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孔雀的叫喊

陈阿姨

柳璀第二天醒得很早,窗子上有一层雾气凝成的细水珠,整个江面雾沉沉。走到街上,水泥石板湿漉漉。从上街往下街走石梯,其实很容易。昨天还迷宫一样的良县,今天柳璀已能识别出大致的方向路径。

本来她想吃油条豆浆,却觉得一种桐子叶包的麦子粑,可能比较卫生,而且有股新鲜的甜香,一个就饱了。吃完后她准备去报摊买一张当地报纸,发现对面电线杆边的石头上坐着一个年轻女子模样眼熟。再一看,好象就是昨天下午在鲥鱼巷,有意不理她的那女人。她像在等什么人,脸上有汗,气色不太好。两个五六岁的脏男孩在乞讨,旁边一个老太太肩上搭了些灯芯草,白白长长地飘起,走在街上。

有人走上前去问:“啷个卖?”

“五角一束。”

“太贵了,便宜点。”

老太太不干。

隔一会那年轻女子往坡下走。柳璀好奇地跟了过去。那儿的房子有一半在拆,路绕来绕去,很难走。

断墙裂垣之中,一群妇女在刮废砖上的泥灰,而另一些妇女弯着腰,高背篓里装满了砖块,沿着弯曲的小街,一步步朝上城走去。这些都是二三十来岁的强劳动力妇女,风吹日晒,布满灰尘的脸,红朴朴的,还没有开始起皱,但让人怀疑她们会有多长的青春。

柳璀来到坡下,发现就是江边,却看不到那女子的身影了。

有人打着招牌,真心诚意地拉工人去江对面小岛上去切土豆片晒干,五元钱一天,“五元一天!”柳璀很惊奇。三张报纸的价钱,这里的工资竟然可以低到这种程度。坡上那些背一百五十斤砖块上山的女人,一天的工资多少呢?不用问,不会高出多少。

柳璀想了想,沿着一条小径走上去,她发现这是一条近路,可以走到昨天她探问的鲥鱼巷。她决定再去试试运气。

这是鲥鱼巷的另一侧。整条巷子有坡度,呈弧型,高处宽,低处窄小。人走在巷子里,觉得阴暗冷清,石头搭的洗衣槽,里面已生有一层霉,煤饼贴在路沿,也不怕人踩烂,阳沟里哗啦啦地淌着是附近猪鬃厂排出的带泡沫的脏水,有一大股直接流在黑脏的路上,得提起裤角踮起鞋尖才能过去。快接近那房子时,柳璀看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戴了一顶旧草帽,肩上搭了根毛巾,正弯着腰在水龙头边的石凳上洗一盆萝卜,每过一阵子,她都要直起腰喘气。

柳璀走过去,老女人就发现了,抬起头来打量,她眼睛由冷漠转为惊异,等柳璀停步在面前,她开口第一句话就是:

“真是她的女儿。没错,一个巴掌拍下来的。”她站直身体,“是你昨天找我吧?”

柳璀在思想中有过准备,但还是没料到这个又胖又黑、满脸满颈子皮肉挂下来的老太婆,就是她的母亲让她找的陈阿姨,穿了件有补丁的旧布衫,鞋底都快磨穿了。她无法想象面前这个人曾是母亲的好朋友――她与白皙高雅的母亲,似乎是两个世界的人。

她马上就说她是柳璀,母亲让她来的,还托她带了点礼物。母亲其实没想到叫她带礼物,她突然想起应当如此。

“她终于想起我来了。”陈阿姨的嗓音沙哑,几乎要流泪。

她用毛巾擦干手,上上下下仔细端详柳璀,一边说,“真是你妈的女儿,一样的苗条高挑的,穿什么都有个架子。比你妈当年都水灵!”

柳璀给她看得有点不好意思了,这个老太太直言快语,让她非常放松。

“礼物我忘了,放在旅馆里。”她心里想怎么去圆这个善意的小谎。

“今天一大早,窗前的金阿子就在叫个不住,我就知道有客人来!”陈阿姨继续说她自己的话,没有接礼物之类的话头。她端着盆子,让柳璀跟她上石阶,一转眼就到了她的家。

她把柳璀让到屋子里坐,还是一股很浓的中草药味。她打开里面那间有窗的房门,这样屋子里光线好一些。在良县千篇一律的灰瓦房中,这窄小的屋子惟一特色是空空荡荡,也没有其他屋子能见到的财神或观音,家具也只有厨房里的矮小的木桌两张凳子和里屋的一张床。灶角贴了许多手捏的煤球,等着烘干,昏暗的屋子里,连一台小黑白电视机都没有。

柳璀坐下说,“我母亲挂念着你,想知道老姐妹生活怎么样?”

陈阿姨笑笑说,“你看这屋子里不就明白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都卖掉了。老鼠都不呆我家了,多好!”

