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外星医生吗？”
“恍当”一声，身后的铁门重重地关上了。我悚然一惊，忽然间有些手足无措。铁门将我与正常社会隔开，我置身的地方，是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面对的是一个精神残缺与失态的群体。
想到康宁精神病医院来直接面对、考察精神病人的念头，是早些年的事。1997年底，我看到过一份深圳市精神疾病流行学调查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指出，深圳市精神疾病总患病率高达16.19‰。按全市总人口380万推算，共有6.15万患者。在1980年至1994年，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对国内12个地区进行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在成年人中，各种精神障碍发病率已达12.72‰，而深圳这座新型的移民城市，短短几年后的流调数据，竟然高出全国平均数3.47个千分点！
我从内地的一家报社转到深圳的一家报社，同样的记者生涯，不同的地区有不一样的管理体制，很快就感受到特区工作紧张、生活压力大，在我感到疲累、困顿的状态下，我时不时会陷人惶惑与恍懈的怪圈。我相信，很多朋友也会处在这种精神倦怠迷离的临界状态。不要说，精神疾病离我们很遥远。我们居住的这座城市，精神卫生工作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重要的。
于是，我计划到康宁医院打工，计划到那里实地考察，想在这个非正常的生存状态中，结识那些非同寻常的病态人格以及常年在那里工作与生活的医护人员。我边做工边调查的计划，得到了程志让院长的大力支持。在一个冬季晴暖的早晨，我拎着包，住进了这个处在半封闭状态下的角落。院方给我安排的角色是一个普通的医护工作者。
护理部裘主任开恩让我这个生手干三天，让我在三个重点科室里滥竽充数。她告诉我，精神病发病有两个高峰期，一个在春季一个在秋季。所以民间有谚云：“菜花黄，癫子忙。”上个月还是个发病的小高潮期，有时一天送进来十几个病人，定编200张床，加床就加到了250张。我这次月底进院“工作”，刚好处在一个平缓期，病人少些也相应轻松些。
我身穿护士服，以一个见习护士的身份进入女子重病区。不知怎么回事，我的腿竟然有些发软。
早在进重病区前，病区主任高医生就开玩笑般地告诫我：他上班第一天，老医生对他讲，在重病区的病房内走路，最好能像螃蟹一样横着走，这样可以瞻前顾后，留意到身后的情况，发现“敌情”能够及时躲避。这里的病人都是重病号，容易失去理智。医护人员挨打是家常便饭。高医生说，不过这么多年，这里的医生护土没有一个是横着走的。我是新来的，人又瘦弱，他建议我，不妨试试看，横着走，学会保护自己。
他越说，我越害怕。我定定神，怯怯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面前是一条约30米的长廊，走廊两边是病员宿舍。左边是大房，每间房可住6个病号。右边是小房，能住4个病号。早上9点整，医生查房时间已过，病房空无一人，只有叠得十分整齐的被子和张张铁架床。我稍稍地松了口气。
透过走廊尽头的铁门，隐约看见人影绰绰。接到通知在病房等待我的护土长说，现在是自由活动时间，病员都在活动室内活动。她将一把不锈钢钥匙郑重地交给我，反复叮咛，这是便于我工作时出入的钥匙，用她们的话来说，这就是战士手中的枪，一刻也不能丢了。她掏出自己的钥匙，打开铁门。门还未开，一股说不上什么东西的气味就伴着冬日少有的潮湿，扑面而来，让人感觉有些森森然。
这是一间约150平方米左右的大活动室，处于半封闭状态。右边20张车厢式的桌椅，是病人的饭厅。左边是娱乐间，墙上高挂着一台21英寸的彩电，十几位女病号正在看电视，说是看电视并不太准确，她们大多数目光呆滞，仅平视前方，眼神间或一轮。整个活动室内，50多名女病号各怀心事，或站或坐，神情木然。电视里什么内容与她们无关，她们仅仅只是为了在“看”。
我除了对陌生“异类”的害怕之外，似乎已没有别的感觉。我发现，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我的身上。一位行动有些迟缓的女病人走过来，问我：“你是新来的医生吗？”我点点头。她说：“我见过你，你是不是广州中山医科大学护士学校毕业的？”见我不置可否，她自言自语地说：“我见过你，我在那里住过院，你还陪着我到处玩呢！”然后，她又转身走到窗外，认真地“欣赏”外面的世界，不再答理我。
“外星医生，你是外星医生吗？”一位异常肥硕、齐耳短发的女子双手插兜，边说边慢慢地靠近过来。说着说着就想抱住我，我还未见过这种阵式，赶紧躲开。护士长异常敏捷地把她抱住，对短发女说：“这不是外星医生，是刚来的见习护士。你今天洗澡了吗？来，让我闻闻……”短发女听话地将头一扭，骄傲地让别人去闻，护士长轻轻地拍拍她的头：“今天阿兰很香嘛，很乖！”听到赞赏的话，名叫阿兰的女子满足地离开我们，但不走远，在我们周围不停地转着圈子。
阿兰今年33岁，13岁就因遗传而患病，断断续续地住院，这一次一住就是4个月。因精神病一直未愈，长期服用药物，不是住院就是困在家中，社会功能大多衰退，差不多只剩下一个躯壳，整个人只剩下一些基本的生存需要。她药物反应后的症状是，大拇指与食指一直做着搓泥丸的动作，来回不停地走动。5个护土都按不住她坐1分钟。据我的观察，她想拥抱生人并无恶意，是在心灵闭锁状态下对人亲善的一种本能。“我是白雪公主”
我一个操持文字的人，突然落在活动室里失去正常思维能力的病号之间，猛然间也仿佛失去了思维能力，不知如何办才能算是一个护理人员。护士长给我的忠告是：关心病人。白班护士工作的要求就是“盯人”，让病人24小时不脱离你的视线。夜班则需15分钟巡视一次。让病人始终在你关爱的目光之下，随时施以援手，需要高度的责任感和爱心。这里的每个护士在8小时的工作时间内都在兢兢业业地巡视与观察病人，防止意外事态发生。
我跟在护士长的身后巡视，步履缓慢而沉重。“秋梅，你不要站在桌子上！听话，下来坐好。”护士长忽然扯起嗓子叫了起来，顺着她的视线望去，一位年轻的女病人愣怔片刻之后，听话地正慢慢从一张临窗的桌子上跳下来。护士长说，这人人院才3天，初发病的人，容易出事，需要护士们一级看管。护土长说话声音颇大，听起来像放一挂小鞭炮。说完后，她又有些不好意思。她工作已经13年，轻声细语病人往往不听，有时只好大喊大叫，久而久之，家里人都笑她是“大嗓门”。
