的是钱，请放心！都能兑到大洋。”
说完，他挥了一下手，有一个手下人把箱子打开，人们一看，果然是一叠叠光亮的银元。接着，银行的职员和押送人员一起上阵，把那１００多只箱子全搬进了仓库。
挤兑的人一看，四明的实力这么雄厚，怕什么，钱放在这里最保险。于是，人们纷纷离去了。还有些已兑过钱的人听说了这事，马上又回来，把钱重新存了进来。
其实，那１００多箱只有前面几箱是银元，后面的箱子里全是石头。
杜月笙的声誉在银行界顿时鹊起，许多银行纷纷来请这尊保护神，杜月笙一下子成了浦东、国信、亚东等银行的董事长，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和其他一些银行的兼职。
陈光甫为答谢杜月笙的援助，把５０万元无息贷款存进了经营不善的中汇银行，还将“商储”的一部分业务转送给他。
杜月笙得此援助，立即扩大“中汇”在实业界的经营范围。
不久，杜月笙被上海滩上的金融巨子们选为上海银行分会的理事。
自此，他白相人的长袍外面又罩上了一件“金融家”的绅士长衫。
随着中汇银行的兴旺发达，杜月笙的事业与名望跃上了新的高峰。到抗战前夕，上海滩上请他列名为董事、监事的银行、钱庄、信托公司多达７０余家。有一些公司还请他出面任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