她说老伴住在医院里,胃癌,等着开刀。下岗的,早就“卖断”,已经都没有公费医疗。现在住院是什么劲儿呢,以房间条件不同时间长短收费,药费另算。每天住院费两百,就是天天烧钱,动一个开膛大手术,先缴五千元开刀费,不然等着癌症扩散吧。

她倒了一杯白开水给柳璀,解释说,家里有病人,就乱得不像话,连茶叶都没有置。揭掉草帽后,她的短发乱草般蓬着,一绺灰一绺白。

柳璀用手握着杯把,说,“白水就很好,陈阿姨。”

“别叫我陈阿姨了。”

她解释老陈73年就过世了,罪名是反对领导,受到处分,文革开始被整,后来又算作黑手,整个良县打砸抢的黑后台,抓进牢里。老陈文革前十五年冤就冤了,造什么反?既然造了反就一人敢作敢当,别去求什么情。他那么多政治风浪里过来的人,应当明白,赢家不会饶过输家。最后老陈死在牢里了,也不知道怎么死的。人人都平反了,可是他的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她那时急得给柳璀的母亲写信,其实不应该写――文革中人人难过。而且人都死了,更不值得去说。

陈阿姨说得很快,平声平调,没什么怨伤,好象生活对她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地方。但是她一旦开口说起来,却停不住自己,也不让柳璀插嘴。

“没办法,文革后,我已经靠五十了,这么一把年龄,还得改嫁。是邻居老王师傅,他虽是个工人,但知人知心,对我也还不错。街坊现在都叫我王妈,只有个别老街坊知道我前面的丈夫姓陈。”

正在这时,有女子跨过门槛,下石阶来,她脸脏脏的,身上也脏脏的。“姑儿,过来,这是远方客人。”陈阿姨叫住来人。

逆光看不清来人。

“叫柳姐姐。”

来人细声细气勉强地叫了一声,就拿了根毛巾和面盆,盛了水,端着脸盆进里屋了。柳璀见过这女子,于是忍不住问:

“这是你的女儿?”

陈阿姨说,“是的,是我的养女蝶姑。昨天你见过她了?这几天她胸口不舒服,嫌上医院太贵,让我抓了些草药。”

柳璀说,“我以为找错地方了。问邻居才知道是对的。”

“她这儿有点问题,”陈阿姨指指脑子说,“一直没学会跟人打招呼。二十多年前,河南一带逃荒的人,经过我们良县。她满嘴吐泡沫,浑身抽筋。昏倒在巷子口。老陈好心地把她弄回了家,我们救醒了她。不过从那之后,她的脑子不太灵。她在街道上班,每天天没亮就得清扫马路,工资低得可怜,太辛苦,不过连这种工作说是也得下岗。”

柳璀没有说上午遇见过蝶姑,可能是扫完了街,又另找了一份工作吧?陈阿姨忙着把药罐里的乌红的汁滴到一个碗里,她给蝶姑端进去,叫她趁热快喝。蝶姑却问,“妈,你吃饭没有,爸啷个样?”

“他还可以。我回来晚了,把你弄醒了。”

柳璀看出母女俩感情很深。陈阿姨跨到厨房来,突然拍了下手掌心,对柳璀说。“你妈总说起过月明吧,我儿子,他跟你同年同月同日生!”

母亲说当年他们离开良县时,把老部下陈营长和陈阿姨留在这个地方上了,陈营长那时担任县武装部长,是个直性子人。他们之间,自五十年代初就无可奈何地断了联系。

“母亲说起过。”柳璀只是顺话问:“你的儿子呢?”

陈阿姨说,“等等。”她转过头去对里屋的蝶姑说:“姑儿,你先歇一会,就去医院陪你爸。”听到里屋答应了,这才转过来说:“我正要到月明那里去,他在山上的水月禅寺。”

柳璀听说过,此地有一个名胜,南华山上沿山而筑的禅寺,据说是明代留下的殿宇。不过她的儿子在那里做什么?

陈阿姨解释说:“他不是和尚,他在郊区小学当老师,什么课都教,”陈阿姨人显老,说话却一清二楚。“一迁移,小学就解散了,月明就给禅寺的礼品店画画。他该干脆做个和尚算了!这么大年纪了,也没娶个媳妇,我怎么说也没有用!倒是有姑娘喜欢他得很,可是他不感兴趣。”

她斜看了柳璀一眼,打住了,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陈阿姨进到里屋,对蝶姑又交代几句,收拾东西,取了个布包小心地放在裤袋,一副要出门的样子。柳璀想起她没去看过这个南华山的禅寺,就对陈阿姨说,希望和她一起去。

