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大学在全国大学中，是建校最早的，因而素有“老北洋”之称。所谓老，不一定是美誉，老干部、老科学家是尊称，老官僚、老学究就是贬词了。但北洋属于前者，历史虽老，教学不旧，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绝大部分都能顺应潮流，时有建树。特别在政治上，学生运动也是勇往无前的。北洋校内的几次罢课学潮是可歌可泣的，全国性的学生运动，北洋学生也素不后人。

这里，谈谈我与北洋大学的历史渊源：

一九二六年夏，我在北京，北洋大学校长刘仙洲先生来访，约我去校授课，因为结构学教授美国人阿罗克（O.Rouke）合同期满回国，经李书田先生推荐，要我去接他的手。我于一九二○年自美回国后，曾在唐山交大担任过教授兼工科主任，后在南京东南大学担任过教授兼工科主任，对于教书向来有兴趣，刘校长来约，正中下怀。但那时我在北京有任务，一时走不开，就商定先去兼课，度过缺人难关，每星期去天津一次。到了一九二七年夏，才接受北洋大学专任教授职。那年去天津时，就住在老友罗英先生家。一九一六年，他和我以及郑华先生同在美国康乃尔大学读桥梁系研究生，那时该系除了我们三个中国人以外，并无美国研究生。我每星期去津时，与罗先生晤谈，颇得教益，后来我就约他往钱塘江桥共事。

我在北洋大学任专任教授时，主讲结构工程及有关各科，每星期授课二十几小时。我将每星期课程，安排在四天内，每天上午授课，腾出三天时间（包括星期日）搞科学研究，这就给了我时间来研究如何改进教授法。在这以前，我在唐山及东大授课时，曾创立了几种教授法，其目的在启发学生思考，引导学生深入钻研，如学生提一问题而我不能答复，就给学生满分。这个方法获得成功，我就带到北洋，同样受到欢迎，因而听我课的，除了本届学生，还有些上届学生已经学了一遍再来补习的。

一九二八年夏，天津陷入战区，北洋大学停课，我回到南京老家。十月间有北洋学生专程来南京访问，劝我回北洋大学任校长，我婉却之。十二月初，北平大学区成立，将北洋改称为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校长李石曾来电，约我为院长，学生亦来电表示拥护，我不得已北上。到北平后，学生代表一再敦劝，云我不去则复课无期。天津北洋校友会张务滋、徐绍裕先生等专程来京恳劝，备言学校停课已久，极盼我去收拾局面。我辞不获已，向李石曾声明，前往暂就，仍请另觅继任。于是我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天津就北洋院长职。除聘谭真先生为秘书外，其余教职员，除辞职者一概未动。

我何以不愿当院长呢？因为在北洋军阀专政时期，全国混乱，即学校亦动荡不安。我在唐山及东大，饱受派系倾轧之苦，视行政职务为畏途，故就北洋院长职时，即存“五日京兆”之心。

我就职后，目击院内停课多时，百废待举，即动员各方力量，逐步恢复旧观。北洋不但历史久，而且教育新，所聘的教授皆国内外知名之士，历年来教诲不倦，辛勤培植，故功课严格，力争上游，在国内与唐山交大、上海交大齐名。教授中不论本国人或美国人，教务均甚繁重，每星期授课二十小时以上，故人数较少。教本采用英文原版，内容完备而有系统，同时亦给学生外语训练。校风淳正，学生大部分都能刻苦勤学，但亦不忘政治。我通过考察，竭力维持各种优良传统，并欢迎学生提意见，能办者即办。天津北洋校友会，关心院务，常有校友来院访问，特别是张务滋、徐绍裕、齐璧亭先生等指教尤多，深得其惠。

一九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晚，院内一座主要建筑的教学大楼，突然起火，因距市区甚远，施救不及，竟致全部被毁。北平大学校部派谢树英先生来院协同调查起火原因，终未查明。

各地北洋校友会，闻火灾消息，莫不震动，纷纷来信慰问，并表示愿为恢复大楼尽力。

我当即收起辞职之念，决心尽我全力，筹募工款，以恢复校舍，重建一更好大楼为己任。不久，南京大学院取消，恢复教育部，本校亦改称“北洋工学院”。这年夏，我往南京教育部接洽筹款，时部长为蒋梦麟，对北洋颇表好感，因校友王宠惠、王正廷等均其旧交，因授意此项恢复经费，可在“中比庚款”（比利时国退还我国的庚子赔款）中设法，因此项“庚款”尚不为多数人所注意。这时黎照寰先生为铁道部次长兼上海交大校长，曾一再向我表示，希望我去交大，任木工工程院长，适巧他是“中比庚款”董事会的董事，我因往沪求教，他一口应承，表示负责办到，并笑说：“我给你十万元，你给我一个院长！”于是我向中比庚款董事会正式提出，请拨十万元，恢复校舍。其时该会负责人为褚民谊（后来当了汉奸），我找他多次，他都表示冷淡，但我钉着他不放，并同董事会其他董事分头接洽，他们散居南京、上海两地，我分头相访，沪宁奔驰，有一段时期每晚都在沪宁火车的卧铺上过夜。最后，果然该董事会通过，补助北洋十万元，恢复校舍。其时又有天津电车公司（比国投资）捐款一万元，估计恢复原来大楼而有余。于是一面交一比国建筑公司设计（此系中比庚款董事会中比国人的要求），一面请几位北洋校友组成保管委员会保管此项建筑专款，免被挪用。保管委员会主任为赵天麟先生。

