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风中的舞蹈(上)-草样年华

第七章、风中的舞蹈(上)

寒假过后,我们迎来大三的第二个学期。学校安排我们到位于昌平的某机床厂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参观实习。

第一周周一清晨,我被一阵嘈杂声吵醒,睁眼一看,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起床穿衣,刷牙洗脸,并骂骂咧咧地抱怨着学校的凶残施暴,破坏了大家10点钟起床的惯例,许多同学在半梦半醒之间便坐上早班车,飞奔在通往昌平的高速公路上。

第一天上午的实习内容很简单,由一名刚毕业分配来此的大学生带领我们参观工厂。此人姓张,我们之间并无过大年龄差异而且颇有共同语言,所以我们亲切地称呼他:老张。

中午,老张带我们来到工厂内部的饭馆吃饭,饭菜丰盛得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我和杨阳、齐思新不仅喝了几瓶啤酒,还抽了几根“万宝路”,对此我们有些受宠若惊。

我问老张:“我们以后每天都到这儿吃饭吗?”

老张嘴里嚼着花生米说:“哪有这种好事,咱们以后都得去食堂吃饭,今天特别”。他指着窗外一间破陋的大房子说,“就那儿。”

窗外,一名女职工正把饭盒里的饭菜倒入门口的大缸,一群黑色的飞虫被惊吓得从缸中飞出。

下午,我们进行了实习分组,我和杨阳被分配到喷漆车间,齐思新被分到锻压车间。

我和杨阳呆在车间无事可做,决定去看看其他同学。我们刚走出喷漆车间,就看见齐思新正推着一辆满载砖头的小车艰难地从此经过,我们叫住他,问道:“你推砖干什么?”

齐思新指着锻压车间说:“那帮王八蛋在车间玩牌,叫我出来推砖,真他妈孙子!”

杨阳说:“你把车扔一边儿,甭管他们!”

齐思新码了码即将滑落的砖头说:“他们说推不完五车砖就不准我下班!”说完,大吼一声,推起小车向前冲去。

晚上,齐思新累得腰酸背痛,早早地躺在床上休息,并呻吟着说:“明天说什么我也不去了!”

“为什么?”我问。

齐思新说他在下班的时候看见又有一些满载砖头的卡车正源源不断地驶进工厂。

第二天,齐思新果然没有去工厂实习。一个星期后,同学中已经没有人出现在工厂了。

这几天的实习只有枯燥无味,大家整日坐在一间硕大的屋里,从早晨开始等待中午下工铃声的响起,然后拿着饭盒冲向食堂,抢在那些工程师和工人师傅们前面买到午饭。吃过中午饭,大家趴在桌上或倚靠墙壁或站立着睡午觉,直到下班铃声响起,背着书包迅速消失。

第二周的某天早晨,北京地区大风降温。我在甜蜜的梦乡中被电话铃声吵醒,睁开眼睛看到齐思新正双目炯炯有神地看着我,我装出极困倦的样子叫他去接电话,他躺在床上摇晃着脑袋说:“不去。”

我准备去接电话,可刚掀开被角,便感觉寒气逼人,于是又裹紧棉被,躺在里面期待齐思新熬不住或电话铃声自动消失。

这时,杨阳从上铺探出脑袋,看见我俩睁着眼睛无动于衷地躺着,便说:“你们怎么不接电话?”

没有人理他,铃声还在继续。

“操,我去接,你们真他妈懒!”杨阳凭借自己整日引以为荣的腹肌,没有用手支撑,便以平躺的姿势坐起来,我在下铺感受到从上面传递来的剧烈震颤。

“行了,还是我去接吧!我及时阻止了杨阳,因为他每次下床之前也不看清楚下面的情况,伸脚就踩,好几次他都是踩着我的脸完成下床动作的,而他每次都会在落地平稳后笑着对我说:“哎呀,又没看见。”我十分肯定杨阳的行为绝非无意,有一次,我知道他要下床了,赶紧用手抱住脑袋,可是我的肚子却成了他下床的第一落脚点,当时我刚吃完一大碗面条,正准备睡觉,这一踩险些酿成我的生命危险。事后杨阳说:“本来不想踩你肚子的,可你抱什么脑袋呀!”所以,为了免遭空袭之苦,我还是主动去接电话,打电话的人也够有耐性的,在我穿好鞋走到电话前的这段时间里,铃声又响了不下十几声。

“喂,找谁?”这是我们接电话的通用方式,如果对方说要找某个同学,我们从声音判断出此人是学生家长的话,就会语气平和地说:“您稍等。”然后把电话递给要找的这个同学,再附上一句:“你老子。”如果要找的这个同学不在宿舍,我们就会在楼道里大喊:“某某,某某!”此时会有一个脑袋从某间宿舍的门口探出,问道:“干嘛?”“电话!”“哦。”他会放下手里的牌或一把瓜子,风风火火地跑出来接电话。如果在我们大喊了许久后这个同学依然没有出现,我们就对电话里的人说:“某某不在宿舍。”对方会感激地说:“谢谢你,喊那么大声,连我都听见了,谢谢啦!”

然而这次电话那端却传来一个匪夷所思的声音:“你是谁?”

我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回答。

幸好对方又说:“我是机床厂的老张。”这才使我茅塞顿开。

接这个电话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原来机床厂的员工们在中午排队买饭的时候发现队伍不再那么混乱,这才意识到我们已有多日未到,而学校和机床厂有言在先,除了安排我们进行生产实习外,还要保证我们的出勤,所以厂长要求我们无论有事与否都要出现在工厂。

第二天,我们不得不挤着公共汽车去往昌平。

学校周边坐落着许多民房,那里暂居着大量民工,他们每日早出晚归,同我们一起挤公共汽车。民工们在车上遭受到许多北京妇女的白眼,被认为肮脏、野蛮、没文化,在这里我很愿意为民工打抱不平,虽然他们也会在公共汽车上抢座位,但绝没有那些泼辣的北京妇女抢得凶,民工们坐一会儿仅是为了缓解疲劳,还有许多繁重的工作在等待着他们去做。他们并不野蛮,不会像北京人那样,因为一点小事儿而骂得不可开交,他们会同乖巧的小学生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双手交叉,夹在两腿之间,上半身微微弯曲,像个痛经的小姑娘。他们双眼茫然地注视着窗外,看着车水马龙的街道和一座座现代化建筑。没有他们,这些高楼大厦就不会拔地而起。如果有人把民工比喻作大粪的话,我就要把北京比喻成一块贫瘠的土地,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

每日同我们挤公共汽车的还有白领女士,她们总是在上班规定时间的前几分钟才到站,下车后匆匆跑向地下通道或天桥,长发迎风飞舞,高跟鞋走在水泥路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皮包在她们的肩上或手中摆动,并不时地伸出手腕看一下时间,我想这些白领女性中的多数是为了多睡一会儿觉才如此狼狈的。

与白领丽人相比,我们的实习可算轻松许多,工程师和技术员们正忙于单位分房,无暇顾及我们,只是偶尔带领我们去参观一下车间的生产,然后便让我们自由活动。我们对齿轮车间情有独钟,因为那里有个女员工长相颇似巩利,凡遇无事可做时,我们便会跑到那里找她聊天。开始她对我们还很热情,总是放下手中的活,同我们海阔天空地畅谈,但当她因为生产的齿轮数量减少和质量不过关而被厂长扣罚奖金时,对我们便不再一如当初,无论何时去找她,她总是半阴着脸,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我们只得不去找她,呆坐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有时,我们会买几包烟,大家围坐一桌,一根接一根不停地抽,直到屋里弥漫的烟雾使我们分辨不出彼此。

终于熬到中午,同学们迫不及待地拿着饭盒奔向食堂,午饭已成为我们一天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吃过午饭,我们会和工人们在操场上踢一会儿足球,他们采用的是全攻全守式粗犷型打法,我们惯用稳守反击,经常以柔克刚。

在我们踢球的时候,工厂的广播站会播放一些工人中间的文学爱好者写的散文,播音员并不标准的普通话通过吊在树上的大功率喇叭传出来,响彻整座工厂。散文的内容经常会先以开门见山的形式描绘春天美景,然后由刚抽芽的柳条或明媚的阳光联想到工厂自身的发展,继而升华到祖国正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蓬勃发展,全国上下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每当一篇散文读到画龙点睛之处时,我们便会因为提不起精神而被对手灌入一球。

一个月的生产实习在百无聊赖中即将结束,校方规定我们在实习过程中做周记记录,我们本以为老师只是说说而已,可在实习结束的前一天,老师却要求每人必须交上五篇周记,否则按旷工处理,于是大家背起书包,纷纷奔赴教室补写周记。

在天气逐渐热起来的时候,期末考试再次降临,我本想好好复习,争取全部通过的,然而有一件事情不仅干扰了我的复习,还导致我一门功课缺考——周舟到了日子却没有来月经。

我像农民兄弟盼望雨水从天而降般盼望着经血尽快从周舟的腹中流出,然而苦苦等待了几天后,依然没有来临的迹象,我已有些发毛,甚至想学农民兄弟的样子,给龙王爷烧柱香,让我如愿以偿。

钟风学的是医学,我也不在乎他的道行深浅,急于向他寻求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办法,钟风本着治病救人的职业道德,在翻阅了三天三夜各种医学书籍后,跑来告诉我:“有可能是怀上了,要尽早去医院检查,越快越好。”

我问:“能不能不去医院,自已检查。”

钟风说:“可以,有一种试纸能够检测出来。”

我说“哪里能搞到这种试纸?”

钟风说:“我们学校妇幼保建专业的实验室里就有,回头我帮你找几张。”

我急切地说:“别等回头了,现在就去,你不说越早查出来越好吗?”

钟风说:“行,我现在就去。”

晚上,钟风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面前,手里攥着一条试纸说:“搞到了。”

我拿过试纸看了看,问:“这东西怎么用,和ph试纸一样吗?”

钟风说:“差远了,ph试纸测的是酸碱度,这种试纸测的是阴阳性,阴性是一道线,说明没事儿,要是两条线的话,那就是阳性,得去医院了。”

我说:“怎么听着这么复杂,什么乱七八糟的?”

钟风说:“你也甭管那么多了,你就记住了,一道线是小队长,没事儿,两道线是中队长,有事儿。”

“那要是三道线的大队长呢?”

钟风说:“扯淡,哪有三道线的,那说明你眼花了。”

“哦,我记住了,小队长没事儿,中队长有事儿。”

钟风说:“别记错了。”

我说:“知道了,噢,对了,是化验唾液吗?”

钟风瞪着眼睛说:“你丫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化验尿!”

“尿?”

“对,晨尿最佳,你明天早上就可以化验。”

第二天上午10点钟,我有一门考试,但已无暇顾及。我早早地起了床,拿着试纸去找周舟。

周舟在我来之前刚刚小便过一次,现在内存不足,无法化验。我陪着周舟在食堂喝了一碗豆浆,周舟仍然没有感觉,我只好又买来两碗豆浆。

第二碗豆浆喝到一半的时候,周舟说:“豆浆没味儿,你去放点儿糖。”

我说:“你将就着喝吧,万一一会儿验出个糖尿病怎么办!”

