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星期过去。
彭勃和王燕如胶似漆俨如一对新婚夫妇。彭勃干脆一天也没去王燕给他租用的房子，头一天王燕就确定让彭勃在她房子里同居。按照德国人的惯例，退房要提前半个月通知。半个月的房钱肯定要付，凑巧的是，另外一对中国夫妇闹分居，女的把这房子接了下来，彭勃没损失。
王燕照例白天去上学，下午找两份短工来打，每月大约收入一千马克。房租是大学宿舍有补贴，每月二百一十马克；吃，其中包括彭勃的，也就二百多一点；医疗保险享受大学生的优惠，六十马克。除此之外，她还能存上五百马克。到了寒暑假，共五个月，全天打工，能挣一万多马克，按照和人民币的比价，她每年差不多能挣六七万人民币。她是早已经脱贫的人，现在正在奔着致富发展。在国外打工能致富。
彭勃呢，上午去语言学校，骑单车。中午回来休息一会儿，然后读书，傍晚去做一份清洁工。每月四百八十马克的收入。这种清洁工在德国是合法的。联邦政府规定，没有劳动许可的人（包括大学生，大学生在学期里都没有劳动许可），每月最多只能挣四百八十马克以下工资，因为超过这个数就要上税。于是就应运而生一种机构，专门为清洁工服务。有的公司或单位想找人清洁，就去这个公司登记；人们想找清洁工作也去这个公司登记，公司就可以安排你去这去那。由于这些年外籍人员大量涌进德国，除了大学生外还有不少难民，都想找这样的工作，待彭勃去时，这种公司处于僧多粥少的状态。也就是说很多人去排队，但轻易没有雇佣单位。王燕和那家介绍性公司很熟，为彭勃挤上了一个名额，彭勃才得以有钱可挣。他不能和上燕比，王燕德语好，找了一份私人家庭清洁，不用上税，而凭着彭勃的语言能力是没有什么资格干这种活的。你总不能人家让你拿扫帚，却听不懂而拿了墩布来吧。
清洁工很轻松。一星期五次，每次两个小时。人家单位下班，你去清洁，保证第二天窗明几亮地展现在那些白领阶层人的面前。德国人懒得已经不干这种活了，更甭说像国内党政机关每天自己打扫一样，甚至隔一段时间还要大扫除。
彭勃挣的这点去了房租还略有盈余。医疗保险虽说不享受优惠，也就一百各五马克。偶尔到大学食堂吃顿中午餐，不过两个马克。晚上全吃王燕的，时不时象征性地买点水果回来，如此而已。他一个月能存三百马克，合一千四百多人民币。他嫌少，想让王燕帮他找一份私人家庭清洁，被她拒绝了。她怕他累，又不利于学习，到时考不上大学就得不偿失。王燕心想，打两份工，回来读会儿书就得打瞌，自己让他来同居意义是什么？
虽说只打一份工，时间对于彭勃来说也嫌少。晚上基本上学不了，一过九点三燕就张罗着让他去洗澡上床，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她的挑动下几乎天天都要战斗。彭勃感到有一丝的被动，不仅是人格上的，更重要的是时间上也不能支配，德语怎么办？急得他把小录音机别在腰上，干清洁活时听德语。果然有点效率，听力练习也是十分重要的。反正干活很简单。他打扫的是二层楼的办公室，六七间。次序大致是这样的，先推着工具车转一圈，将所有纸篓里的垃圾倒进车上兜好的大塑料袋里，然后收拾所有办公桌，先把上面凌乱的什物化零为整规整了，然后拎个注有清洁剂加水的小桶浸上鸡皮布擦桌子擦电话。这电话就有讲究了，还给彭勃惹了天大麻烦，桌上干净后，扫地，是那种类似猪八戒的耙子的扫帚，一划拉一片。地本来就不太脏，有时偷工减料，彭勃直接在地上过水拖。拖地半自动化，工具车上有开关，水淋淋的墩布夹在中间一压把，水就挤下。拖完地，用吸尘器在个别有地毯的地方吸尘。地毯并不脏，偶尔地上有纸屑，捡起来跟吸过的一样。要是中国人的办公室，这样洁净，三天打扫一次足矣。接下来是咖啡间和厕所。你说德国人也够会享受的，办公楼每层设咖啡间，就为了中间休息那一小会儿，当然也为了招待来客用。咖啡间里的脏杯子洗好，擦干，放到柜橱里。