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年失眠，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现在，他曾经引以为自豪的记忆力也出了问题，遇到一个很熟识的人，常常叫不上人家的名字；在家里到一个房间去，站在那里想不起来要干什么；脑子里整天嗡嗡嗡地响，就像有一台发动机在枯燥地运转；在会议场合讲话的时候，越来越多地出现重复，而且无法做一二三四的归纳；即使很感兴趣的电影，看的时候情绪激动，然而，事后往往记不起其中的主要情节；见到邱小康，总是忘记来之前准备好要说的事情和要说的话语，总觉得没有把最想给邱小康留下的印象留下……吴运韬常常哀叹自己老了，对生有了更多的恐惧，死亡的恐惧。他父亲活到了八十高寿，他不敢想望自己能够活到那个时候———父亲生活在贫穷但是相对宁静的乡村，他一生中最大忧虑不过是让自己和子女有饭吃有衣穿，和这个问题产生关联的人和事都不复杂，“我呢？”吴运韬想，“我站到了现在的位置，我面临的已经远远不是多打几颗粮食的问题，我面临的问题比父亲的问题复杂一千倍一万倍……”在这个意义上，有时候他轻看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这一切有意思吗？有意思吗？”他经常这样问自己。问题是，如果他哪一天松懈了，他不仅要失去所有已经得到的东西，甚至于要遭受灭顶之灾。在军事上，退却是一门比进攻还要高深的学问，人生的战场何尝不是这样？不是你想退出就能够退出的。他耳闻目睹了多少由于处理不好这个问题而招大祸的人！他当然不希望自己的人生是这样一个结局，所以他才苦苦地撑着，像战士那样战斗着。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止息。他觉得根本望不到彼岸。

昨天发生的事情，关于苏北的辞职信的种种推测，一齐涌到了脑海里。

苏北到Z部把他的辞职信交给吴运韬以后几分钟，金超就把电话打到吴运韬办公室———金超的同学张柏林到北京来招聘人才，执意要款待吴运韬，约他晚上到歌厅去消遣。吴运韬没有心情，婉言谢绝金超。金超当然不知道他这里发生的事情，还要说什么，吴运韬很不冷静地说：“我说今天不行就不行，你能不能给我一点选择的自由？”

金超在电话的那一边赶紧说：“那好吧，好吧。”

放下电话，吴运韬怔怔地坐了一会儿，对金超的恼怒毫无缘由地充塞了整个大脑。他突然想到：为金超这样的人做这样多的事情是不是值得？

关于《前沿》杂志社领导班子配备，党组基本上确认了吴运韬的意见，他最让人欣慰的是终于为师林平找到了一个位置。

吴运韬的做人准则是：对于追随自己的人，一定要给以适当的安排，这不仅仅是对追随者的责任，同时也是向世人宣告，追随者是有好处的。这样，你就会获得更多的追随者，你就会得到更大的事业发展空间。整个来说，局面不错。

苏北的辞职信就像突然扔过来一块砖头，打碎了宁静，他心灵湖面上荡着一圈又一圈不祥的涟漪。

吴运韬把信读了三遍。

读第一遍，吴运韬冷笑了一下。他的第一个冲动是马上去找廖济舟，一劳永逸地解决苏北的问题：把他请出领导班子。这是吴运韬最近半年来一直想做而没有找到机会做的事情。

读第二遍，吴运韬就问自己：苏北一直想写小说，曾经几次说想提前退休回K省专门从事写作，说胡杨能够提供必要的条件……也就是说，他想退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舞台……如果真的是这样，当然可以成全他……吴运韬甚至想好了和廖济舟说这件事的措词，他相信廖济舟绝对感觉不到这里面的真实意味。他觉得这件事不一定会引起邱小康的关注，即使邱小康关注也不难解释：“苏北这家伙从本质上是一个作家，他梦寐以求都在想写东西……苏北很优秀，我想，还是应当满足他的愿望……”他估计这样说过之后，就不会再有任何问题了。这当然是一个各得其所的结局。

他又读了第三遍。如果苏北仅仅是为了提前退休专门从事写作，又为什么说了许多工作上的问题？苏北一般不会用这种方式交谈，尤其不会用这种语言评价金超———这么长时间以来，他和金超在工作上虽然有矛盾，也曾经产生过争执，但是从来没有撕破脸皮……他为什么要这样说？

吴运韬惊讶地发现，他实际上面对着很微妙同时也很危险的局面。

昨天整个下午，他想的都是对危险局面的设想。

他揿亮台灯，从床头柜里拿出一盒没有启封的香烟，为自己点燃一支。他实际上十年前就把烟戒掉了，现在集中精力思考问题的时候抽烟，不过是过去习惯的残留罢了。这种时候在他不是很多。

他就像欣赏让他迷醉的篇章一样，又把苏北的辞职信拿出来，再一次阅读起来。一个可怕的推断让他感到脊背发凉：如果邱小康认真对待这件事怎么办？如果邱小康亲自约见苏北怎么办？如果苏北说出信上的那些话怎么办？

他的这种担心并非没有缘由。在他的记忆里，至少有两次，邱小康问起苏北的情况，一次是在党组会上，一次是在湖北视察工作的时候，吴运韬当然知道邱小康对苏北的印象，所以两次都说了苏北很多好话。

既然是这样一个有质量的人，应当充分发挥作用的人，怎么没有放到重要位置上去发挥作用，反倒提前退休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