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琼的家乡,好似一座半岛,被长江和嘉陵江两江合围住。长江从李家沱那边流向市中区的珊瑚坝,经菜园坝火车站、储奇门、望龙门,流到朝天门。嘉陵江从北碚上边流向市中区的牛角沱,经曾家岩、大溪沟、一号桥、临江门,也流到朝天门。清亮亮的嘉陵江水和绿幽幽的长江水在朝天门码头汇合了。汇合处有一道深深的分界线,一边是平静温和的嘉陵江水,一边是波涛翻滚的长江浪。那老大哥的长江,一个卷曲式的裹挟动作,就把嘉陵江拥在了自己腋下。分界线消失了,辽阔的江面是凶猛的波浪和涛声,两江缠绕着朝长江下游流去,把上游的半岛留给重庆市中区的人。
沿着环绕的长江、嘉陵江,半岛上有两条主要的公路,一条从牛角沱经两路口、观音岩、七星岗、较场口到朝天门,另一条从牛角沱经学田湾、大溪沟、一号桥、临江门、沧白路到朝天门,沿江的这两条主要公路成为一条环城公路,它们和两江水一起,弯弯曲曲把半岛紧紧包裹住。
两江水养育的半岛,密密麻麻地住着五十万人口,房子都是倚山而建的,五十年代,环城公路两侧大都是木板房、平房,江边和山崖边的木板房吊脚楼居多。一半房基在土里,一半房基用两根裸露的木头或竹子撑着,这样的房子山城人习以为常,可它常常让平原来的外省人或者成都人倒抽一口冷气,不敢把头探出吊脚楼的窗外看,也不敢轻易在吊脚楼下行走,担心那房子会随时塌下来。
从大溪沟公路走进人和街的支马路,里边座落着一幢四层楼的红砖楼房,俗称红房子。建国初期,红房子巍然耸立在一片木板房、平房和吊脚楼中间,是那样神气。1954年,亦琼的父亲扛着被卷,母亲抱着刚出生的小妹,6岁的老大背着两岁的亦琼,一起从大溪沟江边的木板房搬进这幢翻身工人住的工人宿舍。以后小弟在这里出生。
红房子是木楼板,两头上下,中间是通走廊,两边房间全是单间,每层楼中部有四间公用厨房,每间厨房有一个上下水管,四口烧煤的烟囱灶,一家一口。公用厕所夹在厨房的中间,男女厕所各有两个蹲位,最初是抽水马桶,没用多久就坏了,只得端水用水冲。洗澡就在蹲位上边,把换洗衣服搭在蹲位的小门上。
绝大多数工人家庭都住一间房,屋里安了木头架子的上下铺,大人小孩挤在13平米的房间里。亦琼家住两个单间,仍不可能有孩子自己的空间。按男女性别,父亲和两个男孩住一间,母亲和两个女孩住一间,亦琼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男的女的是有分别的嘛。楼里住着60户人家,大都是公用系统的工人,清洁大队、肥料站、采石场、修缮队、市政公司、机修厂。
红房子位于从大溪沟到观音岩的必经路口。没有从下半城到上半城的直达车,就是有车,城里人也很少坐,有那坐车的8分钱,可以吃顿饭了。从大溪沟爬坡上观音岩,弯弯曲曲有几百级石梯坎。天不渐亮,那些到观音岩外科医院挂号看病的人、出门做活路的人就在红房子外面咔哒咔哒爬梯坎了,下梯坎的脚步声,是一阵嗒嗒嗒的小跑。
睡懒觉是很难的,半夜都有过路的人声。三更、五更还有打更匠报时的梆子声。打更匠是个精瘦的小老头,住在后阳沟的吊脚楼里,门口搭一架梯子进出。白天他蹲在屋门口的梯子前抽叶子烟,晚上就拿着竹筒出来敲。他站在红房子边上的石梯坎上,“梆—梆—梆—”的竹声,总是对着亦琼家的窗口最先敲起,而后悠悠扬扬地远去。醒了,翻个身又迷迷糊糊睡,母亲却随着梆子声起来做早饭。这回还不起床的孩子就由母亲来叫了:梆子都敲过了,该起床吃饭上学了……
那梆子声,是大人上班,小孩上学的钟点儿,要知道那时候很少人家有钟表呀。
直到有一天,梆子声没有了,红房子的大人小孩都感到奇怪。怎么啦,不敲了,我把钟点儿都忘了。
吊脚楼里传来了老太婆的哭声,红房子的每户人家都凑了三毛钱,给打更匠买了一幅祭帐。后阳沟的半山坡搭起了一座台子,和尚在那里念经,打更匠的儿子跪在地上烧纸钱,缕缕青烟笼罩着灵位上的竹筒和木椎,映着发黄的竹筒在空中升腾。
亦琼、小妹和母亲一起去进城,沿着黄花园、一号桥的马路,爬上之字形的临江门上坡路,头上崖壁是层层叠叠,直到安乐洞、捍卫路山上的吊脚楼,象是镶嵌的岩壁画。脚下的嘉陵江水一动不动,只有水面上漂浮的几大块白色泡沫在缓慢地变化着各种图案,凝固的冰山散开来变成朵朵白云,奔跑的山羊蜷曲着身子竟是一只大白熊。嘉陵江水走得比人还慢,待亦琼她们爬到临江门的城门上,那造纸厂的白色泡沫还停在江心没走。
