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顿下来以后，我开始了我的工作生涯。

我步行十五分钟去轻轨站，刷卡，到“延安西路”那一站下车，再步行二十分钟，到了一个叫“世贸商城”的玻璃房子里面，上二十三楼，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听从上司的调遣。

我的上司是杨念南的学哥，北邮九五届的，月薪一万二。终日绷着脸，对我摆在办公桌[被屏蔽广告]

[被屏蔽广告]上杨思北的照片投来了不屑一顾的目光，我赶紧收起来了。

上班第一天，我觉着我也是白领了，应该穿得像点儿样子，于是我穿了一条水绿色长裤，一件白色短袖衬衫，登上一双白色高跟凉鞋，还戴了个墨镜。进世贸大门那会儿还信心百倍，因为周围都是我这样儿的。等进了公司的门，我就傻了――我们公司那帮人就没一个像我穿得这么正式的，全都牛仔裤休闲衬衣。后来我同事Joe告诉我，在Intel，只要你穿衣服，就没人说你着装不规范。

所以，当我以后的日子里穿着休闲布鞋牛仔裤走进世贸的时候，人家瞅一眼就说：“Intel的。”都不用我挂胸卡。

我的名片印出来了，上头写着：软件工程师。背面是英文，我的英文名字酸不溜丢地写在上面：RachelGu。

我回家把这张名片拿给杨思北看，杨思北前前后后翻来覆去看了三遍，才说：“我们顾湘也是白领了，也是工程师了！”

其实我不能算工程师，人家硕士研究生毕业才能自认为工程师，要是在国有单位，我顶多能算助理工程师。可我们的名片自己随便写，我凭什么不把自己说成工程师啊？就算不能蒙人，给自个儿点安慰也是值得的嘛！

杨思北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海市体育馆，之后步行五分钟去宜家家居，中午在员工餐厅吃饭，我加班开会的时候他会来接我。

杨思北利用员工打折的便利在宜家买了个写字桌给我，于是我把我爸送给我当毕业礼物的笔记本电脑放在上面，有空就码字看电影，没空就没日没夜地写程序。

第一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我把一摞钱拿在手里，放在餐桌上看，杨思北把他前一天刚发的工资拿出来，放在我那一摞钱边儿上，整个儿差一半。“IT就是能赚钱。”我叹口气说。

杨思北撇了撇嘴，“晚上开会开到两点半的时候忘了？五千快钱那么好赚的啊？钱多上税也多！”

我在上海呆了一个多月，开始学会了上海人软绵绵的普通话，口音里的京味儿越来越少了，连儿化音都很少用。杨思北操着一口不伦不类的南北普通话，让人不知道他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杜宵和丰菱继续着他俩北京人特有的口音和贫嘴，让不少上海人一见他俩就问：“北京的吧？”就好像美国白人在欧洲见到黑人就问：“非洲的吧？”一个口气。

我的顶头上司，就是杨念南那位学哥，是剑桥的硕士，说话没有英文张不开嘴。要是普通的工作上的英文我倒是可以忍受，因为时间长了我也那样儿，可让我不能忍受的是他平时说话也这样。比如“Rachel，明天一起havelunch吧？”你说难受不难受？我这位上司有一个很霸道很自以为是的名字――关键。他的英文名字叫Paul，连起他的姓来读就比较别扭――PaulGuan。

关键有着极其高涨的工作热情，我怀疑他缺少家庭的温暖。他曾经带着我们几个可怜的小职员在巨短时间内写了一个几十万行的程序，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开会讨论到深夜两三点，回到家做梦都是一行一行的代码，在我即将吐血身亡的时候，终于完成了集成测试，大功告成了。那个月我的奖金加上工资是杨思北的三倍，而我却发誓二十五岁以后坚决脱离IT行业，哪怕仅仅是为了离开关键这个冷血无情的上司。

有一天我又去浦东training，虽然起了个大早但是捞着了半天假期。下午我跑到宜家去找杨思北，杨思北特高兴，拉着我的手在他同事面前来回溜达，逮着谁跟谁介绍：“这是我女朋友，顾湘。”晚饭在宜家的餐厅吃的，那儿的鱼香肉丝难吃得还真叫一个有水平，难吃得让我终身难忘，一辈子不带再去吃第二回的！

杜宵的新一任女朋友是同济大学机械系的一个女学生，跟杨念南一边儿大，2000级的，刚大二。丰菱大骂杜宵臭不要脸不识好歹心狠手辣地拐骗祖国粉嫩的花骨朵儿。我跟丰菱说：“你别着急，杜宵这个女朋友要是超过仨月，你找我，我请你上金茂总统套房住一个月！”

八月份的时候，上海热得让我变得像晒干了的西红柿那么没精神，每天从家到轻轨站再从轻轨站到单位的两段步行路程令我上蹿下跳地头疼。于是杨思北买了两辆旧自行车，一辆放在家里，一辆放在延安西路轻轨站。我缩短了日照时间，还能每天早晨多睡半个多小时。

杜宵就是这个时候来找我的。他坐在世贸一楼的“星巴克”，哭丧着一张黄瓜脸对着一杯冰咖啡发呆。

“哟！你可是稀客啊，怎么有时间找我来了？”我认准了杜宵女朋友肯定又吹了，来找我诉苦的，所以才不跟他正经。“你那位小花骨朵儿呢？”

杜宵招手让我坐下，“工作不忙？”

