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稿纸上写下了这个题目，我立刻沉入了遥远的战乱的年代中，心上浮起无限惆怅。我飞往五十五年前的春天，也是四月，我那时正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分校，嘉陵江畔一个小山村里寂寞幽静的柏溪教大一英文（FreshmanEnglish）。从那时到现在，中大外文系，也包括师范学院英语系所有的老一辈的教授学者，中青年教师同事，也就是当时重庆沙坪坝校本部和柏溪分校从事外语和外国文学教学或研究工作的所有教师——我这会儿掐指一算，有三十八位——如今仍健在，仍留在南京大学的，只有我一个人了。当时在柏溪任教的有十七个人，现尚健在的还有叶君健（在北京）、张健（在山东大学）、刘重德（在湖南师范大学）、叶柽和李田意（都在美国长期定居）和我自己共六人。其余的，再加上上面所提到的在沙坪坝中大校本部任教的外文系许多同事都已先后离开了人间。想到这点，我真有无限的感叹！虽然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谁也逃不了，但是当一个亲友，一位同事突然逝世的噩耗传来时，我们就会震惊，顿觉悲痛，马上想起他们生前的音容笑貌，这件那件往事来，就会沉入哀思和缅怀中。

在这里，我特别怀念离开我们已整十年的范存忠先生。作为他的一个晚辈和四十五年的同事，外国文学界，特别是中西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一个后学，我应该写下我一些深切的感受，范先生所给予我的教益，对我的帮助；在我心上所淹留着的深刻生动的多种印象。韶华易逝，往事如烟，旧游似梦。这会儿回忆的彩翼飞往嘉陵江上，那个小山村柏溪了。

人生充满必然性和偶然性，而必然性往往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性可以说就是机缘。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见不少碰巧的事情，有某些意想不到或者令人惊奇的东西，会影响一生，甚至竟会决定我们整个命运。所以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序言》里曾说：“机缘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要想达到丰富，只消去研究机缘就可以了。”“机缘”法文是“hasard”，就是偶然碰巧的意思。对这点我极有体会。如果一九四○年夏我在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后，就留在那里教中学英文，不在第二年冬天离开昆明，翻山越岭，长途辛苦跋涉，独自搭乘运货车到重庆去跟杨苡和我们初生的孩子团聚（杨苡是早半年离昆明到重庆和她母亲、姐姐住在一起的），先在南开中学教了一年英文，而且那么巧，就在那里重新遇见我西南联大外文系老师柳无忌先生；如果柳先生后来在一九四二年春没有推荐我给当时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范存忠先生的话，我就不会辞掉南开中学的教席转到中大分校柏溪教书了。这一机缘就使我长期呆在这个学校里，一呆就是半个多世纪，从二十七岁到如今八十二岁。否则，我就不会今天在这里写这篇纪念范先生逝世十周年的文章了。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蹂躏我们神圣的国土，敌骑南下，八月十三日，进攻上海，我军奋起抵抗，从此全面抗战的大火就燃烧起来了。那时，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辗转迁往昆明，建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则沿长江西迁，在重庆西郊沙坪坝松林坡建立校本部，后又在柏溪创办了一个分校，一年级同学都在那里上课。在我到重庆前，柳无忌先生一家已离开昆明搬到重庆，他在中大外文系任教了。柳先生后来在他的《烽火中讲学双城记》一文中说：“……当我尚在昆明时，范存忠（中大外文系主任，是我的好友；我们同时到美国，同时得到英文学博士，他在哈佛，我在耶鲁）就已约我去中大教书。于是，我们就在重庆住下来，一共五年（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六年）。”我们那时都住在南开中学教职员宿舍津南村（因师母柳太太也在南开教英文）里。有一天，我去看望柳先生，他问我愿不愿到中大工作，他说：“到柏溪教一年级英文。范存忠先生要求很严格，要我介绍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同学，那边很需要人……”当然我是很愿意去的，于是，真是高兴，很快就接到了任外文系助教的聘书，上面签名盖章的就是中大校长罗家伦。过了几天，柳先生带我到松林坡外文系办公室拜访范先生。他那时不到四十岁，不过头顶上已有点儿秃了；他穿着深蓝色大褂，戴副阔边黑架子眼镜，手里一只烟斗，挺有精神，利落得很，说话比较快，十分和蔼可亲；他热忱地接待了我，给了我非常深刻生动的印象。他同时介绍我认识他两位得意门生，外文系助教张健和冯和侃。范先生十分周到地指点我怎样到柏溪去，要我到了那里先去见吕天石先生，因为分校大一英文是他专管的。于是，一九四二年寒假后，开学前，一天清晨，我带着铺盖卷儿、日用品和一些书等，在松林坡小山岗下中渡口，走到嘉陵江边，坐上校船（一只长长带篷的木船，每天来往校本部和分校一次），