有个小护土，分到这里工作才一年，对一个晃来晃去的女子叫起来：“阿姨，你把裤脚放下来，小心，冻着——”病号仿佛是个聋子，任凭你小声呵护，还是大声提示，都没有任何反应，小护士只好走到她面前，蹲在地上，像大姐姐对小妹妹那样，将她撸大腿部的两只裤脚—一放下。
护士长突然想起来，说带我去看一个“垃圾妹”。
离开那个“垃圾妹”还有3米远，就能闻到她身上散发出一股浓重的馊昧。她特医院发的夹克衫病号服上的拉链环取下，戴在两只耳朵上，虽然精神失常，爱美的天性却没有泯灭，竟然因陋就简自己“制造”喜欢的装饰品，让拉链环在两耳晃荡。由于长年流浪，她的皮肤变得干燥而黝黑，发育好像也迟缓了，34岁的人瘦小得像个高中生。
护士长说，这位“垃圾妹”初来时脏得不像人样。在1992年入过院，病愈出院后，再也没来过，这次又被家人送进来。
这是一位在爱海中沉浮的精神病患者。1990年，26岁那年，热恋多年的男友离她而去，灵魂也离她远去，从此，少言寡语，也不能胜任工作，开始出门流浪，在外一晃就是两年。两年后家人发现她时已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把她送到康宁医院诊治。出院后她逃离一直关爱她的家人，又独自云游四方，靠拣垃圾为生。1996年同乡看见她在黄贝岭一带游逛，家人得到消息去找她没找到。这次，有一位同乡看见她蜷缩在荷花市场一个角落里歇息，和她打招呼，她随即又唱又跳，手舞足蹈。老乡通知她的家人，在市场保安员的协助下，第二次送至康宁医院。
护土长走到“垃圾妹”跟前，习惯性地闻一闻，对我说：“她现在已经不臭了，你不知道，她刚来的那两天，当班的护士每个人都帮她洗过澡，一共洗了七八遍，她还是全身发臭。那时候，可怕极了，她头上缠满了塑胶带，身上长满了顽固性牛皮癣……”
我友好地朝她笑笑，想和她谈谈。我浪费了许多表情，费了许多口舌，她眼皮也不抬一下，只是盯着脚下目不转睛，含混不清地喃喃地念叨着什么，听了很久，才听明白她的“内心独白”：“我是白雪公主——”
在特区工作的人，幸运得很，能够直面资本积累的严酷与不近人情。不管是蓝领还是白领，端人家的碗，服人家的管。从主体到时间仿佛都不属于自己。生活中，急功近利到处泛滥。连需要时间培育出的婚姻都可以“速配”成功，就像在新科技下，蔬菜可以打破生长规律，违反季节迅速发芽生长、收获。在打工生涯的日夜操劳中，“垃圾妹”仿佛是个例外，花费好多个春夏秋冬培育起一颗爱情之树，原以为可以长大遮风蔽雨，岂料台风一吹，便生生折断了。她真是想不开。在她内心深处，依然很在意那个与她一块儿种树的男人，到现在还在四处寻找那份失去的爱，一心想在那个早已背叛自己的男人面前表白自己是可爱纯洁的“白雪公主”，一直向往与“白马王于”相爱在童话世界里。梦幻与现实割裂的打击，痴心人顷刻间精神出现残障。这种因爱情、婚姻而导致精神失常的青年男女，民间称之为“花痴”。因“花痴”而癫狂发痴，花朵一般的可人儿凋落了，多么叫人惋惜而伤感！
这是冬日的上午，恢复得不错的8个病人被送到5楼康复中心去做有益于康复的活动，病区活动室内只剩下我和小护士两人看管42个病员。这些女病员都不大善于与人交流，生活在自我封闭的精神世界里，一个个神情恍惚，呆头呆脑，她们或倚或站，只有阿兰独个儿不停地走动。
“吃药了！”10点45分，正是吃药时间。一位护土堆着小车进来，车上分格摆着各人的药物，护工提着一只装满温水的大水壶踉在后面。按说，病人缺少正常思维，常有莫名其妙的举动，但一听说吃药，都知道是什么含意，都乖乖地排起长蛇队等候。在她们内心深处，一定还保留着药到病除的信念。这时候，病区里其他护士都赶来帮忙了。一个护士发药，另一个护士发一次性的塑料小水杯，护工将水杯注满水，病号排队吃药。“阿杜，看看——”护士长叫刚吃完药的病人过来检查，那人乖乖地伸出舌头让人查看。病号大多没有自制力，不少人不承认自己有病，拒绝治疗。想把病治好是一回事，遵医嘱及时诊治又是一回事。讳疾忌医是许多人的通病。有的人不想吃药，偷偷将药藏起来，护士们一定要看到她们吞下去，还要检查她们的舌头。最重要的是，某些病人企图自杀，在神志清醒的状态下会将一定数量的药物积攒起来，这样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才知道，这么多护士，原来是监督她们吃药的啊！
照顾病人吃完药后，医护人员紧张的神经暂时松驰下来，我与当班的护士聊天。我问起她的朋友们对她干这一行的看法。她坦言，朋友们都是她护校的同学，没有觉得什么不好的。不过，如果是泛泛之交的人问起她在哪里工作，她会告诉他们，她在人民医院当护土。
再问问其他年轻护士，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的。这些白衣天使，在社交场合中总是遮掩自己的具体工作单位，她们认为，许多人不了解康宁医院的工作性质，担心把她们归入“异类”，说不清楚就不说，不如撒一个善意的“谎言”吧！
午饭的时间是11点30分，又是所有的护士进来监督，病区内的5名医生也过来帮忙了。病区主任医生说，为怕病人不好好吃饭，每次开饭时，他们都一齐出动，对厌食者采取哄、劝、泡的战术，等到所有的病人都吃完饭了，他们才离开病区。这时，常常是1个小时过后，他们自己的饭菜早都凉了。
午饭是两菜一汤：豆瓣鱼、菜心与西红柿蛋汤。有位一级护理的重病员在打吊针。所谓的一级护理，一般都指重病号或刚刚送入院的病人。小护士一口一口地喂她吃。我在饭菜散发出的香味中踱来踱去，观察着病号吃饭。一位女病号坐在活动室前排，两眼发直，自言自语地说，她老公今天没来看望她，她等不到她老公来的话，她就绝食。
病区主任高医生走过去好言相劝说，今天不是探视日，昨天她老公还来看过她呢，下一个探视日是明天下午，到时候她老公一定会来看望她的。女病人依旧不理，自顾言语。护土长走过去搂着女病人的肩膀哄劝道：“阿彩，你听话把饭吃掉，等你吃完了，我就一定帮你打电话，让你和老公讲两句话，好不好？”女病人固执得令人畏惧，表示不等到老公来，坚决不吃。护士长对我使了个眼色，我急忙上前，就像哄小孩一样：“你听话啦，我是新来的护土，只要你吃完，我一定出门帮你打电话。”不知道是她真的饿了，还是我的话起了作用，女病号斜着眼睛看了我一会儿，看得我心中突然发毛。然后，她撒娇地表示：我只吃菜，不吃饭。好！好！护士长简直如逢大赦一般，赶紧让小护士拿来不锈钢的大饭盆，再让护工给她多添些菜，端到她的面前，侍候着这位如同奶奶一样的贵人。
