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每回从郊区回来，下了公共汽车，走拢东单十字路口时，侯锐总希冀能看出一点征兆，预示着立体交叉桥即将动工。
然而，他总是失望。
十字路口西北角，把口的那座古旧大棚构成的“东单饭馆”依旧触目惊心地映入了他的眼帘。这家永远拥挤的饭馆一侧，照例有人排队在购买煎饼卷油条。三十年了，这座丑陋陈旧的饭馆虽然一再粉刷，却永不见拆除重建，它还要存在多久呢？
侯锐走到十字路口的铁栏面前，点燃一支烟，朝十字路口西南角望去。那里的人行道后侧，成L形竖立着高大的、连续不断的商业广告。他很快便发现了广告的最新变化，拐弯处的一幅，换成了日本松下电器公司的广告，一个巨大的孙悟空从彩色电视机的荧光屏中飞出，背景用无数小金属圆片组成，随着空气的流荡，小圆片微微摆动着，在夕阳映照下，构成了金波闪动的视觉效果。望着这些彩绘的、充满匠气的商业广告，侯锐吐出一口烟来。他想，生活毕竟还是有了一些变化，多年来人们所向往的东西，即使还不能立即获得，总算有了实现的可能。
侯锐是北京师范学院一九六四年的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到远郊一所公社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到这一九八○年的秋天，他已经整整三十九岁了。上大学的时候，他是公认的美男子。他有着宽阔的前额，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长短配搭恰到好处的鼻子和嘴，以及当中有天然凹槽的极富魅力的下巴，他曾经在高校运动会上拿过100米自由泳比赛的亚军，由此可以想见他有着怎样的体魄，但是，此刻站在十字路口人行道边上抽烟的侯锐，已经有点未老先衰，他的鬓发竟已斑白，眼角的鱼尾纹虽不甚明显，泪囊却已青灰可辨，而且昔日红润紧实的皮肤，业已变得黄黑粗糙。不过从稍远处望去，他仍不失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壮年男子。
侯锐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倚在铁栏上，望着东单十字路口壅塞喧嚣的景象。横过十字路口的东西向长安街固然宽阔，但与其垂下交叉的南北街道，特别是东单以北的街道，却狭窄得与长安街极不相称，这里分明需要尽快建起立体交叉桥，然而……
侯锐把抽剩的烟蒂扔到脚下，双手撑住铁栏，望着马路上纷繁驳杂的车流，任失望与向往的丝缕，在心头交织成一张五味俱全的网。
正在这时，有人用手掌拍着他的肩膀，令他吃了一惊。
二
侯锐扭过头来，一眼认出了面前站着的胖子，是大学时的同学葛佑汉。
葛佑汉当年是以在职干部身份投考大学的，比侯锐大五岁。他本想考个名牌大学，出来到研究单位去“高级”一下，万没想到只考取了个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胡同里一所最不起眼的中学当教师。这是葛佑汉一生中最大的憾事，至今他仍极其怀念昔日的机关，以及他在机关当科员的那段生活。“要不是当时迷了心窍，非考大学不可，我早混上个科长啰！”这话他常对人说，到了中学他谁都看不起，但别人几乎也都看不起他，因为他简直不会教课。后来他当了图书馆的管理员，又半真半假地时时为慢性肾炎而病休。