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芳”二字是先祖母的馆名，前文已经说过。先祖母对于我们的教训也已说过多次。所以我们决计用艺芳二字来做学校名字，并且取孔子所主张游于六艺的思想，计学生六班，即以礼、乐、射、御、书、数六个字，依序命名为礼字第一班御字第一班，等等。

民国七年二月到了长沙，先在聂府住了四五月，那时萧表姊孝徽也从衡阳来长沙，帮助我与巴师到处看屋。最后看到西园龙翰林家，正好美领事搬出，我们便照他的租约订约一年。此屋是中国旧时老房子，两进七开间，兼西花厅一个小三开间。于是我与巴师住了正屋下进东边三间，西边三间作为教室，后面萧女士住了一间，女仆住一间。上进东西六间均做学生寝室，厢房作浴室，下进回照房做饭厅会客室及学生阅览室。厨房远远在外。另外小花厅三开间即与我母亲约农及小弟等全家居住。规模虽小，倒也井井有条。当我初到上海时，聂云台表叔要我在上海接办启秀女子中学。杭州圣公会也欢迎巴师与我回杭州冯氏女学校，但我们都觉得海边省份容易找人，而长沙内地，不易找留学生服务，因此都婉谢了。现在居然看到艺芳有屋，很感欢喜。西园规模当然远不如上海杭州，但是正合我们心中所意想的中国学校。

不幸的是那年六月初约农母亲——我们五婶，由湘乡下省，初八那天晚骤然在平塘发了心脏病。约农差专人由平塘送信，初九日信到长沙，要我找医生去治病，平塘是文正公葬地，离长沙三十里。我与杨医生赶到时，已是下午三时，五婶已于当日十二时去世。当时天气热，幸有二叔履初先生及李五舅杏岑先生在长沙帮同治丧。五叔也在北平赶回，就葬五婶于平塘文正公坟旁山上，也算有归葬祖茔之福。不久五叔回北平，约农弟留在长沙守制修墓。于是我们便邀他帮办艺芳。约农本来是学矿冶的，开女学堂未免用非所学，然而当时南北战争，农村紊乱，我父亲有矿山地契一箱，并且为买矿卖去田数百亩，都毫无开发机缘，即令从事矿冶，也只好教课，所以约农在艺芳教书也不算太委屈。在我们得了他真是无价之宝，因为他知道我历年的计划，又勤快好动，能拟稿、起章程，加上有二叔履初先生认识长沙绅士。于是我父亲、二叔、七叔与准商公所接洽，取得文正公祠房地为校址。先在西园由我们四人，巴师、约农、萧表姐与我买家具，印章程，做书桌黑板、学生衣柜，购买学校仪器书籍。于八月内招生，先办大学预科及英算专修班。

校董会之组织由先父、二叔及七叔邀请。董事会中最出力帮助的有朱菊尊、汪颂年、王莘田、龙萸溪、史春霆、俞秋华、曹耔谷、钟显荣、马惕吾、胡子靖……诸先生。申请在教厅立案。民国七年阳历六月初五批准后，于九月十二日在西园龙宅正式开学。计有英算专修生五人，张纯士、柳演仁、黄斌、陈嘉和表姐萧孝徽（表姐并兼舍监及总务）；大学预科四人，龙沅、王传绮、曾宝蘅，及张孝钧。巴师情愿做教员教英文，让我做校长，以一个高龄外国人愿在一个中国少年人而且是自己的学生之下做事，恐怕是第一个了。约农做教务主任兼英、算及理化老师。我也教英文生物，任牧师兼点英文，另外二家叔及李慧芳先生教国文，青年会之费雅师母（Mrs.Veryard）教音乐，何小姐（MissHorjen）教体育，黄国厚女士教手工。总算教学慎重，因为学生只有八个人而教员倒有九个人。此时的艺芳除正课外，还请过几次名人演讲。后来我们成了定例。每礼拜五下午，一定请一位校外名人作专题演讲，学生得益不少。另外每礼拜六，我自己必要有一点钟的时事演讲，世界、本国、本省，或社会大问题，如欧战、五四、五卅等事，学生可发问及讨论。这些都指导学生观念不少。

