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与企业家交朋友 (2)-放下武器

宣中阳很不放心地望着郑天良,然后说:“叶书记那里只有靠你去说情了,我是不敢为腐败说情的,老田自己不注意,咎由自取,谁也救不了他。”

郑天良说:“当然了,求情是不能放在桌面上说的,我们这是私下里说说,传出去是很不好的。但是,我很为难,因为我跟老田调换了分工,人家以为是我在搞老田,其实这件事我一点也不知道,据说是杨功成在审计调查的时候供出了老田,县纪委立即就通报市纪委,我找了市纪委的同志,但市纪委的人凶得狠,一个小科长都敢对我指手划脚的,根本不让我插手。我的意思是,明天我们俩去市里,你不好讲,我来讲,当面向正亭书记和黄市长求情,只要我们尽到努力了,我们也就对得起老田了,这种做法虽然不符合组织纪律,但说老实话,我们现在抓工作应该要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统一起来,毛主席就曾表扬过邓小平是‘这个同志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话又说回来了,与那些几百万几千万的大贪官比起来,老田的这三万多块钱根本不算什么。”

宣中阳见郑天良说得很诚恳就勉强答应跟郑天良去市里一趟,郑天良说以向书记市长汇报清产核资和审计结论的名义,顺便引到田来有的问题上去,这样过渡就比较自然了。

第二天,宣中阳到市委向叶正亭和黄以恒汇报合安县工业区的情况,郑天良发现黄以恒跟叶正亭很亲密,叶正亭在听汇报的过程中给茶杯里加水时,主动先给黄以恒的杯子加满,黄以恒说:“还是我自己来吧!”,叶正亭说:“不要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斤斤计较了,总有一天我们退下来都成了老百姓,你不还是我的老兄。等级制度让我们在倒茶问题上都深受其害。”黄以恒和宣中阳郑天良都不同程度地笑了起来。

因为宣中阳和郑天良主要是为田来有求情来的,再加上黄以恒在场,合安工业区问题无疑是相当敏感的,所以郑天良汇报工业区清产核资和审计情况的时候非常原则而抽象,只是说已经提前完成了这项工作,但只字不提实际资产情况和审计中存在的问题,不拿出具体数字来。而七绕八绕后,却绕到了田来有的问题上,郑天良说:“田来有同志为工业区建设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工作一直是任劳任怨不计个人得失的,所以拿了两三万广告回扣完全是一时糊涂,而且这与贪污受贿还是有些区别的,应该把它定性在经营活动中吃回扣这一层来考虑,田来有的问题是属于领导干部不恰当地参与了经营活动,而不是受贿。所以请叶书记、黄市长能不能从这个角度来从轻处理。”

黄以恒很详细地看着郑天良,像在研究一件出土文物一样地推敲着郑天良的表情,然后问了一句:“老郑,你是来汇报工作的,还是来为田来有求情的?”

宣中阳看了看郑天良,郑天良说:“汇报工作,也顺便说一说县里对田来有问题的基本态度,中阳同志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

宣中阳点了点头,表示肯定。黄以恒说:“我不知道你们合安县委的领导同志是如何理解以法治国的,法律是不是在合安已经成了一纸空文?感情能取代法律吗,市委市政府能以行政命令来废除国家的法律吗?我不会这样做,叶书记也不会这样做。田来有的蜕化变质和腐败堕落是他自己个人的行为,不代表合安县整个班子的形象,不需要开脱什么,他的问题由纪委和检察院来定。”

郑天良觉得黄以恒的这番表白既可理解成他对部下的冷酷无情,也可以理解成他对叶正亭的试探,抢先表明正义后,他要看叶正亭对自己的部下究竟是什么态度,因为叶正亭知道田来有是黄以恒重用的人,现在已经被“双规”,下一步是不是要斩草除根赶尽杀绝。

叶正亭在黄以恒讲完后,劈头盖脸地将郑天良训了一通:“你今天根本不是来汇报工作的,而是来为田来有求情的,耍什么滑头?有你这么汇报的吗?没有具体数字,没有详细的情况分析,没有对形势的基本判断,没有对未来的整体思路,我不知道你郑天良这个全省最早的乡镇企业明星书记是真的,还是假冒的水货?如果下一次你还是这样来汇报工作的话,我就请你让贤,你这简直就是在浪费我和黄市长的时间。”