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什么政治运动、十年浩劫，对他虽然不无影响，但很难以此为线索来概括他的生活。多年来，他不看报纸，不听广播，不打听政治性小道消息，也几乎不看除家具图样和菜谱以外的任何书籍，而他居然是图书馆的管理员！他用五年的时间奔走在各个换房站，结识了无数的房管员，他乘人之危，如家庭纠纷、死了亲属而感到恐惧、家庭成员政治上沉沦所造成的窘境……等等情况，以合法手续，不断扩大着自己换来的住房。目前他住着新楼区一种格局最佳的三层楼上的三居室单元，而他家只有三口人，就是他和他的老婆以及一个还在上小学的儿子。他家里有着全套颇为考究的家具摆设，这些东西都是他长年奔走于全市所有的信托商店，细致地加以考察、比较、选择、退换、卖掉然后再买进……逐一凑齐的。
此刻他腆着肚子，坦然地立在老同学侯锐的面前，他的圆脸庞上，眼皮、鼻子、嘴巴都肉嘟嘟的，显示着营养的充分与心情的闲适。他手里提着一只硕大的草编菜篮，里面塞满了刚从东单菜市场买到的鲜货，侯锐瞥了一眼，只见两条湿淋淋、厚墩墩的鱼尾，引人注目地翘在篮外。
“嘿，我一眼就认出你后脊梁了！”葛佑汉敞开喉咙，满面笑容地说，“你这是干嘛呢？闲了没事，用眼睛过车瘾么？”
“我才从学校回来，刚下车不大会儿，还没有回家呢。”侯锐懒懒地说，他并不希望与这样一位老同学邂逅。
“怎么着，你们家还没搬吗？”葛佑汉依旧是喊叫似地问。
“往哪儿搬呢？”侯锐心上仿佛被刺了一刀。他尤其不愿意同葛佑汉谈论这个问题。他知道葛佑汉如今住着怎样的房子，看出来葛佑汉从骨髓里往外喷溢的得意劲儿和优越感。他从葛佑汉的眼神里意识到，对方的脑际此刻一定闪现着侯家三代同堂的平房小屋内的情景。
“别着急，等着拆迁吧，快了！”葛佑汉用空着的手指点着十字路口说，“听说这一二年就动工，修立体交叉桥；跟日本人订的合同，人家给钱，给设计，咱们自己施工；瞧着吧，那时候你们家就扬眉吐气厂……”葛佑汉不容侯锐插嘴，忽然迈前一步，用粗短的手指点着侯锐的胸脯，降低嗓门，以极亲昵的口吻嘱咐着：“到时候别让拆迁办公室给坑了，他们准让你们往垂杨柳搬，不能去！那儿离造纸厂太近，喝了那儿的水要得癌；团结潮南区也别去，那儿地势低，一下雨楼底下全成了蛤蟆塘……你就咬定牙关，非团结潮北区不可，非三楼不可，非大过厅、双壁橱的不可……告诉你吧，‘有志者事竟成’、‘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这两句格言最灵验！”
“你的消息有多少根据？立体交叉桥，八字没一撇呢！”侯锐依旧懒懒地对他说，“我又不象你那么能耐，会换房。”
侯锐以为葛佑汉听了他最后一句话，会现出不高兴的表情来。谁知葛佑汉的脸上更增加了几分诚恳，他连连点头说：“是啊是啊，你哪象我似的，豁出去，二皮脸，跑跑颠颠，求爷爷告奶奶的。再说你平日又在城外，星期六才回来，星期一一大早又得走人……”
侯锐已经偏过头去，望着夕阳渐暗、暮色缓降的长安街，继续想自己的心事，葛佑汉却心平气和地又跟他叨唠了几句，这才告别而去。
三
侯锐的家，就在离十字路口不远的一条胡同里。倘若东单真要修立体交叉桥，他家住的那个院子，是非拆掉不可的。
侯锐慢腾腾地朝胡同走去。
胡同里一片灰色。灰墙、灰瓦顶、灰色的路面，象每回一样，侯锐一进胡同，情绪也便灰了下来。
侯锐近年来每周必回家，甚至于一周回家两次。其实从他那个学校跑回家来，要步行两里路，搭乘长途汽车，再换市内汽车，时间、精力的消耗都很大，可他还是宁愿得空就往家跑。