陈阿姨看看柳璀,想说什么的,忽然就高高兴兴同意了。

她们俩走出巷子,沿着旧城往西走。旧城隔一条街就有一两家理发店,比起贫民区那些暗黑肠子似的小巷子,街上有些店,挂着一排排黑又长的老腊肉,一串串血红的辣椒挂在门口,大蒜也吊了不少,倒像西方人防吸血鬼的架式。

那些理发师傅,站在路沿上,从店里倒出的污水沾着脚也不要紧,走过去就盯着路人的头发,价钱便宜得让人不敢相信,八角钱修理短发,三元钱剪个样式,五元钱连洗头在内。

柳璀害怕他们盯着她看的眼睛,那些人手里的亮唰唰的剪子。尤其是离得最近的墙或电线柱子上钉有大铁钉,挂有全部理发用具,围巾毛巾颜色可疑,镜子架在路沿石块上,照着街上人七颠八倒。

在一家卖辣子酱酒烟铺子前,陈阿姨停了下来,向柳璀解释,说上山有两条路,一条直路,本来是沿山脊修的台阶,但是现在成了名胜古迹,要买参观券坐缆车,不让人自己走上山。以前她都一直是自己走上去的。“门票加缆车要五十元一个人!”陈阿姨感慨地说,“不是游客,哪里坐得起!”另一条是盘旋在坡上的山路,走车的,绕得太远。

柳璀知道陈阿姨的为难,但她也明白不应该在这种时候充阔。她只是说,“陈阿姨,你怎么走,我就跟着你。”

陈阿姨想想,说:“那就打个摩托先上山吧。”

从小街出来,就是大街,而且景点的门口就设在街面上,在水位线之下,装修得挺草率,但是朝上看山道,里面有一层层新建的牌坊。明显准备着今后临湖而上。

陈阿姨跟街边等着两个的摩托手说好了价钱,五元一个。她自己戴一个头盔,拿了一个递给柳璀。

柳璀接过头盔,迟疑了一下,决定不看头盔里面如何脏,戴上再说。等柳璀戴好头盔,陈阿姨又叮嘱,等一会抱住车手。

她朝前走两步,又回过来,对后面的车手说:“开慢点,不用紧跟,仔细点。”

摩托车从街边上开出去,从一条沿江公路往上盘旋。柳璀很不习惯这么抱着一个陌生男人的腰,但是她只瞥了一眼路边下的峭崖深,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车手一会就开快起来,完全忘了陈阿姨的话,紧追前面的车,甚至从对面下山的卡车小车间钻过去,不过他开得很稳,柳璀不久就忘了害怕。公路伸出城区后,景色就坦荡开阔,一边面临一条青绿的江水,而且空气也新鲜,不时有水气飘落到柳璀的脸颊上。车手问柳璀是做什么,不是本地人,来看亲戚或是旅游?现在我们这儿正在灭鼠,时候不对呀。每天闭上眼睛就是一千只老鼠死在街上。睁开眼睛就是一千只老鼠从江里浮起来,什么滋味啊!

柳璀耐心地听着。这人又说,闹老鼠,老鼠精着呢,抢先搬家,不肯死,成群结队从旧城往山上新区跑,新区用药挡住它们不让进,每天夜里,加一条毒药封锁线,冲不上去的老鼠成片倒在街上。

柳璀明白这个人心中有气,在瞎说。但是车手说,只有这山上寺庙,老鼠不敢来,毕竟是菩萨法眼罩住的地方。

这时,太阳从石柱缝中一线射出,没一会儿,就驱走了雾气、江面一层层的波纹漩涡,青绿色的山却没有任何倒影。有一木筏顺江飘着。沿江流方向看,层层叠叠的山峰,巍峨秀丽,远一层就淡一点,一直延展到眼睛看不见的淡雾之中。他们越爬越高,越高越看得远,那蔚蓝也就变得更远。

摩托车停下来时,柳璀把头盔脱下还给车手时,才看到车手已经满头大汗。柳璀付钱,被陈阿姨一把挡住,说是不要看不起她。

柳璀只好作罢。

车手问他们是不是还下山去,他们可以等他们。

陈阿姨手挥挥,赶走他们,说下山哪个要花钱坐车。

她们停下的地方,实际上是水月禅寺的院墙后面。主殿建在山巅上,站在这儿,良县落在一边的坡滩上,新旧房子分两片区,一目了然。再看下面的长江,也与下面看很不一样,如一条飘带,轻柔地在群山间飘来拂去。

大殿四周有围墙,但是陈阿姨推开一扇小门,从侧院走了进去。里面好象有不少修缮工程,叮叮当当直响,好些工人不知道在装修什么,忙忙碌碌。这个佛寺胜地,看来也在迎接更辉煌的时刻。

她们走进一个侧院,陈阿姨大声叫:“月明。”

听到一个声音在答应着,接着一扇门打开,一个中年男子走了出来。他穿着破旧的中山装,头发已经稍稍谢顶了,可能因为如此,索性剃了个平头,他倒像山下那些旧城居民。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活脱脱就是一个乡村教师的样子。

他看到母亲与一个陌生女子在一起朝自己走来,有点惊奇,但马上掩饰过去了。

陈阿姨说,“这是柳璀!我给你说过多少次的柳璀!”