郑天良抹着鼻尖上的细汗,声音软弱地为自己辩护说:“叶书记黄市长,工业区清产核资和审计情况我们只是简要地汇报一下,具体情况我们还有一个详细的汇报材料,明天就报来。”

叶正亭严厉地说:“所以你们就打着汇报的幌子来为田来有说情,搞什么名堂!田来有不抓起来,你们合安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田来有前仆后继。搞经济建设,领导干部过不了金钱关,是绝对不能用的。之所以让你协助中阳同志抓经济工作,就是因为许多同志反映你的作风一贯是正派廉洁的,看来对你要重新认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我在河远一天,就不会让腐败分子安稳地过日子,谁也不行!”

郑天良和宣中阳等于走进了死胡同,他们非常失败地离开了市委办公大楼。黄以恒让二位中午留下来吃饭,宣中阳和郑天良都说要赶回去有事,就告辞了。走出了飘扬着旗子的大楼后,郑天良对宣中阳说:“知道市委市政府的态度也好,虽然碰了个鼻青脸肿,但我们对老田是仁至义尽了。”宣中阳没有搭腔,一脸的无奈。郑天良说他还要到经委去一下,宣中阳就先回去了。

郑天良住进地处偏僻的“鸿运宾馆”后,关上门,一个人坐在房间里从公文包里掏出十万块钱,他感到这包钱放在身边就像怀里揣了一颗劣质手榴弹,随时都要爆炸,他想把这颗手榴弹扔掉,扔到河远的银行里,这样安全一些。中午一个人在餐厅吃了饭后,趁着中午所有的人都下班回家吃饭的空档,郑天良戴上太阳镜悄悄下楼上了出租车,见四周没有一个熟人,他叫出租车开到市郊开发区的一个中行营业部,营业部里没有一个人,他匆忙地推门进去,将太阳镜压低在鼻梁上,憋着声音在柜台上用十万块钱换了一张存单,在填写存款人姓名时,郑天良写上了“周玉英”三个字,柜台里那位嘴上涂满了口红的女员工扬起又细又弯的眉毛问郑天良“你是周玉英?”郑天良心里一惊,然后又反戈一击道,“有什么不妥当吗?”女员工笑了起来,她说“没什么,因为我婆婆也叫周玉英,没想到你跟婆婆是一个名字”。郑天良稳定了一下墨镜,说,“看来我和你婆婆还有些缘分。”说着打了一个响指,做出一付玩世不恭的大款神情。

回到宾馆,他摘下墨镜,然后推开卫生间的门,卫生间里一无所有,只有抽水马桶放水的声音异常尖锐地经过他的耳膜,他怀疑是不是刚被人用过或有人来过?于是他很怀疑地盯着马桶,十五分钟过去了,马桶放水的声音一如既往。郑天良谨慎地走过去,掀开抽水马到成功桶盖,他发现原来是水箱漏水。其实他并不想上厕所,这种多此一举的动作从一开始就让他外强中干的表情四分五裂。此刻,他有些报复性地狠狠地关上了卫生间的门,然后又拉上了厚厚的窗帘,午后灿烂的阳光被关在了屋外。白天的灯光有些别扭,它给人一种做作和故弄玄虚的氛围,这使郑天良对这个空间产生了部分的抵触情绪。于是,他坐到房间的沙发上点燃了香烟,香烟在他的头顶上腾起柔软而安静的几缕青雾,惶惑的心溪水一样地逐渐平息下来。他从包里摸出了存单,他发现上面全是机械的图案和电脑打印的数字与符号,看不出一点人的痕迹来,存单其实就是一张纸,郑天良感到这张纸对他不构成威胁,心里就越来越踏实。抽完了烟,郑天良站起身倒在床上,他最先听到的是自己呼吸的声音,这么年来,从来还没有感受到过自己的呼吸的声音,这声音粗糙却均匀,缓慢却流畅,如同一架用了许多年的风箱,自己的生命就在这风箱里进进出出几十年了。郑天良躺在松软的席梦思上浮想联翩,他觉得自己像一个特务,又像一个演员。特务和演员的主要行为就是表演,人活着也是表演,表演具有创造性,所以让人很振奋,很有成就感。如果说生活是一门艺术的话,生活的基本形式就应该是表演,表演才能产生出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