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了记者，工商局凌局长抢在前面要找黄以恒，吴成业说他先来的，就不答应凌局长先汇报，两个人在县委办吵得不可开交。黄以恒叫宣中阳让他们两个一起进来，都是为五八十工程的事。

凌局长说，由于拆迁范围太大，这个月工商税减收六十多万，而一些没有拆迁的工商户也赖着不交工商税，说拆迁影响了他们生意，收税的工商管理人员有好几个被打伤了，他气愤地说：“这些人简直就像天安门广场的暴徒，我请求县公安局派警察帮助我们镇压。”黄以恒说：“你怎么能把人民群众说成是暴徒呢，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要让人民群众充分理解五八十工程，要让人民群众自觉地支持和服务于这个大局。”凌局长火上浇油说：“除非你把他们都提拨为科局长，直接归你指挥了，他们才能服从大局。你不派警察，我只能对你说实话，下个月工商税要减少八十万，我已经做好了下台的准备，不过你要是撤了我的话，只会越收越少。”黄以恒坐在那里不支声了，他过了一会儿才说：“凌局长，我知道你们工作很辛苦，但是为了合安的改革发展，我们只能这样了，工作慢慢做。我将抽出时间来跟你一起下去收税，另外再让县电视台、电台、报纸加大对五八十工程的宣传力度，但绝对不能抓人。”

坐在一旁冷场了好半天的吴成业插话说：“前些年省委魏廷旺副书记来的时候，你不是让公安局抓人了吗？我今天也是来申请派公安协助我们抓人的。”

黄以恒说：“老吴呀，你是一个老知识分子了，怎么能说这样的话，这次天安门事件后，还能轻易出动警察吗？你这不是存心想让我县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毁在我手里吗？”

吴成业眼镜摔裂了，他从碎裂的镜片里看到的黄以恒也是一种分裂的形象，于是就说：“反正合和酱菜厂的工人已经将我的眼镜打碎了，下一步他们就准备将我的骨头打碎，如果你再不派警察加强力量，我只好先申请你赔我眼镜，然后再赔我骨头。”黄以恒说：“你为什么不去找老郑？”吴成业说：“郑天良现在是副县长，不是酱菜厂厂长，也不是马坝乡乡长，局面失控了，我当然向你求救，老郑是无权调动公安的。”黄以恒说：“你先回去，我马上跟老郑商量这件事的处理办法。无论如何，月底，一年要将道路让出来！”

凌局长和吴成业还没走，财政局李局长进来了，他一进来就喊道，财政上已经分文没有了，都用去“三通一平”了，老干部的医药费，还有下个月的工资，怎么办？我的县太爷！吴成业临走前丢下了一句话：“羊不吃草，想吃树叶，它爬到树梢上后，才知道要付出代价。”

黄以恒还没弄懂这话的意思，吴成业已经走了，凌局长李局长更是一头雾水，他们的理解能力局限在人民币的图案的设计上，这与他们的职业有关。

郑天良身上有许多农民的习性和乡村兽医的拙朴，他习惯于在一条直线上思考问题，又喜欢在一条直线上解决问题，他一直活在一个平面中，他生活在乡村土地上，土地的一览无余成为他的一种不可抗拒的性质。所以，他在当官十几年后，还是那般容易让人一眼看透，就像一桶透明的水。比如说在反对黄以恒的租赁承包合和厂这件事上，人们就一眼看出了他对合和厂的个人情感，而且捍卫得毫不含蓄，捍卫得理屈词穷，这就是他的直线思维的必然结果。

黄以恒找来了郑天良，他在沙发上坐定后，黄以恒照例坐在他身边的另一张沙发上，以保持永远平起平坐的格局。郑天良却照例表现出对五八十工程的异议，他说：“五条大街一起建，影响到近一百多家工商户，四百多户居民，十一个大大小小的工厂，税收大幅度减少，县财政眼看就要断炊，钱，钱从哪里来？我早就跟你提醒过，但你是一把手，就是不想对我的善意发扬一下民主。工业区现在是四面楚歌，有三个工程三个月开不出建筑费，工地的工人们要到县政府食堂吃饭，这些工作我可以帮着做，但钱怎么办？自来水厂说管线的钱不到位，马上就要停水，他们已经顶不住了。你想过没有，我们县三十八万老百姓现在每人要背上八千块钱的建设债务，而现在每人年均收入只有六百多块钱，如果让他们还清这些建设债务，不抽烟不喝酒不买衣服不娶老婆，全县老百姓要还十二年。你这不是大跃进那一套又是什么？”

黄以恒静静听郑天良将牢骚发完，然后问他一句：“你讲完了？”

郑天良说：“我当然没讲完，但这些就够了。”

黄以恒照例先给他递去一支烟，又点上火：“终于轮到我能说话了”，他永远是举重若轻地说：“关于五八十工程的事，现在再说是毫无必要的。天塌下来，我一个人顶着，资金的问题、社会稳定的问题由我来解决，而工业区的建设，你去解决，这是分工，也是职责。我今天找你来，就是让你去做一下合和酱菜厂的工作，让工人们立即撤出工厂，全和厂在马坝的新厂房我已经看过了，比现在的合和厂气派得多。我觉得这个厂的职工是会听你指挥的，再说啤酒厂的建设也是你负责的。老吴的眼镜都被工人们打碎了，这还像话嘛，但有一点我们必须保持一致，也就是无论如何不能激化矛盾，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马上我还要去省里跑资金。这事我就全权委托你了。”

郑天良说：“工作我可以去做，但是他们提出的条件我答应不了。”

黄以恒说：“条件你可以代表县政府跟他们谈，我们人民政府不要忌讳人民向政府提条件，只要撤出工厂，什么都可以谈，就像只要台湾承认一个中国，什么都可以谈一样，原则立场是不能让步的。”

县委政府的车全都出去跑项目和资金去了，郑天良的外交能力是肯定不行的，这几乎已成了共识，所以就让他坐镇合安负责工程建设。郑天良答应立即去合和厂工地现场，郑天良这个人最大的好处就是一当他牢骚发完，份内的工作是从来不马虎的。没车了，郑天良说他骑自行车去，黄以恒说这不行，他让自己的司机沈一飞用桑塔纳送郑天良去现场。县里只有黄以恒一个人有桑塔纳专车，其他人都是从两办调车，车子都是“伏尔加”、“拉达”这一类老爷车。开专车的沈一飞地位比其他驾驶员自然要高出许多，也应了天子脚下五品官的老话。沈一飞穿戴整齐，雪白的衬衫领口常常挂着一根领带。

郑天良坐在沈一飞的车里，看到他脸上傲慢的神情很不舒服，他想要是其他人搭他的车还不知是什么脸色，他总觉得沈一飞的这种情绪主要出在领带上，因此从不穿西装的郑天良对沈一飞的领带耿耿于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