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土司太太正楼上楼下叫人找我。

要是父亲在家，绝不会阻止我这一类游戏。可这几天是母亲在家主持一应事务，情况就多少有些不同。最后，下人在果园里找到了我。这时，太阳正升上天空，雪光晃得人睁不开眼睛。我满手血污，在细细啃着小鸟们小小的骨头。我混同在一群满手满脸血污的家奴的孩子中间回到寨子里，看门狗嗅到了新鲜的血腥味而对着我们狂吠起来。进得大门，仰脸就

看见母亲立在楼上，一张严厉的脸俯视着下面。那几个小家奴就在她的目光下颤抖起来。

我被领上楼在火盆边烤打湿的衣服。

天井里却响起了皮鞭飞舞的声音。这声音有点像鹰在空中掠过。我想，这时我恨母亲，恨麦其土司太太。而她牙痛似的捧着脸腮说：“你身上长着的可不是下贱的骨头。”

骨头，在我们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词，与其同义的另一个词叫做根子。

根子是一个短促的词：“尼。”

骨头则是一个骄傲的词：“辖日。”

世界是水，火，风，空。人群的构成乃是骨头，或者根子。

听着母亲说话，感受着新换衣服的温暖，我也想想一下骨头的问题，但我最终什么也想不出来，却听见画眉想在我肚子里展开翅膀，听见皮鞭落在我将来的牲口们身上，我少年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土司太太以为儿子已经后悔了，摸摸我的脑袋，说：“儿子啊，你要记住，你可以把他们当马骑，当狗打，就是不能把他们当人看。”

她觉得自己非常聪明，但我觉得聪明人也有很蠢的地方。我虽然是个傻子，却也自有人所不及的地方。于是脸上还挂着泪水的我，忍不住嘿嘿地笑了。

我听见管家、奶娘、侍女都在问，少爷这是怎么了？但我却没有看见他们。我想自己是把眼睛闭上了。但实际上我的眼睛是睁开的，便大叫一声：“我的眼睛不在了！”

意思是说，我什么都看不到了。

土司儿子的双眼红肿起来，一点光就让他感到钢针锥刺似的痛苦。

专攻医术的门巴喇嘛说是被雪光刺伤了。他燃了柏枝和一些草药，用呛人的烟子熏我，叫人觉得他是在替那些画眉报仇。喇嘛又把药王菩萨像请来挂在床前。不一会儿，大喊大叫的我就安静下来。

醒来时，门巴喇嘛取来一碗净水。关上窗子后，他叫我睁开眼睛看看碗里有什么东西。

我看见夜空中星星一样的光芒。光是从水中升起的气泡上放射出来的。再看就看到碗底下躺着些饱满的麦粒。麦子从芽口上吐出一个又一个亮晶晶的水泡。

看了一会儿，我感到眼睛清凉多了。

门巴喇嘛磕头谢过药王菩萨，收拾起一应道具回经堂为我念经祈祷。

我小睡了一会儿，又给门口咚咚的磕头声惊醒了。那是索郎泽郎的母亲跪在太太面前，请求放了她苦命的儿子。母亲问我：“看见了吗？”

“看见了。”

“真的看见了吗？”

“真的看见了。”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土司太太说：“把吊着的小杂种放下来，赏他二十皮鞭！”

一个母亲对另一个做母亲的道了谢，下楼去了。她嘤嘤的哭声叫人疑心已经到了夏天，一群群蜜蜂在花间盘旋。

啊，还是趁我不能四处走动时来说说我们的骨头吧。

在我们信奉的教法所在的地方，骨头被叫做种姓。释迪牟尼就出身于一个高贵的种姓。

那里是印度——白衣之邦。而在我们权力所在的地方，中国——黑衣之邦，骨头被看成和门坎有关的一种东西。那个不容易翻译确切的词大概是指把门开在高处还是低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土司家的门是该开在一个很高的地方。我的母亲是一个出身贫贱的女子。她到了麦其家后却非常在乎这些东西。她总是想用一大堆这种东西塞满傻瓜儿子的脑袋。

我问她：“门开得那么高，难道我们能从云端里出入吗？”

