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本仁先生从佛像前爬起来对身边的孔令根说：“捐二十万块钱！此乃妹妹落难的地方。”这是江本仁先生在玄慧寺说的唯一一句话。

孔令根当即开了一张支票交给悟能法师，悟能法师嘴里又念了一气，法师要留下姓名，江本仁先生摇了摇手表示不必了，孔令根说：“法师，家父信奉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至人无已，请谅解！”

这时，郑天良走到法师面前问了一句：“法师，你还认得我吗？”

法师微闭双眼，一言不发，嘴里说着一些让郑天良根本无法听懂的话：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三世因果

循环不失

这几句偈语并不难懂，但悟能法师说得又轻又柔又含混，郑天良实际上没听清楚，但他感到这几句偈语并不是吉兆。他心里像被掏空了一样不敢面对真实的香火。回到县城后，郑天良立即找到了文物部门要求给玄慧寺拨款十万元，文物局长说这要宣县长批，郑天良说我先在界牌乡的报告上批，然后你们再拿去给宣县长批。

在与台湾中飞集团签订正式转让协议的前一天晚上，县委常委会开得非常激烈，宣中阳公开跟郑天良干了起来。宣中阳对工业区的事一直没有干预，但这一次，他还是忍不住要跟郑天良摊牌：“九百万美金是我们转让的底线，你现在要以七百万美金成交，我们怎么向全县人民交待？五百万美金四千多万人民币的国有资产就这么流失了，这个责任我负不了。”

郑天良发现这是宣中阳第一次跟他发火，但他并不在乎宣中阳发火，他早就想好了对策，于是他以退为进，反戈一击，“当年的一个亿的投资，现在还值一个亿吗？当年的设备，现在还值原价吗？这次谈判我是嘴上都起了几层泡，如果你要是认为这个价格不能接受的话，我们可以不签转让协议，明天就让江本仁先生回台湾去。你是一把手，我服从你的意见，但你要知道如果不是江本仁的妹妹这一历史背景，江先生是根本不可能来投资的。”

宣中阳说：“我知道卖啤酒厂卖工业区你吃了不少辛苦，但我弄不懂的是，你怎么不像是代表县政府跟台商谈判，反倒像是代表台商跟县政府谈判一样，一味地强调台商不能接受，为什么不考虑我们能不能接受？”

郑天良见宣中阳话中有话，就反击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今天的常委会上你要说清楚。你还在用卖工业区这一概念，而不使用市委市府二十六号文件中所说的产权转让，这是什么心理？说到底，你还是把工业区看成是一个政治象征，而不是把它作为合安深化改革中产业化企业来对待。这种以个人情感代替党性原则的态度与改革精神背道而驰。”

宣中阳觉得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索性在常委会兜个底朝天，让大家也多一些判断的参考，他说：“你老郑不要摆什么大道理，工业区改革是经济行为，但最早把它政治化的是你老郑，而不是我，自二十六号文件后，黄市长从来没有对工业区下达过一句具体指示，倒是你最积极地要把啤酒厂甩出去，而且要来个斩草除根，工业区那么多空地，为什么要把合和迁到啤酒厂隔壁，这是什么用心？你不要把别人都看成是傻子和呆子。”

郑天良在宣中阳咄咄逼人下有一种剥光了衣服的感觉，但他不能表现出来，于是他说：“宣县长，按说我不该跟你争执，你是上级，我应该听你的，所以我宣布从明天开始，我再也不分管工业了，你是一把手，你应该对合安的经济发展负责。但我要说明的是，合和回迁到工业区是从全县经济整体形象考虑的，至于建在啤酒厂旁边是因为合和需要两万平米的厂房，只有啤酒厂东侧有这块地，这是专家论证的，你上纲上线地看待一个厂的位置是因为你头脑中从一开始就定好了性质，所以合和即使建在工业区外，你还是可以说这是还乡团反攻倒算，你是上级，怎么说怎么有理。还有我要申明一点，啤酒厂在招商会上根本无人问津，参加招商会的同志十分清楚，我们是在最后半天抓住了这个不是机会的机会。按说国有企业转让全部产权应该要通过招标拍卖的方式进行，这是国务院规定的。我们的程序确实有点问题，但我要说的是，如果啤酒厂公开招标拍卖，六百万美金要是能转让出去，我马上就跳楼自杀，为自己丧权辱县的行为赎罪！”

