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不下去不要硬写，到生活中去，那里有丰富的创作源泉。”廖希铂坐在办公室的那一头，突然这么对我说。

廖希铂的话让我吃惊。他坐在那里，手中捧着一杯刚沏的热茶，慢慢在品。茶是上好的茶，是苍条寻暗粒、紫萼落轻鳞的蒙顶。诗人说，扬子江中水，蒙顶山上茶，这两样廖希铂此刻都有了，一起握在手掌中，人靠在椅子圈里，怡情养性地啜着，有一种“两腋清风生，我欲上青天”的神仙风范。

廖希铂喝茶很讲究，是韶峰嫌淡、银毫嫌艳的讲究，讲究到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地步。局里凡是喝茶的人都有点怕他，都知道他在茶经方面是个杀手。每到清明谷雨前后，廖希铂就让人胆战心惊，他从什么地方过，隔着两丈远，突然站住，翕了翕鼻子问人：“明前龙舞？”或者说：“麻姑？”那人或那人就心里发虚地掩紧抽屉，下意识地点头，然后又慌忙摇头。廖希铂已经走开了，脸上淡泊如末道茶汤。

据我的观察，现实生活中，廖希铂其实是个有原则但也很随意的茶客，他是茶布衣而非茶君子。有时候企业到局里来请创作室的他帮他们看看本子，街上的茶叶店里随便买上两斤茶，或者区县文化馆站的人来了，带一包地产茶来孝敬他，只要是新茶，他都接着，嘴角露出一抹平静的笑容来，是谢送茶的人，连着茶也一并不嫌弃。遇到一时没茶了，找人讨一撮，无论瓜片还是火青，只要是绿茶，只要干净，他也都能凑合着喝，从不挑剔。只是在面对了茶中上品时，他的挑战性才来了。也不激烈，只是轻轻松松的一句评价，立刻把茶主人批判得恨不能揭开茶叶筒的盖子钻进去，把自己和那些丢了名分的茶一起埋起来。

廖希铂淡泊地说：“雾少雨多，龙舞张狂。”

或者他再简练一点，说：“洞气足，麻姑浊。”

我一上班就趴在桌子上写我的剧本，写了一大堆纸，都撕了，痛苦得要命。调到文化局半年了，挂了个创作员的招牌，局里要我尽快进入角色，拿本子出来。我先熬了几个夜，写了两个话剧小品，送给局里看，局里不满意。我又发奋图强，苦干了两个月，拿出一部电视连续剧脚本，局里仍然不满意。领导最后索性对我直说了。领导说，小品是小儿科，说的好听，叫繁荣舞台艺术，说的不好听，那叫眼药水，说的再不好听，那是给文艺晚会提鞋呢。至于电视剧本，鞋倒不是了，是枕头，但那不是文化局的枕头，换句话说，不是文化局的本行。“国家养着我们，大小给了我们一块政府职能部门的牌子，国家要的是戏。”领导这么说。“我们不能把自己弄贱了。”领导还说。

领导这么说了，我只能端正态度，把创作方向转到戏剧上面来。我考虑了两天，打算创作一部新编历史剧，用传统鼓词里罗成后裔的那段故事，写忠良遭谗害、好汉御外侵的事。提纲拿出来了，选题开了论证会，局里上下都觉得这个想法不错，创作室胡主任要我尽快拿出本子，可是一连过了几天，我的写作陷入一种无头绪的状态里，别说唱词了，连这出戏怎么开场我都没能想出来。我觉得自己的状态糟糕透了。我想我才四十岁呀，还不至于得老年痴呆症吧？

我的吃惊不在于廖希铂手握扬子水蒙顶茶的威风，也不在于廖希铂的布衣茶杀手身份。我不喝茶，只喝白开水，如果碰上兜里有了钱，我就喝可乐，一喝两三箱，喝得脸像非洲人。廖希铂在茶这方面造诣成什么样子，也不可能对我说“无踪无影，白水暧昧。”或者他再简练一点，说“配方贼，可乐诡。”他就是说我也不在乎，他能把我怎么样呢？