周舟说白豆浆喝不下去,我又去给她买了一块酱豆腐。周舟喝了两口,又放下碗说:“喝不下去了。”

我看周舟的确为难,便端起碗,将剩下的豆浆一饮而尽。

喝完后我感觉腹胀,跑去厕所小便,在排遗的那一刻我想,如果化验我的尿会是什么结果呢?结果当然是一道线,如果是二道线的话,我的身体和试纸必有一个出毛病了。

周舟在喝完那碗豆浆后的半个小时终于想上厕所了,我们为了找到一个盛尿的器皿特意买来一杯可乐,倒掉液体,留下空纸杯,周舟拿着它走进厕所,我忧心忡忡地等候在门外。

一会儿,周舟洗过手出来,挽起我的手说:“走吧。”

没走几步,我突然意识到周舟的手里并没有拿着纸杯,我问:“尿呢?”

“哎呀!”周舟恍然大悟道,“我把这事儿给忘了,没接。”

“那纸杯呢?”

“还在厕所里。”

尿是无论如何要化验的,我和周舟继续为憋尿而努力,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尿竟然如此之珍贵。听说吃西瓜有利于排尿,我又跑到学校外的西瓜摊买来一个大西瓜,看着周舟大口大口地将它吃掉。

一个小时后,吃下去的西瓜产生效果,周舟又要去上厕所,在她进门前,我咛嘱她千万别再忘了正事儿。

片刻后,周舟端着可乐杯出来,我们决定去一个隐蔽的地方化验。没走几步,正好遇到杨阳迎面跑来,他冲我喊道:“马上就考试了,你干什么去?”

我说:“这就去。”

杨阳看到周舟手中的可乐杯,说:“给我喝一口,渴死我了。”

周舟拿着可乐杯不知如何是好,我接过它,装作不小心的样子,把它跌落在地。

杨阳说:“你丫真浪费,我考试去了。”然后便跑向教室。

我和周舟心酸地望着洒在地上的尿,怅然若失,它就像泼出去的水,再也不能收回。

我建议周舟再吃一个西瓜,周舟说吃不下去,肚子胀。我一摸,周舟小腹处果然隆起一个小包儿。

我说:“要不然咱们去医院检查吧!”

周舟说:“不去,我不好意思。”

“那咱们也不能拖着呀,你愿意看着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吗?”

周舟神情紧张地说:“讨厌,都是你不小心点儿。”

我说:“是我的错,都怪我操作失误,既然问题出来了我们就要面对。”

周舟说:“我去医院不知道跟大夫说什么。”

“我更不知道说什么了,你实话实说就可以。”

周舟点点头。

我们紧攥着对方的手,走在去医院的路上。

到医院门口的时候,周舟停下来说:“我不敢进去。”

我安慰她:“没事儿的,我陪你进去。”

周舟将头抵住我的肩膀说:“我害怕。”

我抚慰着她的头发说:“事情过去就好了,走吧!”

“嗯。”周舟拉起我的手。

刚刚踏进医院的门,周舟又站住了,说:“等会儿。”

“怎么了。”

“有感觉。”

“什么感觉?”

“来了!”周舟捂着肚子向厕所跑去。

我像被春雨滴在脸上的农民一样,感到无比幸福。我想,月经同石油一样,没有压力是出不来的。

我看了一眼手表,十一点二十,考试即将结束,但我此刻的心情却比考了100分还要畅快。

周舟来潮后,我全身心投入到复习中,不愿再出现不及格科目,补考已浪费掉我的太多精力。

此时的我比大一的时候成熟了许多,那时我还在不遗余力地为办缓考而冥思苦想,却不将精力用于复习,每年还要为补考继续看书。现在,我懂得背着抱着一样沉的道理,与其开学补考,不如期末的时候多用点儿功,一次通过,但只要有捷径,还是要走的。

我和杨阳找出刘小康的电话,与他约好在学校门口见面,以350元的价格购买两份考卷和答案。

我们坐在学校门口的马路牙子上等刘小康,他戴着一副墨镜出现在我们面前,没有停留,只说了一句:“跟我走。”便快步向别处走去。

我们紧跟着他,问:“去哪儿呀,干嘛这么神秘?”

刘小康没有回头,只是说:“快走!”他带着我们走到一个隐蔽之处,说:“刚才我爸就站在学校门口和人聊天,要是被他发现的话,不仅我挣不到钱,你们考试也过不了,钱带来了吗?”

“带了,卷子呢?”

刘小康从兜里掏出一叠皱巴巴的考卷和答案,我们看了台头,没错,正是过几天要考的。

交易完毕,刘小康说:“我得赶紧走了,你们需要什么东西就说话。”

我们说以后一定少不了还要麻烦他。

试卷到手后,及格对我们变得易如反掌,我和杨阳轻松度过期末考试。

考试的时候,我有些掩饰不住下笔如有神的喜悦,激动地哆嗦着右手把正确答案写在试卷上。这个过程根本无须考虑逻辑推理的步骤及每个参数的意义,显然,它们在此时是多余的。

考完试的那天中午,我的心情极为舒畅,顾不得炎炎烈日,吃完饭便和同学去操场踢球。我在操场上疯狂奔跑,汗流浃背,甚是痛快。

踢过球,我在水房冲了一个凉水澡后,去找周舟吃晚饭。

周舟见到我就说:“你知道吗,郝艾佳要和杨阳分手。”

我说:“不会吧,他俩昨天晚上还在一起。”

周舟说:郝艾佳今天中午接到前男友打来的电话,那个男的想和她重归于好,她当即就表示同意。”

我说:“怎么能说分手就分手呢,一日夫妻百日恩,杨阳和她好歹也好了一年多。”

周舟说:“郝艾佳始终就没有对杨阳全身心地投入,她当时和杨阳好只是因为男朋友的移情别恋,可她心里却处处惦记着那个男的,现在这个男的又回来了,郝艾佳当然要离开杨阳。”

“郝艾佳的思想转变怎么这么大!”

“其实她和杨阳之间早就没有感情可言了,唯一能使他俩呆在一起的就是那件事情。”

杨阳对于同郝艾佳的分手没有表现出过分失落,他说他们之间除了在身体上需要对方外,早就没有呆在一起的必要了,所以他在和郝艾佳分手后并没有拉着我去喝酒,也没有茶饭不思地躺在床上发呆,而是写了一首歌,叫做《这是怎么了》,以此埋葬这段感情:

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吃饱了还会饿

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哭过后还有乐

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努力去做还会错

这是怎么了,为什么甜美中会有一丝苦涩

赤橙黄绿让我混淆了颜色

不知道该去选择什么

谁能告诉我该怎么去做

哦,这是怎么了……

暑假开始,又在一片安静中度过。

开学的前一天,我应高中同学郑勇的要求去找他喝酒。高中时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高中毕业后考入海淀走读大学,已于今年暑假毕业,现就职于北京某外企公司。

郑勇递给我一张印有“郑勇”二字的名片,我接过来看了看他的单位和职务,说:“够硬的。”

郑勇谦虚地说:“嗨,没什么,瞎混呗!”

我说:“你用不着谦虚,我是说做名片的纸够硬的。”

其实,无论是这张名片的用纸还是上面印着的每一个字,全都坚如磐石,让我好生羡慕。

单位给郑勇安排了一间单身宿舍,他为了尽地主之仪,把我灌得酩酊大醉,我俩相依在他的单人床上睡去。

清晨,我从口干舌燥中醒来,准备回学校。郑勇依然死猪般趴在床上,我把他弄醒,说:“我走了,你接着睡吧!”

郑勇既没有睁开眼睛也没有张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发出“嗯”的一声。

我推门而出,带着一身酒气走在北京的马路上。

一群群中学生从每条胡同、每片小区、每辆公共汽车中涌出,稚嫩的脸上带着假期意犹未尽的喜悦,手中捧着一本单词或是一张煎饼,脑子里装着临出门时父母的告诫:一定要好好听讲,放学后早点儿回家,路上小心点儿!

他们的书包不得不因为车筐太小或肩膀承受不住而被捆在后车架上,我在他们的身上看到某些似曾相识的东西和许多熟悉的影子。当我听到他们亲切地同看门老头打招呼——“大爷好”的时候,当我看到他们为了尽早赶到学校抄没有完成的作业而没有洗去脸上灰尘的时候,当我看到他们手持扫帚,弯着腰在打扫校园卫生的时候,我的心忽悠一下子颤动了,这样的生活我也曾拥有过,可它们早已离我远去,只能成为记忆,留在我的内心深处。

不知不觉间我在大学度过了三个春秋,现在我已是一名大四的学生,我的生活在不经意间发生着变化,就像一个笑话所描述的那样:

学校食堂的饭菜中出现一只死苍蝇,大一学生对此的反应是惊叫一声,丢掉筷子撒腿而逃;大二学生端着饭碗,态度蛮横地要求卖饭师傅换一碗新的;大三学生神情平和地将苍蝇夹出,继续吃碗中的饭菜;大四学生欣喜若狂地把苍蝇放进嘴里,当作一块肉大嚼起来。

也是在这一天,我从各媒体获悉:恐怖分子劫持客机若干架,撞毁了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从此,中国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话题便由车轮功转移到此事件上面。

开学后,我又忙于补考,不知道这样的日子到何时才是尽头。

我背着书包在教学楼转了一圈,居然找不到一个空座位,那些身穿校服的新生们带着美好幻想坐在教室里看着高数和英语,一些像我一样面目浑浊的老生也在为补考而艰难地复习着高数和英语,他们的面前比新生多了两样东西——一杯沏得很酽的茶和一包香烟,它们是幻灭的产物。

正当我准备放弃学习的念头,决定回宿舍睡觉的时候,一个学生收拾起他的书本,背着书包离开教室,我坐到他留下的座位上,摊开书本,双眼直直地盯在这些匪夷所思的符号和公式上面。

一个男生坐在我的身边,手里握着一个热气腾腾的杯子,伴随着杯口的倾斜,他的嘴里发出“呜--啊,呜--啊”的声音,这种声音在静谧的教室里没有一点损失地传递到我的耳朵,音响效果被还原得出奇好,我甚至能够感受到立体声环绕所带来的震撼,尤其是他的尾音“啊”,好像在品味多么醇香的东西,而实际上他的杯子里连点儿茶叶的影子都没有,盛的是白得不能再白的白开水,他那如痴如醉的样子真叫我恶心,他居然还敢闭上眼睛,这使得他看上去更像一个白痴。

我恶狠狠地看着这个人,而他依旧陶醉其中,当他睁开眼看到我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时候,似乎被吓了一跳,但更吓我一跳的是,他再次闭上眼睛,把剩下的半杯白开水“呜--啊”地喝完,对此我无话可说。

我的心情彻底被此人破坏,这使得我原本就无从下手的复习更难以理出头绪,书中尽是一些让我感到陌生的概念和术语,一道道晦涩的例题使我举步为艰,为了弄懂一个公式所表示的意义以及如何根据公式进行后面的计算,我首先要再将高数复习一遍,可这无异于噩梦重演,高数冗长的内容曾经把我折磨得身心憔悴,伤痕累累,我不愿再触及旧日痛处,背起书包离开了教室。

宿舍里,张超凡正光着膀子躺在床上,肚子上的赘肉在重力作用下堆积下来,形成面积很大的一摊,硕大的肚脐眼儿正朝天开放着,宛如高尔夫球洞一般,为此张超凡赢得一个“二两酒”的美誉,因为有同学预测,张超凡肚脐眼儿的容积相当于一个能装二两白酒的口杯。张超凡却愧不敢当,坚决不接受这个美誉,总是推托地说:“过奖过奖,一两半足矣!”