来到解放碑,亦琼有些辨不了方向了,她死死地盯着解放碑塔顶上的钟,左右环视。来的路是夫子池,大众游艺园,解放碑的右边路口是四层楼的“三八商店”,通较场口,左边路口是两层楼的“群林市场”,通小什字。这是重庆两家最大的百货公司了。对直的路口上去是大阳沟菜市场,再往上是重庆剧场。学校组织他们在那里看过儿童剧《美猴王》,是京剧,亦琼就听懂“美猴王”三个字,但她总算开眼界看到真人演的戏了。
雄伟的解放碑高出了“三八商店”,石碑的顶端四面都是钟,每半小时敲一次。不论哪个方向的人远远的都能看到大钟,迷失了路,径直走到碑前再辨方向。解放碑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修的,这是国民党陪都的一件大事,它成了重庆城的标志。解放碑的街道只能并排走三辆车,很拥挤,很多人坐在碑底下的石阶上休息。有公共汽车从那里经过。碑的上空萦绕着鼎沸的人声、汽车喇叭声、钟声和层层烟霭,给石柱子的解放碑增添了几分仙气。
母亲一手拉着一个女儿的手,绕到解放碑的后面,走进钟表店,买钟。
挑来选去,最后买了10块钱一只的小闹钟,是公鸡啄米的,公鸡头一点一点地啄米,闹钟嘀嗒嘀嗒走。一路上,母女仨沿着临江门的下坡路往回走,江上的白色泡沫没了。亦琼捧着小闹钟,象捧着一个宝贝一样,她和小妹一个捧一会儿。要不是打更匠死了,说不定妈妈还下不了决心买钟呢。
母亲看看钟,又看看女儿,总算办了一件大事,她感到很欣慰。她长得眉清目秀,嘴巴小小的,薄薄的,右鼻孔下有一颗豌豆粒大小的黑痣,衬着和善的面容,更显得慈眉善眼的。看她斯文的动作,沉思的神情,不知道的人会以为她是读书人家出身的,其实,她是山里农家的姑娘,一个地道的劳动妇女,40年代初,嫁给城里做工的父亲才来到重庆城的。解放初期扫盲,她认得了自己和儿女的名字。看书是不成的,写更不成。尽管她没有文化,心里却亮堂,极其明理,她是张家儿女的主心骨和保护神。她轻言细语地对女儿说,有了钟可要好好学习呀,“叫化子养儿——一辈不强二辈强”。
两个女儿嗯嗯地应着。
红房子经历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红砖早已风化,斑斑驳驳,说红不红,说白不白,说灰不灰,不知道是个啥颜色。只是用手一拈,粉末唰唰地往下掉。楼梯的木头早已磨塌了,陷下去了,没了颜色。地基的柱头被白蚂蚁蛀空了,换木头不成,用水泥加固也不行。终于红房子前面的墙上钉了一块小木牌,此房被白蚂蚁蛀空,属拆迁危房。在90年代的某一个时辰,红房子从山城消失了……
红房子成了真正的永无乡,但它难于从红房子儿女的记忆中抹去。那是他们永存不灭的家园。
个子矮小的母亲嘴里哼着小调“二呀吗二郎山,高呀吗高万丈……”,把手里的一块白底的花布铺在写字台上,用手指比了又比,量了又量。终于拿起来一撕两半,坐在床头,一针一线给亦琼姐妹缝裙子。
裙子布的纱子很粗,买它,图便宜,幅面宽。裙子上面是密密麻麻的红色、蓝色的小圆圈,就象小小的肥皂泡一样。平时,全家都穿补丁衣服,青蓝二色的劳动布、卡其布居多。母亲说经脏。父亲说牢实。
穿裙子是很希罕的。母亲用牙齿咬断最后一个线头,把缝好的裙子提起来抖了抖,然后到走廊口去叫正在那里做蟋蟀房子的亦琼回家,又对着下面院坝跳房子玩的小妹叫一声,小妹,快回来,穿裙子。
小妹听见穿裙子,丢下脚下修房子的算盘珠子就跑。她穿上裙子,乐得又唱又跳,转了一个圈又一个圈,然后象小鸟一样飞出去了,她要去院坝给那些玩的小女孩炫耀她的花布裙。
亦琼仍然坐在走廊口,楼板上是一摊碎泥、一把洗锅用的烂竹刷把,她拿着手里的泥巴房子,象在做一件雕塑品一样,慢慢掏空里面的泥,撇下刷把上的竹签,给房子安上窗户,再用一小块碎玻璃做一个滑滑门。小弟蹲在一边看大姐做蟋蟀房子,他要用它去装灶鸡。按山城的方言,蟋蟀叫“灶鸡”。小弟见妈妈连连叫亦琼去穿裙子,就说,大姐在给我做灶鸡房子。
亦琼把一个灶鸡房子做好了,拿给小弟,答应晚饭后一起到后阳沟山坡上捉蟋蟀,把它装到泥巴房子里。
亦琼从地上爬起来,到公用厨房洗去满手的黄泥。母亲也在厨房,对亦琼说,去王妈家看看几点钟了,我得做饭了。亦琼答应一声,好的,脚不沾地地飞起跑到走廊的另一头。
二楼的14户人家,就只有王家有一只老式的挂钟,大家都去那里看时间。各家各户除了晚上睡觉关门外,白天都是不关门的,有的大开着,有的虚掩着,谁都可以自由进出。主人在家可以进出,主人没在家也可以进出,就象出入自己的家门一样随便。谁家吃肉了,谁家来客了,只需从走廊这头走到那头,就一目了然了。红房子的隐私是公开的,准确地说,红房子压根就没有隐私。
王家的房门虚掩着,亦琼把着门,探头往墙上的挂钟瞄一眼,正回头要跑,和上得楼来的罗家女撞个满怀。罗开英瞪了亦琼一眼,鬼打慌了呀,撞啥子撞?