沿江北上，船走得慢，有时碰上浅滩急流，船夫还得上岸拉纤。嘉陵江水是可爱的，记得当时中文系教授汪辟疆先生有诗说“嘉陵水色女儿肤，比似春莼碧不殊”。当我一望见碧蓝的江水，两岸山野风光时，我的诗兴便勃发了。

柏溪离沙坪坝北面约二十里，在嘉陵江东岸，原是一个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中大在那里征得约一百五十亩土地，创办了分校，可以容纳一千多学生。那里丘陵起伏，环山临江，有茂密的树林，潺潺的流泉，自然环境很不错，是一个教学读书的好地方。从码头往上沿山腰有一条石板路（也算是村里唯一的一条街吧），弯弯曲曲，直通分校大门口，两旁有茅舍和小瓦房、小商店、小饭馆。分校整个校舍分布在一座山谷里较旷敞的地方，高高低低，一层一层，学生教职员宿舍、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大操场、游泳池，等等，都安排在绿树掩映着的山谷平台间。我特别喜欢那里有一股清泉，从深谷流涌出来，沿山坡直入嘉陵江中。冬天水少，春夏间，尤其是暴雨时，那溪水便哗啦啦地奔流着了。我一到柏溪就住在分校最高点教师第五宿舍，真是运气，登高远眺，可以欣赏江上风帆，隔岸山色。从宿舍东头走出去，是一条幽径，有丛丛竹子；三月里油菜花开时，一片金黄色，香气四溢，真是美得很。在抗战艰苦的时期，生活困顿中，能在这个幽静的地方住下来，教学外还能从事写作和翻译。我的长篇回忆散文《怀念英国现代派诗人燕卜荪先生》、爱情诗《金色的橙子》等和《红与黑》译本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我在柏溪度过了四年难忘的时光。想到这点，我不能不感谢范存忠先生；是他聘任我在柏溪工作，给了我一个安静的环境，为我创造了教学、写作、翻译和研究的良好条件。我也应该感谢柳无忌先生。这是我一生中难得的精神产品丰收季节之一。

在我到柏溪时有外文系前辈，范先生东南大学的同学——吕天石、华林一和阮肖达三位先生早已在那里任教；还有一位中年教师朱文振先生（范先生的高足）。华先生和阮先生在解放初期过早逝世，十分可惜。吕先生后来享有高寿，并且在英语语言学研究和译介英国文学（如翻译了哈代的小说《苔丝姑娘》、《无名的裘德》等）方面作出了可喜的贡献。吕先生厚道真诚，又很好客，几次节庆，我和后来到柏溪任教的西南联大几位学长，受到吕先生热情的招待，在一起喝酒畅谈。范先生几次到柏溪就住他家里。那几年吕先生负责大一英文教学工作，除平常接触外，每学期总有两三次在一起研讨、商量有关问题。