巴师是一个最好的基督徒，且极爱护学生，并且很悦纳我们的建议。比如我们建议不可记学生的过，不可当堂叱罚学生，不勉强学生去礼拜堂，礼拜六课后至礼拜日下午五时，学生可以回家住，等等都是与教会学校不同的地方。艺芳崇奉基督，但不隶属任何教会，她很能了解接受，而且以六十老人与中国学生同吃中国饭，同甘共苦，真是难能可佩之至。

一九一九年春天，正值五四运动，那时我们的专修班已有第二班学生了，是唐冰瑜、颜兰禧、俞辉、夏秉恒、钟贤钧，预科班也加了粟翼明、曾长善、钟贤淑、柳敬常等。这些是最早的学生，也最知道学校创办的艰苦，师生之间的感情也特别厚。我们对于五四运动有很合理的反应，我们组织了抵制日货十人团，直到抗日胜利才散。

艺芳迁入浩园

长沙曾文正公祠是用清朝皇室赐祭银三千两，及门生亲友祭奠银四五千两，其余由监商捐助建成崇祠。在长沙小吴门正街，度地广袤约百亩所建造。

祠堂外面有一大坪，为轿马停歇之处。正门朝南有甬道，直达正殿。两边钟鼓亭，正殿上有文正公神位，神龛上有“以劳定国”的匾。是翰林汪诒书所补写。其余匾额对联，都因为数次兵燹，荡然无存。大殿东边为思贤书局，内有客厅、船厅、藏书楼。西边为思贤讲舍，秀才们可以读书，也有山长讲学。后来由郭筠老（嵩涛）与先惠敏公商量，供王船山（夫之）的神主于思贤讲舍，当时清廷不许王船山配享孔庙，因为王船山种族革命思想甚深，所以连他的著作也视为禁品。船山的遗书乃是由文正公在江南传忠书局所印，也只有文正公因有挽救清室的功劳才敢印。因此惠敏公与郭筠老才想到把王船山配享曾文正。

文正祠正殿后面，有一花园名曰浩园。由正殿后门出来，便看见一带青山，山后有一个大池塘，大约广袤十余亩，成曲尺形。长边狭仄，抵思贤书局。短边宽大，尽头有一八角亭，久经摧残，匾额已不可考。曲尺转弯处有一玲珑石山并小石桥。石山上有一茅亭，题曰“存朴亭”。由存朴亭下来，沿着石砖路，便到八角亭。八角亭南原来作为生员宿舍，迤东便到了“听雨轩”。此处楼台高耸，为园中最高处，可以看见城中风景。再东为回廊及石山小径，直达思贤书局，路上也可经过一大石桥，至正殿后厅。沿途花木竹树，极为美观。每年五月五日，仍照老例开放浩园一次。

民国八年五月，我们靠湘绅的力量，把北军退出浩园，我们急快搬入。那真是断井颓垣，危楼废阁。我们一面修造房屋，一面安置设备家具，聘请教员，招考学生。此时船山屡次阻工，与我们的泥木工人械斗，几经波折，才勉强修成。艺芳各建筑，均以池塘为中心，环绕东、北、西三方面。东边有厨房、饭厅，由走廊直达思贤书局——后来成为我们的小学部。北边有大门，内有门房及教员宿舍。进二门有校长室、教员室及教室到“听雨轩”。听雨轩下层是舍监室、图书馆、巴先生书房。楼上二层为教员寝室，三层藏文书家具等，也可用来眺远，日朗天晴时，可以看岳麓山。南边有一小山，山后是祠堂正殿。

由听雨轩往西，有教务室、教员寝室，及校长寝室等。再西便是原来文正祠生员住宅，后改学生寝室的大楼，楼上楼下均是寝室。此楼正对八角亭。由八角亭走过一花棚长廊，便到了坐西朝东一座大楼，楼上楼下都是教室。面对小山，楼外北有球场，东有跑道、操场，也就是正殿的后面。在正殿未被驻兵或船山强占时，我们用正殿作礼堂，每早有礼拜，每礼拜日下午有唱诗班，其余开会等均在此。以上是艺芳全盛时代之景。