冰箱也要几天一擦。彭勃总是一边喝着冰箱里的饮料一边干活，谁让德国物质极大丰富呢，东西都没数。最后是厕所，纸篓已经倒过，带上皮手套擦马桶，连盖子的框扭处也要擦过。不干净，检查的来了就要扣分。水池子、镜子、烟缸都要过水，擦不同的东西要不同的药水，刚开始认药水很费一番力气。一切干完，看看表，基本上一小时五十分钟。几天过后，就油了，今天少擦这一部分，明天少擦那一部分，等于有些工序两天一次。省下的时间干什么？打电话，免费的国际长途。除了很少给赵薇打，他怕和她通话，他无法面对自己和王燕同居的现实，但给别人那就不客气了。
“徐颖吗？我是彭哥……”
隔一两天就能和徐颖通个电话。那时正是徐颖情绪最低落的阶段。她已经被姐姐规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上午去大学本科班学语言，下午回来帮姐姐看孩子，实际上连晚上也看。做饭，洗衣服，整个一位洋为中用的灰姑娘。谁让是姐姐帮她办出来的，如今才知道，姐姐花了点钱办她出来实际上为姐姐省去了一大笔开销。每个月只给她少许的零花钱，放学路上和偶尔逛街，满目的巴黎时装和化妆品，什么都想买，又都买不起。那么在大街上溜达像个什么样子？还不如乞丐，乞丐还能通过别人施舍有所获，而她，一个月下来等于什么也没有。这国出的，不是活受罪吗？
“彭哥，在家的时候，我最小，谁都哄着我。父母一点活都不让我干。怎么到了资本主义，我成了廉价保姆？”说着说着，徐颖就抽泣上，还没等她把怨气宣泄完，孩子那边哭起来，“彭哥，我得去哄孩子了，下回再说吧。”
“快去吧。”听她声音如此惶惶然，为难到了极点，彭勃只得催她干活去，他不想给她增加压力。
“徐颖，不行就出走，自己住到外面去。”有时彭勃给她出着主意。
“不行。人生地不熟的，哪有关系租房呀。再说还要钱，我没有呀。而且，人一走，等于是跟姐姐掰了。”
得，还整出了中国国粹——三纲五常。要是这关悟不出来，她这辈子就算交代了。彭勃真想帮她办到德国来，可……他想起王燕，她要是知道自己想办一位漂亮姑娘来，不说杀自己的心都有，起码也得把自己卖去当男妓。想想自己，比徐颖好不到哪去，晚上时间基本也被王燕规定死。只不过在挣钱和下午时间支配上，比徐颖略好点。哎，误区，怎么自己和徐颖一上来就陷入误区，何时才能冲出误区？
给徐颖打电话很沉重，换个号码打给谭丽，意思就大不一样。谭丽总是饶有兴致对待彭勃讲的每一件事，语气更是情意绵绵。彭勃按照谭丽的强烈要求，将走后的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都叙述给她听。连叙述老樊的情况，也占用这宝贵的国际长途电话的十分钟。
“那么，你们到法兰克福玩了一天，很愉快吧？”
“很愉快，但心情十分沉重。”
“晚上在什么地方落脚？”刺探军情。
“我们开了一家旅馆，聊到很晚才休息一会儿。”
“哦……”
谭丽想象不出这个聊到很晚是怎样一种情景，是不是会那样？没有必要，要是那样，早在莫斯科就有机会。老实说，她倒不怕彭勃和徐颖间发生什么，男女在一起，很多事清在所难免。但她怕的是他俩之间继续发展，那么自己只得用另外一种态度处理和彭勃之间的关系。
“彭勃，总的印象，德国好呆不好呆？”
“不用怕，要是不行就到我这里。几年来我多少积蓄了一些美元，足够咱们开个公司的。到时你当总经理。”她再一次强调。
“谢谢，谢谢。”彭勃的确很感动，后顾之忧没有，在欧洲等于有了堡垒户。
“京京可想干爹哩，那天你们走之后，哭了一整天。别看你们在时只知道和瓦莎玩，你们一走她才知道利害。”
“都怪我没有陪京京好好玩，她多可爱呀。”
“……彭勃”
“嗯？”
“……你和徐颖的事，有可能吗？”
“什么……可能……”
“我指的是结婚之类的事情。”
“开什么国际玩笑，她只是个孩子。我比她大十二岁。像她这样可爱的人，想都不要想，想就犯错误。”彭勃理直气壮。