每当张超凡站起来的时候,那堆肉便会“咕噜”一声滑向小腹,附在肚子底部晃来晃去,他的身体轮廓从侧面看去很像一个怀孕多日的妇女,更像是以臀部为圆心,臀部到颈部距离为半径画出的一段圆弧,张超凡说向下望去看不到自己的脚趾。

我问张超凡是怎样剪脚指甲的,他说要先深吸一口气,用尽全身力气收缩腹部,然后猛然弯下腰,瞧准脚指头就是一剪刀。我说这样会不会剪到肉,他说刚开始除了剪到肉就没剪下来别的,但恶劣的条件使他很快便适应了残酷的现实,现在已经练就一手“稳、准、狠”的功夫,但每次剪脚指甲都要将深吸一口气,迅速弯腰出剪刀这个动作重复十次,他还说人要是跟猪一样就好了,只长两个脚趾,哪怕跟鸡一样也可以,长四个脚趾,你要知道,我给一个脚趾剪指甲是多么艰难。

我指着一道例题,对张超凡说:“给我讲讲这道题,我总也搞不明白。”

张超凡看了一眼题目,便给我讲起来,可无论他怎样努力试图使我明白,我仍然理不出头绪,一头雾水,一个接一个地问他为什么,直到他也被我搞糊涂的时候,我仍不忘再问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也不明白了?”

张超凡见我基本概念如此不清楚,便问道:“你什么时候考……考试?”

我说:“明天早晨。”

张超凡在给我讲述了一堆诸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道理后,说:“不是我……我打击你,这次考试你……你过不了。”

我说:“那怎么办,有没有速成的方法,这次我无论如何也要通过。”

张超凡说:“没有,你要是平……平时像我……我这么学就没问题。”

我灵机一动说:“要不然你替我去考试吧。”

张超凡立即否决,说:“不成,我才不……不干这事儿呢!”

我说:“没事儿,上次周舟替我考四级都没被抓到。”

张超凡说:“万一这次露……露馅了呢?”

“不可能的事情,根本查不出来”。于是,我把上次考四级的经过向张超凡描述了一番。

张超凡听后说:“真……真的没事儿?”

“真没事!”

“那我试……试试吧!”

得到张超凡的同意后,我陪他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快相,他拿着照片到学生办公室以我的名字办了一个学生证。第二天早晨,我把沉睡着的张超凡喊醒,说:“你该去考试了。”

我看着张超凡洗漱完毕后拿着钢笔、学生证走出宿舍,便安然地倒头睡去。

此后,张超凡又相继应邀替杨阳、齐思新、马杰等人参加了考试,此行为并不属于志愿者活动,张超凡是无禄不立功的人,他开始以此为生计,吃喝不愁,提前进入小康。

这学期最牵扯张超凡精力的一件事情就是保研,系里规定每个班只能有一个保研名额,这个名额给谁老师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学习一定要好,我们一致认为此名额非张超凡莫属,连他自己也认为胜券在握。然而事实并非这样简单,在张超凡的保研道路上又冒出一个叫李军的同学,他平日里少言寡语,与我们接触不多,整日沉浸在图书馆中学习,成绩却总比张超凡稍逊一筹,但不知是何原因使得他出现在老师选择保研学生的视线中,成为张超凡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

对此张超凡深感不安,他仔细分析了两人的孰优孰劣,觉得自己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但对李军为何会半路杀出却一点儿也搞不懂。

一天晚上,我们在宿舍聊天的时候,齐思新突然对张超凡说道:“今天我看李军在图书馆捧着一本《孙子兵法》看,还不时地拿着笔在书上划来划去,你要当心啊!”

张超凡听后惊慌失措地说:“那……那怎么办?”

我拍他的肩膀说:“别着急,你去买本《爷爷兵法》看。”

求胜心切的张超凡问道:“是吗,哪儿有卖……卖《爷爷兵法》的?”

我说:“你要是看了《爷爷兵法》的话一定算计不过李军。”

“为……为什么?”

“爷爷是君子,孙子是小人,君子斗不过小人。”

张超凡信心十足地说:“可老骥伏枥,依然志……志在千里。”

我说:“你用不着志在千里,眼前的危机就是战胜李军,你行吗?”

张超凡说:“论学习绝对没……没问题。”

我说:“别再提学习了,李军之所以能够半路杀出,靠的绝不是学习。”

张超凡问:“那他靠……靠的是什么?”

我说:“如果让人知道了他凭借的是什么的话,他还能出奇制胜吗!”

其实李军取悦老师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投其所好而已。老师想要一部诺基亚手机,李军就会在第二天将一个崭新的8850摆在老师的桌子上,老师说想看某某大片,李军又会千方百计去寻找,将光盘放在老师的电脑旁……总之,李军会竭尽全力满足老师的所有需求,讨老师欢心。

博老师的喜爱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李军作为一名学生并没有经济来源,馈赠老师的物品全部为其父母所提供,家里只有他这一个孩子,父母盼望他能有个出息,尽全力帮他满足老师膨大的物质需求。

张超凡也调动起家庭的力量,三天两头给老师送些东西,李张二人彼此攀比,互不服输,以至出现了张超凡送老师一个随身听,李军就送老师一个CD机;李军送老师一盒肾宝,张超凡就送老师一盒伟哥的情况,愈是如此,老师就越迟迟不公布那个保研名额留给谁,坐收鱼翁之利。

很显然,赢得这场战争的关键就是坚持到底,但张超凡与李军大战了几回合后便渐渐招架不住,败下阵来,李军继续巩固政权,确保了胜利果实。

李军之所以能够横空出世并笑到最后,完全凭借其父母的鼎力相助,他爸是北京某机关的副局长,平日收受的贿赂全部被李军用来打点老师,把老师的抽屉塞得满满当当。

保研名额分给李军后,张超凡愤愤不平,他去找系主任评理,说李军采取不正当竞争方式,破坏了公平竞争的体育道德,系主任说:“李军给老师送礼的事情我知道,我还知道你也给老师送了不少东西,没错吧!”

张超凡说:“我……我是送过东西,但李……军比我送的多得多,所以老……老师把名额给他了,不……不公平!”

系主任说:“这件事儿是公平的,老师也是在考虑了多方面的因素后才决定把这个名额留给李军同学的。”

张超凡说:“要说学习我……我绝对比……比李军好。”

系主任说:“这我知道,你学习好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但这只是你保研成功的必要条件却不能成为充分条件。”

张超凡不解地问:“难道这还不……不够吗,我在哪方面还……还不合格吗?”

系主任语气缓慢地说:“我们在选择研究生的时候也要考虑他的综合因素,总不能找一个相貌丑陋、面目凶残的人吧!”

张超凡问道:“您是说我五……五官不端?”

系主任:“我不是这个意思。”

张超凡情绪激动地说:“即然没……没有这层意思,那我为什么还是被淘……淘汰了?”

系主任:“张超凡同学,你遇事要冷静,我听老师反映说,你在语言的交流上不是很顺畅,今天我也领会了,这将给你日后的学习造成很大的障碍。”

张超凡听后失落地说了一句:“我…我知道了。”便离开系主任的办公室,他万万没有想到,系主任和老师居然以他的口吃为由,把这个本该属于他的保研名额分给了李军。

当然,李军在给老师送礼的同时,也没少行贿于系主任,上下打点,疏而不漏。

张超凡保研失败后便着手于考研的复习,他参加了一个考研英语辅导班,半个月下来,英语成绩没有提高许多,却失去了处男之身。

张超凡在辅导班上结识了一名已婚女子,她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上班,老公常年出差在外,寂寞难耐的她便将目光汇聚在张超凡身上。

辅导班上课的第一天,这个女子在上课很久后匆匆推门而入,随便找了个座位,正巧坐在张超凡的身旁。课间休息时,此女子借抄张超凡的笔记,张超凡见她容颜美丽、风韵犹存,不禁怦然心动,两人有说有笑,甚为投机。辅导班下课后,此女子邀张超凡去家中为她补习英语,张超凡一口答应,满心欢喜。

在那女子家中,她对张超凡说:“别客气,家里除了我没有别人。”然后给张超凡倒了一杯水,便依偎在他的身边。张超凡被此女子拨撩得欲火中烧,但还是客气了一会儿,坚持喝完那杯水后才搂住她,在她的引导下完成终身大事。”

事后,张超凡感觉自己突然忘掉许多单词,便后悔地提上裤子逃离出去。日后无论那女子再以何种名义邀请张超凡去她家中,均被张超凡一一回绝。

张超凡认为,如果让这样的事情继续下去的话,那么他的单词储备必然会在某一天枯竭,甚至变为负数,所以每次去辅导班上课前,张超凡都要吃许多冰块,镇定败火,时刻保持头脑清醒。

张超凡为了考研可谓是历尽千辛万苦,每日黎明,他伴着我们的酣睡声早早起床穿衣,背着书包离开宿舍,开始了一天的学习生活。中午吃过午饭,张超凡省去剔牙、刷饭盒、睡午觉等事项,又回到教室里背农村包围城市,坚持改革开放,三个代表等政治知识;晚饭过后,张超凡只看一分钟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便又去教室做一晚上的数学题;教室锁门后,张超凡回到宿舍还要一边洗脚一边背单词,不记住50个单词就不擦脚;晚上,他还要听着英语磁带入睡,连梦话都是用英语说的。

与张超凡相比,赵迪的生活完全可以用多姿多彩来形容,父母已经提前为他在老家找好工作,他不必再为自己的未来担忧。家乡的许多姑娘听说赵迪就要毕业回乡,争先恐后地要将自己许配给他,哪怕做小儿也心甘情愿,但赵迪对此事毫无兴趣,他依然将全部热情和精力用在车轮功的修炼上面。在赵迪的带领下,校园中出现了一个以他为首的车轮功小集团,经常趁深夜或黎明时分在学校操场召开集会,传达最新文件资料。赵迪为了便于同功友们取得联系,配置了一部手机,并将手机铃声调成车轮功的功歌。

除了练功外,赵迪便无事可做,经常像一头蜷伏在圈里的猪,一动不动地趴在床上,待走近一看,原来他的手里正捧着一本《车轮转》。

我们的乐队在此时宣布解散,原因是绝大多数乐队和家庭都要面临的问题--成员不合。

杨阳坚决主张排练自己的作品,而齐思新却热衷于演秦一些滥情的流行歌曲,两人的矛盾不断加深,直到有一天,杨阳趴在宿舍的桌子上整理他写的歌,齐思新在这时推门而入,手里拿着一堆刚从网上下载的GUN‘SROSEMETALICALL和BEYOND的乐谱,随手扔到桌上,正好压在杨阳写的新歌上面,杨阳说:“拿开。”

齐思新没有理会杨阳,脱掉鞋躺到床上。

杨阳抄起那些乐谱,扔到地上。

齐思新从床上跳起,冲杨阳喊道:“你他妈干嘛!”