等最后一位最难缠的女病导吃完饭，已是下午1点整，望着我面前的盒饭，我已经没有胃口了。
出出进进病区与医生办公室之间，我总是觉得病房中有股特殊气味，这种气味既不是综合病医院所有的来苏水味，而是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让人感觉到有些昏昏欲睡。问过护士长，我才知道，那是病人长期服药后身体散发出的特殊味道。
下午，整个病区相安无事，我的胆子也大了起来，不再横着如螃蟹般地行走，可以直来直去了。当班的护士说我好命，上帝让我挑了一个平安的好日子来“工作”。疯狂的母狮被捆住了
“老子来就来，有什么可怕的？老子什么病都没有，不要拉着我——”当晚8点差5分，当班护士正在护土值班室内给我交代工作事项，就在傍晚，她还说看来今天蛮太平的。没料想，门诊医生和两女一男拉着一位年轻女子走了进来。女子浓眉大眼，齐肩短发，如果不是一脸的凶巴巴和不停地瞎说八道，她应该是一位不错的靓女。当班护士存心寻找开心，笑着说：“你不是想看新病人吗？这下可好啦，今晚上可有热闹看啦！”
当班护上边说边快步向前，协助同事去拉用脚跟抵住地面，就是不肯挪步的靓女，拉着拉着，靓女突然甩脱医护人员，箭一样径直朝病房射去，一路狂奔，仿佛东邪西毒在追杀她，恐怖的叫声飞溅，说话的语意并不连贯，如同痴人说恶梦。护士请护送的病人家属止步，留在病室外，转眼间靓女进入三道铁门，直往一级重病号房里钻。护士拉着她躺在床上，她不干。她一直生活在另一个时空状态之下。恐怖的追杀突然消逝，她突然落进迪斯尼乐园，马上要穿鞋走，随米老鼠去找唐老鸭，一点都安静不下来，如同患了少儿多动症一般焦躁。怕她下床乱动，我将她的鞋藏起来，她干脆光脚下地，我们三个急忙将她按在床上。她真的火了，看见我抱着她的腿不放，一巴掌抡过来，打在我的右臂上，我一个趔趄，差点跌倒。我心里有些火，但不便发作，护士长反复告诫过我，这里的医生护士如果没有挨打，这人一定工作不认真。是的，我定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调整脸上的表情，还对她笑了笑，表示友好。她又骂：“有什么好笑的，你是什么人？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你！你是律师，你是记者，你不是好东西——”
趁着她乱说乱动之际，护士与护工将她身上的项链、耳环与戒指一齐卸了下来，递给我，叫我替她放好。后来，我才知道，这位病人22岁，今天是“三进宫”。上星期四勉强让她出的院，当时医生坚决不让，但她哥哥说家中已经没钱了，无法负担住院费用。这次又送来，发病迹象更重。
18岁那年，如花的季节在她眼前展开，她却迷失了自我，半推半就地让一位70岁的香港老头子长年包养，企盼得到“幸福”生活。可是，老头子给她的钱并不多，将肉体与青春出租的结果让她大失所望。对老头子既依赖又痛恨，对自己的堕落既无奈又欣赏，对前途既憧憬又灰心，在不正常的生活中，更加忧郁烦闷，短短两年，就陷入了精神分裂的泥潭。她在两年前第一次发病之初，老头子还买花来看她，看那年龄，都可以当她的曾祖父了。现在，老头子既不来又不给钱，她家原本就穷，只有一个哥哥，娶了嫂子后特别抠，即便不抠也拿不出多少钱给她治病。就这样，她断断续续地接受治疗，病情得不到及时控制，导致反复发作，每次发病的严重程度都大大提高。
“咦——咦——”阵阵似唱似哭之声又从走廊外传来。护士吩咐我说：你看着她，我和护工出去看看。我看着这个曾经当“二奶”的女孩子，感慨良多。我想，仅以旁观者的身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不够的，可是，我又能做什么呢？此刻，我一个人面对她又哭又笑骂个不停。我想，你怎么都行，就是别跑出来骚扰大家。由于药物的作用，精神病人夜晚一般很早上床，7点半左右，70％的病人都已进入温柔之乡，只有少数病人趴在病床向窗外探望。她们想知道里面的世界吗？不到5分钟，5位大男人抬着一位中年女病人进来，女病人毫无自制能力，刚才出去的护士告诉我说她会打人，叫我当心点。只见5位同乡将她按住，护工拿来约束带，将她双手双脚绑在铁床上。一头母狮被捆住了，她手脚并用地挣扎，在床上手舞足蹈，铁架子床在怒吼声中摇晃。
这位女病人43岁，是从安徽乡下来城里做保姆的，手脚干净，却被主人怀疑偷了主人家的钱，她怒火攻心，一气之下，引发了精神分裂症。治好后，她回乡下静养了一段时日，又回到深圳人家中当保姆，遇到小事刺激一下便复发。如今，已是第三次发病了。
“把她绑起来，马上要治疗了！”医生下令，我们三人合力将年轻的靓女绑了起来。靓女奋力反抗，往我们脸上吐唾沫，吐得我们三人满头满脸。护士发现靓女手指甲很长，叮嘱护工马上帮她剪掉。她说，所有病人发病时都会失控，一定要用约束带将她们固定下来，这不是迫害她，是保护她，避免她们在意志丧失状态下自害自虐。
“妈呀，我的妈妈呀——”这边厢老女子又唱又哼，那边厢靓女应声抬起屁股打床，叫嚷：“妈呀，妈呀，你是我的亲妈，亲妈，你好！”医生摇摇头，说了些我原本不知道的情况。他说，靓女的母亲去世好几年了，她小小的年纪贪慕同村二奶穿金戴银，趿拉着拖鞋，穿着睡衣，翘起涂满寇丹的手指甲，出入超市不劳而获的生活，找了个老头开始寻租活动。现在，她不仅人财两空，更惨的是，她的病可是越来越重了。接下来，我们忙得不亦乐乎。三次给靓女吃药，她三次将药吐了出来，一次正吐在我脸上。怎么劝都不行，只好给她打吊针。她的手不停地动，护士给她扎了两针才扎进去，我看看表，光打一针静脉注射就花了半个小时。那边的老女人病情相对较轻，但也是强行才把药给她灌进去的，不到1小时，老女人安静下来。靓女几乎有无尽的能量，一直处在亢奋状态，不断大喊大叫，叫到喉咙都略呈嘶哑，叫到第二天中午才稍稍调低些音量。
11点整，护土和我巡视每间病房。体重87公斤的阿兰翻身困难，老朝一个方向睡不利于血液流畅，护士每晚都帮她翻身，已成为一项工作，一种习惯。护土吃力地翻动阿兰，阿兰醒来后，想要找遥控看电视，护士和我好说歹说她才肯继续睡觉。
11点20分，靓女仍在呼天呛地、撕心裂肺地叫喊。一位女病人起夜，对我摇摇头说，发病真是太可怜了。我一个人坐在偌大的活动室内发呆，也不知想些什么。那位女病人上完厕所后，忙披了件病号服出来，静静地坐在一边陪着我。
她梳着短马尾辫，大眼薄唇，皮肤白晰，如果不是周身裹在一件大而臃肿的病号服里，如果不是她的目光略显呆滞，她应算是一个十足的大美人。现在，这个美女挨着我坐在寂静的病院里，四周静得能听见我们彼此的心跳。