“彭勃，来莫斯科吧。”谭丽见彭勃表了那种态，情绪高昂，她认为自己大有机会了，“我这儿为你准备好了一切。在莫斯科，很多人都发了大财，他们还不懂语言。凭你的本事和我的语言，闭着眼就能好好的。”
“……”
每次给谭丽打电话，都离不开这些内容。谭丽总是要问是不是在德国感到困难，只要彭勃对资本主义表现出稍微的谴责，谭丽就不失时机地乘虚而入。俄罗斯好，人民质朴，残留着很多共产主义时代的优秀品格。由于长期对资本主义封锁，人们对现代化的追求还没有中国变得那么快，那么彻底。老实讲要是没有德国，彭勃会义无反顾地去找谭丽。眼下在这里过得有滋有味，莫斯科就显得弱了一些，首尾不能相顾。王燕和谭丽比呢，谭丽要可爱得多，至少不会那么咄咄逼人，那么不顾别人的意志。最佳的组合是王燕的本领加上谭丽的性格，就是一个完人，哎，熊掌和鱼不能兼得。
去苏联，面子上也不好看，德国在亲朋面前是天堂，而莫斯科呢，是北大荒。所以每次给谭丽打电话也挺累，彭勃总要支支吾吾，不能说去，更不能说不去，四顾左右而言他。彭勃越来越油条。
最愉快的是给高文克虎打电话，但很难。他俩总不在家。新买了一辆车，到处去兜风，要不就是去红灯区，听他们说布达佩斯是东欧的曼谷，他们当然乐此不疲的。一旦他俩在家，从电话里就能听出乌烟瘴气的，还有姑娘的尖叫声，跟在澡堂子里让热水烫了一下似的。
“哥，是你呀。我们哥儿俩刚进门……没干什么，只不过弄俩原装货过把瘾……花不了几个钱，这地方劳务价格便宜，比不了你们那……什么？……得不了病，我们找货真价实的。喂，你等着，克虎跟你说几句。”
“哥，快来吧，我们早就算计好。你来了，就等于进口了一台印钞机。怎么生存……我们早就有设计……什么，嫌匈牙利没劲儿？……到时再把谭丽请来，给你做压寨夫人就有劲了吧？……不开玩笑，她太有这个意思了。你走后，我们跟她聊过，她说人家彭勃哪看得上咱这个半老太婆。哥，我和高文一开始就看出来，徐颖再好，早晚还是个嫁外国人的命，谭丽可是个很成熟的女人。我们哥儿俩可佩服得很。”
“得，布达佩斯被你们吹成天堂，我什么时候去看看。在那吃住没有问题吧？”
“包在我们哥儿俩身上，保证达到在莫斯科生活的水平。哥，你来考察一下，不，检查工作。”
“行，我们这个基础班三个月毕业时，争取去一趟。”
彭勃是有机会，基础班一毕业，上基础二班前，听说有十天的假期，彭勃在琢磨这个假期去匈牙利。以考察为名，再不济就算旅游。
那两个月，由于大家变化不大，长途里的内容总是老生常谈。只有给赵薇打电话，才是认认真真的，不敢有半点马虎。当然，和王燕的关系，是不能暴露的，那样太刺激人。这样一来，电话里只能说一些报喜不报忧的话，他相信，绝大多数的留学生基本上都是这样。
“赵薇，是我。”
“怎么样，还适应吗？”
“凑合吧，就是紧张。学习，工作，闲下来抓紧一切时间复习学的课程。”他当然不能说闲下来有一大半时间被王燕缠住。
“要合理安排自己。”
“大家都是，生存比国内困难得多。”
“王燕怎么样，她要好一些吧？”
“人家当然行了，语言那么好，都能跟外国人讨论哲学问题。人家的目标，将来要成富人。”
“替我问她好。”
“我会的。”
“打电话很贵的，你放下吧，要不我给你打。”
“我没有固定电话，你还打不成。”
“哪天你到王燕家去等我给你打。”
“你打不是更贵，算了吧，还是我给你打吧。”
对赵薇来说，他不想泄露自己是偷打人家的电话，赵薇会很不满意。他知道自己这种心理不怎么地道，甚至有些不择手段。但他顾不得那么许多，自己需要和所有的人都维持着关系，他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在这里混不下去，早晚不是投靠这个就是投靠那个。生活的确太艰难，就拿学德语来讲，刚入学头一天，在国内学过两个月的彭勃几乎把老师的话全听懂了。老师叫鲍尔，一看就是个非常善解人意的人，梳个像蒙娜丽莎式的发型，瘦脸，很和蔼，他上来用最简单的德语问同学是哪国人，学了多长时间德语。