我的吃惊是廖希铂一向不对谁的剧本创作提出任何方式的意见，而现在他却对我提了。

我来文化局半年时间了，和他同在创作室里做同事，平时也偶有交谈，都只限于天气或读报体会之类，从来不提创作上的事。他不但不提创作，他自己也不写一个字。他每天早上准时来创作室上班，扫地，抹桌子，打开水，坐下来看报纸，研究一下棋谱，然后回家，闲云野鹤，日子很有规律，惟独没见他在稿纸上写过什么。我来文化局的时候，领导就对我说了他的情况。当然领导也没有明确地说，是我自己听出来的。领导要我向老编剧们学习。“你们胡主任，她是老资格的剧作家了，她在延安时期就写剧本，写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好本子，她的作品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你们老黄，他是我们自己建国以后培养的第一代编剧家，全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在戏剧创作上是权威，经验丰富得你能学一辈子。你们小张，别看他年轻，有时候有点骄傲，可八十年代以后戏剧界的大奖，哪一项都被他拿回来过，他这种成绩，再骄傲一点我看也没有什么。”我虚心地听着，我想我该继续虚心下去，就提醒说：“还有老廖呢，不是还有一个老廖吗？”领导愣了一下：“老廖？对对，还有一个老廖，他是你们副主任，是个老同志。”领导的话到此为止。

后来的事是我自己打听出来的。

廖希铂在创作室里资格很老，除了胡主任，再没有谁能超过他。他不但资格老，而且才华横溢，年轻时写出过不少令人拍案叫绝的好本子，被称做武汉戏剧界的“八绝”之一，而这“八绝”中，无论是胡主任、老黄还是小张，无论他们怎样的老资格、权威和骄傲，都没有进入其中，可见廖希铂当年的才气和名气是双响的，远远超过了他的同事。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廖希铂不再写剧本了，他开始喝茶。他喝茶，并且说一些“雾少雨多，龙舞张狂”、“洞气足，麻姑浊”之类的话，让人认定他或是松懈了，或是消极了，要么干脆就是江郎才尽了。我到创作室后，发现室里的人都不大和他交往，他也不大和室里的人交往，大家对他很冷淡，他对大家很淡薄，有点像宁红与铁罗汉的关系，或者玳玳花和普洱的关系。我初来乍到，不说战战兢兢，确实是个半道出家的新手。我也不敢说把九十年代以后戏剧界的大奖全拿回来这样的大话，但既然领导把道路指明了，我也不能把自己弄贱了，也不能只是弄弄眼药水提鞋子之类的活，也得像模像样弄两个本行的枕头出来。我想有一个好的写作空间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不愿去涉及别的人事关系，自然也淡化着，好比是杀青时的叶子，不管锅也好，槽也好，瓶也好，总之是要有个合适我成为茶叶的环境。

我已习惯了和廖希铂之间的那种淡泊，他今天突然对我说了那样一番有关创作上的话，而且很慎重，当然会令我吃惊。

我放下笔，让自己从稿纸上挣出来，空出手，把头发弄乱。我说：“老廖你说的是老话，这话我从小就听过了。”

廖希铂说：“不光你听过，大家都听过。听过是一回事，谙熟个中是另外一回事。我知道，你在人物上卡住了，你对人物的了解是个空白。”

我不服气地说：“我了解他们。我读过全本《粉妆楼》。”

廖希铂笑了一下，有点像银针初开的样子：“我说的不是人物的生活背景和经历，那种场景和故事的了解并不困难。我说的是人物的身份感和心理活动。比如罗灿，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那么去做——不是他怎样去救祁巧云而是他为什么会和权奸沈谦结怨，不是他为什么会去勾栏之地而是他眼里的朝廷和天下为何物，不是他出身名门与匪为道的委屈而是他为什么会流着泪水放声大笑。我说的是这个。”

我有点感到沮丧。廖希铂说得对。这个老家伙一针见血。我的确不了解。我的问题正出在这里。好比我是拿着矿泉冲龙井。我想这样的水多好呵。我不知道矿泉水太洁净了，它没法对付龙井这样的茶叶。我想让人们有一次绝上的品茗机会，但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我反正是黔驴技穷了。”我把头发弄得更乱说。

“熟悉生活，”廖希铂干脆地说，“只有生活才能给你提供创作的源泉。”

“怎么熟悉？我不可能回到唐朝去，我就是想回去也回去不了。”我说。

“生活是相对的，任何生活都有借鉴性，都是触类旁通的，朝代只是时空概念。”廖希铂说，“你到市井中去走一走，去茶馆里喝喝茶，去里弄寻寻古旧，”他笑了笑，“甚至你去追追小巷里的小妞，那都会给你带来无穷的创作契机。”

我对他的建议很感兴趣，尤其是最后那一条。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去哪儿呢？”