侯锐也曾有过那么一个阶段，心中充满玫瑰色的意念，决心扎根农村，为在农民子弟中普及中等教育干一番事业，在这种心气最盛的时候，他一度半年才回一次家，然而纷乱的世事象无数把利剪，早已绞断了拴系在他心上的理想之线。这两年，他们公社所属的三所中学里，已经有十多名教师调回了城里，说是照顾家庭困难、个人身体不佳，其实谁都清楚，他们自己也并不隐瞒：几乎全都靠的是死磨硬泡加拉关系走后门，调回城里以后，他们便纵情享受城市特有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又何尝有几个真的比以往更体贴地照顾双亲，又有几个真的静息养病呢？侯锐在公社所在地的镇上逛街，遇上以往教过的学生，他们大多已经成了公社地区见多识广、自认看透世事的活跃人物，他们总是片面便问侯锐：“侯老师，您还没调回城里哪？”侯锐从他们的脸上、眼里，清楚地看出了一种轻蔑或怜悯的表情。生活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甘心在比较艰苦的地方为人民工作，在人们心目当中竟成了可疑或可怜的状态：你还没有把自己调往更舒适的地方吗？你真没有能耐，你这人真窝囊！侯锐忍受不了这种对待，有一回他用反抗的声气说：“没调回去呢，没门路，你别光瞅着我乐，你倒帮帮我的忙，给我活动活动！”对方一龇牙，毫无顾忌，甚而面带几分得意，又的掺杂着几分挑逗与轻蔑，大声地说：“行啊！可您能帮我干点啥呢？”侯锐扭身就走了。他恨自己，他轻贱自己，因为他一无钱二无权三无门路，他只能乞求别人救助，而无力拿出什么来与别人交换。在现今的生活中，他觉得自己简直是个废物！“窝囊废！”他自己骂着自己，这样心里才不堵得慌。
前面就快到侯锐家的院门了。他出于一种复杂的心情，停了下来，站到电线杆下，点燃了一支烟。他望着那古旧的院门，据说那个院子几十年前是一家客店，因此里面拥塞着几层排房，侯锐家的那间屋子后墙上的小窗子现在亮着灯光，把一块粉不叽叽的带蓝花儿的窗帘布照透了。这块窗帘布在侯锐的心中勾起了一股酽酽的柔情，这毕竟是唯一称得起“家”的地方啊，但同时也从他心中泛起了一种酸苦的不平，门洞左拐是他的家，右拐便是男厕。那些往来在长安街上的外地同志和洋人，大概万不会想到在这离长安街不过一二百米远的地方，竟有这样简陋、肮脏的厕所。记不得哪本书上曾经断言过，一处地方的文明程度究竟如何，最权威的标志是厕所的状况。其实侯锐他们院的厕所倒也并非不能打扫干净，但奇怪极了，虽然近些年来院中各家越来越讲究家具摆设，却对公用设施，如院中的路灯、自来水龙头，乃至这厕所，越来越不知爱惜、管理，厕所里永远乱扔着手纸，使人无处下脚。侯锐曾经下最大的决心，一个人去打扫过，但当时便惹得院里一些人不高兴，因为他这一行动本身，似乎便意味着对院内长年住户的一种轻蔑，而这是他们所断断不能容忍的；再一次回到家中，侯锐发现厕所状况依然如故，他也便从此放弃了改造院内厕所的雄心。
站在自己家的院门外头，居然想了半天关于厕所的事。这真滑稽，或者也是窝囊废的一种表现，侯锐苦笑起来。
侯锐很不情愿地想起了刚才在路口的邂逅。不情愿，脑海中却偏浮现出葛佑汉的胖脸来，这说明人真是不能抑制自己的思维。侯锐去过葛佑汉家里一次，那三居室单元的每一个细部都令侯锐嫉忌得发狂，不是侯锐没有见过世面，侯锐去过复兴门外的军队大院，那儿的单元房远比葛佑汉住的高级，但人家总算师出有名，葛佑汉凭个什么呢？
侯锐常常把葛佑汉的情况拿来同蔡伯都比，越比，他就越感到愤愤不平。
