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历七月十五是民间的盂兰节，老百姓俗称“鬼节”。这一天这座中国北方临河的城市，总要举行民间祭祀活动——人们聚在岸边释放荷灯。傍晚时分，河上渐渐飘满荷灯，顺流而下明灭可见，景象煞是好看。荷灯由纸片剪制，然后涂以颜色，祭品就做成了。往年荷灯的价格八元，走街串巷最高能够卖到十块钱。今年制作荷灯的队伍里猛然冒出一支新军——亏损企业的下岗职工。他们不仅动手制作，而且入市叫卖，这一天成了手工赚钱的日子。

可惜每年只有一个鬼节。

鬼节这天还要焚烧纸钱祭祖——如同给阴间的亲人汇款，让鬼们有钱过年。这多少含有扶贫解困送温暖的意味，是阳界对阴间的赞助。今年的鬼节不同以往，本市阳间出了一件大事。阴历七月十五这天上午，大中华玻璃纤维厂厂长贺允旺被上级免职。全厂一派晦气。历任厂长遭到免职，都是不声不响下台，或者回家调养贵体，或者换个地方继续当官。这次贺允旺的免职不同凡响，他居然把自己的下台搞得有声有色。打开厂里的广播喇叭，他对全厂职工发表了一番告别讲话。于是，他的下台就显得非常彻底了。

广播喇叭多年未用有些失真。贺允旺讲话的大意，不外乎是说大中华玻璃纤维厂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呼吁全厂职工紧密团结共度难关。此时的贺允旺很像西方国家惨遭弹劾的总统向国民发表告别讲话。临近尾声他竟然呜咽不已。于是工人们猜测贺允旺的下台必有背景。很快就传来消息，说贺允旺属于领导斗争的牺牲品，上级主管集团以“卖厂”为罪名，撸了贺允旺的官儿。

贺允旺耿耿于怀，可是又毫无办法。虽说经济体制改革企业有了自主权，但也不能无法无天。贺允旺昨日还是企业改革的闯将，今天却一笔勾销，五十二岁就顶着“卖厂”罪名回家歇菜了。贺允旺气性很大，一连三天躺在家里不言不语，颇有仁人志士的风度。他家住在与大中华玻璃纤维厂一街之隔的万柳村小区，是十三号楼。乔迁那天就有人劝他，说十三这个数字不吉，果然一语成谶，如今他惨遭撤职厄运。

身高马大的贺允旺躺在床上反思。这位前厂长认为，当初如果卖掉一车间那一条早已作废的生产线就罢手，不动二车间那一堆毫无用处的设备，恐怕也就不会激起众怒，使全厂职工感到没了家当，于是纷纷给市里写信状告厂长“卖厂求荣”。可是那一堆毫无用处的设备如果放到今天，必然锈成一堆废铁而分文不值。这时贺允旺躺在床上掐着手指头算了算，从搬进新居到被免职只有十八天光景，这好比京戏里的王宝钏，住了十八年寒窑，却只当了十八天的皇后，嘎巴一声就死了。这就是宿命。贺允旺这样想着，心情渐渐开朗起来。他起身走到自家阳台上朝下面望去。是啊，目力所及的那一片开阔地带就是大中华玻璃纤维厂。一排排黑乎乎的厂房，还有那个死气沉沉的人称青年湖的大水坑。此情此景，贺允旺找不出恰当的词汇来描述这座风雨飘摇的工厂。他知道，自己下台之后上级主管集团派来了一个工作小组，决定发动全厂职工民主选举厂长。此时，选举结果大概已经揭晓了。不知是哪个倒霉蛋儿当选厂长。

这时门铃响了，有人来访。开门一看，居然是本市房地产开发集团的总经理廖得宽。瘦小枯干的廖总站在门口，朝贺允旺微笑着：“我这是三顾茅庐啦……”

看来这家伙根本不知道我被解职的消息。贺允旺请廖总在客厅里落座，沏了一杯茶。廖总喝了一口茶，连声说龙井真好。贺允旺当然知道客人的来意，就把自己下野的消息告诉了廖总。廖总听了，怔了怔。

“好不容易才跟您混熟了，您又下台啦。”廖总颇为遗憾地站起来，安慰贺允旺放下包袱保重身体。贺允旺看了看手表：“我估计新任厂长此时已经产生，你快去感情投资吧，兴许这位老兄是一位真正的卖厂主义者。”

廖总与贺允旺握了握手，告辞而去。

自从贺允旺将一车间长期闲置无用的设备卖给本市的乡镇企业。一车间的厂房就变得空空荡荡。本市晚报在报道“夏季严打”成果的时候，提到在大中华玻璃纤维厂空闲厂房里破获一起流氓轮奸案。廖总果然是一只“房虫子”，以这条消息为线索居然找到贺允旺，提出购买一车间土地使用权，独家投资开发杨柳别墅小区。

大中华玻璃纤维厂虽然千疮百孔，厂区却很开阔，坐落在这座城市的甲级地段。在这里开发普通住宅，最低也能卖到五千元一平方米。如果开发别墅小区，利润更是可观。所以这里的地皮自然成了房地产开发商眼里的花姑娘。

精明能干的廖得宽，当然早就相中了大中华玻璃纤维厂的地皮。

贺允旺告诉廖总，他卖掉两个车间的闲置设备，一举两得。首先一批老病号的医药费都给报销了，其次全厂职工得到了明显实惠，春节每人五斤带鱼，十斤牛肉，两瓶白干，一袋大米。尽管如此，贺允旺还是遭到举报而下台。至于廖得宽提出“割让领土”的要求，贺允旺难以做到。

廖得宽认为贺允旺缺少魄力。

如今，缺少魄力的贺允旺罢官在家。廖得宽也就无话可说了。在廖得宽眼里，大中华玻璃纤维厂属于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最后一座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