长夜孤寂中，有一个美丽的女性与我为伴，我只有心存感念。这么漂亮的人儿有什么化解不开的呢，我看她一时不想再睡的样子，便请她说说她得病的情况。
她顿了顿，说：“如果不是来深圳，我肯定不会得这个病……”
她是个孤儿，7岁时被人收养。在贵州生活长大。养父母对她不错，节衣缩食供养她接受高等教育。本科学的是财经管理，毕业后独闯深圳，在一家经济效益尚好的进出口公司当主办会计。也就是在这一间公司里，她遇上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一位北方汉子。结婚后，她生下一个男孩、不幸的是，孩子还未满月的一个秋日晚上，丈夫被人诬陷抓了起来。丈夫所在的单位改组，董事长出了点问题，把他牵连进去。经过一个多月的隔离审查，丈夫被无罪释放。那一个多月里，她焦虑万分，既要照顾婴儿，又不知道怎么帮丈夫的忙，更不知道他的问题到底有多大？每晚都睡不着，梦中总有人追着她跑，她开始产生了幻听，怀疑有人要谋害她。她丈夫洗脱罪责出来，她却急上精神分裂症。单位效益不太好，但还是让她入住康宁医院养病。男人被羁押出事后，坐月子的女人揪心万分。当女人生病住院之际，这个畜牲一般的男人却结识新欢，日夜笙歌，寻欢作乐。待他妻子出院，他立即提出离婚，生性倔犟的她咬咬牙答应了。既然男人已经变心，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她还离开了和丈夫一起打工的公司，外出求职。在一个月的奔波求职途中，她邂逅了北京某大学的高材生，各自的辛酸经历使他们的心渐渐靠近，但双方脾性的不合又导致他们日日战火纷飞。经历过婚姻痛苦的她想了很久，长痛不如短痛，不如就这样各奔前程吧。她收拾东西，离开了高材生。一个星期后，她忽然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去找未出世孩子的父亲，高材生已经人去楼空。万般无奈之中，她回到了家乡贵州。养父母见她离婚后，还怀上了野种，伤透了心，流着泪将她赶出家门。她借住同学的小屋子，想把这个苦命的儿子生下来。困苦无助中，她又给深圳单位去信，想让单位将她的抚恤金发放给她。不巧，因一字之差，抚恤金没有汇过来。她顶着5个月的大肚子，随着盲流一起登上南下深圳的列车，不屈地寻找她的希望。不幸的是，她丢失了身份证明，没钱没朋友没证明，进不了二线关，就在关外的大街小巷乞讨度日。在流浪途中，她产下了一个男孩。在街檐下躺了三天后，她再度流浪乞讨时，遇上好心的巡警，被送到康宁医院。她的第二个孩子在康宁住满三个月后，转送至市儿童福利院。她的第一个男孩，让前夫的父母接走抚养。
“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也没有办法去将这些事情对别人讲，也许朋友们都不愿意听这些没油没盐的东西，如果当初有人听听我的心声，我也许不会跌得这么惨。”她戚容满面地说。
深圳实在是一个不相信眼泪的城市。当你遇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时，假如没有人来帮助你分担，帮助你前行，甚至什么也不做，只是当一名听你倾诉的听众也找不到，那么，心智并不十分健全的你，你的全部神经系统就会断路、搭错线。
我的心绪很乱。
18岁的靓女甘心当二奶，她的文化程度不高，你可以责备她为什么租借自己，甚至可以恶毒地笑她咎由自取。可是，这位大学生呢？她招谁惹谁啦？她在没有缘分的天空里被前夫愚弄和欺骗，难道是她的错？难道只能用宿命加以解释——对于她，我只能说，她是脆弱的，也是坚强的。
午夜12点30分，交班护士与我这一班的两人交班，看见本科生病号与我聊天，告诉我，她恢复得不错，因为她开始有自知力，知道自己有病和病在哪里了。
本科生病号问我哪里可以借到英文书，我答应送她一本。她认为医院不错，处处为她着想。让她先治病，过段时间还会安排她做些简单的工作，她想把病养好，把英文学好，再找一份工作。她要支撑起残缺的家，独立抚养两个孩子，放他们到光明的太阳地里。
交班后，我和当班护士1点整上床睡觉。整整一夜，伴着靓女的胡言乱语，我一夜无眠。一只过于灵敏的仪表
7点30分，护士叫醒我，通知我今天上午去神经官能症病区打工。洗漱完毕，赶到一病区时，刚好是早上8点整。
据我所知，该院根据病情轻重来划分病区，重性病区主要收治重性精神病，住院者70％～80％为精神分裂症；一病区主要是收治神经官能症患者，是轻性患者，如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与失眠症等。我从重病区来到了轻病区，也就是神经官能症多的病区。有人说：楼上（重病区）的病人失去理智，多为“疯子”，楼下（轻病区）的病人很牛气，是“痴人”。
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病区，有20个床位。临近春节，病人只有6位。走进医生办公室，正赶上交班。一名年轻护士仔细介绍6位病人昨日一整天的临床和生活状态。医护人员共有5位，交班花了半小时，随后，该区护士长给了我一件白大褂，我跟着年轻的当班医生到各个病房去查房。
1号病人告诉医生，他今天早上特别烦躁，想得太多顾虑太多，因为昨天晚上忘了吃一种药。医生告诉他，少吃一种药并无太多关系，重要的是放开心胸，好好养病。这病人退休不到半年，原来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退休后变得颇为关注自己身体，稍有点风吹草动便敏感，多疑，心烦易怒，久而久之，引发神经官能症。
2号病人患恐怖症，入院前她不敢与生人接触，甚至不敢外出。住院治疗后渐有好转。昨晚，她在母亲的陪同下，到附近的小卖店买了一包洗衣粉。医生鼓励她还可以走远一点，更多地接近正常的人类社会。原来，这位女青年由于失恋造成对社会、外人产生一种恐惧心态。她不敢相信生人，总觉得世上所有的人都要加害于她。医生给她的处方是，有效的心理疏导以及适当的鼓励、安慰。
有两个21岁与14岁的少男，都属于情感障碍。一个是躁狂症，话多而兴奋，另一个是抑郁症，成天闷闷不乐。他们都因为早恋遭到干涉，引发厌世倾向。
医生介绍说，还有一个典型的强迫症患者，是个漂亮的女性。我正准备去找她聊聊，她却来找我了。
她天生一双异常美丽的大眼睛，只是眼神很黯然，有些忧郁，有些悲伤，更显得楚楚动人。她像只孤独的小羊羔，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无论怎样努力总也不能把自己安放好。