由于请款成功，校内对我信任益坚，我辞职的话提不出来了，于是安心整顿校务。北洋为国内最老的新式学校，因而也有一些旧的传统习惯需要打破。最妨碍教育进步的为“贷书制”，即将教科书借给学生，于毕业时交还。其时由于学校经费日紧，无力每年购换新书，于是教本日益陈旧。我在南京时，遇到一位方鸣皋先生，他能将原版书不经照相来翻印，成本甚低，我就请他来北洋，主持翻印教科书事，印出的当作讲义，无偿发给学生，于是全校所用的教科书，每年可以全部更新，师生都很满意。

我在沪宁接洽“中比庚款”时，乘便延揽新教授，果然请得科学界老前辈胡敦复先生主讲物理学，卢恩绪先生担任土木工程学。胡先生是清华学校（后来发展为清华大学）创办人之一，在我国科学界负有重望。卢先生是辞谢清华大学工学院长职不就而来北洋的（后来仍去清华任院长）。得到两位名师，院内师生兴高采烈。

在南方时，杭州北洋校友约我去报告院务，他们本来准备发起募款运动，为母校造大楼，因知“中比庚款”成功而作罢。

一九三○年春，院内忽起风波。多年来，院内教授常有每星期往北京各大学兼课的，愈演愈烈，以至有的教授需在星期日上课，招致学生不满。于是我和这几位教授进行谈判，请他们或在北洋或往北京，不能兼任。他们就一面辞职，一面鼓动学生，说我排斥好教授。受鼓动的学生中有几位认为我当院长是由于他们的“拥戴”，而我一年来并不大听他们的话，他们就想“换马”，于是鼓动风潮，使我难堪。我本来无意于行政工作，于是一再向教育部辞职，并去南京面陈内情，终于得到同意，另派蔡远泽先生继任。

一九三二年，李书田先生继蔡先生为院长，约我回北洋任教授，先是兼职，后为专职。我仍担任结构工程课，对教授法又有所改进。

一九三三年三月间，我接杭州友人来信，约往杭州谈钱塘江桥事，八月间辞北洋教职，在杭州就任桥工处长职。

一九四一年中国工程师学会在贵阳开年会，举行三十周年纪念会，北洋校友到会的很多，开过一次全天的会，商议复校问题。因北洋在日寇侵入天津以前，迁往西北，并入西北工学院。李书田先生和我商量，在贵州复校，我那时在贵州平越县（今福泉县）任交大唐院院长，因和李去附近的一块地方看校址，可惜未有结果。

一九四六年初，因抗日战争胜利，迁往内地的各大学均迁回原址，北洋大学亦迁回天津复校。经过北洋校友的努力，教育部于这年六月发表“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约我为委员兼秘书，不久即由委员会推荐，由教育部发表我为北洋大学校长，但我因钱塘江桥在抗战伊始为我方自动炸断，这时我正在杭州负责修复，一时不能到职，由教育部发表教务长金问洙先生为代理校长。

一九四七年九月，我从南京飞到北平转天津，往北洋探望诸旧友，对他们在抗战中转徙流离之苦，表示慰劳。同时，为了安定校内情绪，想在了解校内情况后，向教育部建议善后办法。我向校内负责同人，特别是金问洙、李书田、陈荩民诸位先生，陈述我不能就任校长的原因，得到他们的谅解；同时拜访天津校友会各位，答复他们一年来屡次劝我就职的盛意。我回南京后，即向教育部报告此行经过，再次陈请辞校长职，最后得部同意，改派张含英先生继任北洋大学校长。

在回忆当年我和北洋大学的历次关系后，感到非常愧对学校，虽承校内师生对我如此信任，而我为外务所牵，总未能始终其事。假如我从一九二七年起即专心一致，担任校事，锲而不舍，劳怨不辞，直至一九四九年解放，学校总可减少些动荡，不无裨益。所堪庆幸的是：在这些年内，全校师生团结一致，奋发图强，维持了老北洋的声誉于不坠，在今年祝贺八十五周年的校庆时，人人可以自慰：“我们始终贯彻执行了‘实事求是’的校训！”

附带谈一件事：在一九三○年左右，北洋教授美国人爱利斯（Ehlers）先生发起组织“斐铎斐”荣誉兄弟会（Fraternity），凡各知名大学毕业生中名列前三名至五名者，得申请为会员。经该会驻在北洋的理事会批准为会员的，可以佩带金质会章，上镌φτφ三个希腊字母，作为荣誉的表示。在抗日战争前，每年都有各著名大学的新会员。自北洋在抗战中西迁后，此兄弟会理事会即无形消失，我自己也把它忘记了。不意一九七九年我率中国科协代表团赴美国作友好访问时，方才知道这个斐铎斐兄弟会的会员，一直在美国进行活动，每年改选会长，当选者以为荣，印在名片上。他们得悉北洋并入了天津大学，斐铎斐兄弟会理事会亦不存在，都为之叹惜不已。

（一九八○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