月明伸出手来,说:“久仰,久仰!”

陈阿姨打了他手背一下。“别再傻里傻气的,柳璀是与你同一天生的,什么‘久仰久仰’的!”

月明装作没听见,柳璀却伸出手去握手。所有的男人手都有点潮,这个人也不例外。

“你好。你母亲让我一起来,打扰你了。”柳璀客气地说。

“里面坐,里面坐。”

但是月明转过头去,急忙把母亲拉到一边,压低了声音对她说:“昨天老板来说了,只能借一千。他说礼品店现在生意不是很好,和尚当着顾客的面开了光,每幅也只能加收二十元。我好说歹说才答应借给一千五百。”

陈阿姨气得坐在竹椅上,动作太大,几乎把长桌上的笔砚弄翻。她叹着气说:“开刀已经拖不得,你随便啷个都要弄到三千,我再去向街坊借,说尽了好话也借不到一千哪!四千是起码的,都说刀要开得好,最好还是给五千。这下子啷个办嘛?”

月明面容有点尴尬,不知怎么说才好。柳璀故意再走开一些。这里的事情不是她能多管的。他们压低声音在说四川土腔,她能听懂,明白他们母子俩在谈什么。三千不是个大数字,但这是她表示慷慨的地方吗?

屋子里大概是寺庙用来放杂物的储藏室。房间倒是很大,门口木窗两边都是月明给礼品店画的画,大都是传统山水水墨,上面题的无非是历代名人吟咏川江三峡的诗句,任何一本旅游指南上都能读到。在柳璀眼里,水墨山水画了一千年也没有创新,月明画的也看不出什么差别,尤其是上面都加了一些桃红柳绿的彩点,更显得俗气。看来月明是按一定的套式成批生产供应店家,他只是依样画葫芦的画匠。

这屋子另一头,是一张长长的旧木桌,上面放着纸卷,搁着浆糊桶胶水瓶排刷和刀尺子,还有一个瓦罐,插着大小不一的毛笔,桌下有桶混沌的水。

看起来,裱画也是月明的事,裱好才能卖出,可能他裱画比他的画挣的工钱多。

桌子下乱丢了几张纸,踩了好些脚印。她好奇地翻过来看,吃了一惊。纸上好象是一幅画,只有几道排笔刷,墨涩,粗大的根脉,浓淡不一,中间是一小点艳红和几点溅出来的黑。她再仔细看,的确,这是一幅很奇异的画。

她又翻过一张来,这幅更奇妙,水渍从边顶一路长泻,像要冲到纸外,但是被一道道岩肌似的纹理挑了出去,喷到暗黄底上消失。空白间的水迹墨痕显现出隐约的山峡形状,浮动的云气与山石的坚硬。

柳璀自认为从不懂艺术,尤其看不懂现代抽象艺术,在她眼里,那些西方现代艺术馆是一批狂人在炫耀欺人的胆量。但是这两幅画别出一格的构图和功力,把她强烈地吸引住了。画的是川江峡谷,她惊叹过的山岩,但又不完全像,想象力走得更遥远,那墨块刷痕和乱溅的墨滴,吻合这个世界的某种形象,又像是这个世界之外某种气势的灵动。

一旦如此想,这两幅画就整个活了起来,像长江的流动一样变化不定。柳璀呆住了,可是这些画都揉皱了,扔在那里。

那母子俩还在那里,头凑在一起叽叽咕咕低声说话,陈月明看上去非常着急。柳璀走过去问:“你这些画卖多少钱?”

陈月明听到这话,抬起头来,他说的是不太纯正的普通话,但比街上的人说得要好得多,看来这是他的教师腔,用来对他的学童们说话:

“我画的都是临摹品。商店卖出一幅,一百到两百不等。抽成百分之十给我。”

“什么?”柳璀几乎要惊叫起来。“每幅画才得十元二十元?”

月明却平平实实地回答说:“已经很不错了,颜料画具宣纸不是我的,工作室也不是我的,店铺开在景点游览区,也不是我的,和尚开光赐福,当然也不是我能做的事。”

“那么,”柳璀指着桌下那摊开在地上的画。“那边两幅卖多少?”