我拉着她坐在我身旁。她忽然说，她很难过。难过什么？她说她经常是这样，可能刚刚出病房门时，忘记关门了。她说，在家时，每次出门，她都有种忘记锁门的感觉。有时，已经坐上了公共汽车，她还要在前一站下车，回来看看门锁好没有。三次五次还可以原谅自己，经常这样，她都快要发疯了。有一次，她站在天虹商场门口，努力地想啊想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是要到商场买什么东西，而是离家并没有锁门，只得打的士回家察看。回家一看，门锁得可是好好的啊！
说起自己有病的事，更让人觉得好笑。她最怕自己头上有头皮屑，每次对镜要检查好半天。后来，发展到看见男同事头上有一星半点的头皮屑，她也想帮他弄下来，毕竟“男女授受不亲”，又不好意思表露出来，晚上睡觉也在翻来复去地苦苦回想，睁眼闭眼都有星星点点的头皮屑在飞扬，结果呢？失眠。
她也对自己说：不就是头皮屑么？管他呢？又不关自己的事。
她想忘掉这件事，却无论如何也忘不了，就像用油漆写在黑板上的字，倒是越擦越清楚。她到了好几家医院就诊，直到康宁的医生告诉她，她患了强迫症中的强迫回忆症，才知道得了神经官能症。
她像一只过于灵敏的仪表，精度太高了，高得容易损坏。
这是医生形象的说法，主要讲的是内因。我不懂神经病理学，不明白患神经官能症是否与个人哪方面的性格。脾气、或者什么基因有关？作为一名记者，从人文及其环境的角度来观照，或许有助于说明一点问题，就说关门吧，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里，关不关门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嘛，你在广州、深圳一带试试看，不要说不关门，就是几重防盗门又能保障安全吗？在一个派出所都要安装防盗门的地方，一个女子敢不锁门？害怕没有锁门，牵肠挂肚的感觉是永远没有锁上门。这是不是从社会方面，说明生存压力容易导致神经官能症？说到头皮屑，早几年谁在意呢？当电视广告铺天盖地地教导你，只要有了头皮屑，青年男女就不会游洒；用了什么什么洗发露，你就没有头皮屑，就会被别人接纳，允许参加派对——在经年累月的广告轰炸中，你不在意头皮屑，只能说明你不正常。这种舆论的压力是蛮厉害的。
交班时，医生忙着写交班日记。我问他，和病人打交道有什么想法？他的笑谈使我很愕然，长久说不出话来。他说，长期同不健全性格的人打交道，一俟同健康人交往，反而觉得不太适应了。他还告诉我一件事：有一位病人住院时对他很热情，出院后在街头相遇，竟然不愿答理他。他很伤心。后来才想明白，这个人不愿让别人知道，自己曾经是康宁医院的病人，医生应当尊重病人的隐私权。
10点25分，一对年轻夫妻送来一面大锦旗。上书：医术精湛高超，护理热情耐心。患者太太紧紧拉着病区主任胡医生的手，感谢他挽救了他的丈夫。
这位患者住院2个月。去年夏季，他得知女儿患了一种难以治疗的病症，十分焦虑，郁闷不乐，导致悲观厌世，多次声言自杀。无奈中，太太带他来投医，诊断为广泛性焦虑症。经过治疗与疏导，他渐渐了解女儿在青春期过后有70％的痊愈希望，再加以辅助心理治疗，如今已康复出院。从外表上看，这位先生一点也看不出曾经是广泛性焦虑症患者。
稍后，病区主任医生对我说，这种病并非一劳永逸，也许会复发，关键在于预防与有效疏导。我望着那位先生的背影，默默地在心里为他祈祷。
临进午饭，14岁的小病人推门进来，热情相邀：“新来的医生，可不可以陪我们打牌？”
我告诉他我不会，他点点头表示理解，然后，拉着一位护士去一楼尽头的小型康乐室打牌去了。
我独自在病区中转悠，准备找患者谈谈心。医生指导我说，在神经官能症科医生所担负的工作中，有效的心理疏导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疗方。我遇上了一个病人，笑着对他以示友好，问他：“你来多久了？”他笑而不答，伸出手指打手势。我看懂了，笑说：“你来半年了！”他竟然有些温怒：“报告新来的医生，你说得不对，我来了不是半年，我来了六个月！”
我的妈呀！我哭笑不得，想起主任医生一定要顺从他们的告诫。点点头说：“对，是来六个月了！”
他满意地走了。不到5分钟，他又敲门进来，十分诚恳地自我检讨：“医生，我住了半年了，不是六个月！”
如此耿耿于怀，吹毛求疵，常被一些根本无所谓对错的问题，折磨得他寝食不安，成日思虑，何日才能得到安宁？
我点头赞许：住了——六——个——月——了。一帧美丽多情的画面
下午，是医院规定的探视时间。轻病区没有多少事情，我就上重病区来帮忙。
1点50分，还没到规定的时间，阿珍老公就赶来探视了，我让他在外面等候。
阿珍原本是精神正常的少妇，有一个才6个月的女儿，生活得很幸福。不幸的是，由于看管疏忽，小宝宝被热水烫伤，三次休克，把个年轻的母亲慌乱得无所适从。她已经被自己埋怨、诅咒一千遍、一万遍了，家人还不断责备她，她抑郁集结于胸，诱发了精神病。有关资料表明，女性一生有三个心理危险期。一是青春期，二是婚育期，三是更年期。阿珍属于婚育期精神分裂症。
2点30分，我带领重病区里的阿珍等11位有家属来探视的病人，下到一楼小花园里去与亲人会面。
小花园很温馨，350平方米左右，虽是冬季，镂空地砖的间隙中，依然芳草青青。小花园背靠住院部大楼，对面是康复科种的各种植物，有些稀有的花木，在市面上还不易见到。科室的尽头靠墙有好多间鸽子房，一只只白鸽在墙头封闭的铁丝网里飞来飞去。鸽子房旁有一棵紫荆花树，正是花开时节，落英缤纷伴着白鸽飞舞，犹如一帧美丽多情的画面。
80张五颜六色的塑料椅上，坐满了前来探视的家属与病人。昨天那位扬言丈夫不来就绝食的女病人，笑脸像一朵绽放的花。她丈夫给她买了好些零食，她一只手吃零嘴，一只手让丈夫牵着，在小花园里散步。这对小夫妻走过我身边时，我偶尔听到一句话，是丈夫体谅妻子的话语，他让妻子回家去，并保证不再责怪她了，家中已经为她请好了小阿姨，照看儿子，照顾病愈后的她。
一位年轻的打工仔，特意从龙岗赶来看望他的患病女友。他那19岁的女友在流水线上打工，如厕必须跑步，压力太大，患上了幻听，误听得全车间的人都要将她杀死，于午夜狂奔而逃，如是者三次，被送至医院。他带来了她爱吃的沙田柚，给她剥好一片一片地塞到她的嘴里。那一幕，缠绵而友爱。
我坐在花园的栏杆旁，问重病区护土长一个问题：这些慢性精神病患者长年住院疗养，家庭生活到底如何？
