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 下-过去的大学

图书馆、中国文化研究所及博物室

金大对图书馆一向重视,早在二十年代初,农业经济系即成立农业图书研究部,收集中国古今农业书籍及各种图册,编纂《先农集成》及《农业索引》,为搜集、整理我国农业文献,做了大量的工作。图书馆对地方志的收藏,更是不遗余力。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成立后,搜集工作抓得更紧。文化研究所附设的博物室藏有殷墟甲骨数百片,包括《老残游记》作者刘鄂陪嫁女儿的甲骨片。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名画真迹,如海内仅存的南唐画家王齐翰(晋卿)所作的《挖耳图》,图上有北宋、南宋至清末各代名家的题跋。此图原为端方所有,福开森以巨金从端方手中购得,在福开森众多的收藏中,《挖耳图》是其中最有价值的一件。

金大图书馆的管理和图书的收藏、整理,是与图书馆学专家美国人克莱门斯(H.C.Clemons)、中国教授刘国钧、李小缘等人的努力分不开的。他们为丰富金大图书,鞠躬尽瘁,值得人们深深怀念。

图书馆建成后,在命名问题上曾出现过意见分歧。有人为了纪念在动乱中被流弹打死的金大副校长、美国人文怀恩,主张命名为“文怀恩图书馆”,并在馆前竖立文怀恩的铜像,考虑到金大师生的反帝爱国情绪,结果图书馆落成后,既没有写文怀恩的名字,也没有竖立他的铜像。

西迁与复校

一九三六年,我去美国考察,把已经辞职的原校长包文请回金大,当我的顾问,因当时金大美国教师人数不少,暴露出来的问题也不少,需要他来帮助解决。他们夫妇两个回来后,果然帮了我不少忙。但终因金大内部人事比较复杂,使我难以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虽然我一向对个人得失,特别是经济效益,无所萦怀,但对更好地开展工作,多少有些阻碍。记得有一次,美国教会派了一位年轻的哲学博士来金大担任教育系教授,此人业务平平,却一心想当作家,经常把他的作品寄往美国发表。有一天,他外出拍摄不雅观的街景,为我校同学所见,认为他选拍的镜头是对我国的有意侮辱,要他当众交出胶卷并赔理道歉。此事闹到校长室,我及时向包文谈了这一情况,包文写信给美国教会,不久,此人便奉命调离返美,但事后却有人批评我偏袒学生。诸如此类的矛盾,常常使我左右为难。

“七七”事变之前,美国教会一度设想调整在华的教会大学,考虑把分布在江浙两省的教会大学圣约翰、东吴、之江、沪江、金大、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六校合并成为一所“华东大学”。后因抗战爆发,不了了之,但酝酿、研究了很长时间,也开过不少次会。

当我第二次从美国回来不久,就爆发了“八·一三”抗战。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日,日军长驱直入,淞沪很快弃守,南京岌岌可危,金大和其他许多单位一样,积极作内迁打算。经与另一教会大学——成都华西大学商洽,决定迁往四川。在迁校问题上,一部分美国传教士对局势估计不足,对迁校抱无所谓态度,显然他们认为一旦南京失守,有美国大使馆保护,不怕日本人干扰。教育部开始时态度暧昧,表示公立大学都迁了,你们教会大学不迁也无所谓。还说目前需要几个大中学校撑场面。在这种情况下,金大只得宣布开学。但二十多天后,局势更形恶化,教育部突然通知闭校停课,却又表示无法帮助解决迁校所必需的交通工具。金大行政只好发动群众,依靠师生员工的力量,四处借车辆、船只,运送行李家具及人员。最后分三批从下关出发,经汉口抵成都,前后历时三个月,备尝艰辛,全体教工在西迁中表现得同心协力,十分团结。金大校本部迁成都华西坝,理学院迁重庆,次年三月,在四川开学。当时内迁成都的,除金大外,还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最后还有燕京大学,加上原来的华西大学,一共有五所教会大学集中一地,显得十分热闹融洽。

在迁校中,图书馆库藏的图书,因运输困难,未能全部装运,大约只运了总数的十分之一,共一百多只箱子。由南京到成都,路途遥远,沿途押运起卸,图书馆人员均躬亲其事,十分辛苦。

西迁不久,金大又恢复了蓬勃气象,但麻烦与困难还是不少,如行政与经济无法统一,战时迁校单位分散。在这种情况下,要有一个综合性的推进计划是不容易的。

一九四四年,美国国务院邀请中国各大学推派教授赴美讲学并考察。校董会提出由我代表金大前往。出国期间,校长职务由农学院院长章之汶代理。我本人也颇想暂时卸去学校行政重担,到美国去换换空气。次年夏天,我重返金大,欣逢日军投降。八年艰苦抗战终于胜利结束,举国欢腾,金大师生得以重返家园,极为欢欣鼓舞。于是,计划迁回南京。

抗战八年,处境虽然困难,但金大科系仍有发展,学生人数年年增加,我心中感到十分快慰。

抗战胜利后,学校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组织了复校委员会,我于年底赴南京,接洽复员事项。事毕于一九四六年一月赶回成都,最后由复校委员会决定四月十五日提前放假,四月底开始复员。幸赖全体师生员工之努力,不仅圆满完成艰巨的迁返任务,还维持了教学的正常进行,使金大于该年九月得以在南京如期开学。经过八年动乱,人心思定,大家都埋首于做好本身工作。在复员后的头一年,金大的设备仪器大有补充,各学院所属学科也有所发展。但国民党挑起内战,金大学生同其他学校的进步学生一样,以爱国为己任,热情澎湃,奋起反饥饿、反内战,积极参加各种爱国运动。尽管国民党政府多次表示要各校当局负责控制学生的情绪,加强对学生的管教,尽管我平时要求学生埋头读书,少问外事,但我反对国民党的党团活动干扰高等学府,更反对随意侵犯人权,因此,我十分同情和支持学生的活动。记得从一九四七年到解放前夕,曾多次发生金大师生被捕事件,我对此是很不以为然的。这些被捕的师生,后来多由校方设法保出。解放前有一天,蒋政府派车来接中央大学校长和我两人到蒋宅,蒋介石当面提出,学生频频闹事,要我们对学生严加管束。其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生的爱国正义行动,岂是强力所能阻挡。我们二人回答说:我们已经劝告,但要过于管束,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反抗。

复校后,金陵大学接受了福开森捐赠的千余件文物,其中有不少名贵的铜器书画。早在抗战以前,我就得知福开森酷嗜中国古代艺术,研究并收藏大批我国古代书画、铜器、瓷器,听说考古学家商承祚还专门为此帮助福开森编写过一本小册子。大约在一九三○年左右,校董会开会,我与福开森并肩而坐。谈话中,他不时吐露对我国古代文化的向往,并说不吝巨金收集珍藏。我当即表示,希望他对金大有所捐赠,以作纪念。他颔首允诺,后因抗战爆发,没有兑现。此前,我曾去北京福开森家中作客,亲眼目睹他那古色古香的书房中,不但字画、古籍多,历代瓷器也琳琅满目。福开森死后,他的女儿根据遗嘱,把乃父捐赠给金大的文物转给了金大。这批文物,前几年曾在内部陈列展出,现存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