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运韬严厉要求金超巩固和夏昕的合作关系，不要使这种说法进一步放大。然后，他警觉地看着夏昕。

苏北暂时还不在他的视野之内———这是吴运韬和苏北关系最好的时期。

吴运韬谨慎地在廖济舟那里放大了关于金超领导能力不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两年来处于徘徊状态的信息，但是，以不引起他的严重关切为度。这样，他就会让廖济舟说出这样的话：

“对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事情，运韬你恐怕还是要多过问一下。你的工作重心先放在东方，总之，发展的势头不能减下来……”

廖济舟果然这样说了，并且不仅仅单独对他说，在党组会议上也这样说。

吴运韬只是点头，什么都不说。

夏昕和金超越来越难于沟通，很多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他那里都不是问题，没有任何对应措施。夏昕很急迫，对陈怡抱怨说：“一个想法，本来是十分，和金超沟通以后，反倒变成了七分，六分，甚至成了零……”

陈怡笑了笑，什么都没说。

年底，一年一度的中层干部和工作人员聘任工作又要开始了。金超专门召开办公会，研究这个问题，他说：“今年的聘任要快一点儿搞完，工作研讨，也得快一点儿搞，我的意见是这次不搞集中研讨，各部门订出今年计划就可以了，这些工作都要快一点儿结束，然后集中精力准备明年的图书订货会。议论一下吧！”

夏昕看了一眼窗外寒风中摇曳的树枝，决定说一说：“这次研讨，要有一定力度，如果还是像往年那样，起不到激励作用。如果说我们三年前有一定优势的话，那是一种机制上的优势，经过几年发展，和同业相比，我们已经不具备这种优势了，所以，创新机制成为我们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我们搞研讨，就是要切切实实地分析一下我们面临的问题，采取一些果断措施，把大家的积极性激发出来，这样，才会有新的发展。”金超脸上出现不耐烦的神色，但是，夏昕不顾这些，仍然把他关于进一步进行改革的一贯主张复述了一遍。“和改革配套的有这样几个问题，一是用人机制，二是分配机制，三是三项制度(住房、医疗、养老)改革，这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通过这次研讨，要拿出新的东西……”

“这不是什么新东西，”金超急躁地打断夏昕，“怎么是新东西？我哪年不说在管理机制上下功夫？去年我不是也说过吗？”

“可是并没有制定出任何可以操作的措施。”夏昕轻声争辩说。

“所以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次要研讨，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你说你说，你说吧。”

夏昕说：“我说完了。”

金超皱着眉头说：“老陈，你也说说吧。”实际上金超知道陈怡的意见。

陈怡和苏北最近都倾向于认为，尽管夏昕的改革设想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比起完全不做改变，仍然不失为一种好的设想。他们私下都对夏昕表示了支持。

陈怡语调平缓地说：“我赞同夏昕的意见，同意他对我们中心状况的分析。我们的确要给大家拿出一些新东西。社会发展很快，人的观念变化也很快，我们得适应这种变化。我同意让大家好好研讨一下。另外我还有一个建议，在交给各个部门研讨之前，我们班子先要有一个思路，班子要先于各部门进行研讨，然后把大原则传达给他们，这样，各部门就好捋出他们的发展思路了……”

苏北经常对自己说：“谁都不容易。”生活对任何人都是一个问题。他看到更多的是金超的难处。现在，他对于吴运韬兼职这件事的观点也正在向陈怡和夏昕靠拢。他很少和人议论中心里的事情，发表的看法都以支持金超的工作为度，“你的生活在创作上，你应当在这里让灵魂安宁……”他在《札记》里对自己说。

金超感觉到了苏北的姿态，在向吴运韬抱怨别人工作上不配合时，着意说：“现在只有苏北真正从心里支持我的工作……”

所以，当苏北说他谈一点意见的时候，金超就很在意，愉快地说：“老苏你说吧！”

“我同意陈怡和夏昕的意见。”苏北声调不高，他尽量把话说得诚恳。“现在，中层干部和员工都希望我们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来，促进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发展。目前，我看有两件事应当做：一是全年工作总结，一是研讨。去年年初，我们制定了一个年增长百分之三十的目标，我们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当初我们制定的发展目标是否符合实际？我们上了报纸，我们在给Z部报的工作计划中也把这一指标鲜明地写了上去，作为这样做的收获之一，我们得到了Z部的表扬，得到了社会的赞誉，但是从我们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员工的角度，我们做这些事情是不可理解的。这次分配奖金，总体上是较去年降低了，尽管我们寅吃卯粮加大了提成比例，仍和员工的期望值有很大距离，员工有一些疑问和不满理所应当。我们可以说是市场情况不好，但这不够。在相同的市场情况下，为什么有的出版社取得了巨大发展呢？必定还有一些属于我们自身的限制发展的深层次原因。那么，我们有没有必要对员工关心的这些问题有一个交待？我看很有必要。所以我建议班子要先搞一个总结，然后开一个职工大会，诚恳地告诉大家，我们这两年的实际工作状况，我们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的增长目标？我们在深层次上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们准备怎样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