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我到北大任教-过去的大学

我到北京大学任教,始于一九一七年下学期,而受聘则在其前一年蔡先生初接任北大校长之时。蔡先生之知我,是因看到那年(一九一六年)六、七、八月上海《东方杂志》上连载我写的《究元决疑论》一篇长文。文中妄以近世西洋学说阐扬印度佛家理论,今日看来实无足取,而当时却曾见赏于许多人。记得蔡先生和陈独秀先生(新任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之文学院长),以印度哲学讲席相属之时,我本不敢应承的。我说:我只不过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而据闻在欧洲在日本一般所谓印度哲学,皆指“六派哲学”而言,其中恰没有佛家。蔡先生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我说不知道。蔡先生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只有应承下来。

虽则答应了,无奈我当时分不开身,当时我正为司法总长张镕西先生(耀曾)担任司法部秘书。同时任秘书者有沈衡山先生(钧儒)。沈先生多为张公照料外面周旋应付之事,我则为掌理机要函电。倒袁者本以西南各省为主,张公实代表西南滇川两粤而入阁。正在南北初统一,政治上往来机密函电极多,我常常忙到入夜。我既于此门功课夙无准备,况且要编出讲义,如何办得来?末后只得转推许季上先生(丹)为我代课。

及至次一年,经过张勋复辟之役,政府改组,镕西先生下野,我亦去职,南游入湘。十月间在衡山的北军王汝贤等部溃走长沙,大掠而北,我亦不得安居,随着溃兵难民退达武汉,就回北京了。因感于内战为祸之烈,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呼吁有心人出来组织“国民息兵会”,共同制止内战,养成民主势力。自己印刷数千册,到处分送与人。恰这时许先生大病,自暑假开学便缺课,蔡先生促我到校接替,于是才到北大。

许季上先生在佛学上的素养远胜于我,又且长于西文。他讲印度哲学,一面取材西籍,一面兼及佛典。我接替他,又得吴检斋先生(承仕)借给我许多日文的印度哲学书籍作参考。其后,我出版的《印度哲学概论》就是这样凑成的。我在北大,随后又开讲一门唯识哲学,自己编写了《唯识述义》三册,次第付印(今已无存)。对于讲唯识,我后来有些不敢自信,建议蔡先生由我去南京支那内学院请人来讲。初意打算请吕秋逸先生(■),未成事实,改请了熊十力先生。熊先生来到北大,即有《新唯识论》之创作。他却是勇于自信而不信古人的。一九二○年我提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作了一个月的讲演,不在哲学系课程之内,然却由此在哲学系添讲儒家哲学一课。到一九二四年暑期我自己去山东办学,辞离北大,计在校共有六个整年。

当时我讲的印度哲学既括有佛学在内,又且专开一门唯识哲学。但在爱好哲学从而爱好佛学的蔡先生,犹以为未足,先后又请了几位先生任讲佛学。一位是张尔田先生(孟劬)讲《俱舍论》(代表小乘);一位是张克诚先生,曾讲了《八识规矩颂》、《观所缘二论》(代表相宗或称有宗);还有—位邓高镜先生(伯诚),曾讲了《百论》(代表性宗或称有宗)。虽然其时间都不长,似亦不列入哲学系正式课程之内,然而蔡先生之好学却于此可见。其中张克诚先生,原是先在西四牌楼广济寺自愿宣讲,任人来听的。蔡先生和校中一二同事亲往听讲几次,便约请其到校内来讲了。

我们从许多处皆可看出蔡先生对学术、对教育、对社会运动有他一股热诚,不愧为应乎其时代需要的革命家,而全然不是一位按照章则规程办事的什么大学校长。所有的史料均足为证明,即如上述一些小事亦复可见。

蔡先生曾创立以美育代宗教的学说,又尝在校自己讲授过美学。他为哲学系先后聘请的教员很多,我不能悉记,即不能备举。我且举一个张竞生。这是从美育、美学而联想起来的,因为张先生曾讲了一年《美的人生观》,并且把它印成了书出版。这自然是他自己的学说。其后,他在校外又出版一种《性史》,似是陆续发行的期刊,其内容猥亵,很遭物议。我虽亦认为给社会的影响不良,然却谅解其人似与下流胡闹者有别。总之,由蔡先生的哲学兴趣,又请了一些有哲学兴趣的教员,便开发了学生们的哲学兴趣。哲学系在当时始终为最重要的一个学系,估量比其他任何学系的学生都多。特别是自由听讲的人极多,除了照章注册选修这一哲学课程者外,其他科系的学生,其他学校的学生(例如琉璃厂高师的学生,太仆寺街法专的学生,等等),乃至有些并非在校学生,而是壮年中年的社会好学人士,亦来入座听讲。往往注册部给安排的教室,临时不合用。就为按照注册人数,这间教室座位可以容得下,而实则听讲的人竟然多出一倍。我自己的经验,当一九二三年前后,我讲儒家思想一课,来听讲的通常总在二百人左右。初排定在红楼第一院某教室,却必改在第二院大讲堂才行。学年届满,课程结束,举行考试的试卷亦有九十多本。此即注册的正式学生之数了。大约胡适之讲课,其听讲的人可能比这还要多。

然而莫以为来听的人,都是钦佩这位主讲的。例如有彭基相、余光伟等同学,他们都不大同意我之所讲。据闻他们对旁人说:“我是来听听他荒谬到什么程度。”这种态度并不可厚非,这正见出当时学术气氛的浓厚。大家都在为学术,所以学生求学非只为取得资格、取得文凭。记得同学朱谦之曾反对学校考试,向校当局申明自己不参加考试。蒋梦麟代校长有书面答复张贴出来,说不参加考试是可以的,不过没有成绩分数,将来便没有毕业文凭。像这样不计较分数和文凭颇有其人,非只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