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以恒见郑天良不同意造拖拉机，就连连说：“郑书记批评得对，确实科技应该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生产力水平还跟不上去，不过搞工业这条路是一定要走下去的。”

郑天良点点头表示同意黄以恒的看法。黄以恒问：“郑书记，中午要不要食堂加一个红烧猪蹄，你最喜欢吃的，我已经让万师傅做了。”

郑天良说随便吃一点吧，有什么吃什么，不要搞什么特殊，下不为例。黄以恒说，下次我一定严格按照郑书记的指示办。郑天良说：“你让万师傅加了红烧猪蹄，我的菜票不够了，你卖两块五毛钱给我吧。”黄以恒说：“红烧猪蹄的钱就从公社的办公费里冲吧。”郑天良眼睛一竖：“小黄，你这是什么意思？”黄以恒小心地说：“初八才正式上班，我的意思是这就算加班补助。”郑天良问：“你说应该给你发多少补助费？”黄以恒愣在那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从华西大队回来的路上，各大队书记们羡慕嫉妒得直流口水：“乖乖，华西的大队干部们抽的全是带把的烟，我们这里连买都买不到。他们简直是地主，我们是贫雇农。”“他们是解放后，我们是解放前。”这时有人说：“你们这么说，不就是认定郑书记让我们生活在万恶的旧社会吗？完全是现行反革命说的话。”火车上大家上纲上线了起来，郑天良迷迷糊糊中睁开眼说：“不要怕揭短，如果我还是让朝阳公社的老百姓一边喝稀粥一边打麻将，这跟解放前确实也差不了多少，看看老百姓的土屋吧，再看看多少社员家里连一台收音机都没有，还有三个大队至今没通电。这他妈的叫什么日子！”

郑天良这样一说，也没人敢再发表议论了。

回来后，党委会开了三天三夜。像华西大队那样办大工厂是不可能的，没有钱，买不来设备，即使有钱，也没有技术。第三天晚上郑天良熬红了眼最后在党委会上拍板，制定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由小到大，由农而工”的发展纲要，会议决定将已经关门的公社农机厂改成“铁器加工厂”，现在分田到户后，镰刀、锄头、铁锹、犁铧的需求量遽增，把那些当年报废的拖拉机、插秧机还有一些锈铜烂铁一锅熬了，集中全公社最优秀的铁匠造镰刀锄头。再建一个粮食加工厂、棉花加工厂。三天党委会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是全公社发动种菜，种蔬菜的收入是种粮食的六七倍，朝阳公社在县城边上，要发动农民种五千亩蔬菜，一千亩供应县城，剩余的销往南京、扬州、上海、杭州等地，乡党委成员倾巢出动，全都到南京、扬州和苏南去跑国营蔬菜公司，用最低价格争取让他们来上门收购。

郑天良宣布了这些宏伟计划后，情绪激动地说：“两年之内，朝阳公社必须全面消灭土屋草房，社员住不上瓦房，我们这些人就是饭桶！”

一夜潇潇春雨，第二天柳树上就绽出鹅黄的苞蕊，池塘里也注满了春水，雏鸭们在水里自由地扎着猛子，柔软而温暖的风掠过返青的麦苗和人们干裂了一冬的脸，这时候，春天就已经正式抵达这片贫穷而不甘寂寞的土地。这时候，公社党委会制定的朝阳公社发展规划已经全面启动，铁器厂冒出了一股股赚钱的黑烟，粮食加工厂、棉花加工厂昼夜机器轰鸣。那是一个只要敢干，白痴也能赚钱的年代。不到三十岁的郑天良站在铁水奔流和机器飞转的场景中，一遍遍地体味着“三十而立”的深刻内涵。

郑天良带着黄以恒去苏南几个城市跑蔬菜公司，可所有的蔬菜公司的领导们都说路太远了，郑天良说我们的价格比你们这里要低百分之三十，如果你们上门去收购，保证要比这里低一半价格，讲得那有些国营领导烦了，就毫不客气地对郑天良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懂规矩，没看到我正在看报纸吗？告诉你，你再便宜我也不要。我们都是国家干部，不是投机倒把分子。”