蔡伯都是他和葛佑汉共同的同学，蔡伯都现在是某剧团的专业编剧。近二年来，他的两个剧本都打得很响，剧团演出，电影厂拍片，出版社出书，对外刊物介绍，报纸上发表了不止一篇评论，电视台还邀请他同观众见面。用葛佑汉的话说，蔡伯都“成仙”了。但是蔡伯都又住得如何呢？直到头两个月，他才终于根据照顾有成就的文艺工作者的政策，分到了一个两间的小单元。这单元恰恰在葛佑汉提起就要撇嘴的团结湖南区，并且位于一栋楼的最高一层。当然，这比以往三代四口人挤住在一间小平房中强多了，然而搬进去以后，依然并不显得宽松。葛佑汉和蔡伯都的住房情况，常常激起侯锐万千的感慨。要想把我们这个社会整治得真正体现出多劳多得、按劳取酬的面貌，真是太难了。蔡伯都已算时代的幸运儿，但他只能依靠“组织”，他甚至比侯锐更不会寻觅、利用“组织”以外的，实际上比“组织”更有实际分配权的个人关系，所以充其量他只能分到这么一个单元，为了落实这么个最高层的单元，多少领导同志斟酌了又斟酌，划了多少圈儿，这才分到蔡伯都手中。而同一栋楼中那些二、三层的大单元呢？是否都住着比蔡伯都更出色、更出名的角色？怪，竟有好几家是葛佑汉式的人物，别光给人们讲述干部享受特权的故事了，也该让人们见识见识葛佑汉这样的市侩。昏庸的干部和善于钻营的市侩，就象枯木与毒蕈那样互相体恤着。
侯锐扔掉熄灭了的半截香烟，他依旧沉默地站在那棵电线杆下，路灯亮了，路灯光使胡同里的灰色转化为一种暗银色。不知为什么，这就使原本显得枯燥乏味的胡同增添了一种风韵。
忽然，侯锐的心提升到了嗓子眼，他先听到了种清脆的、节奏熟悉的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然而，那期待中的、又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在路灯光的光圈中显现了出来。走来的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妇女，她穿着入时的豆青色外套和醉枣色长裤，头发烫成蓬松的大鬈儿，其中一鬈弯成一个C字，搭在长而不宽的脑门上；她的眼睛是细长的有如豆角，高鼻梁，厚而红的梭形嘴唇紧闭着；右手挽着一只洋红色的人造革手提包，充满自信地朝前迈进着。
侯锐目不转睛地，甚而含有几分挑逗地盯着她。当她进入到路灯光的光圈中时，她显然也发现了侯锐，但她仅仅是向侯锐投去匆忙而冷漠的一瞥，步履和体态却丝毫不为所动，咯登咯登地从侯锐身前走过去了。
侯锐转过身，把胳膊抬起挨到电线杆上，把脑门贴拢胳膊，痛苦地咬着嘴唇。一股烫水般的潮，在他心中涌起来。
四
侯锐爱过她。
他俩是小学时同学，上六年级时，有一回在校园里玩捉迷藏，不知怎地心血来潮，他俩一块翻墙躲到了一个死旮旯里。那里面布满多年无人打扫的厚厚的蛛网，他俩躲了一小会儿，便被阴湿的气息熏得心堵气短，而且，大的、小的、黑的、麻的、各种蜘蛛都爬到了他们的脖领中、头发里。那旮旯非常之小，所以他俩只得紧挤到一块儿。在那阴湿的、蜘蛛出没的人世一角中，侯锐体验到了最原始的最朦胧的一种冲动和觉醒。仿佛整个世界都被压缩到了这样一个小旮旯里，只有他和她。他的脸离她的脸那么近，以至于他能数出她有多少根睫毛，他的呼吸连着她的呼吸。侯锐从一种最自然的挨挤和接触中，模模糊糊地懂得了女人的身体比男人柔软，而且有一种天然的具有诱惑力的气味。
他们躲在那里，时间仿佛凝固了。逮人的小伙伴找不到他俩，高声地呼叫着：“侯锐，出来！傅燕敏，出来！”他的眼睛从很近的距离望着她的眼睛，他俩从对方的瞳仁里都发现了自己，他俩咯咯咯得意地笑了。
谁也没有逮着他们，他们悄悄地那旮旯里爬了出来，当晚，侯锐怎么也睡不着觉，除了精神上的亢奋外，早起叠被抖擞出好几只压死的蜘蛛，也是使他辗转反侧的原因。
