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五四后的清华-过去的大学

我于一九二八年到清华。这时候的清华,跟以前的清华,已经有所改变。清华历史的变迁,是中国留学政策的变迁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学术日趋独立的过程的反映。从太平天国革命以后,清朝政府就派幼童往美国留学。后来计划,先使幼童在国内学习一个时期,再派遣出国。清华就是这样的一个留美预备学校。一九一一年,我在中学的时候,清华招生,我有意报考,但自顾年龄已非幼童(当时我十六岁),没有报考。可是我的同班也有几位,隐瞒岁数,也考上了。当时清华的教学,是高中程度。原来计划,毕业后到美国入大学一年级,实际上很多清华毕业生到美国插入大学二年级,也有插入三年级的。五四运动后,中国学术独立的思想占了优势,清华也计划转变为正式的大学。我到清华的时候,正是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之中。当时的学生,只有几百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旧制,还是预备留美性质,毕业后出国。—部分是新制,即大学本科,毕业后不出国,与其他大学毕业生一样,自找工作。旧制是以前遗留下来的学生,自有新制以后,不再招旧制学生。

这是清华历史中的一个大转变。可是在一九二八年,清华还仍称为清华学校,在组织上,学风上,还有很多原来的留美预备学校的残余。一九二八年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政权达到北京的时候,派罗家伦为校长,接收清华。清华也乘此机会把这些残余,一举扫除,成为一个正式的国立大学。在这一年,清华作了不少的改革。

清华原名为清华学校。这个名字不表示学校的性质。一九二八年起正式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确定清华已由留美预备学校改为正规的大学。

清华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办的,所以原来归外交部管,不在正规的教育系统之内。以前的历任校长,大部分是外交界的官僚。一九二八年后,改归教育部管,与其他大学居于同等的地位。这在当时南京的外交部和教育部之间也有一番争权夺利的斗争。最后教育部得到胜利。当然,按当时政权的性质说,无论归什么部,都还是在国民党手里。不过归教育部管,可使清华归入正规教育系统之内。这在当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清华原来有基金管理委员会,美国公使为委员之一。实际上是,美国虽说退回庚子赔款而仍操干涉之权。还有董事会,大部分是外交部的官僚。一九二八年废除了基金管理委员会和董事会,这使清华进一步脱离了美国公使馆和外交部的影响。

照清华原来的制度和风气,西学在中学之上,美国教员在中国教员之上,职员在教员之上。这些情况,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在教育方面的反映。当时的学校都不能免,但是在原来的清华特为显著。清华的教员住宅分为北院、南院和西院,北院全是小洋房,南院也有一部分是小洋房,这些上等住宅,主要的是美国教员和教西学的教员住的。南院的一部分和西院是中国式小房子,这主要的是教中文和小职员住的。另外还有甲、乙、丙三所,是校长,副校长和教务长住的。高级职员薪金比一般中国教员高,权力也大。一九二八年以后,革除了这些现象。教员住宅的无形的等级也去掉了。高级职员薪金降低,教授的薪金和地位都提高了。清华原来对于洋教员的待遇特别高,而且还有各自合同。一九二八年以后,不分中外教员,同工同酬,取消了外国教员的特殊地位。有一位教音乐的外国教员,在教一个女学生钢琴的时候,有不正当的表示,清华把他立即辞退。他以合同期限未满为借口,以找公使为要挟。清华不理这一套。他还是离校了事。

一九二八年清华动用一部分基金,扩建图书馆,建筑生物馆。嗣后直至抗日战争开始,几乎每年都有新建筑,校舍大为扩充。

一九二八年,清华规定,每年预算中划出百分之二十,作为增购书籍仪器之用。清华预算嗣后不久即定为每年一百二十万。每年有二十四万元增购书籍仪器。直至抗日战争开始都是如此。

