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黄昏似乎来得很快，当西边绊红的晚霞还没被暮色完全吞噬时，大地就漫上了一层银灰色。村子、树木、竹林，让这种银灰色的暮霭一罩，便显得有些隐隐绰绰，飘飘浮浮，没有了白天的生动感。百鸟归林，天地间一下子也变得寂静了。间或有放牛的小孩，打着长长的赶牛的唿哨，给这静谧的黄昏增添一种特别的韵味。劳作了一天的庄稼人，开始爬上田坎，在小河沟或冬水田边，洗着脚上的泥巴，准备回家歇息了。一些有人手的家庭，房顶上开始冒出一股股乳白色的炊烟。炊烟和暮霭交融在一起，更加重了夜色的来临。

朦胧夜色中，余家老大文忠急匆匆地走着，去找支部书记毛开国要钱。他心里有点忐忑不安，因为他长这么大，还从来没向人要过什么东西。这时，他又一次浮上刚才的想法，这事应该由文义来做。可既然和文义较上劲了，现在后悔也没用。他一定要把这事做好，让文义也看看自己的能耐。

走到河堰口的小松林子旁边，文忠忽然听到林子那面，有人说着话向这边走来。说话声在宁静的黄昏里，显得特别清晰：

“倒在坝坝里，咋就病得那么重了，余家人也不先请个医生看看？”

“唉，无儿无女的，怪可怜呀！”

“请人哭娘不伤心，外人哪有自己的亲人巴心，照顾得周周到到的？！”

文忠知道，他们议论的，正是他们家刚才发生的事。余天志老头倒在他们家院坝里的消息，被那个报信的小孩传播着，全湾上下全都知道了。人多嘴杂，人们要说啥，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只是这话，让文忠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好像他们家虐待了老人一样。恰恰是这些说闲话的人，几个月前，还把老人当作累赘，谁也不愿多负担老人一点。可是，文忠不愿去和这些人争论，他知道自己一张笨嘴，说不过人家。不但如此，这个忠厚的老实人发现说话的人正向自己走来，怕人家发现他感到难堪，竟还主动地隐进小树林里，等他们走过以后，才从树林里走出来。这时，他才想起去看看说闲话的是哪些人，可是，在越来越昏暗的旷野里，他只看到了几张模糊不清的背影。看着看着，这个老实人突然产生出一种悲哀来，觉得这些天天开门就相见的人，一下子好像变成了素不相识、宛若幻影的陌路人。人与人之间是多么生疏呀！

支书毛开国住在毛家大院子的两间退堂房里，这退堂房前面被正房挡着，后面低矮，又临阴沟，因此，整个房屋不但潮湿，而且阴暗，和另外一些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别墅似的村干部住房大相庭径。当然，我们这位村支书也远不是那种改革家或土霸王似的人物。他只是一个文化程度不高，自己没有本事致富又缺乏本领带领群众致富的土生土长的老式农民。在村支书这个位置上，他除了到乡上开会和陪下乡的干部，经常可以用公款吃到一些油大以外，再就是每月从乡上领三十元的补助，而这又是牺牲自己很多的劳动时间换来的。除了这些以外，他再没有其它油水可捞。当他看到周围一些普通的村民，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一眨眼变得比自己富裕的时候，他也像常见的红眼病人一样，除了妒忌以外，还想用权力去占点小便宜。而一旦便宜占不到，农民狭隘的心理便驱使他在权力范围以内，要一点歪心眼，给别人一点小小的报复，来平衡自己的心理。这就是我们已经接触过了的毛书记。我们能对他下个什么结论呢？好耶？坏耶？

文忠走下一面小坡，从一条竹林中的小路绕到毛支书家的屋后来。因为从前面进屋，要走过大院子，再走一条黑暗的胡同，过一个天井，才能到毛开国家里。而从后门进去，则要方便得多。他走到支书门前，见从门里投出一片昏黄的光线，里面有做饭时锅勺碰撞的声音。另一间屋子里，有小孩在高声争着什么，和支书儿媳不断的大声呵斥。文忠犹豫了一下，像是稳定情绪似的，又咳了一声，才去推开了支书家虚掩的门。