杨阳说:“压到我的歌了!”

“压着又怎样!”

“不行!”

“你以为你是谁呀,写了一堆垃圾。”

“好,我写的是垃圾,那也比你捡垃圾强!”杨阳收拾起自己的歌,摔门而去。

我接到杨阳电话,叫我去街边的大排档找他喝酒,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便带着周舟前往。

看见杨阳的时候他正一个人坐在桌旁,面前摆着一瓶啤酒,手里夹着一根烟,烟灰结成很长的一节。

我走上前,问道:“怎么了?”

杨阳给我撤出一把椅子说:“喝酒!”

杨阳递给我一根烟,断断续续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我问他:“你想怎么样?”

杨阳低着头说:“算了,散伙吧。”然后“咕咚”喝了一大口啤酒。

我知道杨阳此时的心情一定非常复杂,他在乐队从成立到发展的过程中付出大量心血,他为了乐队能够形成自己的风格不断摸索,在排练中对每一个细小的环节精益求精,还写了大量歌曲,希望乐队走自己的路线,而现在这个成立了两年的乐队却在转瞬间解体。

此时正值十月,傍晚天气很凉,杨阳形单影只地坐在我和周舟的对面,路灯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他叹息着说:“这是我在当初万万没有想到的,太让我失望了。”

一阵夜风吹过,杨阳打了个寒颤,身体不由自主的地哆嗦起来,一滴眼泪从他的脸上滑落,滴入酒杯,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杨阳的面前已经摆了七个空啤酒瓶,当他喝完第九瓶啤酒的时候,对我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不知道我一会儿回去会做出什么事情,你可别拦我。”

“我不会拦你的,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感觉他和齐思新之间会有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

事情的结局却出乎我的意料,杨阳步履蹒跚地回到宿舍,什么话也没有说,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只是脱掉鞋,爬到上铺,将被子盖在身上睡觉了。

我们的乐队就这样有始无终地诞生又消亡。

杨阳和齐思新分别将对方记恨在心,从此断绝一切来往,两人相遇时都会将脸扭向别处,好像不认识对方似的。

每当齐思新在宿舍里情绪激昂地大发言论之时,杨阳便会悄悄地退出宿舍,一个人站在门外抽烟或坐在楼道里弹吉他。一次,在我和杨阳吃羊肉串的时候,我问他:“你为什么总是躲着齐思新。”

“我烦他,一听见他说话我就烦!”

“你可以想办法让他远离,他一出现你就离开,是不是太被动了,被他牵着鼻子走。”

杨阳看着身旁烤羊肉串的大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譬如说烤羊肉串,咱们楼下原来只有旁边女老板的那一家,自从这家来了以后,那个女老板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她离开并不是因为竞争不过这家,而是另有自己的经营方式。”

不久后,杨阳又找到一个可以唱歌的差事——在三里屯酒吧做驻唱歌手,而且唱的是自己写的歌。

杨阳唱歌所在的酒吧在北京市酒吧业中小有名气,颇受娱乐圈的明星和白领贵族们的青睐,每日天黑之时,就会有大批雅皮士来此消遣,酒吧老板是一个80年代末在南方崛起的歌手,出过一张专辑,但最终未能红遍四分之一个中国,公司见他已无潜力可挖,便停止对他的包装和宣传,他也因此隐退出歌坛,做起买卖,挣些钱后来北京开了这家酒吧,酒吧的名声要比它的主人响亮许多。

酒吧老板听完杨阳的自弹自唱后感觉还行,决定留下他,唱一个小时歌给50块钱。

杨阳在酒吧唱歌的第一天晚上我也去了,老板在得知我是杨阳的朋友后很慷慨地叫服务生给我端来一小瓶“嘉士伯”啤酒,它在酒吧的价格是50元,为此我对老板表示了万分感谢。我坐在酒吧的一个角落,盯着眼前的“嘉士伯”想起一句话: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酒吧这种异国情调的休闲娱乐场所已经取代了饭馆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传统地位,若干年前,饭馆还是中国人合家团圆、亲朋小聚、商务谈判的首选之处,而今天,格调高雅的酒吧的出现却无情地将饭馆推向庸俗,使得人们弃饭馆而从酒吧。

虽然在酒吧可以一边喝着啤酒一边享受歌手的弹唱,但饭馆同样亦有此形式,一些走街串巷的江湖艺人经常提着二胡站在饭馆门口献艺,只需给他1元钱,便可听到他演奏的《二泉映月》,此价格仅是在酒吧点一首歌价格的几十分之一。所以,要说经济实惠,还得是饭馆,特别是那种门口没有霓虹灯招牌、没有停车位的饭馆。

这天晚上,杨阳在台上唱了六首歌,博得一些酒客的掌声,也引得一些人的注意,其中有一个叫田红的女孩主动上前与杨阳搭讪,并邀他晚上去她那里。

杨阳唱完歌,便背着吉他和田红去了她那里。

田红是一个大连女孩,和杨阳一样,每晚在酒吧唱歌。成为公司的签约歌手是她的梦想,她今年二十二岁,已经来北京唱了三年歌,唱过的酒吧不计其数,可就是没有被星探们或是某个唱片公司的老板发现。她也曾毛遂自荐,把自己录制的小样送到唱片公司,但那些磁带和CD却石沉大海,杳无了音信。所以,田红现在的心态在一次次失望后变得顺其自然,不再对未来抱以奢求。

杨阳很快便和田红开始了同居生活,他们在长虹桥附近租了一套房子。白天,田红呆在屋里睡觉、看电视,杨阳来学校上课;晚上,两人一同去酒吧唱歌。

乐队解散后,我们退掉租来的房子,搬回宿舍。钟风带着吉他离开我们,返回医大继续上学。

没有了房子,有一件事情很难解决——没有了和女朋友亲热的地方,所以我们只好把女朋友带到男生宿舍。

男生宿舍楼一层的白墙壁上涂着四个红油漆大字:女士止步,传达室又有一个老头二十四小时守候在窗前,眼睛瞪得雪亮,监视来往学生,以防某个女生混入。

老头兢兢业业的态度使得许多情侣不得相聚,有学生曾劝他辛苦一辈子不必再忠于职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可他却坚决不同意,摆出一副革命到底的姿态,我们分析老头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他看到青年人的男欢女爱便会心存嫉妒,勾起他已失去功能的痛苦,所以才会如此正义凛然。

尽管男生楼戒备森严,但带女生进楼对我们来说却是轻而易举。这天晚上,齐思新就将佟小娅打扮了一番,带入楼内。

佟小娅披上一件军大衣,带了一顶毛帽子,嘴里插着一根烟,手里还拎着两个暖壶,好像是刚刚打水回来一样,跟在齐思新的身后轻松避开老头的监视。

齐思新把佟小娅带进宿舍的目的显而易见,我们只好去其他宿舍找空床睡觉,腾出地方供他俩享乐,尽管我们不是十分愿意这样做,但还是抱着被子离开宿舍。

深夜,我上厕所的时候见马杰正将一个硕大的脸盆扣在墙上,弯俯着身子,耳朵紧贴盆底,我问:“你丫干嘛呢?”

“嘘!”马杰示意我闭嘴,然后又撅着屁股趴在墙上。

马杰认真的样子使我想起,齐思新和佟小娅正睡在隔壁,我问:“听到什么了?”

马杰说:“我趴了半宿了,什么也没有听到。”

上完厕所回来,我见马杰还在痴心不改地趴在床上,便说:“你什么时候添了这么一个毛病?”

马杰好像没有听见我在说什么,又趴在墙上听了会儿后移去脸盆,钻进被窝,头冲着墙壁自语道:“一定是齐思新用袜子堵住了佟小娅的嘴。”

周舟这学期的课程设置以实习为主,她自己联系了一家证券公司,每天都要去坐班,我一个人呆在学校无事可做,除了有时候去课堂上答声道外,其余时间都被用来发呆、看小说、睡觉,感觉生活既轻松又繁锁。

张超凡还在为考研不辞劳苦地努力着,找工作的同学四处推销自己,终日疲于奔波。

有人说考研的学生过得是猪一样的生活,找工作的学生过得是狗一样的生活,不准备考研又不找工作的学生过得是猪狗不如的生活,我便是如此。

为了摆脱现状和给将来谋一条出路,我决定开始找工作。

我对找工作的相关事项知之甚少,便打电话向已经上班的高中同学求教,他们传授给我许多旁门左道,其中郑勇和冯凯要当面为我指点迷津,还说要带我见见世面。

我在郑勇和冯凯的带领下去了一家外表装修高档的发廊,选择这家发廊并非因为它的门面,而是他们认为坐在发廊里面的小姐从窗口抛出的媚眼中包含某些不可言喻的内容,这恰恰是他们感兴趣的。

进了发廊,郑勇抢在冯凯的前面坐在一个容貌较好的小姐面前,其实这个小姐的长相实在不值得我在此恭维,她只是比站在冯凯身后的那个小姐苗条一些,冯凯身后那个小姐的体形让我都替她感到了作为女人的悲哀。

他们看我站在一旁,问我为何不坐下,我并非因为那个闲着的小姐比给冯凯理发的小姐还胖的缘故,我是舍不得这点儿头发,它们是我在大学里唯一觉得还有用的东西,我通常四个月至半年左右才剪一次头发,更主要的原因是我觉得每个月为理发而破费不值得,尽管这次是郑勇和冯凯请客,可他们也不容易,撑死了刚刚走出工薪。

我站在一旁看着他俩的袋脑先后被小姐们在洗头池里揉来揉去,然后他们的头发又在小姐的乱刀飞舞下落地无声,最后小姐又一只手拿吹风机另一只手在他们的脑袋上一通胡撸,小姐拿吹风机的样子像是在用枪顶着他俩的脑袋,可他们居然表现出一副很舒服的样子。

他俩留下三十块钱后失望地走出发廊,我问怎么了,他俩说,三十块钱居然没给我们捏捏脑袋。我说,你们事儿真多,理发就理发呗,干嘛还要按摩。郑勇说,我们单位那边的理发店特棒,十块钱连洗带剪再按摩,能捏到这块儿呢,他用手比划了一下肚脐说。

之后,我跟着他们进了一家饭馆,我们要了些酒菜,他俩轮番向我介绍上班后的酸甜苦辣。冯凯在某建筑集团工作,平日里经常与土老板吃吃喝喝,大鱼大肉和五粮液已经把他的胃腐蚀得一塌糊涂,他说这是工作留给他的职业病,由于工作需要,他经常穿着那双从红桥市场买来的皮鞋坐着公家的“卡迪拉克”与包工头们谈判,他说当他踏进“卡迪拉克”后尽力将身体舒展也没能占满车身的那一刹那,他感觉到世界之庞大,有钱能使鬼推磨。为此,冯凯在以后的三日内,下了班就回家,伏在书桌上看书学习,刻苦钻研,以待知识转变成卡迪拉克。冯凯又说,第四天我就不再学习了,因为我看到了我们董事长的女儿,尽管不如花似玉,但好歹是名门闰秀,我跟了她的话,可以少奋斗多少年啊,所以,我的首要任务就是养好身体,以便被部长的女儿或是哪个富婆看中,我要时刻准备着为她们服务,这不能叫吃软饭,我为此要付出体力劳动的,说完,冯凯招呼服务员说:再来一盘腰花。