廖希铂从他的圈椅中站起来，走到茶几旁，旋开杯盖，注满水，把暖瓶放回原处，回到位子上去。“后城街。”他说。

我哑然一乐。

我不是武汉人，但我知道后城街，那是个卖石头和小土铲的花鸟市场。

硬着头皮又写了一周，终于没写下去，我开始考虑廖希铂的话了。

我先问了小张。小张拿疑虑的目光看我，很警觉地问我打听后城街的事干什么。我老实告诉了他前因后果。小张吃了一惊，说，老廖要出山收徒了？我问这和出山收徒有什么关系。小张不说，只是有些口气酸酸地说，老廖说的没错，去后城街看看，你他妈会受益无穷的。

小张的话和廖希铂一样，没头没脑的，让人怀疑。这反而使我下定决心去后城街看一看。

我对武汉的情况可以说相当不熟，有时候我得向外地人打听从武昌去汉阳应该坐哪一路公共汽车，或者彭刘杨路在什么地方，起义门在什么地方，我总是被这种缺乏主人翁精神的状态弄得很没趣。在去后城街前，为了心中有数，我去武汉市图书馆，找了一些有关后城街的文史资料翻阅了一下。

以下就是后城街的资料：

清同治三年，汉阳知府钟谦钧知县修筑半圆形城堡，从桥口至一元路，全长十一华里，用作防洪和抵御捻军。光绪三十一年，张公堤修成，替代汉口老城堡，旧城堡拆除，沿城基修成汉口的第一条近代化马路，名为后城马路。北伐战争后，后城马路改名为中山路。晚清以后，汉口商业中心逐渐从汉水沿岸和汉正街向租界附近的中山路转移，一时建起了南洋大楼、水塔、大清银行、汉口总商会、初开堂等高层建筑，至三十年代，中山大道繁华极度，惹得四海权贵富贾都往汉口中山路来，当年宋美龄曾专程到中山路，一游其繁华盛景。

后城街，位于中山大道东段，原是老后城马路的起点。光绪二十五年，英国强行扩展租界辖区，后城街被划入租界内，成为银楼和住宅一条街。这条街上当年住着的全是洋人、买办和皇亲贵族，北伐之后，洋人被赶走，换了军阀和权贵富贾，汉口沦陷后又换了日倭和汉奸，抗战胜利后再换了国民党高官和另一拨支持国军的洋人，直至1949年。

看过资料，我一下子就明白廖希铂的意思了。后城街不是一般的地方，那里藏龙卧虎，遗珠匿玑。往街上一走，谁也保不定撞上一位，会是什么样的历史角色。或者随便一位提笼架鸟的老头，正是人们以为早就消失了的最后的满清遗老；或者随便一位当街洗涮的男人，老婆在身后唠唠叨叨声都不敢吭，此人正是当年风光一时的“血花市场”老板的孙子；甚至一位受了气的胖女人，穿了大裤衩子，手插了腰，头上鸟窝似的戴满了卷发器，在巷子口唾沫横飞地破口大骂着，她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名震江南江北的中原第一青衣云娘本人呢。

我就去了。

后城街不长，约摸一华里路，下至江堤，上至中山大道，其间蚕吃过的桑叶似的，经纬出一些小巷子。街旁种着整齐的阔叶梧桐。梧桐都是百年以上的梧桐，年轻的也有几十年历史了，长得干粗枝壮，丝毫不见颓败。建筑大多是租界时期的老建筑，既有浪漫流动的英国文艺复兴风格的，又有纤巧精细的德国巴罗克风格的，还有有条不紊的俄罗斯古典主义风格的，不管哪一种风格，建筑一律很讲究。还有一点，我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它们很结实。

后城街在经济复苏期后，被政府开辟成花鸟一条街。这个消息我是从报纸上看来的。我最开始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总觉得和经济复苏不怎么协调，有点颓废气，或者说怀旧心态，是没有被商场大潮逼急，还想留一点羞羞答答的老家当下来。现在一看，我的观点改变了，反倒觉得这里要不是辟成博物馆，弄花弄鸟弄犬弄龟倒是挺合适。只不过我还有进一步的提议，龟不用玻璃瓶子装着，让它们在梧桐树下乘凉，想去江里游游泳也行；狗不用皮带拴着，放开它们爱上哪儿溜达就上哪儿溜达，要跑到江堤上去对着来往的轮船叫也别拦它们；花不必养在钵子里，直接就种在街道上，让它们随着大堤外吹来的江风招摇；鸟儿也别拿鸟笼来装着，放出来，让它们自由自在地飞，飞成大家的，不要人群中走出来一个乡音未改的阔佬，上数两代也许正是打鸟易米出身的，如今鸟枪换了劳斯莱斯，拍出一张现金支票来，拎回家去自己冒充回归自然者，那就败了风景。