“噢,”月明仔细看看被柳璀摊平的画,好象这才记起是怎么一回事,想了一想才说,“那是画废了的,废纸。”他朝柳璀看,直视着她的眼睛。

柳璀来了还是第一次直接看到他的眼光,或许看山看多了,看人也这样凝重和冷漠,他动作很客气,但是从他那眼光,无法触到他的内心,仿佛有意与人隔开一条河似的。

“你说是废纸?”柳璀疑惑地问。这不对,而且不管怎么说,她喜欢这两幅画。“我买下,一幅两千元。”看到两人惊奇的表情,她加了一句话表示她的认真。“不过你得帮我裱一下,还要加上你的印鉴题签。”

“这些不能卖。”

柳璀以为自己听错了,但是他说得清清楚楚,“画废了,当然不能卖钱。”那声音硬朗,似乎有意顶撞。

柳璀脸一下子红了。她想辩解说,这些画就是值这个钱,她的确喜欢那两幅画,但她从月明的眼神中看出,这个小学教师头脑一清二楚,知道这个局面的由来。他一点不像他外表那么好说话,而瘫坐在竹椅里的陈阿姨一声未吭。

月明回过身去,对母亲说,“妈,你先回。今明两天我一定想办法找到钱,给你送去。”

1951年

柳璀的记忆中,母亲从没有提过陈阿姨的孩子,甚至在她们前一天晚上的长谈里,也没有提过。母亲只提过她和陈阿姨当时是良县人人都知道的两个“大肚子女干部”,两个怀孕却坚持工作的女人。

那天晚上在颐和园后街,那套布置讲究舒适洁净的房里,生平第一次,母亲给柳璀讲了这整个事,五十年代初在良县发生的事,关于她出生时的故事。

那是1951年,到现在才告诉她,的确不应该。母亲说。她一直在想什么时候应该让柳璀知道,不过柳璀一直忙忙碌碌。房间里的蜡烛已经燃了一小半,母亲有习惯,即使是一人吃晚饭,也点蜡烛,可寻些家的温馨感觉来。柳璀看得出来,母亲其实是给自己找适当时间而已,这个人藏得住话,有必要,可以藏一辈子。

“柳专员,我的丈夫。”

柳璀还记得母亲的声调平和低沉。现在当柳璀重新回忆起那一晚时,她觉得父亲在她心里的形象,并没有因为这段故事而发生变化。

好了,她的父亲,那个在四十多年前叫柳专员的人,以前是解放军某部的团政委。解放四川时,他参加革命已有十多年。

柳璀从小就知道,父亲原是学生投军,虽是农家子,家里也算富裕。母亲是苏南人,江南的富户就与北方大不相同了,1949年底随解放军进入重庆工作,他们在重庆结婚。

父亲家里有元配妻子,不过那时进城的干部另娶新参加革命的女学生,是常见的事。柳璀知道母亲是“革命夫人”,这事情她只觉得有趣而已。

母亲只说了在良县的事。那是1951年春,父亲被派往川江北岸一带,任良县地区专员,几个县的地方都是深山河谷,清剿难治理更不易。地方要职几乎全由北方军人担任,父亲把他的部队里一些干部,包括陈营长都带去。陈营长还娶了个当地媳妇,表达坚持南下革命的决心。

父亲一直不让母亲去良县,说那里太不安全,有土匪。母亲当时已经怀孕,留在重庆,很想念丈夫,而且新中国在革命高潮中,她想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愿意离开大城市去良县吃苦。丈夫当然很高兴,虽然他为未出生的孩子着想,妻子应该呆在重庆大城市生活方便,又有外国修女开的不错的妇产科医院。

良县是江航重要码头,不管是下航上航,水手都喜欢在这里过夜。良县以下的三峡航程急流险滩,暗礁太多,夜航太危险。安然上溯到此地的船,都喜欢在良县松一口气,第二天再航到重庆卸货装货。这里的妓院与仓库码头一样,是整个航运业的必要部分。每天一擦黑,从码头跳板上下的水手,就拥向酒店,以及与酒店挤在一条街上,甚至上下楼的妓院。

1951年四川土匪基本上已经被部队剿灭,地方人民政府巩固政权,以迎接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环:清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

父亲要处理的主要任务就是镇反,消灭潜伏的国民党残渣余孽和一切反革命。母亲说她到良县接上组织关系,就分配到妇联,心里非常高兴,因为当时妇联不像后来的日子,不是养人的地方,是吃紧的工作机关。

专区妇联正急着要干部,因为正在教育妓女的节骨眼上。专员夫人怀孕参加工作,使妇联工作人员士气更高,大家尊敬她有知识,懂政策。

母亲到妇联后,心情一直都不错,因为陈阿姨也在那里,她是父亲老部下陈营长的妻子。陈营长是个从东北一直打到四川的老战士,冀北农村进入东北的老八路基干,粗人识字不多,但久经沙场,遇事沉着。从四平败退撤下来时,多亏了这样的下级军官,才保住部队不至于溃散。

陈阿姨是四川丰都人,从农村逃婚出来,途中遇着长期在四川山中活动的共产党地下游击队,就参加了革命。陈营长等进了良县才听从组织安排结婚,他没有找城里学生,虽然那时部队干部非常受女学生欢迎,他还是挑了个能过日子健壮而爽朗的本地农村姑娘。按照乡下习惯,她的娘家姓这儿没人提,只随丈夫姓陈。