彭勃不仅听懂了，而且还回答，令鲍尔很满意。其他几位中国同学，有的是一句没学过就跑出来，有的是上一个基础班留级下来的，仍然很困难地回答鲍尔的问题。两位没学过一点的，第二天就主动坐在彭勃左右，让他给当翻译。课间休息时，几位同学凑在一起，有的给他递烟，有的花一个马克为他从咖啡机里打咖啡。放了学，缠着彭勃让他给讲解讲解。这种时刻，彭勃绝不会拒人千里之外，他一定要将自己所会的都告诉别人。有一天，鲍尔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讲完以后让大家猜结尾，全班几十位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人都解答不上来。彭勃由于听力不太好，只懂了几句什么“四条腿，两条腿，三条腿”。凭着自己的理解力，他猜想讲的都是埃及斯芬克斯那个著名的谜语。谜底是知道的，便这么回答了一个字“人”，鲍尔立刻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欢呼着直说“古特”。
鲍尔的赞许，使全班几十位同学都回过头来看彭勃，有的还伸出大拇指来。对此，彭勃并没有十分得意，反而有些悲哀。同班的外国人尽是些毛头小伙子和姑娘，中国同胞们多是些干个体有了钱出国混的。真正有学问的没几个，自己居然和这么一帮人学什么ABC，简直是一种倒退。
在班里，彭勃是唯一让外国人瞧得起的。课间休息、上课前或放学，从同学们对自己的态度里，能看出外国人对自己的认识。鲍尔经常提问，到自己这里不管对了错了，很快就回答，当然对的时候还多。但到了另外几位同胞那里，生生能把人急死，即使是十分简单的问题。有的是不会，有的是会了说不出来，吭哧吭哧地在那里，憋得比大使干燥还难受。语言班，是中国人劣根性的缩影。中国人窝里斗，其乐无穷，一到国际舞台，就怵窝子。彭勃后来简直羞于和他们在一起。
课间休息，彭勃就找几位外国同学聊聊天什么的，多年的记者生涯使他有一职业性癖好，就是好奇。如今到处都是陌生的世界和人种，多有趣呀。可那些同胞们，几个班的人凑一起十多位，嘻嘻哈哈说着中国话，最让人瞧不起的是在语言学校说本国语，您干什么来的？您要说中国话，干什么不回中国。鲍尔曾严厉地批评过这种现象，当然没点名，可外国人都知道是说中国学生。彭勃都觉得没脸见人，后来见几位同胞仍然有说有笑，才知道他们根本没听懂鲍尔批评的意思。
彭勃和王燕开始有了间隙。那天有位女同学求彭勃，说有一位外国人看上自己，但跟人家交流不了，请他去翻译。其实彭勃比她强不到哪去，盛情难却，只得陪她搞对象。追求女同学的是位德国技术员，叫哈拉尔德，人挺好的，见彭勃的语言比她强，就一个劲地对彭勃讲：你告诉她，她需要车我会随时随地开来帮她。……你告诉她，她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之类。通过彭勃翻译，女学生很高兴，并让彭勃转达谢意。那技术员见女学生高兴，干脆邀他俩出去玩，到外面过了一个周末，又吃又玩。这件事，引起了王燕的不满，从各个角度批评他，彭勃心里想，不过就是影响了一天和她做爱。这人，简直是动物一般，彭勃感觉自己很悲哀，居然成了一个令人家快活的工具。
本来彭勃和王燕之间就不存在什么真情，后来就更加淡泊。最初，干完那事，王燕还知心疼地到淋浴间为他擦澡，后来，彭勃自己去；吃饭时冷了热了咸了淡了，也不能评论，“嫌不好自己去做”这种话也开始往外甩。彭勃与日俱增的寄人篱下的感觉，令他不得不在长途电话里与任何一位女性去温情地诉说对德国的不以为然谭丽也罢，徐颖也罢，赵薇也罢，他不想失去每一位朋友。此时此刻，他认为谁都要比王燕善良十倍。他十分委屈地认为，自己这样东拉西扯的，不是一件多么卑鄙的事情。现实是那么残酷，深入敌后的自己不得不为随时可能出现的转移做一切准备。长途电话，就是白区地下党和延安联系的红色电波，靠着这种联系，彭勃才感到自己还不是个弃儿。