小学毕业以后，他们各自考上了不同的中学。侯锐上的是男校，傅燕敏上的是女校。虽然他俩同住在一条胡同，常有对面相遇的机会，但他们却再未通话。这当然主要是由于存在着一种不容少男少女自由来往的封建性道德约束，同时，也是由于他们双方性格上的软弱。
中学毕业以后，侯锐上了师范学院，傅燕敏却参加了工作，在一家搞工艺美术的工厂里当出纳。从师范学院毕业以后，侯锐分到了远离市中心的远郊，很自然的，他虽然有过一些露水式的爱情经历，但要落实一个跟他登记结婚的妻子，却变得明显地困难起来。农村虽然不乏追求他的姑娘，以及把他放到婚事天平上称量的干部家长，但他却不愿那样安排自己的生活。于是乎他同千千万万的同代人一样，要依靠亲友给他介绍对象。这件事一提出来，他就主动表示愿与胡同那头的傅燕敏谈谈。
他们两人再一次很近很近地凑到一起，是在北海公园的壕濮涧。他们回忆起了小学时的生活，尤其是津津有味、互为补充地回忆了那一次在旮旯中躲藏的情形。回忆到最后，他那硬实的身躯紧紧地贴在了她那柔软的身躯上，于是，象人类社会中亿万次出现过的那样，他扳过她的头来，吻了她。
事后，他们被介绍人分头询问：“你对她有啥不满意的？”他说不出来，他觉得她额头太窄太长，这是美中不足。然而只要随时注意把额上的一鬈浓发披拂下来，不也看得过去吗？为了巩固对她的感情，他甚至于特意从各种角度唤起对那额头的好感。“我的额头是横宽的，他的额头是窄长的，我们后代的额间就将是苏格拉底式的……”他这样想，并且先是暗暗地，后是公开地称她的额头为“我的巴颜喀拉山”。
然而傅燕敏对他的考虑却远不是从美学角度出发的，她对介绍人说：“他能调回城里来吗？他家没房，我们在哪儿结婚呢？”这不能怪她，生活本身就是这样实际。还是在濠濮涧，侯锐跟她背诵李商隐的无题诗，傅燕敏却痴痴地望着那些奇形怪状的太湖石，当侯锐背诵完了问她“喜欢不喜欢”时，她偏过头来，郑重其事地问：“咱们要是成了，你每月还得给你妈多少钱？”
他们的关系一下子便中断了，后来爆发了人所共知的“文化大革命”，要是在城里，侯锐算得了什么？而在他们那个公社，因为他居然在《北京日报》上发表过一首有十二行之多的诗，因此他便作为“反动权威”被揪了出来。他戴着高帽子游了街，高帽子上写着“资产阶级的孝子肾孙”——的的确确，“贤”字成了“肾”字，他就作为“肾孙”被反复批斗了多次，最后罚他烧了两年的开水锅炉。他在那两年多里不能回家，因此，当他终于被“解放”，坐车返回家里时，他听到的头一个消息，便是“傅燕敏已经结婚了，嫁给了到他们厂支左的解放军。”后来那解放军脱了军装，转业在那个厂当了个副书记。如今他们有了自己的小窝，傅燕敏仅仅是回娘家时，才会出现在这条胡同里。
胡同依然是那样的一条胡同，生活似乎没有多大的变化，然而人变得多快啊！他们曾经在那蛛网密布的小旮旯中对望过，他们曾经在那幽邃的濠濮涧亲吻过，可是如今他们对面相逢，却如同陌生人般互不理睬！为什么不可以招呼一下呢？微笑一下就那么困难呢？不必过多地怪罪于身外的因素，在傅燕敏来说，她那越来越趋向于实际的人生态度，压榨干了她作为一个有过烂漫童年、初恋经历的人的感情；在侯锐来说，他那越来越趋于硬化的自尊心和与之相辅相成的自卑感，也压迫着他作为一个曾经是“巴颜喀拉山”的占有者的感情。
一阵小风吹过，挟来一股炼猪油的特殊气味。墙脚处，一股尘土打着旋儿远去了。这时，传来北京站悠扬的钟声，恰是晚上七点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