郑勇极力向我推荐去外企工作,他说:“要说在哪里工作好,那还得说是外企,工作环境清洁舒适,办公室全部设在北京最豪华的写字楼的最顶层,你只要透过窗户向外那么一看,就可以放眼到北京城的各个角落,不仅工作环境好,同事环境也倍儿棒,因为老板是外国人,他招聘女员工的首要标准就是胸脯得高,你要是胸围下了90,甭说进办公室工作,你在写门楼的门口就得被警卫拦住,那帮孙子收了老板的钱,眼睛毒着呢!所以说,无论你的胸有多平,也得想办法让它高起来,各种美乳霜,丰胸剂都得抹,如果还不见效的话,你就得往胸脯里打硅胶了,再不发达的话,你哪怕揣着两个馒头来上班,也要把它挺起来,谁让外国老板喜欢“挺挺玉立”的呢!当然,你要是模样次了,你都不敢来外企应骋,你不能丢咱们国家的脸呀!我们公司的女同事,每天至少要往身上喷半两香水,一水儿的外国名牌,那叫一个香,你要是闻惯了她们身上的气味,你再闻什么都是臭的。还有,我们公司的女同事在上班时间必须穿超短裙,不分春夏秋冬,这就是她们的工作服,老板说了,无论皮肤白还是肉皮儿黑,一律不许穿丝袜,所以,你好好想想,整天有一双双肉感的大腿在你面前晃来晃去那是什么感觉!外企福利还特别地好,洗手间里就摆着避孕套,你想拿多少就拿多少,你要是自己用不完的话,还可以送给朋友用,现在我家里的避孕套比性保健商店的都多,你们谁想用就去我家拿,千万别跟我客气,那东西可占地儿了,你们要是不去拿的话,我就打算搞一个第二职业,下班后去药店推销避孕套,挣点儿是点儿。在外企干活有一点不好,就是工作压力太大,不过没关系,你要是承受不了的话,就推开窗户纵身向下一跳,这就完事儿了,就这么简单。有好几次我都打开了窗户,但愣是被风给顶了回来,我一看,该着我死不了,所以,我要热爱生命,好好地活着,外企的生活太爽了!”

冯凯说:“还是工地好,油水多!”

郑勇说:“外企好,待遇高!”

冯凯说:“我们那里红塔山随便抽!”

郑勇说:“我们那里万宝路随便抽!”

“我们的那里二锅头随便喝。”

“我们的那里XO随便喝。”

“我们的那里包子随便吃。”

“我们的那里汉堡随便吃。”

“我们的那里茉莉花茶随便喝。”

“我们的那里可乐随便喝。”

“我们的那里猪蹄随便啃。”

“我们的那里鸡翅随便吃。”

“我们的那里大蒜随便吃。”

“我们的那里洋葱随便吃。”

“我们的那里可以随便说*你妈!”

“我们的那里可以随便说FUCK、SHIT!”

喝下几瓶啤酒,我又忙于往返酒桌和餐厅的卫生间。这家餐厅的卫生间可谓独树一帜,史无前例。我按小姐所指的方向走进卫生间,可进去后除了看到一个洗手的池子和其上方的一面镜子外,并未发现一丝可以上厕所的痕迹。我走出这个房间,再次询问服务员卫生间在哪里,小姐又指了指那个方向。我小心翼翼地沿小姐所指的方向走去,那里只有刚才我走进的房间,我指着这个房间回头用目光询问小姐是否在这里,小姐万分肯定地点了点头,于是我再次推门而入,环目四周,依然没有找到可供小便的地方,此刻我被尿憋得难以忍受,气急败坏地冲到吧台询问小姐厕所究竟在哪里,小姐温和地说:“先生,你刚才走进的那个房间就是我们这里的卫生间。”

“可是我在里面没有找到便池!”

“对不起,你向下看就会找到的。”

我又一次走进那个房间,果然一有个茶杯口大小的黑洞位于地面,我已顾不得这个洞是否就是小姐所说的便池,解开裤子就尿,一股水柱呈抛物线状在荧火灯的照耀下银光闪闪地落入洞中。

我在撒尿的过程中想到,这个茶杯口大小的洞是否也被用来大便,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一个人拉出比茶杯口还粗的屎可怎么办,想到这里,我摇了摇头,系好裤子洗净手,摇摇摆摆地回到酒桌上。

从饭馆出来后,我执意要回学校睡觉,他俩看了一眼表说:“还不到十一点,睡这么早干什么,咱们去唱歌。”

郑勇随手拦了一辆出租车,他俩齐心合力将我拖上车。郑勇坐在副驾驶位上,说:“三元桥。”

司机调转车头,向前开去。

郑勇双眼迷离地看着前方说:“师傅,方向错了吧,我们去三元桥。”

司机握着方向盘说:“没错呀,我正往北开呢!”

“噢,那就行了。”郑勇已醉得找不着北。

出租车驶到一家名为“灯红酒绿”的恋歌房,我跟随郑勇、冯凯进了一个包间,服务生问我们:“先生,需要些什么?”

冯凯说:“三杯扎啤,一个果盘。”

服务生将这些东西记录在纸上,欲转身离去。

郑勇说:“别走,回来。”

服务生返回,毕恭毕敬地问道:“先生,您还需要什么?”

郑勇说:“给我们找三个小姐。”

服务生说:“对不起,这里的小姐全部在坐台。”

“要坐到什么时候?”郑勇问。

“这个我也说不好,也许5分钟以后,也许几个小时,要不给您找位先生?”

“不必了,我们都没这个兴趣,你赶紧把我们要的东西端上来吧!”

后来的时间里,我完全沉浸在痛苦中,有这么一句话: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就是用来形容郑勇和冯凯的,并非他们说得如何好听,只是他们唱得实在是太难听了,尤其是冯凯,长了一副比张信哲还细的嗓子,没完没了地唱《爱如潮水》,而我却痛如潮水。

点歌单在他俩手中传来传去,他们用摇控器一首首地选歌,每当唱完一首歌后,电脑评分便显示出一个不低的分数,并说他们具备演唱素质,只需继续努力,这使得他们信心大增,声音放得更大,我却更加痛苦。

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人类极强的表现欲。

我毕业后的生活是否同样如此呢?

找工作前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自己做一份简历,有人说过“生命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样的话,但我觉得生命的价值在此时却完全体现在一纸简历上面,这张简历可以决定你今后道路的平坦与坎坷,它可以帮你实现月薪5000元的梦想;更能够让你在落魄到仅剩下维持生活即可这样的要求后仍无人问津。

我有种出卖自己的感觉,我们此时已沦落为商品,而简历则成为商品的广告,无论广告的真实与虚假,全是为了给商品创造一条广阔的销路,使我们成为名牌商品和抢手货。

虽说不该以貌取人,但大多数单位对人才的选用还是拘泥于简历,所以,有的学生为了掩人耳目,便将一些无中生有但流光溢彩的内容统统搬到自己的简历上面,譬如,有的连团员都不是的学生将政治面目写成中共党员,有的身高刚过一米七的同学居然敢把自己的身高写成一米七九(这需要穿跟多高的鞋),更有尚未通过英语四级的同学明目张胆地说自己已通过英语六级(因为他通过了英语一、二、三级,加在一起正好六级);还有一些其貌不扬的同学在简历上把自己写成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这对找工作有何帮助,又不是应聘大侠);也有一些娇生惯养的同学厚颜无耻地在简历上鼓吹自己吃苦耐劳,勤俭节约。

招聘单位的人事处长往往会被简历上这些不切实际的内容所蛊惑,不仅把人渣当作人才招入公司,还认为自己为公司做了件好事,等待上级给他增薪晋职。

每个人的简历样式相差无几,全部分为个人资料、所获奖励、社会实践和个人特点四部分,不同之处仅在于具体内容的因人而异。我的简历是以张超凡的简历为基础修改而得,他的简历中与我不符的内容被我一一删去,我先将所获奖励一栏中的“大一至大三分获学校发的三、二、一等奖学金和优秀学生干部称号”删去,再将社会实践中的“曾在航空航天部研究所实习”删去,又将个人特点中的“学习成绩优秀,精通各种汇编语言,熟悉单片机系统,对机械类和计算机类的英文文献具有较强的翻译能力”删去,这样,我的简历仅剩如下内容:

姓名:邱飞性别:男籍贯:北京政治面目:团员

学位:工程学学士身高:180体重:65公斤

这就是我在上了四年大学后可以如实写在自己简历中的内容,这些就是四年大学生涯带给我的一切。

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我还是酌情为自己杜撰出一份简历,没有过于夸大其辞,我不能让招聘单位在发现我与简历中所描绘的样子存在巨大落差后,认为我是一个不诚实的人,在思想道德品质上存在问题。

我的简历是同学中间最为含蓄的一份。

伴随着四面八方涌来的人群,我带着简历参加了今年北京市的第一场应届毕业生招聘会,步入会场,眼前人山人海的景象让我畏惧,我将要同这些数以万计的学生竞争少得可怜的工作,我要在僧多粥少的局面中获胜是多么困难,况且学无所成的我与那些满脑子全是科学文化知识的人去竞争,这多少有些不自量力和不可思议。那些与我同时步入会场的学生,看上去就像是先进的生产力,在他们的脸上和目光中,我看到一种可怕的力量,但无论现实怎样,我还得装出一副牛逼的样子,只有这样才能长自家志气,灭他人威风。

我在各个招聘单位的展台前驻步观看,凡是对学习成绩要求不高的单位,都会成为我投递简历的对象,但我不会把自己的简历像撒纸钱一样到处抛撒,毕竟一份简历的成本价格在五毛钱左右,而且万一我的简历被某个民工捡去擦他那个大便干燥的屁股,该是多么恶心的一件事情。

招聘会人满为患导致了局部的拥挤,譬如说厕所,男厕所前门庭若市,出出进进,一番热闹景象;而女厕所前却排起长队,只见有人进不见有人出,一群浓妆艳抹的女大学生们焦急地等候在门口,撅起嘴巴、皱起眉头,等待队伍之长以至于想上厕所的人不得不走出100米才能够找到队伍的尾巴,一些妇女借此机会获取蝇头小利,她们替学生排队收受报酬,一些善良的女学生为了能够挤出更多时间来应聘,不得不为上一次厕所交给替她排队的妇女5元钱,也有一些性格坚强的女学生,她们宁愿把屎尿憋在肚子里,把痛苦留在心中,也不让那些妇女有便宜可占。

我在招聘会场里从十点转悠到十二点,除递出几份简历并无其它收获。这时,我在一家外企的招聘展台处看到郑勇,他正在整理面前的一摞简历,我欣喜地走上前和他打招呼,他并未因为我的出现而表现出喜悦,相反,却显得有些猝不及防,“你怎么来了?”郑勇问。

“废话,我找工作,怎么不能来,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我们公司招人,我来帮忙盯会儿。”

“你跟老板说说,看我能不能也去你们公司工作?”