然而，命运开始对他进行惩罚，是他到德国后两个月出现的第一个险情。那是个雨天，彭勃依然提前打扫完办公室后，舒舒服服地在办公室打国际长途。那时，他正在和谭丽聊着，谭丽准备回一趟国内做生意，希望彭勃给她找个安身之地。彭勃不假思索地让她找前妻。赵薇，谭丽觉得不好。于是彭勃就耐心地给她讲解赵薇不是个小气女人，凭着自己是她前夫的面子，绝对会热情接待来自莫斯科的朋友。正聊到这里时，办公室的门突然打开，进来一个德国人，那人被坐在地毯上打电话的彭勃吓一跳。彭勃也同时发现了他，凭直觉感到将有重大事情发生，在放下电话前，他只对谭丽说了一句“糟了，被发现了”。事后他想起这情景就笑，觉得特像《永不消失的电波》里孙道临扮演的李侠被捕前发的最后几个字“同志们，永别了”。
当时德国人大怒，叽哩呱啦讲了一大堆，讲得很快，听不懂，就是听懂了也装不懂。人家把他先轰出去。第二天，该单位状告清洁公司，并解除了与清洁公司长期提供清洁工的合同。清洁公司的人质问他，他仍装听不懂，人家让他请个翻译来，当然只好找王燕。
“在我们国家，不允许上班打私人电话，他违反了规定。”要是德国人违反规定，也就口头批评，他们绝不容许外国人违反规定，这就是德国人的性格。
“对不起，那天下雨，是吧？”王燕机智地等人家点头后，才很有把握地像个律师一样说：“他只不过告诉他夫人没有带雨具，要晚点回家。您知道中国人的饭菜都是热的。如不准时回家，饭菜要凉。您不信，我随时可以为您做一顿，两个热菜，两个凉菜，请您评判。”
“那他为什么在黑暗中打？”
“你在黑暗里打电话？”王燕没听彭勃交待，也一愣，然后说，“快编个词，为什么在黑暗里打。越快越好。”
“……省电，为了省电。”彭勃觉得自己真像个流氓。
“为了给贵国省电。中国，这您知道，第三世界，还相当贫穷，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养成不工作不开电灯的习惯。”王燕也骂自己，无理狡三分，不工作就不开灯，中国人都成夜猫子了。
那人先听王燕用请他吃中餐做比喻，气本来就消了一半，见漂亮的王燕又来自那么贫穷的国家，贫穷得都快成夜猫子，开始同情这位女士。又经过一番外交辞令上的殊死搏斗，王燕大获全胜：彭勃免去惩罚，工资还发到出事那天，只是必须将他开除，并且永远不会被录用。王燕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彭勃只有感谢。此一举，奠定了彭勃动荡生活的基础。
“上班时间，打什么电话呀。”出来后，王燕不满地批评他，语气里透着一点厌恶。
“平常没事，谁知那天偏偏有人回来拿雨伞。”彭勃嘟囔着，跟着王燕一起骑上车。
“给谁打电话？”
“没给谁，匈牙利哥们儿。”
“一帮狐朋狗友。”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
“怎么说话，就这样说！还不知给哪个贱女人打电话哩，要不你有这个闲心？在国外，我才不信跟什么一般朋友闲着聊天，嗤！”
王燕说完，再没有说什么，一直到家里都保持沉默。彭勃挺委屈地跟在后面骑车，心想不安慰我丢了饭碗也罢，干嘛恶狠狠地咒我？其实，初来乍到的彭勃根本没经验，在国外，特别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制度都很完善的，一切游戏都有其规则。彭勃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违例，而且在王燕这是严重犯规。路上王燕那番话，实际上已经向他亮出了黄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