屋里毛支书的老伴正从湘水桶里往锅里掺水，听见门“吱呀”一声响，头也没抬，便没好气地骂道：“你死到外头嘛，还晓得回来啰！”

文忠听了，不好意思起来，小心地回答：“我找毛书记呢！”

支书的老伴抬头一看，见不是自己那个人，脸上也略微红了一红，但随即又沉下面孔来，气咻咻地说：“天没亮就出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不知充军充到哪里去了？”

文忠听了，心里一怔，不知该如何是好了。过了一会，才又小声问：“毛书记——到哪儿去了？”

支书老伴仍拉着脸说：“鬼才晓得他到哪里去了！”

正在这时，支书的儿媳过来了。这个妇人，显然比她的婆婆晓事理一些，她先对了文忠问：“你找他是急事还是一般的事？”

文忠忙说：“急事呢！不急我又不会摸黑找来了。”

支书媳妇说：“是急事你就到二社社长刘华川那里去找吧！刚才放学时，我家丫丫看见他爷爷跟二社社长刘华川一道，往他家去了。”

“哦！”文忠点点头，感激地对支书儿媳说：“那我就去！刘华川住刘家大嘴，我晓得路。”说着，又从后门退出支书的屋子，按亮手电筒，从另一条小路往刘家嘴走去。

这时，天色已完全暗了下来，没有月亮，只有稀疏零落的几颗星星，像是多情少女的明亮的眼睛，在空中愉快的眨着。蝈蝈（蟋蟀）还没有亮开自己的歌喉。只有早醒的青蛙，时不时发出一两声“呱呱”的叫声，这叫声在静穆的田野里，显得很单调。

“也不知文富他们走到哪里去了？”昏黄黯淡的手电筒光晕中，文忠一面瞅着脚下起伏不平的小路，一边替父亲和弟弟们祈祷着。“他们是抬着一个人，虽然是走公路，可天这么黑，他们又没带电筒，可千万莫出事呀！”

想到这里，文忠心里有些着起急来，文义说他的话又在耳边响起。他觉得自己正在完成一件十分重大的任务。无论如何，不能让文义和父亲小看自己。他已十分明白地看出来，尽管父亲平时对文义咋咋呼呼，可一到拿主意的时候，父亲往往看重的是文义，而把他这个老大凉在了一边。他必须要改变目前这种状况。

拐过一道山嘴，这儿正对着他们家的房屋。黑暗中，他虽然看不清房屋的轮廓，可是，从每扇窗口透出的灯光，却让他感到亲切、温暖。这些灯光仿佛是在微笑，给他以鼓舞。“也许夜宵已经煮好了，他们正等着我！”文忠心里想着，不由自主地站了下来，朝每间屋子里闪烁的灯光，都深情地看了一阵。然后，顺着弯曲的下坡路，很快走到了二社社长刘华川家里。

果然，毛支书正在刘华川家里喝酒。令文忠感到意外的是，和毛支书、刘华川一起喝酒的，还有乡政府的刘副乡长。

一见余家老大黑古隆咚地赶来，毛支书先是眉头皱了一下，立即料到了余家一定有事找他。可他却没问文忠什么，也没等文忠说话，就反客为主地热情地说：“哦，文忠呀！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来来来，喝两杯！”

文忠一进屋，就感到了几分不自然。这个老实得有点自卑的汉子，看见乡、村领导在一起喝酒，就在心里暗暗责备自己来得不是时候，听了支书的话，文忠更感到不好意思了，忙蹑儒着推辞说：“不了，我已经吃过了。”

“吃了又怕啥？”毛支书又说：“过个河沟还要吃三碗呢！来来，这屋里又没外人！刘乡长也是认识你的，常夸你呢！”

刘副乡长听了毛支书的话，果然接着说：“是余家老大吧？”

文忠急忙说：“是！”

刘副乡长说：“好，既然来了，恭敬不如从命，就坐下吧！”