亦琼嗯了一声,把话咽回去了。罗伯伯和父亲一个厂,是党员,吃得开的人。罗妈是居民委员,惹不起。罗开珍象她妈,脸上的肉也是横着长的。亦琼绕过罗开珍,又脚不沾地地飞跑回家。妈,差十分打四点。
亦琼穿上新裙子,还没出门,就不好意思了。这可不比穿新衣服,可以在穿之前用刷子使劲刷,刷旧一点再穿,免得人笑话。这裙子怎么洗怎么刷呀?再洗再刷也是裙子呀。她浑身上下不自在了,左看右看,不行,不行,连腿都迈不开,还怎么捡煤渣,捞菜叶呀?她急急忙忙脱下裙子,对母亲说,妈,我不喜欢裙子,我还是穿裤子好。
父亲冒火了,有恁个不知好歹的人,你以为穿衣服还有得你挑挑拣拣的,你家开了百货公司啦?他顺手拿起棍子朝亦琼打去。亦琼吓得哇啦啦叫,妈呀,我不穿呀。夺门往走廊里跑。走廊黑咕隆咚的,两边摆满了各家的箩筐、扁担、洗脸架、鸡笼子。亦琼跑得慌张,这里哗啦,那里哐当,磕到撞到的。终于跑到了明亮的走廊口,她扶着木扶栏,一溜滑到楼下。
父亲提着棍子在后面追着打,亦琼在前面拼命逃。边跑边哭边叫,不要打我呀,我没有要好的穿呀!
母亲跑到楼梯口直对父亲嚷,不要打,不要打!
亦琼挨了打,仍是不穿。母亲把牙都咬紧了,死女子,你犟啥子,硬是要你爸打你呀。做条裙子不容易,你还不穿!
夏天就两件换洗衣服,常常脱了这件,那件从晾衣竿上取下来穿。大家都叫它“等干衣服”。母亲把亦琼的“等干衣服”藏了,就只有裙子,看你穿不穿。
亦琼动也不动裙子,悄悄从柜子里找出冬天的旧棉袄穿在身上,脚上穿着父亲做的皮草鞋,是用废轮胎底剪成鞋底,扎上几块猪皮做的,身上斜肩挎着父亲用消防队的废水龙带镶拼做的书包。书包有棱有角,象是一个帆布工具包。一走动,书包在屁股上打得啪啪啪响。
亦琼穿着棉袄,沿着市设计院的墙根往学校走,汗水顺着脖子淌。
她一进教室,同学就惊呼起来了:哎呀,好怪哟,你怎么穿棉袄?
老师过来摸摸她的头,病了?没有。那怎么夏天穿棉袄?爸妈把衣服藏了。
放学了,老师随亦琼来到红房子,要父母不要勉强她穿裙子。父亲见她身穿棉袄,还惊动了老师,哈哈笑起来。母亲躲在一边,不好意思笑出声。
在这如花朵般的童年,亦琼就没有穿过任何女孩都喜欢的花裙子,她象男孩一样野,母亲说她是“儿马婆”(假小子)。
说来打孩子是工人家庭必不可少的内容,红房子住家,似乎就没有听说过哪家不打孩子的。那是真正的打,打得惊天动地,尘土飞扬。邻居家的王老汉爱喝酒,喝了酒,就发酒疯,打孩子。父亲节约,滴酒不沾,但脾气暴躁,喜欢打人。他是电工,别人却叫他“铁匠”,说他打孩子象“打铁”一样厉害。没钱了,要打,不如意了,要打,儿女犟了,要打,别人告状了,更要打。抓着什么,用什么打,棍子、火钳、扁担,都是打人的工具。常常不是儿女告饶了,他停手,而是他打累了,才住手。
亦琼四兄妹,挨打最多的自然是老大。他犟,父亲讲不来道理,你犟,我就打。老大被父亲追着满楼逃,从楼上逃到楼下,楼下逃到楼上。十级一层的楼梯,他拼死往下跳,摔得在地上滚,爬起来又跑。楼里的人都给他让路。跑脱了,算他运气,逮住了,一顿死打。谁也不敢去劝张师傅。
打头最方便,敲得梆梆响。老大抱着头在地上滚,象杀猪一样叫。母亲就在一旁喊,不能打头,不能打头!哪有这样打人的。
父亲不听,仍然使劲敲。
母亲冲上去夺父亲手里的棍子,嘴里喊,你是个打人的疯子,傻子,没有谁象你这样把儿女看得烂贱的了。
老大趁机跑了。父亲见跑了老大,就用棍子、火钳乱打母亲。母亲个矮,棍棍都打在头上。母亲叫,你打吧,打死好了。
老大听见母亲的叫喊,又折回来。父亲又去抓老大。
母亲大吼,你折回来干什么,要找死呀!
老大听了,转过身又跑。
父亲吼道,你还要帮他,老子看你帮!他狠命打母亲。
母亲叫骂起来,你是个“杀人不抽刀——还要搅两转”的阎王,婆娘儿女都不是你的下饭菜!
三个小的,吓得缩在一边。看见棍子落在哥哥和妈妈的身上,就条件反射地大叫一声,跺着脚哭。父亲打累了,扔下棍子,坐一边去喘气。母亲坐在地上哭诉,你是个“铁石心肠——长的不是肉”哟,一点感情都不讲哟,“虎毒不食子”,老虎也毒不过你哟,你妈怎么养你这么个报应哟!