母亲与陈阿姨总是互相取笑,说她们怀孕是“和平病”:男人入川之后,战事平定,只有一些打土匪的小任务,是生孩子的好时光,只怕她们的孩子日后太文静了,缺乏革命战斗精神。

陈阿姨因为长得高大壮实,有身孕也活动自如。母亲叫她陈姐,后来发现她比母亲小半岁,可一开始叫就习惯了,再改就难。陈阿姨文化水平不高,只有初中水平,但她对母亲呵护有加。母亲也觉得与文化不高的陈阿姨几乎可以无话不谈,无须各种防范。她们对能参加当时重点的改造妓女工作,热情积极,似乎要把所有的妓女都改造成新人,像她们自己那样的女革命者。

专员公署,就在以前的民国政府专区署,是一个旧式庭院建筑,里面曲径回廊假山鱼池,形势一紧,鱼早就没人照料,死完了,只剩下一池漂着浮萍的水。回廊四周全挂了各种科局的牌子,食堂、柳专员一家及警卫员住处在后院。

那时城乡商业几乎停顿,只有十天一集,很不方便。柳专员因为妻子怀孕,就让警卫员去山里打野味来补充营养。此地山里物产丰富,山上长的,水里游的,动手去抓就什么都有,真是物产丰富的好地方。

母亲说,那几个夜里,她不知为什么感到心慌意乱,倦得睁不开眼睛,却难以成寐。她觉得机关里的气氛有点紧张,但是不明白出了什么新情况。但是丈夫和陈姐都总让她回家休息,说是胎儿――就是你柳璀――第一重要。

柳专员过了半夜才回家。妻子终于睡着了,但是睡得很不安宁。这地方刚解放不久,有国民党残留的土匪,随时可能重新钻出来,与暗藏的反动分子合起来捣乱。

那是一个闷热的初夏之夜,妻子来之前,柳专员换了一张大床,但是一直没有弄到一个大蚊帐。只好从警卫班再借一个单人蚊帐来,席子也是两张单人的凑在一起。她从蚊帐下伸过手去握丈夫的手,他慢慢抽出了手,可能睡着了。

天刚刚亮时,地方武装支队长就来让警卫员敲门,叫醒柳专员。警卫员正在犹豫,柳专员已醒了,套上衣服走出去,把门在身后掩上。

迷迷糊糊之中,她听见门外的声音,便赶快穿上衣服。

一个士兵样子的人,再奇怪没有,他的单衣军服扯拉破烂,好象是从山崖上跌了下来,但身上没有伤痕。他手里挥着一支驳壳枪,失魂落魄,口里胡乱地说了一些听不懂的话。柳专员叫警卫赶快把枪拿下来,但支队长说,检查过了,子弹早就打空了,没有子弹了。才由他拿着。支队长又说,是巡逻队伍在例行路线上找到他的,在北边南华山坡道上,离城区并不太远。问了他,回答还是不清不楚,人在满地乱转。

柳专员很不高兴,在战场上从不慌乱的军人,在这里似乎中了邪,真是不应该!他叫人把这个士兵送回家去。对赶过来的陈阿姨和围观的部队士兵说:“是得病了,休息几天就会好的。找一下大夫。”目光扫了大家一圈,“没有任何异常,不许乱传谣言。”

他回到屋里,对妻子说,“太怪,没有听到任何枪声,我刚来时,经常有打黑枪的。这里周围山上打枪,整条江上都听得见。”

妻子问,“南华山会有坏人吗?”

“没有,南华山顶有个禅寺。”柳专员想想又说:“坏人?哼。”

“怎么啦?”

“没什么。天快大亮了,你抓紧时间再睡一会儿吧,”他自己往桌边一坐,“真是无事生非。”这话听起来仿佛是在问他自己。

妓女改造

第二天上午原定是机关开会,柳专员主持。第一项是检查改造妓女工作,妇联干部全部参加了。妻子到良县后很少参加这样的干部会议,心里挺高兴,虽然没有睡好,一脸疲倦,也准时到了。

但是她对许多事情说不清楚。汇报工作的是陈姐,她说了工作中遇到的难事。抓捕妓女由地方武装部队负责,当时动作粗暴就成了改造时的困难。有些被抓的妓女吃到苦头,老实了;一些犟头倔脑的,抓捕时留下的疙瘩就解不开,千方百计想瞅空儿溜跑。有些妓女学习的时候,坐不住,发言时装糊涂,说下流笑话捣蛋,做工编席子时三心二意,手里慢,还尖牙利嘴嘲笑做得快的人。最近阶段更出怪事,莫名其妙在宿舍里打起架来,扯头发乱咬人,滚在地上扭成一团,工作队拉都拉不开,警卫班用枪柄狠狠砸,才把她们赶开。