“哥们儿,不是我不帮你,我现在上班半年多了,还没见过我们的老板,我连他的高矮胖瘦都不知道。”郑勇显出很为难的样子。

“那你在单位负责什么工作?”

“我就负责这些。”郑勇拍了拍手里的简历,“帮他们打杂工!”

“你跟负责人事的经理熟不熟,帮我说句话。”

“实话跟你说吧,我整个就是一个受人剥削,当官的不认识我这个阶层的,我唯一能帮你的就是把你的简历放在这堆简历的上面,头儿们看不看我就不敢保证了。”郑勇哀怨地说。

“你也挺不容易的!”

“慢慢混吧,总有爬上去的那一天。”

“你先忙,我去别处转转。”我与郑勇道别。

没走出几步,我被郑勇叫住,他端着一个盒饭走过来说:“你还没吃饭吧!”

我看着郑勇手里的盒饭说:“我吃这份盒饭你吃什么?”

郑勇把盒饭塞到我的手里说:“哥们儿这点权力还是有的,你就吃吧,不够的话再上我这里来拿。”

我蹲在招聘场地的一个角落,感动地吃完这份盒饭后悄悄离开。

在这次招聘会上,我给一家时尚杂志社投了简历,回来后,我便像期待全国解放一样,期待这家杂志社打电话通知我去面试。

日子在我焦虑的等待中一天一天过去,没有任何音信,我感觉希望已经破灭。

若干天后,就在我即将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净的时候,手机在我玩游戏的时候突然响起,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喂,你好!”我接通电话。

“你好,请问是邱飞吗?”

“对,您是哪位?”

“我们是《二十一世纪生活》杂志社,你前些日子在我们这里投过简历。”

“噢,我记得。”

“你现在找到工作了吗?”

“还没有。”

“我们杂志社想和你见一面,我们谈一谈,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想了想说:“明天吧,上午10点,您看可以吗?”

“好的明天上午10点,我们等你,再见!”

“再见!”

第二天早晨,我照镜精心打扮一番后,没来得及吃早饭,穿着自己认为很酷的一件皮夹克前往那家杂志社。

到达杂志社的时间是9点10分,时间尚早,我便走进位于写字楼下的“永和豆浆”店喝了一碗馄饨,然后坐电梯到达十八层——这家杂志社所在位置。电梯里,我站在锃亮可鉴的不锈钢板前,用手整理了头发,又将一小片儿塞在牙缝里的香菜抠了出来。

与我面谈的是这家杂志社的主任,他先是询问我的情况,我根据杂志社的需要,在真实的基础上添加了一些即兴发挥,主任戴着老花镜,仰靠着老板椅,用一种没有光彩的眼神在我的脸上看个没完没了,他听完我的介绍后,向我讲述了杂志社目前的状况,给我留下这样一种印象:这是一家特牛逼的杂志社,现在急需招聘一些特牛逼的人,这些被招聘来此工作的牛逼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牛逼之处,在把杂志办得更牛逼的同时,自己的薪水也会比一般人牛逼许多。

我被主任这番牛逼的言语深深吸引,当即表示愿意做一名把杂志社办得更牛逼的人,主任说泰山不是堆的,牛逼不是吹的,你说你牛逼我怎么知道你不傻逼,今天你先回去,是否被录用,我们明天通知你。我说,那好,我回去等您的消息。主任客气地说你的简历我们要再看一看,感谢你今天过来。我受宠若惊般说,您千万别这么说,我更要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见我。主任说,先这样,你回去等通知吧。我说,那谢谢您了。于是,我在和主任握过手后,心情舒畅地离去。

回学校的路上,我激动异常,从主任与我交谈的态度中,我感觉他对我比较感兴趣,明天很有可能会通知我成为杂志社的员工,自己正一步步向牛逼靠近。

我忽然觉得,北京的冬天并非很冷,这个城市非常可爱,各种车辆井然有序地行驶在街道上,过往的路人用和蔼的目光相互问候。我在站台抽了三根烟,汽车还是没有驶来,但我并不觉得漫长,心里没有烦躁,汽车永远不来才好,这样我可以有更多时间来欣赏城市美景,体会这种美妙的感觉,我还可以抽第四根烟,反正我的兜里还有多半包烟。

第二天清晨,我极度兴奋地早早醒来,睁眼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手机,唯恐因为手机的关闭而接不到杂志社打来的电话,失去被录用的机会,此刻的时间是6点35分,天还没有亮。虽然人们一般不会在这么早打电话通知面试结果,但我担心杂志社的主任也怀有同我一样的心情,害怕失去我这么一个优秀的人才,我甚至认为主任会因为担心夜长梦多而无心睡眠,整夜守在电话机旁,准备随时拨通我的电话,他一次次按下重拨键,话筒中一次次传出一个女人“对不起,您拨叫的移动用户暂时没有开机,请您稍后再拨”的声音后,主任没有放弃,仍以平均每五分钟按一次重拨键的频率,拨打着我的电话,在我开机的这一瞬间,主任通过鍥而不舍地努力拨通了我的电话,终于如愿以偿。出于这样一种原因,我便早早打开手机。

然而在我打开手机的那一刹那,并没有接到任何电话,只有手机显示荧在黑暗中散发出幽绿的微弱光芒,五分钟后,依然没有接到电话,直到中午十二点,我才接到今天的第一个电话,是周舟叫我下楼去吃饭,在此之前,我为了不错过接电话的机会,在大便的时候也将手机带在身上,它险些在我提裤子时跌入万丈深渊,如果手机在它落下的一瞬间突然响起的话,我也将因为痛苦而跟随它一同跳入深渊,这就叫做“痛不欲生”。

我和周舟简单地吃过午饭,我像捧尊佛爷般将手机握在手中,小心翼翼地上楼,回到宿舍,虔诚地等待那个让我坐立不安的电话打来,然而,手机却迟迟不响。我居然怀疑起自己的手机是否出现毛病,于是,便用它拨打了宿舍电话,在宿舍电话刚刚响起,和我尚未挂掉这一瞬间,坐在电脑前上网聊天的马杰一跃而起,拿起话筒“喂”了一声。

这个宿舍里发出的声音比手机中那个“喂”更先传入我的耳朵,我对着手机说:“谁让你丫接电话的!”

马杰转身看我一眼,又转过头对着话筒说:“我怎么知道是你打的电话,你丫没事儿给宿舍瞎打什么电话!”

“你丫浪费我六毛钱,你知不知道!”

“你丫吃饱了撑的,活该!”

“你丫少他妈废话,我今天的晚饭就交给你了,你去给我买两个馒头,正好六毛,咱们两清了!”我因为等不到杂志社的电话,把焦急变成愤怒,发泄在马杰身上。

这时,一个外宿舍同学推门而入,他目睹了我通过手机与马杰破口大骂的一幕,然后惊喜地闪出门外,在楼道里隆重地宣布:“我操,快来看呀,邱飞和马杰正用电话骂街呢!”

马杰继续对着电话说:“我凭什么给你买馒头,我就是不去。”

我说:“瞧你丫那操性,爱他妈去不去,赶紧把电话挂了,快一分钟了,你还想再浪费我六毛钱吗?”

马杰说:“你先挂!”

“你先挂!”

“我不挂,要挂你先挂!”

我立即挂掉电话,手机显示出通话时间是五十八秒,我不理解自己刚才为何偏要跟马杰苦苦纠缠。

我继续沉浸在幻想中等待,想象着日后丰衣足食的生活究竟是一番什么模样,但我突然想到,刚才我与马杰通话仅仅证明了我的手机可以拨打电话,并不能证明它的接收功能良好,于是,我让马杰用宿舍电话打给我的手机。

马杰说:“你丫有病吧!”

“我丫快急疯了,你打个电话过来,我不接,我是想看看我的手机是否能收到打来的信号。”

“多废话呀,不能接电话那还叫手机吗,应该叫手榴弹,扔了听响儿算了!”

“你丫别废话,赶紧打过来吧!”

马杰拨通电话的一刹那,手机响起,我的心终于塌实下来。

那个使我在复杂心情中煎熬了许久的电话终于打来,手机响起的时间是四点四十分,正是这个季节太阳落山的时间,也正是各个单位就要下班的时间。

我得到一个令我万分失望的答复,杂志社的主任委婉地说:“小邱同志,其实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只是我们单位规模太小,恐怕有碍你日后向更高层次发展,我希望你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还没有吃晚饭吧,赶紧去吃吧!”

在我犹豫是回答“我不怕屈才,也不怕大材小用,愿意从基层做起”还是劈头盖脸地说上一句:“去你妈的,别在这儿扯淡”的时候,主任早已挂下电话,话筒中只有“嘟嘟”的盲音,我的心里一片怅然。

我早就应该想到,在招聘单位的眼里,我只是九牛一毛,也许那个主任是在临下班前,准备和女秘书去过浪漫夜生活时才偶然将我想起,如果不是为了避免我穷追不舍地找上门去,他是不会打电话敷衍我的,他会把我的简历团成一团,扔进废纸篓。我根本就不应该对此事抱有太大希望,更不应该把自己当成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我他妈的算个屁呀!

在去招聘会投简历的同时,我也在网上发布简历,上网应聘的好处在于:方便、快捷,只需打开网页,鼠标轻轻一点,我的简历便被发送到应聘单位的邮箱。

一次,一家网上的招聘单位在我刚刚发送简历不到五分钟,便将电话打到我的宿舍,通知我立即去参加面试。我急忙夺门而出,跳进开往那家公司的300路公共汽车。

在汽车行至路途中点时,我又接到这家公司打来的电话,说招聘职位已满,我不用过去了。我说我马上就要到了,你们怎么着也得见我一面吧。他们说不必了,见了也没用。我说你们这么做是不是不合适。他们说,没什么合不合适的,现在是网络时代,做事情就讲究一个“快”字,如果适应不了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就会被社会所淘汰,再见!