亦琼至今想着父亲打人的情景,还感到心惊肉跳,陡生恨意。
老大跑出去,直到父亲走了,才回家。他走到母亲身边,叫声妈。眼泪扑簌簌掉。
母亲说,老大,你不要那么犟,顺着你爸一点。他没文化,你跟他扳什么死理。他说得对的,你接受,说得不对的,你就听着。
老大嘴里应着,可是他不该打你呀。
母亲流着泪说,他没出到气,是不得停手的。
老大说,妈为我挨打了。
母亲说,妈只希望你争气些,一家人和和气气,妈吃糠咽菜都愿意。
老大说,我会给妈争气的。
母亲去厨房锅里端来热着的饭菜,要老大吃。老大要母亲吃。母亲摇摇头,她吃不下。看着老大吃饭,母亲又说,老大,不要记你爸的仇。你爸勤快,从不休息,你们吃的,穿的,用的,都得靠他那双手,这个家没有他,你们只有喝西北风。要记仇,该妈的仇最大,他打儿女,就是妈的仇。我不记他的仇,就是看到他勤快。他除了脾气不好,别的都好。要看到他的优点。
老大嘴里包着饭,应着。
母亲又对四个儿女说,我是“一心想梳个光光头,偏偏癞毛不争气”。你们要争气,不要学你爸的坏脾气。“人无心,狠个心,磨子无心安个心”。
四个儿女都流着泪说,记住了。
老大记住母亲的话,怎么也没有被父亲从家里打跑,打散。眼见父母起早贪黑刨生活,“手扳石头脚蹬沙,为儿为女把船拉”,还能离家跑?再说又往哪儿跑?谁家不是一大群孩子,谁希罕收养孩子?“韭菜煮豆腐——一清二楚”,老大心里是很明白的。父亲长期领57.77元的工资,养一家六口,母亲在单位做临时工,有工做时,每月有24元,没工做了,就回到家缝缝补补。
每到月底,父亲唱着自编的歌儿“穷十天,富十天,不穷不富又十天”,绞尽脑汁想着该怎么对付到关饷时——那时说发工资是“关饷”,颇有点领军饷的味——老大就在这时候把他放学拉纤挣来的一把角票双手捧给父亲。爸,给你。父亲捏着皱巴巴的角票,拍拍大儿的头说,老大呀,老大,你真是张家的老大呀!
老大总是浅浅一笑,眼里有潮湿的泪光。是呀,我是老大呀。我还得加油加油再加油,多多地担起家庭的责任呀。
"老大”的名,是被父亲叫出名的,整个红房子都叫他“老大”,传到学校,同学也叫他“老大”,大名倒少有人知道了。
阳光透过被打碎玻璃的窗框,映在教室满是裂缝的旧条桌上,把桌上用刀刻的图案和用笔写的小字照得格外清楚,有的条桌的中间用粉笔划着一道分界线,那是防止邻桌的女生越过的“三八线”。老大的课桌中间没有那道“三八线”,他觉得划它很无聊,自己还有两个妹妹呢,那不等于说她们也该被邻桌的男生揍拳头吗?
他的那张破课桌的上角,笔直地钉着一颗一寸长的铁钉,他不时溜一眼铁钉,钉子头上发出太阳的反光。
上最后一节课了,老大心神不定了,他不断地看那颗铁钉。阳光照在钉子上,映出一道影子直拖到桌子上。在影子的末端,是用钢笔划着的刻度线。太阳绕着钉子转,已经走到第一道刻线了,还有20分钟下课。影子越来越长,到第二道刻线了,还有十分钟下课。老大开始把桌上的书、笔往桌下的书包里塞。鼓鼓囊囊的水龙带书包里装着纤绳。影子走到第三道刻线了,课室外传来放学的摇铃声。老大把书包往肩头一撩,侧着身子通过过道,望一眼台上的老师,第一个跑出教室。
他按住屁股上的书包,撒开光脚丫子就跑,直奔大溪沟码头。码头上河风阵阵,吹拂着他的衣角,好凉快。他双手撂起衣襟,抹一把脸上的汗,从书包里拿出纤绳,理出绳头,弯弯绕绕地斜缠在自己身上,就象斜肩背着一条子弹袋一样。
河边到处停着两个铁轮子的人力板车,有的正在装货,有的已经开始转动了。老大背着纤绳,在板车丛中穿行。
一个板车夫在喊,小崽儿,拉飞蛾!
