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科长讲到这里，不由连连摇头叹息，依然重复着先前那句话：“山大了，什么野兽都有；人多了，什么孬种都有。”

听了陈忠革十年多的这些轶事，我不由感慨万分。当然，我不太同意冯科长的观点，不是由于人多了才会出现一些孬种，而是像自然界一样，当乌云遮住了太阳、梅雨连绵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些奇形怪状的毒苗应运而生。

我问道：“那么，陈忠革后来怎样了？”

冯科长呷了口茶，接着说：“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回了厂，仍然在翻砂车间干活。在清查运动中，他转变得很快，一面痛哭流涕地做检查，一面忙不迭地揭发检举他那个帮派体系里的人。这家伙真是个怪物，就好像早就知道有一天会粉碎‘四人帮’需要他进行揭发似的，他揭发了许许多多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活动有联系的人和事，一条一款记得清清楚楚。可是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前些年被他告密诬陷的人逐渐得到平反。文化大革命初期被他害得断了一条腿的杨书记，也拄着一条拐仗回厂工作了。这对他的刺激很大，精神开始有些反常，逢人便说他害怕，害怕杨书记那条又粗又硬的拐杖，说总有一天会抡起来打碎他的头。他时好时坏，好时就来厂上几天班，坏时就在街上四处游逛，直至半个多月前失踪为止……”

说到这里，我和冯科长都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便默默不语了。

车到k城已经是傍晚时分。这儿刚下过一场雨，空气非常清新。下车一打听，所谓二二医院原来竟是一座精神病医院，我和冯科长惊讶得面面相觑了，陈忠革怎么会自己跑到这几百里路之外的精神病院来？难道他也清楚自己的神经需要得到治疗？简直不可理解！

到了医院，我们很快见到了负责给陈忠革治疗的赵大夫，经过交谈，才知道了陈忠革到这儿的来龙去脉。

原来在半个多月前，赵医生去c市受领一个从医院跑走的精神病患者（患者病情严重，嘴里总是无休止地嚷叫一些不三不四的话）。他领着患者到车站乘车，发现有个人总是在后面跟着他，神情鬼鬼祟祟，他暗中留神，上了车后，那个人也上了车，拣个靠他和患者最近的位子坐好，然后竖起耳朵听患者说胡话。赵医生打量着那人，那直直的眼神及收敛不住的口水，显出他的精神也不正常，但又不便于理会，就这么走了一路。到站后，那人也跟着他们下了车，而且跟着他往医院方向走。赵医生忍不住站下问道：“喂，你要到哪里去？”那人指指患者，嚷道：“我要去揭发他，他是现行反革命，是我这些年来发现的最恶毒的反革命。”赵医生先是一怔，随后便有些明白了，故意说：“你有证据吗？”那人大叫大嚷道：“你别瞧不起我的耳朵，我跟了他几百里，他的反动言论一句也没逃出我的耳朵。”赵医生继续试探说：“你知道吗，他是精神病患者。”那人瞪起斜睨的小眼睛，嚷道：“你胡说，你是有意包庇反革命，是同伙，我要连你一块揭发。”赵医生断定这也是个疯子，便对他说：“好吧，我带你去揭发。”这样，便把他领进医院，送进了脑电图室。经过检查测定，他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病例。当他后来稍微清醒些的时候，才问出他的姓名和工作地点，于是，便到邮局拍了电报……”

我和冯科长只是相视苦笑，不知说什么才好。

“真是一个奇怪的患者，”赵医生连连摇着头：“他不同于一般患者，不打人、不骂人，很少有狂暴性行为。从进院第二天，他便向我们索取信纸信封，说要向组织检举揭发坏人。怕加重他的病情，我们只得满足他的要求。于是，他便一天到黑趴在床上写检举信，一天总要写上十几封，写好后又要去邮局发。我们担心这样的信寄出去会造成意外后果，因此便欺骗他说，由我们代发。”

我说：“我们倒收到他的一封检举信，不知是怎么发走的。”

赵医生想了想说：“对了，他曾经偷偷溜出过一次，也许就是那次发出的。喏，你们看——”赵医生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叠信摊在桌子上。我和冯科长连忙一封封看起来，信的内容混乱不堪，都是属于检举、揭发、告密、诬陷别人的。被他所告的人，几乎包括他所有的亲属、朋友，甚至连他早已死去的父亲也不能幸免。

看过信后，赵医生便陪我们去看望患者。我们上了二楼，打开一间病房的门，这时，映入眼帘的是这么一幅画面：在昏暗的光线下，一个赤背汉子正趴在床上全神贯注地写着，床上放着许多写满字的纸。由于他背对着门口，又执意不肯回首一瞥，看不见他的脸。看到的，只有那披长发的后脑，还有那从脖子上不住地顺脊背淌下去的几道污黑的汗。

我的眼睛逐渐模糊起来，心中不由泛起一种说不出是什么滋味的苦痛。我在心里默念道：

“啊，告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