一九四二年后，中大招生人数越来越多了，教育事业兴旺起来，柏溪逐渐热闹起来，更需要担任基本英语的教师。我就向范先生介绍几位西南联大前后毕业的同学，吴景荣、叶柽、沈长铖三位；柳先生推荐了他以前南开大学外文系毕业的四位高足曹鸿昭、李田意、高殿森和张镜潭；后来又来了叶君健（武汉大学）、刘重德（北大）、左登金（清华）和李蔚（清华）四位；范先生自己的高足张健在我到柏溪第二年也从校本部调到分校工作了。这样，柏溪的英语教师队伍强大了，而大家和睦相处，共同热心地担负着大学基本英语的教学工作，而且各自在课外从事研究和编译工作，做出了不少成绩。总之一句话，大家都相处得很好。我必须在这里强调这一点：这就是范先生很高明的办学思想，他高瞻远瞩的眼光和气魄，没有门户成见，博大胸怀，爱护人才、发挥人才和提高人才的具体体现。这种精神和作风的确是非常值得今天大家，特别是文教界年轻的一代思考和学习的。在这里我想只要引用一下解楚兰女士（范先生的得意门生，范先生晚年最好最得力的助手。一九四二年秋她在柏溪读外文系一年级时，我正在那里开始教书）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一九八九年第一期上的《纪念范存忠先生逝世一周年》一文中的一段话就可以明白了：

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大学西迁重庆沙坪坝。当时的生活是艰苦的，办学条件很差，还要躲避日本飞机的狂轰乱炸。但在他主持下的中央大学文学院和外文系却群贤憬集。他利用了当时人才集中大西南的有利条件，从各方面罗致专家、学者，使得当时院系保持了相当的规模。对于聘请教师，他一向主张选贤任能，不搞宗派，兼收并容，不拘一格，有蔡元培的作风。他非常爱惜人才，十分重视选拔有学问的年轻人充实师资队伍。他当时提拔、培养或派遣出国的年轻教师如吴景荣、张健、赵瑞蕻等，解放后都在高校担任了重要的领导和教学工作。

上面引文中解楚兰女士所提到的我认为十分重要，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具体地阐明了范先生的人格力量，也正是我那时所见和感受到的。在校本部任教的有楼光来、商承祖、柳无忌、徐仲年、初大告、李茂祥、陈嘉、沈同洽、李青崖、孙晋三、丁乃通等教授，有的是原在中大的，如楼先生、商先生和徐先生；有的是在重庆新聘请的，如柳先生、初先生、俞大纲先生和孙先生等。在柏溪方面，除吕先生等五人外，其他的都是外校外文系毕业的，如许孟雄先生等；从西南联大来的就有吴景荣、沈长铖、叶柽和我等八个人。吴景荣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和研究院，一九四四年，范先生聘他为副教授，在分校教外文系一年级学生。一九四八年，范先生为他写推荐书给当时设立在南京的“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Council），得到批准，到英国留学进修。解放后任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后又调北京外交学院任副院长。

我在柏溪四年多，从未看见过或者感受到同事间的不和、伤感情、吵架、彼此有意见、互相攻击、勾心斗角等恶劣现象，这实在太难得了。大家除努力教书外，时常在一起谈心，切磋学问。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尤其是文中提到吴景荣、张健和我三个，我愿意在这里公开一封我有幸保存了五十多年的吴先生写给杨苡的信：

赵太太：

阿虹明天要去沙坪坝了。他说你就要到这儿来，想到你不日将出现在久违的柏溪，颇觉欣慰。我已存了一点钱，特地用来招待你喝鸡汤吃红烧肉。我过得像个老爷，每天跟裘连·张、阿虹和其他几位同事出去吃饭。这儿有一家很不错的饭店，才开张的。柏溪只要再开一个咖啡馆就完全现代化了。

阿虹在这里很有名气。他的天赋和勤奋已使他自己成了个出色的人物，这么说吧，在学生小子眼中，他是个英雄了。同他并肩散步，我真高兴得无以言说。他总是扯他天真的故事，而我则开他几个不伤大雅的玩笑。我的学生已正式邀请阿虹用英语作一次学术演讲，他也已郑重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他将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登上讲台，言语流畅，现出令人激动的神情，然后他在听众一阵热烈的欢呼声中走下台来……

阿虹已宣布了演讲的题目：“翻译即叛徒”。这是一个精彩的题目；但想到他已经确立了作为一个翻译家的地位，这题目也许是个小小的讽刺吧。赵太太，但愿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来分享将要倾泻在他身上的荣耀。这也就是我要催促你早点来的原因之一。