护士长说，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也许在别人眼中，这些慢性精神病患者的家庭可能是支离破碎的。其实不然。这些病人确实给各自的家庭带来程度不等的麻烦与不幸。但血浓于水，历尽艰辛还是一家亲。不少家庭因为有了这种病人，格外重视亲情，珍惜同一条血脉里流淌的血，反而显得温馨、美满。许多病人都是婚后发病的，发病的原因很多。他们生命的另一半大多数都不会弃之不管。这些丈夫们很辛苦，像阿珍的丈夫，不仅要工作，要探望病中的妻子，更要照顾小孩与老人，都不容易。当然，也有心头硬如铁、不可理喻的父母亲人。
交谈之间，一位穿着咖啡色毛衣的小男孩，个头挺高，似有一米七五左右，一点也不谙世事，跑过来，笑着说：“你好，护士！”我也报之以笑脸说：“你好！”他跑了很远，又倒回头，很认真地告诉我：“还有半年就过年了，我爸爸说的，我就可以回家过年了！”说完，又跑远了。
我听得一头雾水。康复科护士长正走过来，叹了口气，简略讲述了这个孩子的情况。他15岁患病，父亲是村长，在村里有头有脸。今天，父亲与哥哥赶来看他，给他留下了100元零用钱。过几天就是兔年春节了，父亲不想让这个儿子回家过年，哄骗他说，现在只是1998年10月份，离过年还早看呢。
我一时无语。护士长有些愤愤不平。她说，不接这孩子回家过年，怕他大年时节发病，胡搅和，我们也都理解，可是，你就是不能骗他呀！护土长嘟嚷着说要给他家里打个电话，劝劝孩子的父亲，你怕过不好年邻里笑话，你不接儿子回去过年，丢下他在医院里度过，六亲不认，邻里们就不笑话？还请他母亲听电话，儿是娘的心头肉，今年过年一定要接他回去过，他已经三年没回家过年了，真是可怜呀！
4点30分，探视时间结束了，家属们都千叮咛万嘱咐地离开探视区。我照例让重病区的女病人通过小门回二楼养病。阿珍很满足地离开了。扬言绝食的女病人哭得一塌糊涂不肯走，她边哭边说要跟丈夫回家。丈夫在铁门外怆然而立。打工妹也不肯上楼，她说要回龙岗去打工。当班护士只好把两位男士“赶走”，再反复地劝说她俩，并同我一道，将她俩架回二楼。
走进活动室，一位扎着一条朝天小辫的中年妇女在一旁昏然欲睡。她是这里的元老，自从1982年建院至今，她跨进铁门，就没出过门。她的病历都有一尺多厚了。听护士说，她家人已经对她灰心失望了，也不来看望她，仅给一点住院费用，恐怕她就要在医院里了度残生。我见她身上穿得很单薄，怕她冻病了，趴在她的耳边劝她回房去休息。她看我一眼，并不答理。我只好让她睡在原处，找到她的床拿来一条毛毯盖在她身上。
康复科护士长对我讲，这位元老级病人的大脑都已经退化了，只剩下了简单的生理需要，每天除了睡就是吃，过着行尸走肉的日子。精神病院里的算命先生
今天，是我在康宁医院扫除阴霾感到快乐的一天。
早晨，去六病区（康复病区）报到前，重病区的医护人员告诉我，康复科是系统化整体护理的模式病房，那儿居住的病人，多半康复得较好，不久就可以重新走向社会。康复科医护人员不仅看护本病区24位病人，还担负着全院各病区的康复娱乐工作。上午8点30分，护土长和三个护士带领着参加康复活动的76位病人在小花园做广播体操。做完后，所有的病人都被带上六楼参加活动。
9点30分，一名年轻护土给康复病人讲课，她的题目是《克服忧郁的方法》。首先，她问病人什么是孤独？病人答得五花八门，有的讲孤独是无事可干，有的讲孤独是胡思乱想。随后，这位护士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一位年轻的父亲，有一对双胞胎儿子与一个四岁的小儿子。一天，两个双胞胎不幸遇溺身亡，父亲一时想不开，想自杀，但是最后，他克服了极度的精神忧郁，重新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她问病人：“你们知道这位父亲是怎么克服忧郁的吗？”
病人们发言很踊跃。有的说再娶个老婆生三个儿子，照样找到生活的快乐。有的说努力工作，为更多丧失亲人的人服务。护士肯定了后者的答复。她告诉大家，使他感到生存希望的是小儿子。小儿子拉着他的手，求父亲帮他造一艘船。他忙忙碌碌地帮助小儿子造好一艘玩具船后，终于想通了，失去的已经失去，必须珍惜的是现在，在生活的大海里，重新扬帆远航。她讲课的结论是：“消除忧郁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使自己忙碌起来，去干有意义的事情。”
在接下来的自由活动时间里。我和几个女病号一同做手工。康复病区的护士们心灵手巧，她们买来了一大堆街上流行的五彩塑料管，带领病人仔细地折着塑花管。护土长说，做这些塑胶花不仅可以在春节时装饰病房，更重要的是使她们集中精力，淡化病态思想，达到辅助治疗的效果。让我惊奇的是，一个饼干盒中，装着近千只手工叠的千纸鹤。这些五颜六色的千纸鹤每只只有小指甲盖般大小，十分精致，令人叫绝。护士们得意地对我讲，这些，都是“我们的女病人”自己叠的，没病的人不一定叠到这么精致。
护土长的语调充满着自豪，这里的许多病人是很聪明的。怕我不信，她给我看病人用泡沫塑料手工做成的大型桂林山水，给我看康复科墙上张挂的病人字画。一楼接待室的小花园，有病人们种植的稀有植物。那些飞来飞去的鸽子，也是一个男病人养的。康复科还引导病人练书法，写钢笔字，陶冶性情，目的是，鼓励他们重返社会。
我在康复活动中心闲逛。桌球室内有4位男病人在打球。阅览室里有不少人在读书。大的健身房内，5名男病人在用各种器械健身，还有3个男病人在打麻将。
我经过麻将桌旁，一位打牌的男病人立即央求我：“新来的护土，陪我们打麻将吧！”我知道，在康复科，陪病人玩也就是护士的工作。我倒要看看这些精神病患者怎么样打麻将？我爽快地答应了，决定大战三百回合。
“你会打哪种麻将？”对面的庄家问我。我笑笑说只会打“推倒糊”。不过，我倒想跟他们学上几手，就说：“那就依你们吧，你们打什么的？”“我们打得好简单，清一色算番的！”我的上手轻描淡写地说。
我老实承认我不会算。“没关系，包在我们身上，我们三个大男人还会让你算吗？”三位男病人信誓旦旦。
不料，一局下来，我的“清一色”还有好几张杂牌，对面的庄家就糊了一把大的。这时，一位因算命算得自己精神失常的男病号走了过来，笑着对我说：“我帮帮你吧！替你将他们杀光。”
我点点头。我的妈呀，这人可真是个老赌棍，轮到他上场时，别家就别想糊了。打了两三圈，他独占螫头。见我在一旁干坐，他感激带讨好地告诉我：“我就是爱好打麻将与算命，才进来的，我哥哥让我到这里来玩一玩的。过两天就要接我回家了！”
我暗自摇头：你连自知力都没有，离恢复还早看呢！
他一人独赢，别家陪他输，纷纷说不跟他玩了。这台麻将只好散伙。算命先生忽然对我说：“我帮你算命吧，看你的面相倒还不错！”
