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七点钟，电话铃响了。要是佟同的电话，她真不想接了。

“喂，喂！”

是个男人的声音。

“是廷洪吗？”

“我不是什么‘红’，我是陶兴本。”

呀！

“我是红旗，我就是红旗！”

“我在东京。”

“我知道，我知道！”

“你跑哪儿去了？”陶总亲切地笑着。

“我……我去福冈了。”

“怪不得！我今天要走了。”

“啥时候？”

“中午。昨天有时间，可惜没找着你。”

“陶总，我要见你！现在就见你！”

“今天没时间了。”

“不，不！”红旗急了。

“……好吧，我安排安排。到哪儿找你？”

“我在上野的地铁出口等你！”

“上野有好几个地铁出口。”陶总还是笑。

“上野公园！听清了吗？是上野公园！”

他们约好八点半在上野公园门口见。红旗放下电话赶忙收拾打扮。镜子里的她面容憔悴眼皮浮肿头发乾涩完全变了一个人。红旗尽力打扮也不行，只好如此。她匆匆下楼。天气阴沉沉的，东京的天气总是阴沉沉的。

上野公园的大门在高坡上，下面是纵横交错的立交桥，正是上班时间，车水马龙，一片忙乱。十几个蓬头垢面的男人倚在公园的墙边，是又打黑工又干坏事的阿拉伯人，这种“国际盲流”福冈也有。红旗买一个汉堡包一边吃一边等。到了八点半陶总没来。八点四十了，咋回事儿？她看着手表的秒针嘀嗒嘀嗒走，八点五十！万一陶总出不来，给她打电话也没人接。

九点钟陶兴本来了，急匆匆从出租车跳下地。红旗也像从半空中落下地。

“咳，我差点没出来！”

陶总的劲头像个小伙子似的。他还穿着他的藏青西装，扎一条银白色的领带。他的脸上是又欢欣又疲倦的表情。

“陶……”

红旗叫一声，不知道怎么往下说了。

陶兴本的手搭在红旗的肩头，在红旗的脸上仔细看了看。

“瘦了，咋搞的？”

何止是瘦了！她扭过头，陶总的亲切的语调叫她眼圈红了。

他们走进上野公园。游人不多，进门的广场有成群的鸽子扑拉拉飞。地面的花岗岩被游人踩得又黑又亮古老的像有上千年。

“这就是有名的上野公园，红旗，你来过吗？”

“没。哪有心！”

陶兴本诧异地看了她一眼。

他们到水边的长椅上坐下。水面吹来的风凉飕飕的。已是晚秋季节，无数枯叶吹落在南路边，吹落在水面上。黑白相间的木结构建筑古拙而又灰暗，衬着远处白色的水和黑色的树显出萧瑟和苍凉。几十只黑老鹤栖在枝头掠在水面发出难听的叫声。

“‘行人一掉天涯，酒醒处、残阳乱鸦。’”

“陶总又发诗兴了！陶总，你是下午的飞机？”

“是，下午三点。”

他们沉默了。陶总看出她的心情。

“你喜欢日本吗？”陶兴本问。

“我也说不清。”

“日本从战争国家到建立现代文明，是个奇迹。法西斯日本是一种文化，现代日本又是一种文化。中国呢，文化大革命是一种文化，今天的中国又是一种文化。一个民族如何走出混沌走出愚昧应该看看日本。”

“陶总，你是大老板想法都是大大的。”

上野公园是传统的日本了，这建筑这景色大概是几百年前的样子。公园的墙外则是现代的大都会。

“余同怎么样？”陶总问。

“别提他——我不想提他。”

“吵架了？”

“陶总，我说了别提他！”

红旗火气上来了。她怎么会在陶总面前发火？

“还像个孩子！”

陶兴本故意笑笑。于是他说起上美国的事，东建公司准备接一个拆装二手轧钢设备的项目。他说起在美国的见闻，但是红旗总是打不起精神来。

“陶总，走吧——到我那儿去！”红旗忽然说道。

“去你那儿？没时间了。”

“不”

红旗一把把陶总拉起来，拉着他出了上野公园。

“出租车！”红旗大叫。

“人家听不懂你的话。”

陶兴本还没笑完就被红旗塞进了出租车。

他们到了我孙子进了红旗的“家”门。红旗的两只收拾好的箱子放在地当中，沙发上堆着红旗丢出来的佟同的衣物。红旗把乱七八糟的衣物扑橹到一边叫陶兴本坐下。她开始说她和佟同的事，从Ｓ市说到东京，从东京说到福冈，从福冈再说回东京。说着说着眼圈红了，强忍着。陶兴本拿出烟抽，不说话。她忍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就在这一刻她扑进陶兴本的怀里。

“好了好了……”

陶兴本抚着她的头。她双膝跪在地上，双手紧紧抱住他，泪水泉涌一般地洒在他的领带上衣襟上。

陶兴本掏出手绢捂在她脸上。她还是哽咽不止。她哽咽的咳嗽起来。陶兴本给她拍背。

“好了，哭出来就好了！”

她忽然抬起头张大了泪眼。

“陶总，我跟你走！我跟你回国！”

“没机票怎么走？”

“我有机票！我到机场签字就可以走！”

陶兴本用浸透了的手绢擦她的眼睛擦她的脸。

“你始终没见到佟同吗？”

“嗯。”

“你还是要见他。不管将来怎么样，你都要见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