这儿刘华川也一个劲叫文忠坐，文忠手足无措，只好红着脸去席上坐了。刘华川的女人从厨房拿出一副杯筷，摆在文忠面前。文忠还是显得十分局促。刘华川说：“哎，文忠大兄弟，别不好意思，添人添筷子，这是规矩礼性，有啥客气的？”

文忠说：“不客气！不客气！”嘴上这样说，却总不好意思去碗里夹菜。

毛开国见了，忙为文忠斟了一杯酒，说：“文忠，我们已经喝了一阵子，你后来，按规矩，入席三杯。”

文忠推辞说：“我不会喝！”

刘副乡长说：“哎，哪有男子汉不喝酒的？既然来了，喝！”

文忠见刘乡长发了话，再不好意思推辞了，就说：“好，既然领导都叫我喝！”说着，一仰脖把一杯酒喝了。酒顺着咽喉一路又烧又辣地滚进肠胃，令文忠很不舒服。他这才操起勺子喝了几口汤。

三杯入席酒喝下去后，文忠的头有点晕乎乎的了。这时毛开国又给他斟了一杯，对他说：“文忠，刘乡长是我们的领导，也难得和我们一道吃饭，你总该敬乡长一杯吧？”

文忠头虽然有点晕，心里却很明白，忙说：“那是！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和乡长喝酒，说啥也得敬乡长！”说着，朝刘副乡长端起了酒杯。

刘副乡长也急忙端起了酒杯，说：“不要说敬，我们喝个弟兄好！”

文忠说：“那可不行，竹子还分个上节下节呢！”

刘副乡长说：“好，文忠果然是懂事理的人！你敬我，我等会也敬你！”

他们把这一杯酒喝了后，刘副乡长果然又礼尚往来地还敬文忠的酒。文忠本不愿再喝了，可又觉得这是领导看得起自己，在抬举他。他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能被乡长这样抬举，这已是一种荣耀，一种莫大的信任。于是，他又咬着牙将刘副乡长敬的酒一口喝了。接下来，毛支书、刘社长又要敬他的酒，他又不能喝一个、不喝一个，又狠着心喝了下去。这样，文忠头脑就迷迷糊糊起来。大家看都喝得差不多了，才停了下来。这时，毛支书才问文忠：“文忠，你有啥事吗？”

文忠这才记起来的目的，说：“余天志大爷病了，病了。”

“哦！”毛支书似乎很惊奇地回过头，看着文忠问：“不严重吧？”

文忠酒醉心明白，舌头打着卷说：“就是严重呢！我爹和文、文富他们，已经把他抬、抬进县、县医院去了。”

“抬去了就好了！”毛支书立即表扬说：“我就知道你们家是仁义人，是不是？你们做得对，是你文忠的主意吧？”

“是、是。”文忠一下不知说啥了。他在心里还想着钱的事，可是，该怎样开口呢？他憋了很久，耳旁又响起文义的话来，最后还是鼓起勇气说了：“我们只，只有五、五十块钱。我爹说看村、村上能不能支些钱，明天文、文义回来、来取。”

毛支书听了，立即换上了一副愁脸，说：“哎呀，文忠，这事按说该村上负责，可是村上哪儿来的钱呢？分土地时，你是看见。的，集体一个瓦片都是分光了的。这两年，集体又没有办企业，村上开个会，写张标语，都要从大家口袋里掏钱，穷得跟叫化子一样，哪去找钱呢？文忠，你是不当家不知盐米贵呀！”

文忠老老实实地回答：“那是，我都知、知道。”

毛开国接着说：“还有，你们当初说过，生养死葬，都不要村上负担一分钱！”

文忠听到这里，虽然头脑很乱，可仍然一下怔住了，说：“我、我们没说，说过这样的话呀！”

毛支书笑了笑，仍不慌不忙地说：“这可是那个林平大记者，白纸写成黑字，印在报纸上的呀！乡上三干会，还号召全乡人民向你们学习。刘乡长，是不是？”

刘副乡长说：“是养五保户的事？对，有这样一回事！这是去年全乡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呢！”