“阿坚，你有没有算到今天自己会到这里来住院？”男病区的一位护士对着他叫了起来。医院禁止病人私底下算命，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以免病人产生更多的精神障碍。
“没有——”阿坚低下了头。
我对阿坚笑笑，转身便找女病人去了。阿坚拦住我，请我下午一定再来找他，他一定要帮我看相，他认为我面相好，不可不看，不看是我的损失。
我没有去找他。与精神病人一起逛商场
这天下午，按原先安排，是康复科的护土带领一部分康复病人出院自由活动的时间。
有一篇关于精神康复的论文认为：“精神病患者住在医院内，若什么都不做，长期的低刺激会引起淡漠拘谨，行为退缩，情感淡漠，兴趣丧失，呆滞，即产生所谓的‘住院综合症’。为了改变这种现状，需要进行康复治疗，在病人的急性症状得到控制，病情趋于稳定、继续服药治疗的情况下，接受多项康复治疗，可有效缩短病人的疗程，提高治愈率。另一方面，通过生活或工作安排，减少病人精神残疾度，培养训练他们的生活及工作技能、社会适应能力，早日重返工作岗位。”
有鉴于此，康宁医院在1995年开设了康复病区，开展了一系列康复治疗，有音乐治疗、松弛疗法、工作治疗、工艺治疗、阅读治疗、体育与文娱治疗等等。积极稳妥地组织恢复较好的病人出门游玩或购物，也成为康复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
下午2点整，康复科护士长走进值班室，通知当班护士，带5个病号去附近的万佳百货三分店购物。因我的主动请缨，她破例同意我加入这支特殊的购物队伍。
多为病人着想，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在此之前，与护士长谈了近个把小时，所有言谈的主题，都透出关爱病人的浓浓情意。
她给我讲了一个在康复科发生的故事：
“康复疗法主要以正面鼓励为主，科内每星期评选出康复得较好的病人，给予表扬与鼓励。带他们上街或上餐馆吃饭，既是一种特殊的表扬方式，更是帮助他们正视社会、走向社会的重要一课。元旦后的一个礼拜天，我早就想好了带我们的病人出去吃饭。我带领11个病号，加上2名护土，一共是14个人，浩浩荡荡地去金通大厦吃15元钱一客的自助餐。我们在餐馆坐下时，就有人不停地往我们这儿望。当然，病人住院住久了，和社会脱节得厉害，和常人总有些不一样，也许他可以伪装，别人也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我们有大部分病人不知道自助餐是可以拿过来慢慢吃的，只是围在摆放菜的台子上，就着蒸笼一口一个地吃。餐馆的经理一看不妥了，赶紧问我，他们是不是有病啊？我这个人生平又不会撒谎，一下子就红了脸，我好想说我们是人民医院的病人，但又怕他们害怕我们有传染病。正在僵持之间，一位护士听出经理的口音，竟然和她是老乡，就悄悄地将实话说了出来。经理是个通情达理的好小伙子，忙把我们请进了包间，免费给我们使用。我想，可能还是怕我们影响生意吧！但不管怎样，我们的病人可怜，我只想让社会理解我们，就行了。现在，许多病人要求带他们出去吃饭，我怕他们遭人歧视，思想上一直在作斗争。”
听说我们要出门，一位刚刚“假出院”（让康复得较好的病人回家小住一段时间，以便适应家庭生活）刚返回的病人，似乎有点轻度狂躁，兴奋过度，这位47岁的中年人抽着烟乐颠颠地要求参加我们的队伍。护土长好言相劝：“老魏，你刚刚回家，把机会让给别人吧，下星期我一定让你去，好不好！”老魏红光满面连连点头称是。还有一位自我约束力较差的16岁少年也要跟着出门，护土长让在家当班一护士陪他打牌。来自印度尼西亚的32岁的安迪也想上街，因他恢复得较好，护土长答应了，并反复交代我：“小涂，你看着安迪呀！”
我点点头，深感责任重大。
走出医院大门，对面就是一条马路，带路的当班护土一出门就高叫：“大家看着马路，小心汽车。”活像是幼儿园老师带一帮小孩子过斑马线。不同的是，我们的“大孩子”个个神情木然，呆若木鸡，活动不便。路人若仔细观察，还是可以看出“破绽”的。过马路时，前面三位病号手牵手，我拽住安迪的胳膊不放，直到安全护送他到人行道上。
还未走到万佳三分店大门，病号们全都两眼放光，很是兴奋。带队护土叮嘱他们先登自动扶梯到四楼，再由上至下慢慢欣赏地逛商场。
一上四楼的电器柜台，众人各随喜好地各自散了开去。我想不要紧的，我不会让安迪他们离开我的视线，你们就像鱼儿般自由地游吧，不离开“水池”就没有问题。恢复得最好，已有5年住院历史的阿林对34英寸的大彩电大感兴趣。他说将来工作，一定存钱买一台。42岁的常德林对着摄像机发呆，他很疑惑，怎么升级换代这么快？他偷偷对我说：“你知道吗？我在这里的存款最多！”我问他有多少，他说：“有两三万块吧！具体有多少，要问我姐姐，是她替我存的！”我从医生口中得知，他精神失常已经23年，近年病情加重，他的父母准备常年将他放在这家医院里，慢慢地治。
正与常德林聊天，一抬头，我的病号们都已“人间蒸发”，不见踪影。我吓得快步追上当班护士和三位病号，安迪呢？我满地找不着安迪的影子。安迪是印度尼西亚的一位发型师，太太和两个孩子都还在本国，表哥带着他来中国求医，听人介绍说康宁医院好，入住已逾月。
“别慌，安迪不会跑远，他很乖的。”当班护士认为安迪行动迟缓只会在附近转，走不远。我吓得快要哭出来，常德林嘻嘻一笑，将手一指：“你看，那不是安迪吗？”
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可怜的安迪不知怎么啦，坐在一个拐弯的货架旁沉思。我快步走过去，问他：“安迪，你怎么啦？”安迪抬起头，目光呆呆地望向窗外：“护土，我想回家，想两个孩子和太太——”
这以后，我再也不敢稍有懈怠，亦步亦趋地跟在我这帮“难兄难弟”背后。满目琳琅的货物在我眼中视而不见。我的眼中，只有刚刚踏进还没有融入主流社会的几位精神病患者。
整整逛了两个小时，我们才收工回医院。病人手中都拎着大塑料袋，袋中是各人一个星期的零食。我们排着队走在街上，阳光正好，引来路人疑惑的目光。望天上云卷云舒
1997年的深圳市精神疾病流行学调查研究中的那组数据，曾经深深地困扰着我：为什么这座新型城市的精神疾病流行学调查研究数据高于全国的平均数？为什么精神疾病如幽灵一般，困扰着这个年轻的都市？
我的手头，有一份女子重病区主任高欢先生在1995年写的一份关于精神疾病的调查。当我向他询问我市精神疾病患病状况的特点时，他将他的这则文字毫无保留地给了我。他的城市抽样框架选择了一个老城区——罗湖，农村抽样框架选择的是龙岗区，在对这两个区仔细调查过后，他得出了以下论据：