陈姐的汇报,满是故事,母亲觉得生动有意思,主持会议的柳专员却敲敲桌子,批评汇报得太琐碎,尽是婆婆妈妈小事。他让她说一说“重要敌情”,看来柳专员知道发生了一些事,而陈姐却没有说,把汇报朝细枝末节上扯。

陈姐这才说到,有一个妓女抗拒改造,上吊死了。

全场哗然。

陈姐说,最近改造班第一期结业,让没有能力娶妻的工农阶级来领娶这些女人,局势才真正变得紧张起来,像拉满弓上的箭。气氛很不正常,哭哭闹闹一片,绝食的,犯病的,非常不好管。被改造的妓女中有一个叫红莲的,已经过惯了妓女生涯。一般妓女一过二十,就开始想办法从良,大都是嫁给不太了解情况的外乡人。这个红莲却一直没有从良,在妓女中算是个大姐。

柳专员插话了:“我们的同志,看问题眼光要坚持阶级斗争立场。这个红莲,明显是妓院老板,鸨母,就是恶霸。”

陈姐有点脸红,“就是,就是恶霸,女恶霸。”

她说,原先以为她们是几个妓女搭伙合住,红莲只不过是搭伙领头。现在看来,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她一直不吭声,没有任何捣乱行为,伪装老实,结果昨天夜里她们几个人,这个红莲,和搭伙的三个妓女一起溜跑了。

柳专员说:“逃跑风要坚决煞住!”

“原先我们想,跑就跑了,反正现在是新社会的天下,跑到哪里,再从事卖淫勾当都会被抓起来,因此对这件事处理有点不经心。现在我们理解了,这是战场上斗争的继续。”陈姐看来是在重述领导对她说过的话,声音有点低,明显她还不太明白自己的话的份量。“让她们逃脱,就是放跑反动派。在这场斗争中,容不得半点心慈手软。”

柳专员说,那四个人肯定分散逃亡了,没有必要分头追。我们得集中力量,抓回煽动叛乱的反动恶霸红莲。他的眼光扫到驻军支队长,支队长马上说他已经布置追捕。柳专员满意地站起来,神情严肃地说,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这是一件严重的任务,不拿枪的敌人,比拿枪的敌人更加凶恶危险。对此,我们千万不能麻痹。

他从文件袋里抽出一页文件来,宣读起省委文件。

文件不长,听了大家还是不太懂。柳专员就作了讲解:从全省范围看,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进入后期,大股小股的残匪,已经基本消灭。现在面临的任务,却是更重要。那就是清除一切旧社会的残渣余孽,斩草除根,不留半点复活的可能――我们要建设一个崭新的,清洁的社会主义道德世界。

柳专员的普通话,带着河南腔,四川人听来有点异常,不太顺溜,或许正由于如此,他的话具有更大的权威。

“相比之下,我们专区落后了!”柳专员响亮地说,“再麻痹下去,我们对不起党的信任!自从袍哥势力瓦解,很多同志以为大获全胜。其实不然,封建意识有更深的根基,其中之一,就是反动道会门,这就是我们深入镇反的重点所在。”

只听见一片沙沙笔划在纸上的声音,来开会的干部埋头记录,柳专员有意放慢讲话速度,让大家有可能记下,语词与句子的间隙,使他的讲话更显得深刻。

柳专员点起一根烟,坐在藤椅中。主持会议的武装部长老陈,接过去说了几句,主要是说要把今天的会议内容层层传达下去,请大家务必领会。

柳专员的妻子觉得他与在部队里时完全不同,那时听的人虽然也与现在会议室的听众差不多,大都是基层政治干部,但是政治动员直截了当,没有这么多理论。良县是个叫人进步,值得锻炼的好地方!她环顾全场,没有人说话,似乎都被柳专员刚才说话的气势给镇住了。

“同志们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请抓紧时间提问。”老陈看看大家说。

有的人面面相觑,大多数人还在继续沉思。只有一个记得快,此刻已经不在琢磨文字的干部,问了一句,看上去是个学生出身,刚参加工作的青年:

“请领导讲一下,如何分清打倒反动道门会与保护正当宗教活动。”

柳专员吐了一口烟,显然,这正是他等着的问题。

“党的政策是允许正当宗教活动。允许不等于鼓励,这点不用我来说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我们要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唾弃反动的精神鸦片。负责文教的同志要旗帜鲜明作努力。”

一说文教方面,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文教总是从长计议的问题,没有催命的紧迫。但是刚才提问的年轻干部又追问了一句:

“那么,这些宗教的头头脑脑人物,在人民中有迷惑力,我们怎么办?”