她只好苦笑。

“那我们不是土司而是神仙了。”

她的傻瓜儿子这样对她说。她很失望地苦笑，并做出一副要我感到内疚的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麦其土司的官寨的确很高。七层楼面加上房顶，再加上一层地牢有二十丈高。

里面众多的房间和众多的门用楼梯和走廊连接，纷繁复杂犹如世事和人心。官寨占据着形胜之地，在两条小河交汇处一道龙脉的顶端，俯视着下面河滩上的几十座石头寨子。

寨子里住的人家叫做“科巴”。这几十户人家是一种骨头，一种“辖日”。种地之外，还随时听从土司的召唤，到官寨里来干各种杂活儿，在我家东西三百六十里，南北四百一十里的地盘，三百多个寨子，两千多户的辖地上担任信差。科巴们的谚语说：火烧屁股是土司信上的鸡毛。官寨上召唤送信的锣声一响，哪怕你亲娘正在咽气你也得立马上路。

顺着河谷远望，就可以看到那些河谷和山间一个又一个寨子。他们依靠耕种和畜牧为

生。每个寨子都有一个级别不同的头人。头人们统辖寨子，我们土司家再节制头人。那些头人节制的人就称之为百姓。这是一个人数众多的阶层。这又是一种骨头的人。这个阶层的人有可能升迁，使自己的骨头因为贵族的血液充溢而变得沉重。但更大的可能是堕落，而且一旦堕落就难以翻身了。因为土司喜欢更多自由的百姓变成没有自由的家奴。家奴是牲口，可以任意买卖任意驱使。而且，要使自由人不断地变成奴隶那也十分简单，只要针对人类容易犯下的错误订立一些规矩就可以了。这比那些有经验的猎人设下的陷阱还要十拿九稳。

索郎泽郎的母亲就是这样。

她本来是一个百姓的女儿，那么她非常自然地就是一个百姓了。作为百姓，土司只能通过头人向她索贡支差。结果，她却不等成婚就和男人有了孩子，因此触犯有关私生子的律条而使自己与儿子一道成了没有自由的家奴。

后来有写书的人说，土司们没有法律。是的，我们并不把这一切写在纸上，但它是一种规矩，不用书写也是铭心刻骨的。而且比如今许多写在纸上的东西还有效力。我问：难道不是这样吗？从时间很深远的地方传来了十分肯定的声音，隆隆地说，是这样，是这样。

总而言之，我们在那个时代订出的规矩是叫人向下而不是叫人向上的。骨头沉重高贵的人是制作这种规范的艺术家。

骨头把人分出高下。

土司。

土司下面是头人。

头人管百姓。

然后才是科巴(信差而不是信使)，然后是家奴。这之外，还有一类地位可以随时变化的人。他们是僧侣，手工艺人，巫师，说唱艺人。对这一类人，土司对他们要放纵一些，前提是只要他们不叫土司产生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好的感觉就行了。

有个喇嘛曾经对我说：雪山栅栏中居住的藏族人，面对罪恶时是非不分就像沉默的汉族人；而在没有什么欢乐可言时，却显得那么欢乐又像印度人。

中国，在我们的语言中叫做“迦那”。意思是黑衣之邦。

印度，叫做“迦格”。意思是白衣之邦。

那个喇嘛后来受了麦其土司的惩罚，因为他总是去思考些大家都不愿深究的问题。他是在被割去了舌头，尝到了不能言语的痛苦后才死去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释加牟尼之前，是先知的时代，之后，我们就再也不需要用自己的脑子来思考了。如果你觉得自己是杰出的人，而又不是生为贵族，那就做一个喇嘛为人们描绘来世的图景吧。如果你觉得关于现在，关于人生，有话不能不说，那就赶快。

否则，等到没有了舌头，那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君不见，那些想要说点什么的舌头已经烂掉了。

百姓们有时确实想说点什么，但这些人一直要等到要死了，才会讲点什么。好的临终语言有如下这些：——给我一口蜜酒。

——请在我口中放一小块玉石吧。

——天就要亮了。

——阿妈，他们来了。

——我找不到我的脚了。

——天哪，天哪。

——鬼，鬼呀！

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