老大回过头,应一声,来了。他真的象只飞蛾一样,背着纤绳,在沙地上轻轻巧巧地飞,一直飞到装满货的板车前。
板车是山城的主要人力运输工具,从江边拉货到坡上的人民路、枣子岚垭和犹庄巷,四五里路都是上坡,板车常常需要帮忙的临时拉纤人,由车夫付给力钱。在山城,拉纤叫“拉飞蛾”,它既指四人或六人的拉纤阵势形如张开的飞蛾两翅,也指拉纤人临时拉车,象飞蛾一样飞来飞去。很多工人家庭的男孩,都象老大那样放学后去拉飞蛾,挣点角子钱。
亦琼背着竹背篼,到大溪沟江边捞菜叶。她在四维桥的石板路上碰见迎面拉车的哥哥。只见纤绳象勒进肉里去了一样,老大弓着腰,一只手反身拉着纤绳,另一只手时不时触着满是泥泞的石板地,手和脚都是黑黑的泥浆。石板路下面铺的是通往河边的城市下水道,板车碾在石板上,发出阵阵的空响。老大汗如雨注,和大人一起喊着“嘿唷,嘿唷”的号子。号子声、下水道的流水声和脚踏石板的空响声混成一片,那是这座山城生命的喧哗。老大的书包在板车上象钟摆一样摇来晃去,它的啪嗒啪嗒的声音被巨大的轰响所吞没。
亦琼叫声哥哥,老大抬起头,很费劲地咧开嘴一笑,叫声大妹。亦琼把背篼卸在石板路边的木板房食店,去帮着推车,板车纹丝不动,她用肩膀去顶,一会儿就满头大汗。老大头低着,倒着眼睛看见亦琼在后面推车,扭过头,使劲从喉咙里吐出几个字,没用,你走。
亦琼重新背上背篼,站在一边,看着高耸如山的板车象蜗牛一样在前面爬行。多年后,亦琼看见板车,就仿佛看见一个拉飞蛾的少年在拉纤,一只手触着地,一只手把着绳,粗壮的号子声中有一道还未变嗓的童音……
老大拉纤回家,肩膀又红又肿,久而久之那里磨起了一层硬皮。他把挣来的硬币摇得哗哗响,对着弟妹做怪相,每人奖赏两个一分或两分的硬币。而后双手捧着一把角票,笑嘻嘻地往母亲怀里一揣。说,妈,给你。
母亲用衣角兜着钱,拉开抽屉,拿出里面的小木盒,把钱倒进里面。盒里装的是菜钱。母亲坐在那里大致数数多少钱,心里算计着该买些什么东西。
大雾笼罩着嘉陵江,在木船和沙滩上空飘荡。白茫茫的雾幕中,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一些红色、黄色的斑块、圆点。雾在漂移,黑色的人影和红色、黄色的色块也在滚动,时大时小,时滚时停,象是巨大的银幕在上演皮影戏。老大挑着一副空箩筐,在雾中徘徊。他的脸挂上了一层湿雾,眼睫毛上是一排小水珠。他的手冻得象红红的胡萝卜,已经裂开了血口子。他不时把手放在嘴边哈气,嘴里吐出的热气也化作雾和周围的大雾混成一片。他总是赶前不赶后,他来得实在太早了,看不清哪里是囤船,他要去哪里,只是挑着两筐雾团,在云端里团团转。
太阳好不容易穿透雾层,露出一片没有光芒的红晕,河滩上的雾散了,红澄澄的桔子和金黄色的广柑露出了光艳的笑脸,把缠绕在它们身体缝隙之间的丝丝游雾一点一点地逼退。雾慢慢退到河边的囤船边了,一溜子摩肩接踵的木船展示着它们的阵容。木船上都搭着半圆形的篾席篷,里面堆满了圆圆的桔子和广柑,它们是头天晚上从嘉陵江的上游北碚、合川划来的。船老板从篷子里钻出来,站在船头上,抬头看看天,一个个冻得黑里透红的脸再也不怕雾团的遮蔽。他们吐出滞留在喉咙里的雾,冲着岸上吆上一嗓子:这里有刚刚运到的桔子,又新鲜又便宜,请到船上来买哟!
一声吆喝,把盘桓在木船中间的薄雾追逐到河中间去了,它们已无力再与滔滔江水抗衡,半推半就地由着嘉陵江水把它们带到下游去。
码头热闹起来,船上开始下货了,搬运夫把一筐又一筐的水果抬到岸上过秤。过秤的人总是有两个,把扁担穿在杆秤的头号秤绳里,一个负责抬扁担,一个负责看秤,报斤数,旁边坐着记数的人。过完秤的桔子倒在河滩的堆栈里,周围用竹篓子拦着。岸上到处堆着桔子,象一座座山一样,等着板车拉,汽车运。
老大挑着箩筐没有往堆栈去,他朝那船上吆喝的船老板奔去。他要上到木船上去买批发。明摆着的要比岸上二老板的货便宜得多,还更新鲜。
老大挑上一担桔子,过木船上的跳板下船。有货的担子不象空箩筐那样好走。江水拍打着木船直晃荡,跳板窄,挑着担子得侧着身子,横着脚走。老大也就象扭秧歌一样晃荡着担子,一步步下得船来。
跳板下面全是被人们踩熟了的褐黄色的稀泥,稠得很,粘得很,担着的担子把身子压得直往下沉,脚上的鞋陷在泥里拔不出来,可是又不能把担子放在烂泥上,老大咬着牙在那里拼命拔鞋,终于没能把脚上的鞋拔起来。他打着一双赤脚,跌跌撞撞地把担子挑到高坡的干处,然后放下担子,又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烂泥里,用手到泥里去摸鞋。