“今天又training，我逮着空儿跑出来了。”我坐着没动，因为我不爱喝“星巴克”的东西，尤其是咖啡。“你又失恋了？这回丰菱没损你啊？”

杜宵指着他左半边脸，“这儿，丫刚抽了我一巴掌。”

“你说你也是的，这么多年了人丰菱容易么？她还不是为了你考的研？我就不信你不知道！干嘛左一个又一个地换女朋友啊？你自己觉得你对得起丰菱么？要说你俩认识时间也不短了，小十年了吧？你也忍心？！”我一口气说了一大堆，尽显大学时代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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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宵特沉重地端起咖啡，晃了晃，杯子里的冰块撞击着发出声响。“我不能拖累她。”

我急了。丰菱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眼睁睁看着她为了杜宵守了这么多年，我不能不急。我说杜宵你怎么那么没良心呐？你不能拖累她？你就是有病你也应该说清楚啊！你说你是白血病还是癌症吧？什么不治之症能让你拖累人了？你让人小姑娘这么为你守着你还是个男人么你？！

我气得手都不会动了，我猜我这是应了鲁迅先生的话，四年来积压的怒火在沉默中爆发了。

这时候我宁可杜宵跟我吵一架，那样至少我能听到他说他的真心话。可杜宵没跟我吵架，连犯急都没。他就喝了一口咖啡，之后说：“对，我是有病，疯病。”说完他站起来，“我先走了。你告诉你们家思北，明哲和杨念南可能出什么事儿了，具体事儿我不知道，你让思北问问吧。”杜宵走了，老半天我才想起来，我忘了问他大老远从同济来找我是为了什么事？

这时候Joe踩了地雷一样从电梯里冲出来，见着我拉起我的胳膊就喊：“你赶紧上去吧，头儿刚才没看见你正发脾气呢！”

我自知理亏，工作时间办私事，只好乖乖跟着Joe回去，面对关键手舞足蹈的指责。

那一下午我就没心思干活儿，任是关键怎么跟我喊我都集中不起精神来。我就想，高明哲和杨念南到底怎么了？高明哲不要杨念南了？杨念南不要高明哲了？还是他俩马上要结婚？我在脑子里勾画了无数种可能，有刀山火海的，有义无反顾的，有血雨腥风的，还有天涯海角的，反正就是没有好的。

“Rachel！Canyoudothisjobornot?!Whatareyouthinkingabout?Yourfuckingboyfriend?!”关键冲我暴跳如雷。其实他看不上我我们一个大办公室三四百人都知道，他经常这么大嗓门地训我，弄得楼上楼下都知道Paul又在训那个不上进的Rachel了。所以他左一个毛病右一个毛病地挑我我和同事们早都习惯了。可我们从来没听过他骂人，还骂得那么难听，骂得居然是我的心肝宝贝男朋友杨思北。所有的同事都从显示器前拔出脑袋来望着愤怒已极的关键和整装待发准备发火儿的我，Joe急得只顾跟我眨眼睛打手势，都忘了一杯咖啡还在他面前，结果，咖啡翻了。这要在平时，关键早就过去骂了，什么“Hei,youguy!Payattention!”可今儿关键没搭理，只瞪着眼睛看我。

我是真想骂他来着，拍桌子蹦起来指着他的鼻子骂！有什么的？大学四年我跟杜宵丰菱练就了一身骂人不带脏字的本事，就他一个江南小生，一个“Fuck”就想把我骂晕了？Joe说得好，“fuck”这类的词儿在Intel是constructiveconfrontation，骂人那是Intel'sculture。他这点水平也忒菜了！大不了我工作不要了！有什么的？！

可是我不能不要工作，没了这份工作，我在上海无法立足。我费了多少精力才得到这样一份工作？我下了多大决心才丢下北京丢下家乡来上海？我怎么能不要呢？关键再蛮不讲理也是我的上司，我必须看他的颜色脸谱行事。

所以，我不能拍桌子指着他的鼻子骂他。尽管他用了一个最大众最普通最通俗的词骂了我的杨思北。

本来我在关键话音刚落就拍桌子站起来了，可这会儿我低下头又抬起来，我说：“我走神了，对不起。”说完了我又坐下，对着我的电脑改一段错误重重的程序。

我没回头看关键，等了几秒钟，关键说：“Rachel，你来一下。”

我面无表情地站起来跟着关键走到了他的办公桌前，我那些平时跟我一起吃泡面熬通宵的兄弟们都向我投来了“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目光。

“坐。”关键坐在他的椅子上，伸臂让了我一下。

我坐下，直视关键细长的眼睛。

“Sorry，我刚才太冲动了。”什么？我没听错吧？关键在跟我道歉？他？他跟我道歉？“希望你没生气。”

我从关键有点暧昧的笑容里忽然明白了什么，所以我觉得他特别可笑，也特别可怜。我说：“是我不好，该道歉的是我。只不过我觉得那样的单词挂在你这样身份人的嘴上，有些不妥。没什么事我回去工作了。”我起身离开，可以感觉到他咄咄逼人的目光一直尾随着我到我的办公桌前。

见我回来，Joe和他的转椅一起挪到我跟前，“怎么？没事吧？”

我摇头。

“Rachel，”Joe压低了声音，趴在我耳朵上说，“Paul是不是看上你了？”

“不，”我说，“他是在奇怪我为什么没看上他。”

“不懂。”

“不懂就别问。干活儿去吧你，瞅你写的那段，bug一堆！”我白了Joe一眼，这个白白净净的上海小伙子立马乖乖回去写cod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