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生存体验

穿着6年前来深圳应聘时购置的旧牛仔裤和老式白衬衣,拎着塞满毛巾被的行李包,独自在宝安北路的人才大市场附近徘徊,等待十元店店主派人来接我入住简陋旅舍的情景,经常在我的脑海中闪回、盘旋、定格。

忘不了当时的心情,有一丝好奇,紧张,忐忑不安,还有一点点莫名的恐惧。

值得庆幸的是,我终于迈出了这一步。将怕脏怕苦怕抢劫怕传染疾病的畏惧心理留在身后,将我是记者我问你答你说我录的身份隐在幕后,我改头换面、乔装打扮,以一个外地刚来的普通求职者的身份,叩开了十元店的大门。

在那一刻,我同时也在努力叩开繁华闹市背后灰色地带上的众生之门,与都市边缘人结伴而行

而这一切纯属偶然。

1998年春天,我的三叔因所在工厂停工发不出工资,一人来深圳闯荡。人生地不熟的地到深圳后立即来找我,想这个当记者的侄女帮她介绍一份工作,至少也要让我帮助解决他的住宿难题。

我住在报社的单身公寓里,只有一间房子,解决他的住宿实在勉为其难。那时父亲还在省城,当那本发行量永远也上不去的杂志老总,知道这事后打电话给我,叫我尽量帮三叔找份工作,至于住宿,他叫他弟弟找家旅舍落脚,每天五六十块钱一个床位,住两三个星期,住宿费我父亲说由他来支付。其实三叔知道我在深圳的能耐有限,也看到我的“蜗居”,很理解我一个单身女子独行天下的处境,当天下午,便买张地图去宝安路上的深圳人才大市场找工作。工作没找到,倒把住宿“搞掂”了。他住的是十元一晚的小店。

我几乎不信。在深圳这样一个高消费的国际化大都市里,难道也有便宜到10元钱即可住一晚的旅店?

10元钱可以买什么?找工作,填一份表要交10元钱;打的士,起步价就是12.50元。而十元住宿的概念就是:交上10元钱,不仅有数尺之地让你安睡,还带电话、电视、热水器……

我三叔在这样的旅店里住了一个月。在求职的那段日子里,每逢周末,他便到我的宿舍来,给我讲十元店的故事,讲那些心怀美好理想却处处碰壁的“同室”,讲他和他们的边缘生存状态。后来,他说,你干嘛不写写我们这些求职的人,写写十元店里的故事?

这倒是个好主意。写写这帮入住十元旅店的求职者的生存状态,既可展示都市鲜为人知的一幕,也能表达一种人文关怀。

凭三叔的口述,我也能够写一篇视角独特的文章,但我觉得总有一种从飞机上往下看的居高临下的“距离”,还有雾里看花的“隔膜”。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亲历亲为,在感受中完成从感性到理性的认知过程。

短短4天之中,我单独住进仅100多平方米,却容纳了40余人住宿的十元店。我帮“小不点儿”插花,和“劳斯莱斯”交朋友,为找到工作的“胖子”庆贺。和这些在世纪末来深圳闯荡的人们一起,体验人生旅途的欢乐和悲伤。我为他们的生存能力和韧性而感动,能和他们在同一块屋顶下相聚相依也是一份缘。

当《女记者夜宿十元店》的四则亲历记于1998年4月下旬在《深圳晚报》头版连续刊发时,在读者群中引起极大反响。后来,有深圳新闻界的长者撰文热情鼓励。有同志评说,真实的现场感、自然、清新的写作手法和口语化的语言,抓住了读者的心,显示了隐性采访的魅力。隐性采访具有一般公开采访报道所不具备的优势,有自身的特点。“夜宿十元店”向广大读者揭开了社会底层的另一角,许多人也许永不可能了解的另一类人的生存状况。