本就开了血口子的手插进泥里,冷在骨里,痛在心上。咬着牙不能缩手呀。横了心摸呀摸呀,把手肘、胳膊都伸进泥里去了,总算把一双已经穿得露出大脚趾的解放鞋摸到了。老大把摸到的胶鞋拿到江水里去荡一荡,水从大脚趾的鞋洞里流出来,象是鱼嘴吐水。他洗去手上的泥,提着鞋来到高坡,穿上又是水又是泥的鞋,象个泥人一样——衣服、裤子、脸、脚全是泥——挑起担子往家走。
圆饭桌上堆满了桔子,凳子上放着脸盆和搪瓷碗,亦琼和小妹坐在桌边剥桔子,理下桔瓣上的筋。两人的手指都红通通的,湿漉漉的,就象从泡菜坛抓出来的泡红椒。手指冷得发木,两姐妹时常停下来捏捏手指。小妹忍不住嘴馋,不时塞一瓣冰冷的桔子到嘴里,包着嘴吃。
小弟戴着一顶布耳朵的棉帽,围着圆桌转,趁两个姐姐不注意,就抓一把桔瓣塞到嘴里。嘴包不住,桔子水顺着嘴角流下来,湿了一胸襟。
亦琼手在继续剥桔,嘴里连声说,合适点,合适点,吃得差不多了。其实,她自己也想吃,喉咙里就象伸出爪爪一样,但她使劲咽着口水,把它噎下去。还得卖钱呢。
亦琼把剥下的桔子皮摊晒着,那是要卖给收购站的。她把理下来的一大竹箕桔子筋倒进布口袋里,提着它上街了。她走到人和街煤店,半条马路都堆着煤,煤店工人两手握着铲,很有节奏地把煤一铲一铲地往支撑着的铁筛网上倒。过不了筛眼的煤块哗哗地往下滚,细煤粉积在了筛网后面。煤粉加上泥巴水,用来打蜂窝煤。煤店工人一身都是黑的,只有两只白眼仁在动,扮黑人不用化装了。亦琼家从来都不买筛过的煤粉,价钱要贵些,也不买蜂窝煤,她家烧烟囱灶,再说加了泥巴水在里面,每一百斤至少比干煤少20斤。她家买粗煤粉,担回家自己加泥加水用手捏炭粑。带着满脚的煤灰,亦琼穿过大溪沟的柏油马路,到人民路转角的药房卖桔子筋。
药房在临街二层楼房的底层,楼上是住家。药房门面很小,门框儿漆着红油漆,店里很清静,只有一个老售货员,他已经把亦琼认熟了,笑盈盈地接过比柜台高不了多点的亦琼的口袋,称了秤,把桔子筋倒在店里的大簸箕里摊上。亦琼接过口袋和钱,笑嘻嘻地数着,然后把钱放在布口袋里,横过马路进了对面的大溪沟菜市场。
菜市场进口是卖豆腐的,搭着一个石灰台子,豆腐很便宜,两毛钱一斤,但要凭副食品票供应。每人每月半斤,那是国家对居民的豆制品补助。亦琼家六口人,每月可以买三斤,也就可以吃上两次。
菜市场的左边是油腊铺,酱油麸醋豆瓣甜酱花椒胡椒盐肉腊肉摆了一圈。买的人很少。亦琼家是从来不买酱油麸醋的,嫌贵。把豆豉加上水和盐,放在锅里一煮,就是酱油了。要吃醋嘛,把泡菜坛的酸盐水舀上一勺,就可做凉拌菜了。豆瓣酱自己做。把胡豆用水泡涨了,剥成瓣,放在簸箕用谷草或枸叶盖上,发出酶来,再把红辣椒砍碎拌在里面,豆瓣酱就做成了,用来飨菜。亦琼最喜欢用豆瓣酱兑水喝,咕咚咕咚喝上一碗,辣乎乎的,额头都沁出汗珠,就象吃了一碗红汤面一样过瘾。
菜市场最让亦琼驻足的是烧腊制品,白市驿的板鸭用竹块撑着肚子,透亮透亮的,好看得就象可以生吃一样。橱窗里的烤鸭卤鹅黑红红的,油亮亮的,总是诱人得咽口水。亦琼捏着手里的钱口袋,定睛看了好一会儿烤鸭鹅,抿抿嘴角,不舍地走开了。她来到蔬菜摊前,买了一棵大白菜,拐进菜市场的老虎灶,那里一年四季都是热气腾腾的,一个两人合围不住的水炉子在烧开水,水炉边安着计量水的高度的玻璃管,水在里面一荡一荡的,下面是两个出水的开水龙头,打开水一分钱一瓶。亦琼跨过老虎灶的积水凼,抄近路穿过罗家院。
这是大溪沟的背街,地上到处是积下的污水,都已经发黑了,下水道经常溢出来。罗家院街道食堂的烟煤灶孔正对着三和灰的路面,煤灰全下到路上,烟囱不断冒出硫磺色的浓烟,呛得过路的人直咳嗽,墙边的石槽盛着潲水,两头架子猪儿在那里吭哧吭哧地拱食,猪嘴巴嗒得啪啪响。猛地一甩头,把嘴上的猪潲溅得满墙满路都是。过路人总要一闪身,一脚又踩在煤渣,菜渣和污水上,街边住板板房的居民一阵哄笑。
亦琼抱着大白菜,三步两步跨过街道食堂,前面拐角处的板板房大开着门,有几个老头老太婆在门口打麻将。脱漆的四方桌上,几双皱巴巴的老手在洗牌,桌子有太多的污垢、油腻,洗牌不滑爽。使劲搓牌,搓不动,连响声都不脆。桌上黑黑的油腻都给洗在了牌上,也洗在了手上。摸牌的手使劲盲摸牌上的字符,把手上的污垢又塞满了麻将牌。嘴里喊着“条子”,把那牌打入堂子。对方老太婆把手里的牌往下一摆,嘴里叫着“服了”。一桌人嘎嘎嘎地笑起来,好象是抽水马桶上下拉动的声音,又象是走了调的风琴。放炮的老头子站了起来,把屁股下面的长板凳往后挪,下回得站着打了。
亦琼听着背后的笑声,爬坡到民政局,再从坡上直接下到人和街粮店,对直回家了。