罗家伦在就校长职的时候,发表演说,提出“四化”,即“学术化”、“民主化”、“纪律化”、“军事化”。前二“化”是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的别名。后二“化”是冒充“革命”精神,其实有法西斯的意味。上面所说的各项具体措施,是前二“化”在一定程度上的具体表现。后二“化”只行了几个月的时期。一九二八年暑假后,实行所谓军事训练,校长、教务长都穿上军装。学生每晨早操,无故缺一次,记一个小过。三个小过为一大过,三大过开除学籍。有一个同学记到八个小过,只差一个小过,就要开除,可是军事训练恰好也停止了。

清华新制毕业的学生,就如其他大学一样,没有留学的权利。跟旧制毕业的学生,权利差别太甚。一九二八年后,定出一种调剂方法。清华每年还送留学生四十名,公开招考。清华新制毕业的,录取二十名;别的大学毕业的,录取二十名。录取的不限定往美国。后来清华自办研究院,停止招考留学生,只送本院研究院毕业成绩优良的出国留学。研究院招生公开考试,本校毕业的学生也须同样经过考试。

清华原来是留学预备学校,毕业到美国入大学。后来改为只送大学毕业的学生,到国外入研究院,不限定往美国。后来又改为只送研究院毕业生,到国外继续深造。抗日战争以前的清华,始终是与派遣学生出国留学有关系的。它的留学方法的改变,是中国学术日趋独立的反映。

一九一七年是北大的大改革时期,一九二八年是清华的大改革时期。中国原来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在一九一六年以前,大致说起来,北大是半封建社会在学术教育方面的反映。一九一七年北大的改革,半封建性质打破了,代之以资产阶级性质。一九二八年清华的改革,半殖民地的性质打破了,代之以民族资产阶级性质。当然,一九一七年以后,北大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是民族资产阶级思想。上面的说法,只是表示,一九一七年以前和以后,北大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封建和资产阶级的对比;一九二八年以前和以后,清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对比。

一九二八年以后,清华建立了一些制度,为当时教育界所称道。其中之一就是所谓教授治校。这个口号本来是蔡元培先生所提出的,但是在清华得到比较具体的实现。一九二八年以后,清华有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有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和各院院长组成。各院院长的产生,是由教授提名,每院二人,由校长于二人中择一聘任,每两年改选一次,但连选得连任。照理论上说,校长只有权聘任教务长和秘书长。在教务会议和评议会中,校长一方面的人只有他自己、教务长和秘书长共三人,其余的人都是由教授会选出来的代表,占绝对多数(当时清华有文、理、法、工、农五个学院,出席校务会议的有五个院长)。照理论上说,教授会对于校务有绝对的支配权。这就是教授治校的具体形式。

可是,实际上,如果校长善于运用,他不但可以不招致教授会的反对,而且可以使教授会转化为自己的工具。前北大校长蒋梦麟从经验中得到一个规律。照他说:在一个大学中,校长、教授、学生是三种势力。如果三者之中,有两种联合起来,反对其余一种,一种必然失败。梅贻琦跟教授相处很好,常称: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校长的职务是率领职员为教授服务。在这种运用中,他其实掌握了大权,并且在学校有事的时候,教授会总是帮他的忙。后来的几次学生运动中,教授会总是跟校长在一边。按当时校长和教授的阶级性说,这是必然的。

按阶级说,国民党政府和其所派的校长,以及多数的教授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在重大问题上,特别是政治性的重大问题上,他们总是一致的。但是在个别的问题上,所谓教授治校对于当时国民党政府也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例如在清华和后来的西南联大,没有靠政治力量进来的教授,也没有靠政治力量进来的学生。特务没有在学校公然活动,学校当局也没有报告过黑名单。这些情况,在当时的大学中,也还算比较少见的。教授的聘书虽然是每两年发一次,但一般的教授都觉得自己的地位很稳固,不像有些大学,教授每到暑假都要有一次惶惶不安。在西南联大的时期,教授中有在政治上极右的,也有在政治上很左的,也有教授对于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的。当时学校的风气是,认为只要教授能把他的课讲好,他在政治上的态度,学校不管。在这种风气下,学校没有考虑过怎样把进步的教授解聘。当时认为清华教授有自由、民主作风,其原因就在于此。当然这所谓自由、民主,只是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所谓学校不管,也有一定的限度。当时的教授,一般地说,也都没有超过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限度,所以能维持所谓民主、自由的局面。