通过与1982年国内12地区调查的社会人口学资料比较，本次调查有如下明显不同：平均年龄较年轻，这与调入深圳者多为中青年人有关；文化程度较高，城市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较多，农村以初中文化程度者为多，高于12地区文化水平，此与移居者的文化素质较高和投入教育的资金较多有关；职业分布不同：从事家务劳动的人较多，这可能是因为经济状况较好，女性不需外出工作有关。从资料中可看出：深圳市精神病患者具有平均年龄小、外来移住者多、文化层次较高、经济水平较好等特点，同时，也具有市场经济竞争激烈，东西方文化的明显冲突，心理压力较大、社会支持系统相对薄弱等特征。
换句话说，这个城市中的商品经济竞争表现明显，与内地人四平八稳的生活不同，人在这种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下容易出现心理状态不稳定，再加上语言和生活环境不同，邻里关系与同事关系并不少。内地亲密，社会支持系统较薄弱，出现问题时只有自己默默忍受，这对于一些心理素质不够健全，性格不佳的人来说，非常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精神问题。
我想起午夜中与我倾谈的那位本科毕业的女病人，在面临丈夫被抓时的无助与惶惑时，陷入了精神折磨的沼泽。想起在康复科已住7年的一位男病人，他因离异而疯狂地将妻子和她的新任丈夫以及她丈夫的父亲三人活活砍死；想起白日里从来不苟言笑的一位50来岁的女教师，她不得不先后两次住院接受治疗的原因是因为没有评上职称。让人忧虑的是，近年来，具有较高学历与较高社会地位的人患精神病明显呈上升趋势。这些白领人士包括总经理、部门主管。文秘、会计等等，包括许多行业中的中高级知识分子，也有硕士生。除了社会竞争加剧、心理压力增大的原因外，还有的人不自量力、心比天高，人生目标远在云端，比如提出“四个一”：“一百万存款，一座花园别墅，一部本田小车，一位绝代佳人”，结果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间精神分裂。
在这里，我们已经触及到了患者得病的原因。说起来，起因是多而复杂的，据介绍，精神病患者中的精神分裂症，属遗传性的精神病，成因不明，病患者都是后天因素导致病发，父母一方如果患有精神分裂症，子女得病的机率是5％，如果父母双方同时患有精神分裂症，子女患病的机率为47％。即便如此，是否能从后天因素中寻求解方呢？
据我外行的探究，大多数精神病患者有一个共同的主因，那就是遇事想不开，提不起，更放不下。如果在我们生命的航程中，没有为名忙为利忙的困顿，没有荣华富贵的奢求，没有对死亡的恐惧，有的是悠然、淡定、平静与“一闲对百忙”的从容，就如“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中的徐志摩抒情诗的意境，就如“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的佛门中人豁达超然的境界，压塞在我们心头的种种阴影有什么吹不散，化不开的呢？
世间的事，有些是无可逃避，也没得选择的，但却可以选择你自己应对的态度，认定自我评判的标准，不能让任何外在的因素左右、摧垮你的心理防区。《相约星期二》里的美国社会学博士莫里老人在人生最后阶段，给年轻人讲述了实用的人生课。关于超然，他说：“接受所有的感情——对女人的爱恋，对亲人的悲伤，或像我所经历的由致命的疾病而引起的恐惧和痛苦。如果你逃避这些感情——不让自己去感受、去经历——你就永远超脱不了，因为你始终心存恐惧。你害怕痛苦，害怕悲伤，害怕爱必须承受的感情伤害。”“可是一旦投入进去，沉浸在感情的汪洋里，你就能充分地体验它，知道什么是痛苦，什么是悲伤。只有到那时你才能说，好吧，我已经经历了这份感情，我已经认识了这份感情，现在我需要超脱它。”正视它，并且勇敢地去感受和经历它，是一个智者与勇者的所作所为，是任何风浪也无法摧毁的巨人。在中国，有许多劝世文一类的俗语。谚语，开导人们跨越灾难、痛苦、挫折、艰辛，诸如“人生不如意常八九”、“严冬不肃杀，何以见阳春”等等。中国有许多文人在红尘中依旧超脱、豁然。那个被罢黜、流放到岭南之地的苏东坡，竟然高吟“不辞长作岭南人”，令人敬佩不已。他外出游玩，突然间风雨大作，同游者莫不惊惶失措，他却从容淡定，并写成《定风波》一词，末句为“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在我们的路上，突遇风雨是常事，让我们时时吟诵《定风波》吧！
打工三天，作为康宁医院建院以来第一个深入到三重铁门后探访精神病患者的新闻工作者，第一次残酷地看到了精神疾病发病时的颠狂与治疗时的痛苦、麻木。当我重新走在深南大道无比亮丽的南国阳光下，我想起精神病院医生的呼吁：理解、关注精神病患者这一精神残疾的群体，也注重。加强我们每个人的“心理安全”。利用哄骗、造谣等手法，诽谤我妇产科的声誉，将病友带到个体诊所。对此情况，希望广大女病友提高警惕，切勿上当。
“医托”究竟要把病人拉向何方？
有位略知一二的医生告诉我，要了解“医托”的行动，不妨到罗湖口岸出境处，那里，也分散着部分“医托”。
下午1点30分，我拿着记者证混进了入境的人群，先走进出境大厅二楼，再从二楼大摇大摆地走出来，顺着熙来攘往的人流步出大门，想看看有没有“拉客仔”会“看上”我？
大厅外阳光灿烂。密密匝匝的人流涌出门外，马上就分散在口岸前四通八达的通道上。距离大厅仅有三四米的地方，站着一堆堆翘首观望的人群。原先我一直以为这些人是来接送香港亲友的。其实，他们是各种各样的生意人。有的拿着一叠酒店与招待所的资料，边看人边散发；有的是等你走进问你换不换港币；还有的是拉远途客去东莞等地的的土司机。我皱着眉头，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十足一个痛苦的病人。
“小姐，是不是来睇病（看病）的？”见我在出境门口左顾右盼，一位瘦削的广东本地男人和我打招呼。他皮肤黝黑，个头仅有1米60左右，拖着一双断了几跟带子的凉鞋，上身穿着棉质背心，下着一条黑短裤，头发剪得很怪，全部耸起，如同一个小刺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