约翰C．Y．吴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日于柏溪

吴景荣写这封信给杨苡时，正当他专教聂华苓那一班（外文系一年级下学期）英文。他对学生非常严格，要求高，每星期必须写作文一篇，要写得长长的，他仔细批阅。课外他还请人作文学专题报告。我记得吕天石先生讲过一次关于哈代，因为那时吕先生还在翻译哈代的《苔丝姑娘》；张健漫谈斯威夫特和《格利佛游记》，都受到同学们热烈欢迎。吴景荣在这封信中称我“阿虹”，这是我的小名（也是以前用过的笔名；我家里人和几个老朋友常叫我“阿虹”）。裘连·张就是张健。那时我们三人都住在第五宿舍里，是天天见面聊天的。这封信居然保存到今天，真是难得，从中可以具体地了解五十多年前同事之间真挚交情和生活情趣。景荣兄于一九九四年八月以八十岁高龄去世了。如今我重读此信，追忆旧事情景，无限喟叹，也对他深切地怀念。

那时我们每人都担任三班英文课，每周上课九小时，课文总是细细讲解，两周或三周作文一次，也够忙碌的。范先生非常重视各系科的基础英语教学，认为这是培养和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决不可或缺的课程，而且他十分强调必须认真研读现代英美优秀散文，走循循善诱、熟读深思、潜移默化的路子。他主张一开始就应该千方百计培养学生的语言习惯和语言感觉，即德国人所谓“Sprachgefuel“。他坚决反对结合某个系的专业来学习英文，比如数理化英语、工科英语等。关于这点直到晚年范先生都没有改变，始终坚持，曾同我谈过几次。正因为这样，所以一九四四年春开始，范先生就亲自指导我们重编英文教材，每篇课文有详细注释，编成三本书，叫做”FreshmanEnglishProse”；入选的都是现代英美散文名家，随笔、小品或者短篇小说等的作者，如第一册中A.Clutton—Brock的《战前星期天》（SundayBeforetheWar）、WilliamH.Hudson的《捉鸽子》（CatchingDoves）、RobertLynd的《害羞的父亲们》（ShyFathers）；第二册中MaxBeerbohm的《送行》（SeeingPeopleOff）、E.Hemingway的《雨中的猫》（CatintheRain）、K.Mansfield的《苹果树》（TheAppleTree）；第三册中J.B.Priestly的《初雪》（FirstSnow）、W.S.Maugham的《哲学家》（ThePhilosopher）、T.H.Huxley的《自传》（Autobiography）等。后来在吕先生具体主持下，我们密切合作，分配了任务：朱文振和张健编第一册，吴景荣和我编第二册，吕天石和高殿森编第三册。这套教材编成后范先生很满意，就由当时沙坪坝一家正风出版社印行，不但中大每年用，其他几个大学也采用了，很受欢迎。直到抗战胜利复员后一九四八年还出了第四版。直到现在我保存着这三册书，作为珍念。

范先生每个月至少到柏溪一次看望我们，十分关心大家的生活和工作，相聚一起，随意谈天，细致了解学生学习情况；遇到什么问题时，总虚心征求意见，提出改进的办法。他时常鼓励我们在教好书外，多开展些学术活动，多搞出些东西。一九四三年初，设立在沙坪坝的“时与潮”社创办了一个大型月刊《时与潮文艺》，请外文系教授孙晋三先生任主编，孙先生便约请外文系教师多帮助，写东西。范先生在这个杂志上先后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我记得最清楚的有《鲍士韦尔的〈约翰逊传〉》和《里顿·斯特莱契和他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这两篇洋洋洒洒的大作。这两篇东西给我的印象深极了，直到如今我仍然可以体会得到当初细读时的激动心情。我第一次拜读范先生关于外国文学研究的文章，就被他的深入仔细的分析，实事求是的论述，精辟的见解，踏实老练而又生动有味的文采所吸引住了。后来在解放后，我拜读了范先生发表在《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上的《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英国浪漫主义的先驱——威廉·布莱克》、《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等等，以及范先生晚年最重要的一篇用英文写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文章《中国园林与英国的艺术风尚》（TheChineseGardenandtheTidesofEnglishTaste，发表于比较文学英文本“Cowrie”第二期上），范先生著作的特色都仿佛一道亮光似的闪现着。为了说明这点，在这里不妨抄录范先生《鲍士韦尔的〈约翰逊传〉》一文中两段作为例证：

