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

我为涂俏即将出版的采访手记作序，实话实说——乃因她是涂吉安的女儿呀！

涂吉安又是谁呢？

他曾是《星火》文学月刊的编辑。

“曾是”二字，肯定会使人们联想多多吧？

后来弃文从商了？当文化官员了？

都不是。

吉安是属于那样一类编辑——他们大学文科毕业时逢“文革”，于是下放农村，或去干校。幸运的，早调回城市几年；不那么幸运的，“文革”结束才重新安排工作。

吉安是属于幸运者，还是属于不那么幸运的人，我就说不清了。总之他回到南昌不久便在《星火》任文学编辑了。他在文学编辑的岗位替他人做嫁衣任劳任怨，也做过我发在《星火》小说的责编……

大约是在一九八三年，《安徽文学》兴办了一次笔会，我和吉安便是在那次笔会上结识的。

我们从安徽的歙县乘渔家的木船从水上抵杭州。一路畅谈。我想，他是向我讲过他的经历的。时光苒荏，我又记忆渐劣，竟淡忘了……

五六年后我去江西，与吉安曾见一面。在他的家里，受到他们夫妇的热情款待。

自然也见到了涂俏，似乎刚上高中。很腼腆。问她志向，说要当作家。问还有什么别的志向，默默摇头。

就是当年那个在记忆里容貌模糊的女孩儿，如今成了《深圳晚报》的记者，已发表了十几篇在深圳乃至全国影响颇大的报导。它们是她“隐性采访”的成果。现在，出版社要将它们辑集出版了。她为自己的报导集定名为《生存体验——当代中国边缘阶层生存状态实录》。

收到她寄来的书稿，正是我最忙乱的日子，也正是我胃病复发的日子。

但我还是要求自己静下心来认真读了她的书稿。

读后我问自己——如果涂俏非是吉安的女儿，我还写不写序呢？

我对自己的回答是肯定的，毫不犹豫的——写！当然写！

因为这一本即将出版的记者采访书，实在是值得我为它作序的啊！

这一本书的内容，使那个在我记忆中容貌模糊的女孩儿，后来是记者的职业形象和职业精神一点点明晰起来。

我不太知道“隐性采访”四个字，是涂俏以自己的体会归纳的，还是从外语中舶来的？

但相对于那一种公开了记者身份后才进行的普遍的采访方式，“隐性采访”作为概念倒也贴切。

在国外，尤其在美国、意大利等国家，“隐性采访”是一件冒险的事。

我曾从某些报刊中读到过译为中文的报导——记者们“隐”了记者身份，深入到乞丐群落、邪教领地、贩毒集团、暴力滋生街区、政府腐败机构、黑社会帮派中去，逼近观察，掌握第一手资料，然后做非常详实的报导。

此类报导区别于一般公开记者身份的报导之处在于——第一它对所谓“内幕”的显示是以大量细节来印证的，并且那些细节是绝对不可能凭想象“创造”出来的，而只能是逼近观察过的收获。第二恰恰是此类报导无须哗众取宠的行文。因为对记者而言，掌握了大量亲历的细节后，哗众取宠便完全多余了。第三，这类报导是以冒险为代价的。有时甚至要冒生命之险。

近二十年来，全世界为此付出生命代价的记者，估计不少于百人。

一些国家的电影、电视剧和文学作品中，常出现“隐性采访”记者们的形象。那也非是主观想象出来的形象，乃是来源于现实，来源于社会生活的形象。

在我们中国，“隐性采访”近年也成为一种有效补充常规社会报导内容的方式。不，不仅是补充，还是拓展。中国当今社会的层面，据我看来，至少比二十年前剧增了百倍。且仍在继续剧增着。进行常规社会报导的记者们的眼，是越来越有其局限性了。

这就需要有一批对社会能够并善于进行“隐性采访”报导的记者们了。

具体地说，需要涂俏这样的记者。

涂俏们的眼所逼近观察到的，涂俏们的笔所详实记录下的人物、事件、社会现象，帮我们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对我们所居的城市，对整个中国的大状态，形成较全面的认识。这一种认识并不见得对每一个人都有意义，对任何一个具体的人尤其没有利益的价值。但是却对时代认识自身，对社会机器了解很可能一直被它忽视的人和事有价值、有意义。时代通过这一种认识调整自身节奏，社会通过这一种了解完善自身功能。更不要说“隐性采访”的揭露作用了。

正是这一种揭露的作用，往往是要遭到来自社会阴暗角落、丑陋群体、腐败和堕落势力的敌意。

在涂俏的这十几篇“隐性采访”报导中，她的有些经历无疑是有风险性的。比如《黑市炒恒指》、《黑店卧底访“婚托”》、《追踪神秘“医托”》等。虽然还远算不上冒险、惊险，但依然使我这位叔叔辈的男人，替她这位年轻的女记者不时捏一把汗。不无担虑。甚至从《夜宿十元店》这样的事，据我想来，也是不可以像她那么冒失的。

涂俏在她进行“隐性采访”的心得总结中有这样一句话：“这些年，在新闻圈子里，无可讳言的是，我养娇了。”

一名记者，能对自己进行如此反省，相当难能可贵。

娇气的，以白领女士自居，专门游刃有余于白领阶层之间的女记者们，我是很接触过一些的。除了白领话题，尤其除了白领女性话题——绵软的甜腻的那一类话题，她们几乎对其他一概话题不感兴趣。也基本上一问三不知。与这类记者交谈多了，不绵软的男人往往也最终变得绵软了。

她们那一类绵软的话题起码对我这一个男人具有腐蚀性。故我一向为了自己不变得绵软而对她们回避之。

如果涂俏寄给我的是同类内容的文稿，我就不知序该怎么写了。

因为我找不到那种绵软而又良好的感觉。

当然，涂俏的这一本即将出版的书，也非是什么有硬度的书。

但是它有广度。

有呈现中国当代社会灰色层面人群状态的广度。

它是敏感的。

也是需要些胆识的。

我能想象得到，她肯定为此得罪了些人，惹恼了些公司和店家，也许还受到过恐吓和威胁吧？

我在电话里问她。她只笑，未正面回答。

在她写给我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深圳六年，一直从事新闻工作，看到深圳这一块热土下面也积淀着许多黑暗的角落，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新闻从业人员，我希望以笔为刃，予以解剖，以期引起社会的疗救和警觉……”

从这段话我看出她是多么地爱深圳。

我认为深圳是一座值得她如此来爱的城市。

深圳也当以有这样一位年轻的女记者而欣慰吧？

我想，深圳一定有不少像涂俏这样的记者吧？

在信中，她还透露了她下一步进行“隐性采访”的方面。为了她采访的成功，也为了她人身的安全，我决定不写出来。

说到“安全”，借此序我嘱涂俏——必须充分估计到“隐性采访”的种种潜伏危险，万不可为一时血热之念，赴逞强之举。毕竟的，你年轻，你是女性，即使你防范的头脑够用，你自卫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光天化日之下，祥和平静之间，转瞬间刀光血影，对面人凶相皆露的事，想你也知道的多多。故你每去一地一处，预先一定要告知报社领导，要随时带手机，要经常与同事们保持联系。这非是危言耸听。你要切记切记！

虽然我欣赏你“隐性采访”的职业精神，但却一点儿也不愿怂恿你再接再励。你父母可只有你一个女儿。你对他们很重要！你绝不可拿自己的人身安危当儿戏。

我甚至认为——“隐性采访”，这更应该是自卫能力甚强的男记者们的事。

你已证明了你也在某种程度上能做到，这其实就可以了……

一九九九年八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