毛开国接着说：“我们知道，你们一家人都是说话算数的人，特别是你文忠，更是说一不二的人，是不是？”

文忠听了他们的话，一下茫然起来。他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家里人说过这话。但支书对他们一家人说话算数的肯定，他却是十分赞成的。是的，他们一家都是要脸面、讲信用的人。如是真的有人说过这样的话，那吐出的口水就不能舔回去。想到这里，这位老实人就说：“那是，我们是、是说了的话，就不、不反悔的。”

毛支书立即高兴地说：“那就好，大侄子！我就知道你是明白人！不怕说句得罪的话，文富、文义虽然读过书，可就没有你懂事。俗话说，有事问大哥，有风吹大坡，你就要为他们做个榜样！回去告诉你爹，千方百计要把人治好！”

支书一番夸奖的话，使本来头脑就有些晕乎乎的文忠，更加晕糊起来。他又觉得话说到这份上，再也没啥可说的了。于是就向支书表态说：“那是，救命要、要紧，我们不会不、不管的！我走、走了！”

说完，他就告别了毛支书、刘副乡长和刘华川，趔趔趄趄地往回走了。可是，这位老实人哪里知道，这都是毛支书当时为了报复他们，而又要的一个小阴谋呢。去年冬天那个下午，当林平记者兴致勃勃地对他采访余家领养五保户的事时，他这个做了多年基层工作的支部书记，一听年轻人的口气，便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材料了。当时，他的小心眼一转，计谋就上来了：何不顺着这个年纪记者的需要说下去！农村的事复杂，一个老人今后磕磕绊绊的事不知会有多少。眼下，公益事业大家都淡漠了，一家一户的工作好做，千家万户的工作就难做了。现在，由这个年轻人把余家五保户的事吹出去，今后有了麻烦，自己能推时，不就有了理由吗？于是，他不但把自己向余家摊派五保户的事，说成是余家主动向党支部要求领养的。而且还说余家如何如何保证，今后不管出了什么事，都不要村上负担一分钱。这也就是那天下午，林平从毛支书那里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材料，而激动、兴奋的原因。

毛开国望着文忠摇摇晃晃走出门的背影，这时，内心也蓦然游过一丝后悔的情绪。他一辈子，没做过多大的亏心事。他忽然怀疑自己对余家这户全村闻名的老实人的做法，是不是过火了一点？当初只是为了在余家鱼塘人一份股，被他们拒绝了这点事呀！可自己却让人家摊上这么一个五保户，这是一般人家不容易接受的，可人家二话没说，接受了。如今医院的药费又贵，如果花上三百五百，人家又咋个承担得了？可是，毛支书又很快在心里为自己找到了开脱的理由：“不过，这也怪不得我呀！谁叫大家都各顾各？余家的日子再紧，但种着三十多个人的田，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反正得有人吃亏！”这样想着，这位毛支书的心就释然了。

文忠走出来，让风一吹，头脑清醒了一些了心里就愁成了一团。从支书那儿要钱的希望破灭了，可眼下，从哪里去筹到钱呢？人，已经抬到医院里了，医院说要一百元，你不能给九十九元九角。他知道，明天一早，父亲就会叫文富或文义回家拿钱，五十元钱就想从医院走人，没那么便宜的事。更重要的，是他在文义面前夸下了海口呀！

文忠头想痛了，也没想出一个周全之计来。办法倒是有一个，可文忠不敢去想：卖粮。家里的稻谷除了接到新谷以外，大约还可剩两三千斤。可是，现在谷价低，家里日后的许多开支，也都指望着这两三千斤谷子呢！因此，他不敢去想。但等他走到家门口还没想出办法时，心里一狠，立即就做出了这种抉择。他想，要是父亲和文富、文义在，他们会咋个办呢？他们也一定会这样的，因为再没有别的路子了。

决心下后，文忠就决定明天黎明起床，拉两千斤稻谷去粮站卖。是的，有风吹大坡，有事问大哥，父亲不在，他这个做老大的，应该作这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