鲍士韦尔的《约翰逊传》是欧洲第一部“近代的”传记。我们特别着重“近代的”三个字，因为与传统的传记是不同的。暂且撇开传记的结构不谈，先谈传记的目的。就目的而言，近代的传记与传统的传记有一个最显著的区别。传统的传记，目的在于颂扬一个人或某一些人；至于近代的传记，目的不在颂扬任何人，而在表达人生，表达特定环境里的人生。传统传记有三大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近代的传记，就事叙事，实事求是，无论英雄或常人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一般地说，传统的传记近于“行状”，“荣哀录”，是理想的，近代的传记是写实的。鲍士韦尔的《约翰逊传》不是没有理想化的地方——约翰逊不是他的英雄吗？——但大体上是写实的。他是欧洲近代传记的鼻祖。

约翰逊是英国十八世纪的怪杰。鲍士韦尔对于这位怪杰之“怪”，一点也不掩饰。十八世纪欧洲最讲究“雅”，而约翰逊的容貌、举止、谈吐，并不很雅。当时有人说他是一只狮子，又说他是熊。……约翰逊晚年常在史莱尔夫人那里闲聊天。有一天，有人提议把在场的每个人比一只走兽，比一盆菜。大家认为约翰逊是一只象，一盆鹿腿。为什么他是一盆鹿腿，许多人不很明白，但大家承认他真是一只象——一个庞然大物，有时把鼻子扫来扫去，引得孩子们发急。在这些地方，鲍士韦尔总是和盘托出，“吾无所隐”。一般人所知道的约翰逊，——中等身材，满脸瘢疤，走起路来一摇一摆，吃起东西来狼吞虎咽——这些都是从鲍士韦尔的《约翰逊传》里得来的。

在范先生介绍斯特莱契（Strachey）的《维多利亚女王传》（QueenVictoria）一文里，也有不少精彩的笔墨。我以为这都是范先生的典型风格。如果说西方现代杰出的传记家斯特莱契把维多利亚女王写活了，那么范先生这篇文章也把斯特莱契这部著名传记介绍得活了。我以前反复读过范先生这些著作，深受教益，确是大手笔的产物。甚至于范先生一九四三年在重庆出版的《英语学习讲座》一书也写得深入浅出，文章如行云流水，生动活泼，而又朴素精练，富于韵味，比如这一段话：

语言的感觉，虽然不是一下子可以养成的，但也并不是高不可攀，只要你有那细磨细琢的精神。有人说，学外语须有四到：眼到、耳到、口到、手到。眼到是看，耳到是听，口到是说，手到是写。但是这四到之外，还必须有心到。心到是体会。这体会如酌酒，如品茗，如母牛反刍，富有艺术的意味。学习外语，要能体会，才有乐趣。

在这里，我顺便对今天在校的外国语言学院各专业的年轻同学们说一下，我们应该向前辈范先生学习，不但要努力把外语学好，牢牢掌握，运用自如，而且还必须努力学好中文，勤读现代和古典优秀文学作品，要能使用漂亮的现代汉语写作，能写好文章。

一九四四年，范先生应“英国文化委员会”的邀请，到牛津大学讲学期间，更进一步探讨中英文化关系，更全面深入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他在《英国语文学评论》（ReviewofEnglishStudies）等刊物上发表了好些论文，如《威廉·琼斯的中国研究》（SirWilliamJones’ChineseStudies）等，在英国文化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关于这些方面，特别是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范先生从三十年代起直到他晚年所作出的贡献，在上面所提及的解楚兰那篇长文，以及《中国比较文学年鉴》（一九八六年北京大学版）一书“范存忠”条目中已有详尽的介绍，这里就从略了。