船山学社——即原来思贤讲舍——民国九年经湘绅汪颂年、朱菊尊、王莘田、龙萸溪、曹籽谷、史春霆、俞诰庆、胡子靖等及老革命党人邹价人、周道腴、姜咏洪（当时长沙县县长）等调停，筑砖墙以为社校分界之墙，暂时可以恢复开课。

浩园风景优美，为长沙城内最有名的。我们除了栽花植树之外，还预备了两只小划船，学生练习摇桨。内地会的毕庆爵士（SirM.Beauchamp）说“这些小划子，是可以航海的，因为它很坚固安全”。我们也利用浩园的风景，开过“游园会”、“纳凉会”、灯会，等等募捐拯灾。一次是新化蓝田等处的旱灾，一次是长沙水灾，一次是湘西水灾。每次均由学生自动设计，把浩园池塘照杭州西湖点缀，有湖心亭、岳王坟、苏小墓、孤山、五柳居、退省庵，等等名胜。学生销票一丝一毫不苟，奔走车钱自掏腰包。所以每次捐款，都以艺芳为各学校捐款的第一名。有一次湖南旱灾，艺芳捐款，仅仅次于省政府所发救济金，而那时的艺芳学生，不过百人。基督教的精神，救人济世可说完全做到了。

我们并非商业学校，但是学生却开了一个小小的贩卖部。同学可以加入股份。贩卖部卖文具用品，和学校许可的食品。学期终结帐，分发股东红利。日本侵华时学友会组织一个十人团，抵制日货。所以价钱低廉的日货，不能推销。已有的日货，亦须十人团盖印，才能用，因为节省家长的负担，大件如被帐等都是家中旧物，不必再制，只要十人团盖印登记，而该学生应许不再添制日货，就可以了。

关于学友会，我须略为补充讲明，学校在西园龙宅时正值五四运动。我们便组织了一个“艺芳学友会”。这会包括老师和学生——每人都是会员。不过干事会只有五人——会长、书记、会计与干事二人。这五个人都是学生。艺芳行初高中六年一贯制，初中第一年第一学期，是学习期，不能选入干事会。六年级二期（高中三年，第二学期）是将毕业的学期，学生须准备联考及考大学，所以学校许其不必加入干事会。因此干事会只有五人，便相当代表各年级，干事会每月开常会一次。大会每学期开两次，一次选举干事，一次结束会务。如有特别要事，可以召开临时大会，师生一堂研讨。这个学友会对艺芳有很大的贡献，对于学生有最好的民主训练。因为老师学生每人都只有一票。假如学生有要求学校改革的事，须得大会两次通过，且两次的时间须在一学期以上。例如更换教员、加减收费等重要事，便适用此规定。成立学友会时，曾经很慎重地制定组织法，我们称它为学友会的宪法。上项规定，便是依据宪法订的。

艺芳的组织与学生的自治

艺芳的组织与各学校大致相同，有董事会、校长、教务主任、训导主任、总务主任，及各专责教职员。所不同的是，如上文所说有一个艺芳学友会，全体学生与教职员都加入，而校中大事的定夺，在这个会。不但校长教员不能勉强，就是董事会，也不能勉强。可以说实在大权操之于学生，因为学生人数占学友人数绝大多数。

学校得教育部许可为六年中学一贯制。初中不毕业——但学生如要转学，可以给她转学证书——四年级可以插班，收外面的初中毕业学生，五六年便不收插班生了。一年级招生，不超过三十人，等到四年级，即使因为有离校学生而补入插班生，也决不超过三十人。因此到六年高中毕业，人数很少，最多不过二十四五人，甚至少到只有九人。学生一律住校，每日三餐，师生同在一个食堂，见面特多，自然亲切，有如家庭父母子女。学生有小疾病，由学校校医免费治疗，但如有重病则由学校通知家长商量医治。