郑天良说到这里情绪激动了起来，他的眼睛里湿润了，深重的气愤和委屈弥漫在脸上。其他常委们都说，大家不要再争了，都是为了工作，更不要说伤感情的话。大家一致认为马上向市委市政府请示，让市委市政府拍板。

第二天上午，接到合安县申请报告的叶正亭和黄以恒双双赶到合安，上午两位市领导参加了县委常委扩大会，讨论研究啤酒厂转让全部产权的价格问题。

当宣中阳将啤酒厂投资情况以及转让价格带有感情色彩地介绍后，叶正亭首先发话：“我的一个原则立场是，啤酒厂转让是国企改革产权制度的一个尝试，方向是对的，措施也是正确的，但啤酒厂转让全部产权这一改革不能以国有资产流失为代价，七百万美元就买下了这么大的企业，资产折旧高达百分之三十以上，快一半就没有了，这是说不过去的。我不知道你郑天良是怎么谈判的，如果我们都这样血本无归地将企业都卖了，我们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叶正亭说得很激动，他显然对郑天良随意又降了两百万美元非常恼火。郑天良在叶正亭面前是唯一敢顶撞的下级，他情绪激动地站起来说：“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从今天起就不打算管工业了，所以我建议按国条院规定，对全部转让产权的国有企业进行公开招标，将啤酒厂拿到省城或深圳去拍卖，别的我不敢保证，但我可以保证如果六百万美元有人要，我立即从这楼上跳下去。我希望各位领导都到第一线去试试看，看看我们的企业究竟还剩多少魅力，说句难听话，啤酒厂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女人，虽然是贵族血统，但人老珠黄了，不值钱了。不是我连蒙带骗，台湾中飞集团能到这地方来投资？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一句狂妄的话，除了我，谁也做不到！”

郑天良的话很狂，但这狂话让叶正亭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他非常欣赏那些能在面前发脾气的下级，更欣赏像郑天良这样大刀阔斧拿得起放得下的改革干将。郑天良一通狂话，竟让叶正亭也一时无法开口了，他将目光转向黄以恒。

黄以恒语气很平静，他说：“我同意叶书记对合安改革的原则性立场，合安啤酒厂有过历史贡献，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它已经完成了历史史命，啤酒厂全部转让产权是改革的必然，我们必须要尊重这一历史规律。这需要我们大家都要转变观念，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经过思想反复的，没什么了不起的，很正常。刚才我听了天良同志热情洋溢的发言，很有启发，我觉得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工业区改革就像当初工业区建设一样，根本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轻松，我是深有体会的，许多在桌面上合理的，拿到工作中就不合理了，在桌面上不合理的，却又必须要在工作中实施。确实按国务院规定，啤酒厂转让全部产权应该进行公开拍卖，但天良同志说得对，公开拍卖是卖不到六百万美元的，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十年前合安是有优势的，但十年后这个优势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人家发展了，我们原地不动，十年前周边省份都没有高速公路，但现在人家都有了，但我们省没有，我们不但优势没有了，还变成了劣势。这就是历史与现实的矛盾，所以说合安今天的困境是有很多原因的，你总不能让一个县拿钱来修高速公路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七百万美元虽然离我们理想的价格少了许多，但实际上我们企业贬值的速度比折旧本身要高得多，我们只能从长远来考虑这件事，因为台商来后，我们的就业人员还要增加，规模扩大后税收也相应增加，无形的社会效益和有形的经济效益都足以让我们下定决心签字。台商肯定不会比我们头脑简单，但我还是相信只有错买的没有错卖的。我的个人意见供大家参考，大家也可以议一议，当然最后还得由叶书记拍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