在沙坪坝时期，范先生与柳无忌先生合作，编辑出版了《近代英国散文》和《现代英国散文》两本书。柳先生勤奋译著，还出版了《莎士比亚时代的抒情诗》、《西撒大将》、《明日的文学》（论文集）等书。当时外文系还有个大忙人徐仲年先生，个子大，声音洪亮，坦爽真诚，发表不少东西，主要是译介法国文学。他还主编了一个杂志《世界文学》在长沙出版，得到范先生大力支持，范先生也在它上面发表文章。徐先生甚至居然乐意刊登我那篇批评他翻译的法国十九世纪初年贡斯当（Constant）《阿道尔夫》（Adolph）的文章，指出他一些误译。这事被称为美谈。这些都可以看到当年学者和译者的风度。我也在《世界文学》发表了一篇评论梁实秋所译《呼啸山庄》的文章，受到重视，这可以说是国内最早谈论后来通译为《呼啸山庄》的一篇文章了。此外，在范先生的引导下，正如上文提及的，柏溪同事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余，也从事著译。叶君健（那时他的笔名是马耳）也是个大忙人，翻译了希腊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王》和其他西方作品，也常给《时与潮文艺》写文章。吴景荣是专门研究JaneAusten和VirginiaWoolf的，他为刘重德翻译的奥斯丁的《爱玛》（Emma）写了篇很好的序言。高殿森译了一大本《拜伦传》，曹鸿昭研究华兹华斯，译了他好些首名作如《丁登寺》（TinternAbbey）等。我自己在《时与潮文艺》上发表了国内最早专门介绍《红与黑》的文章《斯丹达尔及其〈红与黑〉》和梅里美三个短篇的译文。柏溪同事们这些成绩之所以取得，我以为是跟范先生一贯重人才、重学术、重事业的精神力量和教育思想联系在一起的。

我在柏溪住了四年多，我的感受是十分亲切而丰富的，直到如今，我仍怀念着那段生活，那些充满着友谊和师生之情的岁月。那时生活清苦，起居条件差得很。我们住的宿舍的墙是竹子编的，外边涂上一层灰泥；没有玻璃窗，只有土纸糊的木框架。生活是艰苦的，景荣、张健和我三人有时分抽一包从重庆带来的上等香烟。那时我们每个人都有个小火炉，买些木炭烧着取暖，度过重庆冬天多雾气的严寒。大家又找来洋铁罐（比如名牌SW咖啡扁圆形的罐），上边挖几个小孔，插进灯芯，倒满菜油，再弄个铁架子放在罐上，架子上摆着搪瓷杯子，火一点，就可烧开水，泡茶喝，或者煮东西吃了。就在这样的境况里，在“炉火峥嵘岂自暖，香灯寂寞亦多情”这样的诗句所描绘的心态中，我们教学，读书，翻译，研究，大家都愉快地努力工作着。那时在柏溪还有不少位中文、历史的教授、讲师，同事朋友如罗根泽（他一家就住在第五宿舍，是我的近邻）、吴组缃、朱东润、王仲荦、管雄等先生，我们也经常来往谈笑，在一个食堂吃饭，相处得极好。有的教师家住沙坪坝，每周来柏溪上课一两次，如国文系的伍叔傥、杨晦先生；有的家住分校，每周一两次到校本部讲课，如罗根泽先生。那时，在抗战艰苦时期，在日本鬼子飞机经常空袭下，全校师生同仇敌忾，坚持教学上课，坚持学术研究，弦歌不辍，在大后方为中华民族为祖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年轻的一代。中央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在范存忠先生的教导下，经历过抗战八年，风风雨雨，经得起考验，不但没有丧失元气，反而比以前壮大了，而为复员后的中大外文系，以及解放后的南京大学外文系打好了更坚实的基础，为这个大学的外国语言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作出了贡献。

这会儿，我再次梦回柏溪，仿佛再次望见那嘉陵碧蓝的江水；我仿佛仍然带着一把伞，肩头挂着一个旅行袋，沿着开满金黄色的油菜花的长长的堤岸，在四月初某个清晨，从柏溪慢慢走向沙坪坝，去看望我的亲人，再次去拜访我的老师柳无忌先生，再次跟范存忠先生在松林坡散步聊天，向他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