好在300路是环三环路的公共汽车,我可以省去下车、过马路、再等车的诸多麻烦,只需继续坐在车里,任它向前驶去,便可来自何处回到何处。

当汽车行至北三环路,我透过车窗看到座落在路边的那家公司时,便打开车窗,奋力向它啐去一口浓痰,这口痰飞出好远,掠过骑自行车人的脑袋,重重地撞到路边的树上,一片干枯的残叶从树上缓缓飘落。

网络的产生的确将我们的生活节奏加快许多,使我们的各种器官被充分调动得紧张又兴奋,然而,人们愈是生活在快节奏中,就愈是忽略感情的存在。

马杰同一个在北大上学的哈尔滨女孩通过上网聊天,在24小时内完成了从相识、相恋、上床到分手的全过程。

这个故事说来话长,我们先要从马杰说起。

马杰属于典型的色大胆小,他从入校的第一天起就信誓旦旦地要找一个女朋友,然而他越是在嘴上说,我们越是看不见他的行动。每晚睡觉前,马杰便会向我们讲述他今天在食堂或图书馆看到一个漂亮女生,风情万种,胸脯高耸,其描述程度之绘声绘色使得我们一致认为,他会不顾一切地扑向那个女生,然而,马杰却说:“追女生要三思而后行,不能一味地用蛮劲,那样不仅会伤害到对方的身体,还会伤及她对我的感情。”第二天,我们认为马杰用智谋对那个女生采取攻势的时候到了,可他却坐在电脑前,沉迷于游戏的打打杀杀之中,自得其乐。天黑的时候,马杰再次躺到床上对我们说他如何迷恋那个女生,那个女生如何优秀,如何妩媚动人,然而,他却终日与电脑为伴,迟迟按兵不动。

马杰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对我校不同的漂亮女生发表一番感慨,这样,一学年后,我校的漂亮女生便会被他一一说尽,但在新学年开学的晚上,马杰又会情绪激昂地对我们说:“今天我可看了,这批新入学的女生真是不错,有那么几个特别棒,听我给你们说说……”说到最后,马杰还要再附加一句:我一定要把她们中的一个弄到手。可是又一个学年过去了,马杰依旧一个人坐在电脑前,他的游戏水平已经炉火纯青,趋于完美。再一个新学年的晚上,马杰更加心猿意马地对我们说:“真没想到,这届女生比上届的还漂亮……”

通过这些年对马杰的观察,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马杰就是过过嘴瘾而已,玩真格的根本没戏。

关于马杰如何解决他在青春期强烈欲望的问题,他在一次醉酒后向我们吐露出真言,方法有两种。

其一,马杰经常穿梭于中关村电子市场前抱孩子的妇女们中间,他是她们的熟客,每当马杰出现的时候,她们便扔掉怀中或真或假的孩子,围上前去,对马杰穷追不舍地问道:“小兄弟,来新货了,欧美、港台和日本,绝对没有马赛克。”马杰跟着她们来到两站地以外的一间破陋民房,从纸箱中精心挑选出没有看过的毛片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回去的路上,下身始终呈勃起状。回到家,马杰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将藏于怀中的毛片儿放入光驱,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画面出现时,马杰便开始思想升华,直至毛片儿结束时达到颠峰。马杰每个星期都要奔走一趟中关村,他应该是北京市收集毛片儿最全的人,堪称一绝。

其二:马杰非常喜爱一个跳健美操的女明星,视她为一生不变的偶像,这个女明星在电视台开办了一个叫作《健美2分钟》的栏目,她会在电视里做出各种动作,充分展现和活动身体的每个部位,马杰对该节目情有独钟。节目在早晨6点钟播出,为此马杰上了一个5点50的闹钟,每日准时在节目播出时坐在电视机前自慰,起初马杰还无法做到与节目同步,后来他便可以做到两分钟后当女明星对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完事,然后继续倒头睡觉。一向对春节联欢晚会不感兴趣的马杰在某一年那个女明星出现在晚会现场的时候,破天荒地看了那次晚会,并在大年三十的晚上看着那个女明星来了一个“加班”。后来,这个女明星因为身体疾病离开人世,马杰为此一撅不振,他再也见不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再也听不到那个悦耳的“你们准备好了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声音,但他已经养成每天5点50起床的习惯,起来后总会有两分钟的失落。

失去精神支柱的马杰在蹉跎了一段时光后,删去电脑中所有游戏,省吃俭用,到中关村买了一个“猫”,从此便沉迷于虚幻的网络世界,又是看网上荤笑话又是游览黄色网站。

马杰在电脑中安装了聊天软件OICQ,注册到一个号码,便以“江湖杀手”的名字四处招摇撞骗,寻找美眉解除烦恼。

后来,马杰认为坐在电脑前与遥远的姑娘聊天无法完全填补内心的空虚,便开始约网友见面,坐下来与她们面对面地交流,那个北大的女生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遇到马杰的。

这个女生的网名叫做“多情格格”,马杰见到这个名字后立即将她加为好友,两人从早晨10点钟开始聊天,11点钟的时候,马杰说要同这个女生见面,女生一口答应,见面地点约在百盛购物中心门口,12点钟的时候,两个人同时到达约会地点,马杰请女生在百盛六层吃了快餐,不知两人在此期间做了哪些交流,饭后便携手去某宾馆开了房间。

进房间后发生的事情马杰没有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怎样威逼利诱,他依旧守口如瓶。

马杰将故事跳过一个很大的时间跨度,说:“当我第二天上午10点钟从疲倦、兴奋、宛如仙境的梦中醒来时,身边已空空如也,唯有枕边留下几缕长发,被褥上还残留有这个姑娘的香水味和汗味,真是遗憾呀,没能来一次‘晨练’!”马杰闭上眼,脸上流露出回味无穷的表情。

日后,这种事情如同爱情快餐,时常被马杰品尝。

这就是网络时代的爱情,用马杰的话说就是:只做爱没感情。

2002年1月26、27、28日这三天,是全国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的日子,张超凡25日晚上早早睡下,为了这三天,他足足等待了三年半,明天将是他养兵千日的用兵一时。为了尽快进入睡眠,张超凡特意喝了一杯啤酒,此时鼾声和酒气正从他的鼻子呼出。

28日中午,张超凡刚走出考场,便见学校宣传栏内又铺天盖地地贴满新的考研广告,立即引来下届学生和本届刚走出考场的失意者们还有鍥而不舍的往届考研爱好者驻足观看,并纷纷掏出纸笔,忙碌地记个不停。

各种考研辅导班的广告中全部打着某某教师的旗号,将他们的名字鲜明地印在广告纸上,以此吸引学生,此举与古代青楼将妓女挂牌揽客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激烈的竞争早在几百年前便随着经济的发展油然而生,各商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经常争得头破血流,此事特别在青楼行业屡有发生,一些青楼老板为了谋得先机,便推出他们的特色招牌——将一些深受大众好评的妓女的名字挂于青楼门口,引来过往路人,繁荣青楼经济;这与考研辅导班将一些颇具威望的老师的名字印在广告纸上出于同等目的。仅仅把妓女的名字挂在门前还无法起到良好的宣传作用,老板会将妓女的丰功伟绩一一例举在她的芳名之后,以此告慰来此消费的顾客,此妓女并非平庸之辈,她是凭真本事吃饭的,这就如同在考研辅导老师的名字后面写上他(她)是某大学资深教师,经验丰富,讲课幽默生动。如此一来,一些学生便会像嫖客慕某妓女名而去青楼一样,因为某教师的名字而参加这个考研辅导班。

一些青楼中的常客在玩过几次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满不是那么回事儿,一点意思也没有,于是,他们便将目光放在良家妇女的身上;一些考研的常客在参加了几年研究生入学考试后也作出这样的抉择:去他妈的吧,不考了,赶紧找份工作挣钱算了,于是,他们的身影便从考研的考场上转移到招聘会场上。

这两件事情只有在一点上没能达成一致,考研辅导班往往将某教师的押题率之高作为该教师的得意之处向学生推荐,而青楼老板却不能将某妓女致使客人染病率之高作为此妓女受欢迎程度的一项参数告诉客人,否则,他的买卖不赔才怪。

2002年的春节即将到来,许多同学为自己谋得了一份心仪的工作,我依旧毫无起色。

尽管找工作的道路上充满艰辛,但我必须硬着头皮找下去,参加工作是我毕业后的唯一生存之路。

某次招聘会的一天,我睡了一个懒觉,待赶到会场时,一家家招聘单位正收拾着东西准备离去,招聘会结束的时间到了。

下一次的招聘会,我起了个大早,到会场时,招聘会刚刚开始,我却哈欠连天,萎靡不振,总想找个地方眯一会儿。那时,我特别怀念赖在床上的感觉,所以,在从招聘会返回学校的路上,我在求职要求一栏中又填写了:欲寻求一份可以睡懒觉的工作。

参加了几场招聘会后,我对找工作产生一种印象,这种印象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出嫁。

我们这些尚未走出校园的学生好比黄花大姑娘,姑娘总要给自己找个婆家,我们总要给自己找个工作单位;当姑娘有了嫁人的需要时,父母就要通过各种关系替女儿联系一个不错的人家,学生到了找工作的时候,父母也会动用所有能量,四处奔波,为我们寻得一个安身之处;有些崇尚自由恋受的姑娘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她们会自己寻找意中人,一些学生也不愿生活在父母的阴影下,宁愿自己登门拜访;姑娘找到目标后,便开始三天两头与男子约会,学生确定工作单位后,随时准备参加面试;姑娘与男子约会时,多少会有一些起身体接触,我们在面试的过程中免不了要与老板讨价还价;男子对姑娘的要求是贤慧、美丽、大方、会生孩子、会做饭,工作单位对我们的要求是专业对口;老板希望我们有工作经验,多多益善,男子却不愿意姑娘在这方面经验丰富,只希望越少越好,哪怕什么都不懂;有些男子想找个姑娘做临时情人,满足一时的需要,工作中管这种现象叫做兼职;很多男子不负责任,说服姑娘与他上床,却死活不肯结婚,社会上也有许多骗人的公司,让你干活但不发给你工资;几年后,姑娘看着自己的青春付流水仍没能嫁出去,便放弃了房子、汽车等要求,将标准降低到是男的就成,我们在投出去无数份简历仍不见回信后,便将月薪、保险、公积金等要求从简历中一一划去,只留下最后一条,管饭就行。

当这些低得不能再低的要求仍不能把姑娘嫁出去,不能使我们先找个落脚点的时候,姑娘沦落到胡同里做了“鸡”,我们被发配到街边当了“鸭”,同命相连,这是残酷的社会将导致的最终结果。

我在这一时期最喜欢看的一本书是毛姆的《刀锋》,我极其欣赏书中的男主人公,他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家庭压力下居然毅然决然地选择为自己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非常之了不起,我很向往过他过的那种被别人称之为“晃膀子”的生活,如果我有缘与他相识,我会非常乐意地与他干一杯,亲切地把他唤作“哥们儿”。

马年在辞旧迎新的贺岁声中到来,今年是我的本命年,为了风调雨顺,事事顺心,我穿着周舟给我买的红内衣,红内裤,红皮带和红袜子迎来新的一年。

大年三十的夜晚,我百无聊赖地坐在电视机前,和家人一同观看春节联欢晚会,因为工作的事情没有着落,我在他们的欢声笑语中一次次感到失落。

新年过后,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开始了,我消瘦了许多回到学校,想起大一那年的春节,我是吃得油光满面回到学校的,三年时间,我身上的变化竟然如此之大。

班里同学相继找到自己心爱的工作,经常西服革履地站在镜子前面照来照去,或聚集在楼道交谈他们的薪水、前途和单位的女同事,看到他们春风得意的样子,我便心情沮丧地钻进被窝,极力不去听到他们的谈话。

早上,我随手拿上一份报纸去厕所,在阅读过程中发现一则招聘广告,是一家名为《乐器爱好者》的杂志社因扩大版面,面向社会招聘编辑记者数名。

我掏出手机,拨通报纸上刊登的电话。

“喂,您好,《乐器爱好者》杂志社。”一个声音妩媚的小姐向我问好,不知道这句话每天要被她重复多少遍。

“您好,我想询问一下应聘记者的事宜。”

“您稍等。”小姐甜甜地说。

我从听话中隐约听到那个小姐的声音:“主编,有人想应聘记者。”

电话中传来沉重的脚步声。

“喂!”一个男子的声音。

“您好,我想应聘记者职位。”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学的是机械,在校期间组织过乐队,对乐理知识和乐器比较了解。”

“你现在干什么呢?”