老大正站在人和街粮店的路口,他对走来的亦琼点个头,又继续他的吆喝:“买桔呀,买桔呀,两分钱一碗呀!”他的身边摆着一张独凳,上面放一个吃饭的瓦碗,尖尖地装一碗桔瓣,这是今天亦琼和小妹新剥的,亦琼去药房卖桔子筋,他就把桔瓣倒进桶里拿到街上来卖。买桔子和卖桔瓣是老大的任务。亦琼不敢吆喝卖桔,怕丑。老大不在乎,有什么丑不丑的,怕得丑来就得饿肚子。究竟是面子重要还是肚子重要?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为肚子有什么丑的?都是自己的劳动。他对着过往的行人吆喝得更起劲,引来不少小孩买。老大把桔瓣倒进小孩胸前的口袋或裤兜里,又盛上一碗,放在凳子上,继续吆喝卖桔。
嘉陵江水面上漂浮的菜叶子在打着转儿,时沉时浮,有的是从上游冲来的,有的是码头卸货掉下的。它们在水里转呀转呀,翻着跟斗,象不倒翁一样飘飘摇摇冲往下游。
亦琼挽着裤脚,站在浅水滩,用眼睛搜寻目标。漂过来了,漂过来了,是一窝小白菜。她聚精会神,用铁钩去钩菜叶。够不着,还得再往外面走走,裤腿湿了有什么关系,上岸风一吹不就干了。她把身子使劲往前面一探,白菜钩到钩子上了。慢慢把竹竿收回来,把菜放进背篼里。又涉水站到浅水里。这回漂来的是萝卜,这可是一个大收获。亦琼屏住气,用铁钩去抓。一个浪子打来了,把萝卜荡到了深水区。水已经齐胸了,亦琼不能再往深水里去。她伸直了手臂,铁钩挨着萝卜了。她又使劲戳去。太远,达不到力。圆滚滚的萝卜在水里翻了一个个儿,象是存心跟亦琼开玩笑一样,它摇晃着身子,往江水中间去了。亦琼只好放弃了它,拿着竹竿,继续站在水里,活象一个水中卫士。
又一个萝卜漂来了,亦琼不急于动手,她用竹竿往里掀浪,把萝卜往浅水区赶。萝卜随着人为的水浪,一摇一晃地往浅水漂过来了。她稳稳地用铁钩猛扎过去,萝卜被铁钩抓住了。她扬起手,把萝卜往岸上背篼里一送,萝卜象投篮的皮球一样掉进筐里了。
下李子、杏子时,各船跳板的两侧,站满了小孩,筑成两道人墙,站在齐腿深的水里,全神贯注地等待水果掉落的一刻。水垃圾浮在木船下面,浑黄的江水轻轻地拍打着孩子们的双腿,就象无数的小鱼在用小嘴咬一样,发出啧啧啧的声响。亦琼端着撮箕,巴巴儿地指望那过跳板的水果筐全都打翻掉在水里。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搬运工过跳板时绳子断了,哗啦一声,百十斤的水果筐全打翻了。亦琼把撮箕高举过头顶,朝前面涌去,要去接住半空中撒下的水果。空中全是奋力高举的撮箕在那里展开争夺战,左一挤,右一掀,不时有水果滚下来,砸到脸上。果子咕噜噜掉到水里去了。
亦琼奋不顾身地往水里扑,只剩半张脸,一对鼻孔露在水面上,两只手端着撮箕使劲在水底捞果子。后面的人扑上来,亦琼一个趔趄连头带脸栽进水里。她呛了一口水,拼着命把头抬起来咳嗽,满脸胀得通红。缓过气来了,撮箕里只几个果子。这怎么行?
她吸了一口气,索性把头埋进水里,憋着气在水里捞果子。这下子跟她争的人不多了,没几个人敢把头埋进水里去的。在水底捞了一撮箕,亦琼猛地从水里站起来,就象水中钻出一个水鬼一样,浑身水淋淋的。
囤船上有人吼,你不要命了呀,为了几个果子!
亦琼腾出一只手,把脸上的头发和水都抹一把,露齿一笑,没事,我会游泳。她端着滴水的撮箕,往岸上走。把果子倒进岸上的背篼里。
在齐腿深的水里站了半天,当她从江里爬上岸,两脚已经泡得发白起皱,湿衣湿裤贴在身上,冰凉冰凉。河风一吹,冷飕飕的。亦琼打个寒噤,咬紧牙关,背起大半背篼瓜果回家。一路上,背篼都在滴水,顺着脚跟流,柏油马路上印出一双光脚印和一道水印子。
回到家,赶快换裤子。选出好的菜,人吃,坏的菜,兔子吃。养兔子合算,两三个月就可以吃上肉。李子选出好的拿去卖,杏子全自己吃。吃后留下杏核,用锤子敲出杏仁,拿到药房去卖。也时常留几个杏核,在石头上把两面的顶部磨穿,用针挑出里面的仁,就成了一个对穿眼的杏核孔,放在嘴里当哨子吹,呼呼直响。
天空下起了黑色的毛毛雨,慢慢地,越来越大,终于变成漫天的黑雪,不断地飞呀飘呀,把大溪沟的柏油马路铺上了一床黑色的地毯。两边的窗户都是紧闭的,可是卖杂货的铺子、理发店、国营餐厅却关不了门,黑雪花毫不留情地飘进去,钻到蒲扇缝里、锅台上、碗堆里、理发剪子上,给所有裸露的东西都印上黑色的斑纹。那雨、那雪,是固体的煤屑,大溪沟发电厂的烟囱是黑雪的播撒者。每当发电厂的烟囱升起滚滚浓烟时,天上就开始下黑雨,飘黑雪了。过往的行人总是顾头不顾尾地捂着头跑,手臂上、衣服上是一层煤屑,用手一抹,化作黑灰色的煤印子。
