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三年级开学不久，依照惯例要在班里设置一名大队委。记得那天老师站在黑板前面，要大家选举。见民主空气如此浓烈，同学们就纷纷举手提名。选票大都集中在三四位同学身上，我是其中之一。回想起来，那时候我还是颇有人缘的，胜过今日十倍。于是我当选了，由中队主席而戴上“三道杠”。在学校大队委员会的分工中，我又荣幸地成为大队副主席。真可谓少年得志了。

从小我就向往功名。戴上“三道杠”犹如站在艳阳天里，却从来没想过天要下雨。不久，家庭生活起了动荡，整天心事重重的，我的学习成绩开始滑坡，用今天的时髦术语来说就是从甲A降入甲B。四年级了。一天蔡老师将我叫到办公室（那时叫预备室），说肖克凡你不能再担任大队委了。

面对突然的打击我显然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泪水立即涌满眼窝。

蔡老师说，你哭什么！是不是还想戴那三道杠啊？

我竟然点了点头。

蔡老师说，不行。你不但不能担任大队委了，就连中队委你也不能担任。

我终于止住泪水说，那好吧，我就当一个普通的少先队员吧。

蔡老师说，不行，我要你担任小队委。

这对我又是一个打击。要么从三道降为两道，要么一撸到底成为“白板”。可老师偏偏赐我戴“一道”。如今我明白了，老师是要我做到能上能下。然而我自暴自弃，拒绝担任小队委职务。

蔡老师勃然作色说，你必须担任。我知道一切都无法改变了，只得接受这个现实。放学回家，我也没向家长提及此事。

第二天，班里的新任大队委走马上任，他是一个画家的儿子。过了几天老师要少先队干部们交钱买符号。记得三道杠的符号是五分钱，没想到一道杠的符号也是五分钱。等价而不等值。符号发下来了，我不声不响将它收藏起来。

我的家离学校很远。同时我戴“三道杠”很是引人注目。如今成了“白板”，邻居的孩子们聚在一起，纷纷猜测我已被撤职。于是我成了他们私下议论的中心。

我感到非常被动。

蔡老帅再次找我谈话，责问我为什么不戴小队委的符号，我默不作声。蔡老师说，你如果不戴小队委的符号，明天就不要来上课了。

我害怕了。第二天我只得戴着“一道杠”走进学校。其它班级的同学有的不知我已遭贬，就惊讶地看着我。我风光尽失，邻班的几位差生见状十分得意，叫我“下台干部”。从那时候我就懂得了什么叫做度日如年。

无论如何我还是不能接受这个“一道杠”。

我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秘密生活。放学路上，我走到僻静之处，就迅速摘下肩头的“一道杠”，悄悄藏在书包底层，之后若无其事走回家去。上学路上，临近学校我则不失时机地将符号戴在臂上，然后走进校门。以此，我维护着自己的尊严。蔡老师以为我驯服了，很高兴。每天路上我的一戴一摘，都使人想起革命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就这样，我上瞒家长，下瞒邻居，渐渐成了一个机警过人但心理负担沉重的学生。我的心底，似乎比别的孩子多了一个世界。

学校开展慰问孤老活动。大队旗在前，中队旗随之，高唱队歌浩浩荡荡。我则臂佩“一道杠”手持小队旗走在队列之中。这时我发觉队伍是朝西北方向走去的，离我家住的那条街越来越近。我慌了，知道自己个子太高，走在队伍里显山显水，很难隐藏。

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一眼瞥见几个熟悉的身影，正在指指点点议论着什么。这一定是邻居的孩子。蓦地我觉得人们目光同时向我投来，灼得我无地自容。我的脚步沉重起来，两眼发黑。

我知道一切都完了，自己精心维持的那份自尊已经被打得粉碎。懵懵懂懂随着队伍朝前走去，我心中一片空白。

慰问孤老活动结束了。我独自跑到墙子河边，看着河中的黑水发呆。不知为什么，心情渐渐轻松起来，似乎愁云已散，人也得到解脱。我起身朝回家的方向大步走去。无论路途多么遥远，孩子总是要朝着回家的方向走去。成年之后我才懂得，“回家”乃是文学的一大主题。记得那天进了胡同迎面遇到一个小我两岁的男孩子。我对他说，告诉你吧，我已经不戴三道杠了。那男孩子眨着一双大眼睛，无言地看着我。

父亲恰好在家。进了门我就对他说，爸爸，我已经不戴三道杠了。听了这话，父亲的目光凝固了一个瞬间。

从此，我走向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