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您因为一己私利延误和阻碍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发展，关于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职工强烈的愿望和要求，我曾经数次和您交过心，但是您蔑视了这些东西。当您恶意地在“述职”会上说出对我的评价时，我突然发现，不管于公于私，您我之间已没有任何对话之可能。我不得不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我的意愿，就像我现在做的这件事一样。

您过于看重了权力的力量，您不知道还有一种道义上的东西，比一个人在一个百十人的单位里一手遮天更有力量，更何况这只手已经遮不住那片小小的天空了———您敢让Z部党组调查和了解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每一个领导成员的素质状况和工作业绩吗？您敢让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领导班子成员向党组汇报他们的所思所想吗？您敢让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广大职工说出他们对您、对领导班子成员的真实看法吗？您敢让Z部党组了解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这几年真实的经营管理状况吗？

我历来把您作为朋友而不仅仅是领导，肝胆相照地做我能够做到的任何事情，我为您、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发展做了我能够做到的一切。但是，您不需要这种对事业的忠诚和对您个人的友谊，您不需要。所以，您我之间走到今天，我只能理解为是一种必然。我们是迥然不同的两类人，我们的交往潜伏着巨大的危险，我不希望哪一天爆炸性地暴露我们的危机。脱离接触，从长远来说，对您对我都是一件好事。

我希望我们能画一个好的句号，这也就是我写这封信的原因之一。我希望您帮助我提前退休，我想在人生的最后岁月里静心写作，而不是搅到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权谋里面去。这也是我很多次向您表达过的愿望。

如果能够提前退休，我将从内心里永远感激您。我们不能够作为朋友，但也没有必要成为敌人，这也是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我也没有到Z部党组找什么人或直接向邱小康反映问题的原因，这是我的人格所决定的。对这件事也是一样，我只希望在您我之间平和地解决它，以前的一切都可以忘掉。

事情不大，也很简单，这几百字足以把问题说清，所以没有必要谈的东西也就不谈了，我知道您很忙，我也很忙。

苏北

吴运韬怔怔地站在写字台前，脑子里好像突然闯进来一只不辨其貌的野兽，冲着他剧烈地啸叫着。

苏北的辞职信是一个星期以前在电脑上打出来的。一个星期以来，苏北反反复复做过各种权衡。他知道这是很严重的一步，他想到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他曾经想过把一切都抛诸脑后，与这个失态的世界共生共存……昨天晚上他最终做了抉择。至于这种抉择是不是最佳的抉择，他已经无从考虑。开弓没有回头箭，事情就是这样了。

来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苏北呆呆地坐在办公桌前，想象着辞职信上的每一句话在吴运韬心里敲出的音响。他浑身竟产生出一种很久不曾有过的通泰的感觉，一种直起腰说了一句一直没敢说的话的感觉。这种感觉同时还约束了他内心的不安，他对自己说，尊严重于生命，我只能这样做。不管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他都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

和所有人这个时候的情形一样：一件很难决定的事情，一旦硬着头皮决定下来，就会认为这个决定是惟一的，会为这个决定找到很多正面的理由。

现在，苏北就认为他把辞职信交给吴运韬是正确的，他只能这样做。

苏北对自己说，其实我的期望很简单，就是辞职信本身表达的那样平平安安退休，安心于创作，他甚至为自己的退休生活做了这样的设计：回老家去，和大姐住在一起，在院子里种上一些蔬菜，在青山碧水间享受生命；他知道只有在那里他才有可能还原为一个从来没有走出大山的孩子，以最自然的形态完成一个自然人的生存过程。是的是的，这样，他就可以安心于写作了，生活给了他那么多馈赠，他会将它们转化为文学作品。但是，他不再想在文坛争一个位置，他不再想了，任何能够把人变为奴隶的东西，他都不再去想。再者，文学已经如此堕落，他不认为与余馨娇那样的消费文化作家为伍是一种荣耀。作家已经把所有能够变现的东西都拿出来了：今天女儿写父亲，明天妻子写丈夫……相反，多少有思想有艺术品位的作品被排斥在文坛之外。他叮咛自己说，读书和写作只有祛除了功利的算计，才能够成为纯粹的使人心灵安宁的东西。

他渴望和迷恋这种东西。

…………人才

此时，窗外突然寒风凛冽，飘来了硕大的雪花。一场大雪覆盖了北京以及北京周遭地区，包括辽阔的华北、东北、西北地区，所有的土地和山峦都被大雪覆盖了，大地的曲线因为厚厚的积雪变得异常柔和，像是婴儿肉体的曲线。

雪野上没有任何能够游走的动物，只有树木象征性地坚守着自己的职责。

这个惟一孕育了文明的星球，越来越认不出自己了，有时候它要借助于器具对自己做出品评。

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自己感到厌恶，它厌恶自己变得苍白失血的肉身，它说它应当比这要好的，应当比这要好的……风大起来了，好像纠集起了无数头猛兽，它们低吼着，发出哀鸣。

它们马上就要扑过来了，要把所遇到的一切都扯碎。

这样的大雪！

北京很长时间没有下这样大的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