只有一年,全城的街道、学校、工厂都升起滚滚浓烟,到处炉火熊熊,火光冲天,走到哪儿空气都是滚烫滚烫的。家里的铁秤盘、铁秤砣,还有舀水的铜瓢都拿去完成任务大炼钢铁了。亦琼刚上小学一年级,大操场挖着坑,垒起了一个个土堡,象一排坟头一样,坟头上面有孔,冒着烟,一群老师被浓烟熏得眼泪巴煞,在那里手忙脚乱地揉眼、揩鼻涕、加柴、加铁,要用土法炼钢。每个学生都必须从家里交铁和劈柴来。家里的铁家伙早已交光完了,劈柴也没了。怎么响应号召呢?亦琼就到父亲厂里的高炉旁去转悠,乘人不备,拿块铁放在书包里,腋下挟着一块青杠柴,紧靠着大腿,硬硬地朝传达室走去。还好,没有发现。出了厂门,亦琼把腋下的柴块扛在肩头上,一路都是扛柴块上学的小孩。
行人都在奔跑,亦琼无所谓地走在煤屑飞舞的马路上,嘴里吹着杏核哨子,补丁衣服的袖子挽到手肘上,裤腿挽到膝盖上,脚上穿着草鞋,背上背着背篼,带着掏刨,她到江岸悬崖边的发电厂的煤渣山去拾煤渣。
煤渣从山头发电厂的出口一直齐到山脚的河边,日积月累,早已成了一座结实的煤渣山。当煤车从山上下煤渣的时候,一道发着红光,冒着热气的黑色瀑布,飞流直下,燃烧着的煤团滚着、跳着,象火龙一样蹦到江中,发出咚咚的响声和熄火的嘶嘶声,溅起水花四面迸发。
亦琼每次看着这道景观,都很震撼,黑魔出洞了!只恨自己少生了两只手脚,忙慌慌地避开火龙,四脚并用,往煤渣山边上爬。
瀑布停止了,火龙熄灭了,趴在煤渣山边亦琼和别的捡煤渣的孩子、老婆婆围上去,用掏刨刨一堆到旁边,慢慢选,又是敲,又是掂重量,轻的才可能是没烧过的煤块。煤渣烫,落在脚背上,烫得直跳。
发电厂的煤渣做饭不好烧,亦琼常到近邻的搬运站食堂和水厂食堂卸出的煤渣堆里捡炭花,用来生火,易燃,烟少,特别旺火,容易化渣。每次背上半筐煤炭花回家,喜滋滋地叫声妈,一张脸黑得象只花猫。
亦琼和小妹合盖一床被子,被子上面压着衣服,一人睡一头。被子窄,必须蜷曲着身子,背靠背睡,就象两把放倒的靠背椅一样,屁股对屁股地嵌在一起,才能盖住被子。谁要翻身,把背朝着被子边沿,那是盖不上被子的,必得让背受凉。凉久了,冷醒了,赶快翻身把背朝被里,使劲把被子往自己这边拉。你拉我也拉,最后两姐妹还是象两把放倒的靠背椅一样嵌在一起,蜷曲着不动了。
半夜刮风了,没有撑上风钩的窗户打得哗哗响。亦琼对这声音最敏感,惊醒了,竖起耳朵听,是刮风,风还不小,开始下雨了。这样大的风雨,准有好多玻璃窗会被打坏。亦琼在被窝里高兴极了,明天有得她的碎玻璃捡了。
亦琼提着一只竹篮子,里面放一把灰刀,打双赤脚,在学校、机关、工厂、宿舍、仓库的窗户下挨着转悠。人和街、四维桥、黄花园、一号桥、枣子岚垭、学田湾,周围几里路内大小房舍的窗脚、阴沟,几乎都被她走遍了。阴沟里的碎玻璃常被泥沙埋住,表面露出一角亮光。亦琼用灰刀挨着挖,常能捡到满满一筐。
收破烂的来了,吆喝着“玻璃渣子找来卖钱,西药瓶子牙膏皮子找来卖钱!”亦琼听见吆喝,忙把一筐碎玻璃搬到楼下院子里去。收破烂的并不马上称秤,把一筐碎玻璃倒在地上,挨着检查,只要透明的窗玻璃,颜色玻璃不要,破瓶胆也不要。不要的都剔出了,然后才把玻璃渣装起来称秤。
碎玻璃6分钱一斤,常能卖三五角钱。亦琼接过皱巴巴的钱,笑咧咧的,得意地把钱对红房子的小孩一扬,挣的。拿回家,放进妈妈的菜金盒子里。
课间休息了,亦琼去上厕所,厕所旁边的房沿脚下有好多碎玻璃呀。亦琼心中一喜,正想弯腰去捡,突然心虚地看看两边,周围有人。她就站在那里,低着头,呆呆地看着那玻璃,最终也没敢捡。她是班干部,少先队中队长,她不愿老师知道她捡玻璃渣。
终于到星期天了,亦琼端着筐子,从篱笆洞钻进学校。学校的玻璃真多呀,基本上没有人捡过。她急急忙忙捡了半筐,经过会议室,里边正演节目,亦琼忍不住踮着脚尖往窗里看。
大队辅导员李老师出来了,她长得很美,在学生中很有威信。亦琼手里正端着玻璃渣筐子,打双赤脚——这是她的一绝,捡玻璃渣从来不穿鞋,却也不会被玻璃划破——裤腿高高地挽在膝盖上。她手足无措,心慌慌的,想溜。但李老师堵住她,直把她往屋里拉。
亦琼吓得直往后退,嘴里连说不不不。她那一身,象什么话哟。李老师死死拽住她,执意要她进去看,还做手势不要她出声,免得影响别人看节目。
亦琼把筐子放在身后,蹑手蹑脚进到会议室后排坐下,把玻璃筐轻轻放在脚下。过了一会儿,她安静下来,注意看演出,忘了捡玻璃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