住宿十元旅店的一个收获,是我和他们中的许多人交上了朋友。“劳斯莱斯”得知我是记者后,特意到报社来看望我,给我报料,介绍他为之谋生的另一手段——“打的”赚钱。所谓“打的”赚钱,是深圳市特有的一种怪诞现象。深圳火车站与香港回深的口岸紧密相连,为了赚香港人的港币,的士司机都设法经过火车站的罗湖口岸来拉港客。但是,为了维护火车站的交通秩序,火车站有一条硬性规定:空出租车不许进站。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精明的司机就在靠近火车站附近的四条主干道上,捎带上假旅客,下车后,付给他们2元钱,作为他们“扮演”旅客的费用。为了谋生,许多只住得起十元店的天涯旅客都曾经为了赚钱而充当乘客。

这应该是休闲之旅吧?在入住十元店不到一个月,我又去打的“赚钱”。说实在的,这一点也不好玩,一点也不轻松。整整三天的打的生活,让我体验了另一种人生。

打的“赚钱”之后,我又去找“劳斯莱斯”。他已经是我的老朋友了。他很恼恨我。十元旅店的报道推出之后,公安、工商、街道等部门联合行动,查封了无证经营的十元店。“劳斯莱斯”们迅速分化,有经济承受能力的,转寻正式小店的统铺,没有能力的要么今天挤在朋友、老乡的床上,明天躲进涵洞过上一天。我亲身打的“赚钱”的稿子见报后,经过交警部门的一系列整改措施,这一独特风景已不复存在。为此一来,又把他们的一条“财路”给断了。他能不恨我?但是,他又觉得,反映与涤荡社会上不合理的现象是必要的,好的,他甚至为我的大胆举动、真实报道而骄傲、兴奋。所以,当我“逼”着他给我报料时,一边说“不干了,不干了,不做自杀之事”,一边又告诉我他原先有一位女朋友在做啤酒女郎,这一行业是吃青春饭的,很辛苦,让我试一试。

“啤酒女郎”是香港人的叫法,专指在酒楼为啤酒公司推销该公司啤酒的年轻女性。我找到一家大型啤酒公司,有幸被他们聘用,做足三天。我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展示了一个新型的推销队伍的现状,看到了啤酒女郎的艰辛与无奈,以及吃青春饭的悲哀。

谢天谢地,我的见闻推出后,啤酒女郎没有取缔也无法取缔。营销是门学问,下个世纪也需要的学问。我走进灰色地带,不是为了展览灰色,而是想引起社会关注,让这些地方恢复真诚的本色。有些是必须取缔的,如非法炒卖境外恒指,即使艰难,即便背景复杂,有的公司来头很大,有关方面都应该坚持依法办事。有些是很难一刀切除的,比如“婚托”。有的取缔起来虽然痛快,却让人生出几许惆怅。那些十元旅店扫荡一空,合法却不合理。在取缔十元店之前,我父亲在广东的一家杂志当副总,策划主持了一期十元店的专题,题目是《深圳闹市10元旅店求职者亦喜亦忧的人生驿站》。你只要了解每天涌进深圳的外地求职者成千上万,就不难理解这种不合乎消防、卫生、治安等标准又没有纳税但价位低廉的小店对他们的重要性。我一个朋友投资数万元办了一个合法的十元店,虽夜夜客满,但因入不敷出,亏得一塌糊涂,看来只有关门大吉。这里牵扯到社会学、城市管理学,我不懂,还是少说为好。

如果说,一开始入住十元店仅是一个偶然的话,在写了打的“赚钱”和反串啤酒女郎之后,我开始了对隐性采访的认真思索,开始了有计划的隐性采访。美国著名新闻记者靳丽·蓓蕾,为了搞清纽约伯勒克威尔疯人院虐待患者的真相,不惜当了几个月的“疯子”,经历了一次次难以忍受的虐待后,设法逃出了这家疯人院,她写出的真相,打动了美国读者的心。与她相比,我虽然吃过一点苦头,却是小巫见大巫。这也就是说,我还可以更深入一些,接触面更广泛一点,以期把这个城市的芸芸众生都纳入视野之中。

1999年春节前夕,我拎着一只行李包,走进了康宁医院,也就是深圳市唯—一家精神病医院,我当一名医护人员。深圳的生存压力很大,深圳市的精神疾病的患病率远远高于全国12个城市。这迫使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我去观察和思考这个问题。整整三天,我在铁门后的护士临时值班房中工作,有时还要忍受进院的女病人对我的殴打。院方说,我是自建院以来第一个,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深入三重铁门后进行采访的记者。

