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移动(2)-危险的移动

常年失眠,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现在,他曾经引以为自豪的记忆力也出了问题,遇到一个很熟识的人,常常叫不上人家的名字;在家里到一个房间去,站在那里想不起来要干什么;脑子里整天嗡嗡嗡地响,就像有一台发动机在枯燥地运转;在会议场合讲话的时候,越来越多地出现重复,而且无法做一二三四的归纳;即使很感兴趣的电影,看的时候情绪激动,然而,事后往往记不起其中的主要情节;见到邱小康,总是忘记来之前准备好要说的事情和要说的话语,总觉得没有把最想给邱小康留下的印象留下……吴运韬常常哀叹自己老了,对生有了更多的恐惧,死亡的恐惧。他父亲活到了八十高寿,他不敢想望自己能够活到那个时候———父亲生活在贫穷但是相对宁静的乡村,他一生中最大忧虑不过是让自己和子女有饭吃有衣穿,和这个问题产生关联的人和事都不复杂,“我呢?”吴运韬想,“我站到了现在的位置,我面临的已经远远不是多打几颗粮食的问题,我面临的问题比父亲的问题复杂一千倍一万倍……”在这个意义上,有时候他轻看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这一切有意思吗?有意思吗?”他经常这样问自己。问题是,如果他哪一天松懈了,他不仅要失去所有已经得到的东西,甚至于要遭受灭顶之灾。在军事上,退却是一门比进攻还要高深的学问,人生的战场何尝不是这样?不是你想退出就能够退出的。他耳闻目睹了多少由于处理不好这个问题而招大祸的人!他当然不希望自己的人生是这样一个结局,所以他才苦苦地撑着,像战士那样战斗着。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止息。他觉得根本望不到彼岸。

昨天发生的事情,关于苏北的辞职信的种种推测,一齐涌到了脑海里。

苏北到Z部把他的辞职信交给吴运韬以后几分钟,金超就把电话打到吴运韬办公室———金超的同学张柏林到北京来招聘人才,执意要款待吴运韬,约他晚上到歌厅去消遣。吴运韬没有心情,婉言谢绝金超。金超当然不知道他这里发生的事情,还要说什么,吴运韬很不冷静地说:“我说今天不行就不行,你能不能给我一点选择的自由?”

金超在电话的那一边赶紧说:“那好吧,好吧。”

放下电话,吴运韬怔怔地坐了一会儿,对金超的恼怒毫无缘由地充塞了整个大脑。他突然想到:为金超这样的人做这样多的事情是不是值得?

关于《前沿》杂志社领导班子配备,党组基本上确认了吴运韬的意见,他最让人欣慰的是终于为师林平找到了一个位置。

吴运韬的做人准则是:对于追随自己的人,一定要给以适当的安排,这不仅仅是对追随者的责任,同时也是向世人宣告,追随者是有好处的。这样,你就会获得更多的追随者,你就会得到更大的事业发展空间。整个来说,局面不错。

苏北的辞职信就像突然扔过来一块砖头,打碎了宁静,他心灵湖面上荡着一圈又一圈不祥的涟漪。

吴运韬把信读了三遍。

读第一遍,吴运韬冷笑了一下。他的第一个冲动是马上去找廖济舟,一劳永逸地解决苏北的问题:把他请出领导班子。这是吴运韬最近半年来一直想做而没有找到机会做的事情。

读第二遍,吴运韬就问自己:苏北一直想写小说,曾经几次说想提前退休回K省专门从事写作,说胡杨能够提供必要的条件……也就是说,他想退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舞台……如果真的是这样,当然可以成全他……吴运韬甚至想好了和廖济舟说这件事的措词,他相信廖济舟绝对感觉不到这里面的真实意味。他觉得这件事不一定会引起邱小康的关注,即使邱小康关注也不难解释:“苏北这家伙从本质上是一个作家,他梦寐以求都在想写东西……苏北很优秀,我想,还是应当满足他的愿望……”他估计这样说过之后,就不会再有任何问题了。这当然是一个各得其所的结局。

他又读了第三遍。如果苏北仅仅是为了提前退休专门从事写作,又为什么说了许多工作上的问题?苏北一般不会用这种方式交谈,尤其不会用这种语言评价金超———这么长时间以来,他和金超在工作上虽然有矛盾,也曾经产生过争执,但是从来没有撕破脸皮……他为什么要这样说?

吴运韬惊讶地发现,他实际上面对着很微妙同时也很危险的局面。

昨天整个下午,他想的都是对危险局面的设想。

他揿亮台灯,从床头柜里拿出一盒没有启封的香烟,为自己点燃一支。他实际上十年前就把烟戒掉了,现在集中精力思考问题的时候抽烟,不过是过去习惯的残留罢了。这种时候在他不是很多。

他就像欣赏让他迷醉的篇章一样,又把苏北的辞职信拿出来,再一次阅读起来。一个可怕的推断让他感到脊背发凉:如果邱小康认真对待这件事怎么办?如果邱小康亲自约见苏北怎么办?如果苏北说出信上的那些话怎么办?

他的这种担心并非没有缘由。在他的记忆里,至少有两次,邱小康问起苏北的情况,一次是在党组会上,一次是在湖北视察工作的时候,吴运韬当然知道邱小康对苏北的印象,所以两次都说了苏北很多好话。

既然是这样一个有质量的人,应当充分发挥作用的人,怎么没有放到重要位置上去发挥作用,反倒提前退休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