一九二八年后清华还提倡所谓“通才教育”,这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影响。当时的想法是,大学,特别是其中的文法科,首先要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其次才是成某一方面的专家。当时所谓全面发展,也只是限于知识方面,所谓“人”,也是资产阶级性的“人”。资产阶级教育,认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要对于事情能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判断其是非。梅贻琦常说:清华的教育并不告诉学生国民党对或是共产党对,只要养成他们自己判断的能力。当然,如果学生都有了资产阶级所希望有的能力,他们是会认为共产党不对。幸而至少有一部分学生不是照资产阶级所希望的。

在清华,实现“通才教育”的具体措施是,着重所谓公共必修课,主要的是文学、语言的训练和历史及一般文化的知识。在文学院,第一学年的课程,各系都是一样。到第二年才逐渐分系。到第三、第四年,各系的课程才完全分开。这对于学生的所谓“基本功”的训练,有一定的好处。

一九二八年以后,清华、北大,互相学习,所谓“北大清华化,清华北大化”。在抗日战争时期,北大、清华和南开,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在这时期,本科学生是公同的,三校还各自保持自己的基本教师队伍和自己的行政组织,也都有自己的“私房”办的事业,例如自己的研究所和研究生。所以在学术上还都保持自己的风格。就哲学系方面说,北大的哲学系注重在资产阶级哲学经典的学习,注重哲学史的学习。清华的哲学系注重在资产阶级哲学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自命为注重“创作”。我在当时说: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学生,如果不能学好,至少也可以有些哲学史的知识。清华哲学系毕业的学生,如果成功,可以成为哲学家,如果不成功,就什么也不是,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在历史学方面,北大注重在史料的搜集和考订,清华着重在对于历史事实的分析和评论。当然这些搜集、考订、分析和评论都是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的。

一九二八年以后,北大和清华是旧中国教育界比较有影响的大学。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在这两个大学中,按当时的标准说,得到比较具体的实现。可是,到了抗日战争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起来,共产党的领导也日益强大。原来在五四前后起进步作用的东西,也就转化它的对立面,成为反动的东西了。

“为学术而学术”、“学术自由”等口号以及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在其反封建的时候,是进步的东西,这在上面已讲过。后来这些东西成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武器。在五四以前,所谓“为学术而学术”是说,不要以学术作为求功名利禄的手段。后来,所谓“为学术而学术”是说不要革命,只要念书本。在五四以前,北大在“学术自由”的掩护下,请来了陈独秀和其他很多的进步教授;“学术自由”的目的是为进步的教授争地盘。后来“学术自由”成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武器。据说,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专政是与自由不相容的,这时候的“学术自由”不适用于讲马克思主义。这正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表现,在这时候,“学术自由”成了为保守反动思想保留地盘的工具了。

所谓教授治校,就清华所采取的形式看,就理论说,是可以作为反对校长或限制校长职权的工具。但要看校长是代表什么政权的。在过去,如上面所说的,如果校长运用得当,教授会可以成为校长的工具。这也是因为在当时,一般的教授和校长基本上是属于一个阶级。在解放以后,校长是无产阶级政权的代表,而多数的教授,在思想还没有改造的时候,还基本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如果实行“教授治校”,譬如说,用清华过去的形式,教授会可以跟校长对立起来,成为教育改革的大阻碍,甚而至于可能在学校内部出现资产阶级复辟。

解放以后,北大、清华都有了根本的改革。清华的文、理、法科,并入了北大。北大的工科并入了清华。这两个大学,你中有了我,我中有了你,都还是新中国的教育的重镇。反观一下它们的历史,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有许多也还是可以借镜的。

(一九六二年八月于海拉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