隐性采访已经成为我新闻工作的极为重要的部分。隐性采访可以采集到公开采访也了解不到的新闻事实。作为显性采访的补充方式,隐性采访成为批评报道的另一种重要手段。自1998年4月份始的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我我通过隐性采访,认识了一些我原本永远不可能认识的人,了解了我原本永远也不能够了解的别样人生。

这些隐性采访报道,以及我拟定的其他几个今后要完成的选题,是连续性的“发生艺术”,也可以看作是我“个人式自传式表演”,都是社会新闻写实,成为我新闻生涯的一部分。

这组灰色体验在收获着成功的同时,也收获着莫名的恐吓与威胁。就在我坐在电脑前打这篇后记的这个晚上,我接到三个恐吓电话,无聊且无耻。我想,这就是梁晓声先生不赞成我这样做的缘故吧?

的确,很多读者都认为我是真正吃了豹子胆的人。而我要说的是,我的一段特殊的管教干部经历使我从事的记者生涯受惠良多。

我刚刚参加工作时,正是1988年,那一年,我们省里刚毕业就参加工作的大中专学生一律要下基层锻炼一年,我没有留在省城任何一家律师事务所,没有留恋任何一家法院,心向往之的仅仅是当一名记者。为了当记者,我愿意去省里一家很小的报纸,那张报纸是《江西新生报》。那个时候,只有那家报纸愿意接收我的加盟。报纸是局下属的内部机关报,专门办给劳改与劳教人员看的。我一分配过去,立即执行下基层锻炼的文件精神,到远郊的永桥劳教农场去当女管教于部。

我在山清水秀的永桥农场整整呆了一年。那是一个封闭型的农场,女教养人员仅有200多号人,农场以种水稻、采茶、种茶为主业。劳教的人中,多是最早南下的“卖淫女”。女子劳教场所的于部值班每天“三班倒”,看守值日从不间断,分到上半夜工作到12点30分倒还没什么,最怕的是下半夜工作。我那年才19岁,带着两位劳教积极分子,守在女劳教场的门口,还要到各个角落—一巡视,防止突发事件——逃跑、生病及其他。我是一个生性胆小的人,但那时,很可能是年轻气盛吧,我竟然从未害怕过。有时,长夜漫漫,我就爱坐在劳教场地中央的水泥地上,仰望星空。遗憾的是,多年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那么美的星空了。

有一次,我上夜班,女劳教人员病了,下夜班换班时,中队长指示我连夜带病人到山下场部医院打点滴。我带着两个积极分子,用自行车扶着女病人下山看病。经过乡人坟场,看见荧荧鬼火,不是没有害怕过,而是救人要紧,顾不上许多。

在追逃堵截女劳教人员的一次行动中,我和中队长在灌木丛中硬是藏了一夜。蚊虫叮咬毒蛇攻击,什么都经历过。

10年之后,当我坐在深圳窗明几净的报社,在电脑上敲打出我的“隐性采访”时,我对过往的一切总是心存感谢。正是那些特殊经历,那劳教农场明亮的星空,茶园里淡淡的茶香,使我多年以后,无论遭遇任何险境,都不再惧怕。四

13年的新闻生涯,我渐渐明了,那些具有新闻价值且为公众所关注的现象、热点与问题,无一不是与社会人息息相关的。新旧观念的冲突,新旧事物的衰灭与滋生,总伴随着美好与丑陋、光明与黑暗。在新陈代谢的阵痛中,个体的人应该在道德与精神的层面上得到提升。我的初衷,并不是单纯的“暴露黑暗”与“挖掘隐私”,我只想把握笔下的众生相,对底层进行世俗的关怀。同时,我希望,通过我的还只能说是浅显的灰色体验,广大读者对我们身处的时代的理解能够更全面一些,从而加深理解改革开放的艰巨性与长期性。这也就是我将散见的文稿辑成一集的主要原因。五

感谢梁晓声先生,他在百忙之中拨冗作序。

谢谢我的父亲,希望我这个小记者没有让他这位老编辑失望。1999年11月23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