柳专员笑了,这个年轻同志善于思考,很有前途。革命事业还是需要有知识,不像在座的大部分工农出身干部,听了他的讲话满脸茫然。他说,“我们只能容忍他们的宗教活动,不能容忍他们的政治活动;只能容忍他们与党保持一致的人,对于抵制革命的人,我们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因此,不为人民服务,不跟党走,就是反对革命!”

他声色俱厉地说这几句话,正视四周,见到那个发问的青年干部低下头在笔记本上猛抄,他有点严肃的脸才温和了些。看来,能带好这整个班子。他话锋一转,进入了具体问题:

“本地有个弥陀院?”

老陈说,“是有一个,在南华山上,叫水月寺,离城十五里。去烧香的人很多,也算是本地一个名胜。”

柳专员问,“那寺院的主持,叫什么玉通禅师?”

老陈说,“就是,院里还有几名小和尚。”

“这个玉通禅师来历查明了没有?”

支队长接过话说,“我们查过了,旧县政府档案中对此没有记录。这个禅寺据说已有七百多年历史,曾经重修过几次。”

柳专员说,“你能肯定这个人没有反动劣迹?”

老陈与支队长相视了一下,然后老陈说:“好象这个人从来不参与四川地方政治,此地民众,不记得法师出过山门。”

柳专员脸色都变了,他觉得这个老陈,他的老部下,依然军人本色直来直去。他说,“一个月前我邀请本地知名人士参加统战工作会议,这法师竟然拒绝来,也是以同样理由。这就是个态度问题!他或许也不参加军阀应酬,但是对共产党,不是给不给面子的问题!更不是给不给我面子的问题,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府。他不要我们代表,他就不是人民的一份子!”

老陈一时语塞,不知怎么答复为好,他说,“那么,那么?”

“革命的过来,反革命的过去!”

“难道这个玉通禅师是反革命?”老陈木呐呐地说。

柳专员这下子真的生气了,这不仅是愚蠢,而且是挑衅,这个老陈,如此不知进步,革命老本准备吃到几时?

“你的看法呢?”柳专员威而不怒地反问。

老陈感到柳专员的不满,他没有接话头。柳专员全场看了一眼,“我们专区的人民是走革命路,还是进山参什么佛?我们能听之任之不管不问吗?我们专区的镇反成绩不突出,工作不热烈,就是由于我们自己队伍的认识不清。”

“那么,怎么办呢?”老陈说,他的确有些茫然了。

柳专员站起来,“先整顿我们队伍内部思想,统一认识。”他明白内部思想问题急躁不得,不是一个和尚的事。他说,“上午会开到这里,下午各个部门讨论省委精神。”

老陈宣布散会后,大家站了起来,纷纷出门。柳专员这才看到妻子脸色苍白,坐在角落里。他走过去问,“你怎么啦,不好受?这个会开得太长了。”

“会很有意思。”妻子说,“不过空气有点闷,出去吹吹风就好了。”

“这些烟鬼,对不起,今天我也抽了,为了提神。”柳专员说。他平日烟酒不沾,昨夜几乎没睡。他把妻子从圈椅中扶起来,两人一前一后地朝后院走去。天气阴暗,她注意到盆栽茶花开始枯萎,地上掉了不少花瓣和叶子。

柳专员原以为妻子下午休息过后,会好过一些。但是他下午开完会回家,妻子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喘不过气来,很难受的样子。他急忙叫齐军医来。

警卫员带来齐军医,一个眉清目秀的四十来岁的男子。他来了之后,仔细地检查,可是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他判断是胎儿在母亲的肚子里踢脚,弄得孕妇感觉上很不好受。齐军医收拾好听诊器,放回药箱说,“一切正常。”

柳专员跟齐军医走到院内,低声问:

“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呢?”他知道刚才医生当着妻子面,不会说实话。

“可能是劳累了,”齐军医说:“说实话,她不应当来良县,至少等到孩子出生之后再来。还有一个月就是产期了,不妨等等。”

齐军医本是川军起义军官,留用在解放军进川部队军医院,医术相当不错,所以柳专员点名要求他一起到良县来,帮助筹建地方医院,同时照应这整个干部队伍。齐军医神情忧郁地说,“这个地方,本来是瘴疠之地,血气过重。”

柳专员微笑地拍拍他的肩膀,“你现在也是革命干部了,不要说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话。”

齐军医不好意思地一笑,说:“领导批评得对,我要加紧学习。”

柳专员送走医生,转过头,看到良县市街之后的山地,云气正在翻卷,山峰早就被云盖住,然后整个山脉被裹在白气之中,天转眼就暗下来,跟黄昏一样。他转头面临长江雾烟,如一张奇大的厚毯子压到江面上,连江边那雄壮的拉纤的号子声都变得闷声闷气,而江涛的吼叫如狼似虎。

他心里想,这个鬼地方,什么都不顺。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一轮运动做好,做出色些,等机会调出去,总不能一辈子留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