训育工作由师生分任，各班举班长一人，每寝室举室长一人，分任指导与劝化的责任。如有一同学不能听从，可以告知训导主任，再不听从，则训导主任告知校长，校长亲自与她个别谈话。艺芳从不记过，不开除学生，但经校长一番劝导，没有不改悔的。功课不好的学生，各科教员亲自为她们补习，甚至校长也亲自补教，绝不收补习费。我有一个学生，算学极坏，经我自己给她补一学期，后来是算学最好的一个。另有一个学生，在长沙各女学都读过，每次闹事出来。而她的父亲，是长沙一个有名学校的教务主任。她到我们学校时，由她父亲送来，对我说“只要曾先生能把她在贵校毕业，我就感激不尽了”。第一个礼拜，有一天夜晚，我就请她来谈话，我告诉她“无论有何不满意的事，不管与同学、老师，甚至家庭、经济，或婚姻有关的问题，都可来和我讲，我一定站在你的角度，同情地与你解析”，我要她答应我，“如发生你不满的事，先同我商量再取行动”。她答应了我。果然在三年读高中的时候，只与我谈了两次话，均满意解决，直到毕业。此学生是湘潭人，一九四九年夏天毕业。那时长沙已经乱轰轰了，我要同学人人回家，而这个同学坚持留校三日，为的要送我上飞机离开长沙。师生感情，有如此的深。

学校规矩，每日六时起床，七时早餐，七时三刻礼拜，八时上课，上午四堂课，十二时半中饭，饭后休息一小时，二时至四时再上二堂课，每日只六堂课，下午的课多半是科学试验、音乐、手工、图画、体育等不太用脑力的课。每礼拜六第一节课由我讲论时事——世界、本国、本省——的要事。每礼拜五下午请名人演讲——讲题包括文学、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使学生多得课外常识。学生的学业成绩，若用升学考试来衡量，可说极好，因为高中毕业联考，我校是百分之百及格；考大学，考出洋也是百分之百的成绩。最好还是学生读书的精神。夜间自修，不要先生监察，考试也不要监场，决无夹带、枪替，或私相传授的举动。至于普通生活上，也做到抽屉不要锁，园中花果不乱摘，别人的东西决不擅用。不是艺芳没有出过失物的案子，有过两次，都查出来了。而且那拿东西的学生有一个痛改前非，有一个自行告退了。

有一次，一个四年级学生失去了一只金表，报告好几次，都没有人送回。于是学友会召开临时大会，有人提议“搜查”，我极力反对，同学中也有反对的。因为搜查，可以有坏人“移赃好人”的危险。但学友会通过要“搜查”，校长也无法禁止。我便将各班同学召集在大礼堂。然后由训导主任、学友会会长、干事一人及被查学生本人，拿她的箱子钥匙——若是锁好的箱子，去开箱搜查。我在大礼堂讲台上讲故事与众人听。我讲了些中国故事，如聊斋上的“王成”“劳山道士”等，也讲了些外国故事，如纪柏林的“失去的光”（KiplingstheLightthatFailed）及戴华（M.Diver）的“报复”（Requita1），等等。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心平气和，同学中那些反对搜查的，本来很不高兴，也都不作声了。恰好听得出神之时，忽有工友来报告“金表在垃圾桶内寻到了！”于是皆大欢喜，也没有人追问了。我想那金表很少可能是偷去的人怕搜出，丢在垃圾桶内的，因为时间不许可，因此可能是扫地时，工友不小心，扫出去了，也可能学生们自己吃零食时，纸屑果皮包住，连金表一起丢了。总之，从那以后，没有失过东西。尤其大众听笑话故事时，把气氛和缓下来，大众嘻笑的再上课，将一天大事，化为无事。这就是艺芳师生合作的精神，也是艺芳的民主精神。

因为艺芳人数太少，体育竞赛，就差得多了。那时长沙以“周南”和“一女师（古稻田）”体育最好，艺芳不能与同日语，但是艺芳有体育家的精神，屡败屡战，从不发“输”气。

学生对于学校财政可以过问，每两个礼拜，可以查学校的伙食帐一次（那时因为人少，没有由学生自办伙食），每学期也可查学校财务帐一次，出入对照，可以看出学校收入的学费、膳费、杂费，远不够学校的开支。其中尚除开巴师、约农、萧女士与我不受薪水，外国来的教员，由国外友人支持，也不支艺芳薪水。因为如此，所以不敷尚不太多，而学生的杂费，每每还有多余的退回与学生（学生每人每学期缴学费二十五元，膳费二十元，杂费十元，均光洋计算。杂费包括电灯、炭、文具等，多退少补，中途退学，只退膳杂费，学费不退）。这样学生对于学校财政，很清楚，也很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