我想说我现在正在拉屎,但还是言不由衷地说:“我是应届毕业生,今年7月份毕业。”

“你的专业不适合这个工作,再说了,你还没毕业怎么能叫应届毕业生!”

“所谓的应届毕业生就是指今年7月份毕业的这批学生,你连这个概念都不清楚还能当主编,可见你们杂志社水平之低劣,傻逼!”我及时挂断电话,不想再为此种毫无意义的事情浪费时间和电话费。

这泡屎拉得我郁闷至极,掏出手纸草草了了事。

周舟没费吹灰之力便找到工作,此前她一直在某证券公司实习,因为表现尚佳,颇受老板赏识,他决定将周舟做为员工招至公司旗下。周舟和这家证券公司签定了协议,如果不出意外,周舟将会在这家公司工作至少两年。

周舟同公司鉴定协议后便因学校的事务不多,正式去公司上班。老板省去周舟的试工期,直接按正式员工标准发放薪水。周舟的月薪是3500元,加上各种将金、分红等其它收入,周舟平均每月挣到了4500元,此外,公司还为周舟提供一间宿舍,位置在国贸桥附近,因为同屋的那名女同事近半年将会长驻上海,为公司代理业务,所以,我索性将生活用品等物搬进周舟的宿舍。

我们的生活非常之幸福,每天清晨七点钟,周舟在我的怀抱中醒来,穿衣打扮后于七点半钟拿着一个汉堡和一瓶“鲜橙多”出门上班,她要花10元钱打车至三公里外的那家证券公司,在七点五十左右走进办公室。

周舟每天的工作就是接待投资者,帮助他们解决投资方面的疑难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些手里有钱的人在对是否购买股票举棋不定的时候,周舟通过三言两语向他们描述一下炒股票的无限风光和其乐无穷,帮助他们做出最后决定,说白了就是拉他们下水。

周舟下午的工作是坐在洒满阳光的办公室玩“扫雷”游戏,因为这是她在不旷工又无所事事时唯一可做的事情,她现在的水平已经达到在80秒内排出高级任务中的所有地雷。

在周舟工作的时候,我会比她晚起两个小时,起床后不叠被子,因为我们晚上还要把它盖在身上。我先是打开那个女同事留下的“建伍”音响,一边听音乐一边洗漱,洗漱完毕后打开电视机,躺在床上看一会儿NBA的转播或是看一部VCD片子,然后坐公共汽车于午饭前返回学校。在食堂吃过饭后,我会去系办公室蹓跶一圈,看看有什么单位来学校招聘,系里又下达了什么新指令,将这些事情做完,我回到宿舍,和同学们抽烟、打牌、玩游戏到天黑,然后返回周舟的宿舍,准备和她共进晚餐。

周舟的宿舍摆满了我们共同购买的物品,一个很高的CD架,上面插满正版、盗版和打口CD,床头的书柜上堆满各种现代、武侠、言情和恐怖小说,冰箱里塞满各种简易食品和啤酒、饮料,大衣柜里挂着一条条我们喜爱的牛仔裤和夹克衫,看到这些东西,我总是有一种自卑的幸福感,因为我目前尚无经济收入,父母给我的生活费仅够我满足自己的伙食需要和再多喝两瓶啤酒、多抽两盒烟,这些东西全是周舟的薪水购得,作为一个男人,我没能在此方面做出贡献,却在享受女人给我带来的衣食无忧,实在无法心安理得。

周舟对此毫无怨言,依然挣来钱我们两个人花。

我本人对去外企工作毫无兴趣,因为那里的刻板、教条和对外国老板的俯首贴耳是我无法接受的,可周舟却极力希望我到外企工作,不仅有丰厚的薪水,还有良好的工作环境,可以按时上班,准时下班,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工作,她不愿意我整日游荡。

为了顾及周舟的感受,我还是将简历投到日本某著名品牌驻中国的分公司,几天后,我接到面试的通知。

周舟知道这个消息后异常高兴,非要拉我去新东安商场买衣服,我说没有必要,随便穿件什么东西,只要能遮体就行了,可周舟却执意要为我购置一套出门的正式行头。

最后,周舟为我购得一套1700元的“报喜鸟”西服,一条300元的“啄木鸟”领带,一根260元的“鳄鱼”皮带和一双510元的“花花公子”牌皮鞋,我穿上这些东西有种异样的感觉。

我如约来到这家日本公司,正如郑勇在对外企所评价中所说,女职员一律穿着裙子,暴露出腿部,只是从这许多条腿中却看不出任何修长匀称的曲线,裙子底下露出一截截又短又粗,同藕一般形状的肉体。我想,有如此腿部形状的女职员可能是日本老板特意招来的,因为这种特征在大和民族的女性中普遍存在,只有这样,老板才能在异地找到故乡的感觉。

我端坐在日本老板面前,我们中间的桌子上插有一面中国国旗和一面日本国旗,他“#¥*%¥%~%*~·#¥%…*+#…”地向我介绍公司情况,旁边有一位年轻的中国女性作为翻译。日本佬说话的时候,我将目光汇聚在他的脸上,当女翻译把日本佬说的每一句话翻译给我听的时候,我的目光又停留在她的脸上,如此频繁转换的两张脸,导致了我将他俩以某种关系结合在一起——这名年轻的中国女翻译是否被那个日本佬糟塌过。六十多年前,日本鬼子可没少糟蹋中华儿女,想到这里,我的心中涌起掏出打火机把桌子上那面日本国旗烧掉的冲动,日本人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对我国进行政治和领土的侵略,100年过去了,他们又在对我们进行经济侵略,不仅占去我国家电、汽车行业的大部分市场,还要把我国大学毕业生招进他们公司,为他们卖命,受资本主义剥削,这么做简直就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而一些大学生却因为高薪抛弃了国家的利益,对外企趋之若鹜,我宁愿待业在家,也绝不会给资本家任何有利可图之机,咱不能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我要高呼:全力支持民族工业!

爱国主义情怀一直荡漾于我心中,我和日本佬的谈话并不融洽,在我们结束谈话前,他问我是什么血型,我并不知道这与应聘有何关系,但还是告诉了他,我是C型血,日本佬听了为之一震。

我还想告诉他我属马,今年是本命年,然后再把脚抬到桌子上,脱掉鞋让他看看我的红袜子或者站到桌上先让他看看我的红腰带再褪掉裤子,撅起屁股,让他看看我的红内裤,但鉴于他对“甲乙丙丁,子丑寅卯”的不了解,我没有这样做,只是跟他说了一句:“仨油那拉!”便起身离开。

走出公司,我对着大门又说了一句:“八格压路!”

9·11事件余波未平,依然牵动着许多人的心,佟小娅便在其中。她的托福成绩是630分,如若没有9·11事件的话,她能够非常顺利地申请到去美国留学,然而现在美国政府为了防止恐怖分子涌入,不轻易为外籍人办理签证,所以佟小娅毕业后直接出国读研的梦想难以实现,但她的出国愿望异常强烈,如果美国人知道佟小娅为了出国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比恐怖分子还恐怖的话,一定不会将她拒之于国门之外的。

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一则笑话,读给大家听:某妇人生育男婴一胎,此婴甚为怪异,怒睁双目,唇边生须,吟诗诵词。外祖父闻讯至,男婴见曰:“姥爷!”外祖父遂倒地身亡,外祖母悲之,伏于外祖父身上悲恸大哭,男婴见状,曰:“姥姥、姥姥!”外祖母亦亡矣,父亲惊之,慌曰:“匆叫我,匆叫我!”男婴呼之:“爸爸,爸爸!”父亲捂胸长叹曰:“吾命休矣!”然未死,忽闻隔壁近邻传来另一妇人泣声:“老王呀,刚才还好好的,你怎么突然就咽气了!”

赵迪听此笑话后,乐得前俯后仰。

齐思新起身愤怒地吼道:“别他妈笑了!”然后便走出宿舍。

赵迪的笑声戛然而止,惊讶地问我:“他怎么了?”

我迷惑地摇摇头。

几天后我们才知道,原来齐思新扮演了那个笑话中没有死去的爸爸的角色。

前不久,佟小娅告诉齐思新她怀孕了,齐思新惊慌失措地说:“那我们去医院吧!”

佟小娅平静地说:“医院是要去的,但我不应该和你去。”

齐思新不解地问道:“什么意思?”

佟小娅说:“我不想骗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的。”

“谁的?是谁的!”齐思新抓住佟小娅疯狂地问道。

“和你没关系,我们分手吧!”佟小娅挣脱开齐思新,转身走开。

齐思新看着佟小娅远去的背影,很想冲过去踢她肚子一脚,可他没有这么做,只是扇了自己一个嘴巴。

这个场景在我的头脑中留下这样一幅画面:夕阳下,大地披上一层红光,齐思新带着一顶绿色的帽子站在树下,看着佟小娅大腹翩翩地投入另一男子怀抱中去……

佟小娅的新男朋友是我们学校研究生三年级的学生,佟小娅离齐思新而去却投靠这个男人的目的显而易见,这个男人毕业后会去美国读博士学位,佟小娅可以陪读的名义同他一路漂洋过海,了却多年的心愿。

我在很久以前便经常看到佟小娅同研究生厮混一起,那些研究生具有显著的标示,除了年龄较大、眼镜片偏厚外,走在校园里依然能够让人一目了然,他们的衣着同本科生截然不同,凡是穿西装配旅游鞋的,一定是研究生,而且他们经常会嘴上套着口罩、胳膊上裹着套袖,自鸣得意地在校园中走过。

佟小娅出国陪读的前提条件是同读书人结为夫妻,但谈婚论嫁之事岂是儿戏,那个研究生又怎会轻易娶她,所以佟小娅为了感化对方,便以身相许,不料过早酿出苦果。

齐思新和佟小娅分手后便开始苦寻工作,他在找工作的道路上可谓是一帆风顺,瞎猫撞到了死耗子,在一次国展的招聘会上,齐思新见某电子公司的展台后端坐着一位姿丽万分的女子,看得他垂涎三尺,于是便站在展台对面仔细观察那女子。这时,该公司挂在墙上的展示牌突然松动,跌落下来,在即将砸到此女子的千钧一发之际,齐思新冲上前去,用身体保护了她,此女子见齐思新伤痕累累的后背感动不已,便利用其人事部副主任的职权,将齐思新招入公司。

齐思新揉着疼痛的伤处说:“值!值大发了!”

找到工作后的齐思新便沉迷于足彩之中,整日上网查阅资料,分析赛事,每周一次的足球彩票已成为他生活中唯一支柱,如若没有足彩,恐怕他难以生活下去。

齐思新屡不中奖却依然坚持购买,终于猜得一个二等奖,兴致盎然的他过了几天挥金如土的日子,然而那期足彩全国有一万多人中了二等奖,奖金额数仅为320元,使得齐思新大失所望。

杨阳此时依然在酒吧唱歌,毫无找工作的意向,他将自己写的一些流行歌曲拿给田红在酒吧演唱并为她弹奏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