晚上回到潮湿而充满霉味的小旅馆，郑天良情绪有些低落，这个在朝阳公社呼风唤雨的书记在这里就像叫花子一样被人侮辱，但他在脸上并不会表现出来，他对黄以恒说：“小黄呀，这就是小平同志讲的，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太穷了，人穷是没有什么尊严的。”小黄就连连点头说：“郑书记分析得对，我们只有把经济搞上去了，才不会被人欺侮。”小黄给郑天良端来了一盆洗脚水：“郑书记，跑一天了，你泡泡脚吧！”郑天良说：“你洗吧，我自己去打水，白天我们已经被人当洗脚水泼了，我们再也不能让洗脚水来伤害自己。”说着就端着盆下楼了，一席话，说得黄以恒鼻子发酸。

洗完了脚，坐在床上抽闷烟。这时四人间的通铺上又来了一位浙江的推销尼龙袜子的推销员，大家交流了一番后，那位瘦得像猴一样的推销员说：“你们这样推销肯定不行，应该给人家领导送一点礼，你看外国电影里去朋友家参加晚会都要送点花或玩具什么的，这是人之常情。再说了，国营公司的生意又不是领导自己家里的生意，要不要你的货无所谓的。”黄以恒说：“请这位同志帮我们想想办法吧！”瘦猴说：“你们送一点紧俏的土特产品去。”郑天良说：“人家都是党的干部，怎么可能要呢，再说我们这样做不是拉拢腐蚀革命干部了吗？”瘦猴说：“这就看你怎么理解了，前些年你不小心说‘买一张毛主席像吧’，这就是现行反革命了，而现在看来，你花钱换东西就是买，一点也没错。我说送土特产是加深革命感情，你非要说是拉拢腐蚀革命干部，嘴长在你脸上，我也没办法。”黄以恒说：“郑书记，明天你在旅馆歇着，我来去。”

第二天晚上，黄以恒眉飞色舞地回到小旅馆，他对郑天良说：“郑书记，谈成了，蔬菜公司领导说保证收购十卡车十二万斤茄子、青椒和卷心菜，人家还给了我一支带把子的香烟，我不抽，给你！大前门的。”郑天良拍着黄以恒的肩膀：“好小子，有你的！怎么谈成的？”黄以恒说：“郑书记，我送了十斤麻油，二十斤花生。”

郑天良不支声了。他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嘴里咕哝着：“这是怎么回事呢？”黄以恒安慰他说；“郑书记，你不要想得太多，权且当着我们这些乡下人到城里来走亲戚送一点土特产吧。”郑天良躺到床上望着天花板，一动也不动，半个小时后，他突然冒出一句：“蔬菜公司领导不是党员吧？”黄以恒说：“肯定不是党员，党员领导怎么能接受土特产呢。”郑天良点点头表示肯定。晚上房间里有一只蚊子在春夏之交提前苏醒了，嗡嗡地叫着。郑天良一夜都被一只蚊子牢牢控制着，没睡。

从其他各地回来的党委委员们都有了好消息，但每人都在出差费外花了一百多块请客送礼的钱，好在郑书记不批条子，此事也就糊里糊涂地不了了之地报了。后来郑天良的观念也有了一些变化，比如，他觉得来客商的时候，在饭店请客吃饭是可以的，因为人家帮你的忙，这等于是给人家面子，但参加陪同的公社干部一定要交伙食费，不低于在食堂的吃饭标准，四毛钱。再后来，县里领导下来检查工作在公社食堂吃饭，也没领导像以前一样主动交伙食费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县里领导来了就从公社食堂转移到街上饭店里去吃饭喝酒，郑天良也渐渐习惯了，他觉得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接待外宾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宴会，肯定是不会要人家交伙食费的。这很正常。但郑天良有一点在党委会上卡得很死，任何党委成员参加陪同必须交伙食费，任何人都不允许接受外面的礼品，一旦发现，党纪处分，决不轻饶。他说：“我们的每一分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还有三个大队至今连电灯都没有，想起来让人寒心，我们如果胡吃海喝，受人钱物，那真是罪该万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