走进后城街不久我就发现，后城街里茶馆很多，差不多隔几步就有一家，这和这条街的整体风格不协调，准确地说，是和建筑不一致，让人感到什么地方有些不对劲。

没有头绪，我就先进了一家茶馆去喝茶。

我进的这家茶馆和别的茶馆不一样，是利用老建筑开的，不像别的茶馆，是新建筑。茶馆没有招牌，没有茶幌，好像自信茶若好了，招牌是不必要的，这也和别的茶馆不一样。建筑从外面看，总体上保持着哥特传统，但又注意细部上的处理，如卷涡、断山花、断檐、曲线、曲面，这样过多的装饰与追求光影效果，则完全是巴罗克的。但一走进去，我就更有点迷惑了，我的迷惑不是建筑，而是建筑里的家具。进门先是一架黄花梨木的碰头座屏，座屏两边是花架，上置奇松异桧，影墙上悬了几幅字画，看得出不是复制品。绕过座屏，四架三面透雕屏心镶嵌的六扇折屏围出几间雅座来，雅座互不干涉，围屏同样用的是黄花梨木，黄花梨木后，每间雅座都只一张方桌，椅子数把。椅是花梨木官帽椅，手艺饰而不繁，干净利落，沉甸甸的，生了根似卧在那里。方桌就厉害了，束腰，仿竹节腿，霸王枨，长牙头，勾脚，深沉稳重，古雅静穆，颜色已黑了，竟是名贵的紫檀。这样的家具，分明是明朝的东西，且不是仿明的赝品，它们摆放在一栋哥特和巴罗克混合风格的建筑里，组成一间中西合璧的茶室，不知是一种暗示，还是一种故意的反动，无论是哪一种，都让人心里怪怪的，好像进了一处暗藏玄机的地方，有些神秘的激动。

我站在那里，呆呆的，有些灵魂出窍。幻觉中会有达官贵人、富室子弟、诸司下直、街司衙兵、僧道头陀、娼妓兄弟、卖伎之类进进出出，却没有。茶室里空空的，没有茶客。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穿一身月白布衣短衫，挽了衣袖，拿一块抹布在那里抹着家具，大约是茶博士。柜台后一个同样上了年纪的男人，捧了一只珊瑚红开框茶碗，碗盖缓滗，借收音机里吡吡啵啵干扰声中的《柜中缘》，一口一口慢慢啜着茶，大约是掌柜。

那个像是掌柜的看见我，放了茶碗，招呼道：“客人吃茶？”

我说：“是。”

他回头对另一个男人说：“老百，待客。”我就收回灵魂，活过来了，找了一处向街的方桌坐下，心想，果然是掌柜和茶博士了。叫老百的男人过来，样子有点萎琐，垂着手问：“先生想喝点什么？我们这儿茶齐备，叶子都新着，先生您要什么都行。”

我差一点就说出要一大杯可乐了。我把自己控制住，说：“什么都行。”

老百没动，满脸的褶子里堆着仙人掌一般的笑，说：“先生是等人还是消闲？”

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吗？”

老百说：“有。先生如果约了人，您先来一壶老竹大方，清清口，定定神，待客人来了您再讲究，或者乌龙，或者功夫红，或者您是偏爱白茶的，那就来贡眉和白牡丹，也许您要黑茶，我们有普洱、六堡散、蜀边、湘黑和老青茶，您可以随便挑。如果先生是消闲，没有约客人，自己用茶，那您就得先说说偏口，我好侍候您。”

我一下子就窘了。只知道茶室是消停之处，如果说寻找人物和灵感是我来后城街的目的，那茶室就是打烊之地和驿站，是阵地前的掩体，人在驿站里歇着腿，在掩体里观察着，看见是目标了，饿虎抢食扑出去，或死缠烂打，或倾巢之下无完卵，哪里知道还有那么多的讲究？要真知道了这些讲究，我还真不如买一大杯可乐，在街头猴蹲着，无非是个暴露的掩体而已，也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

但既然进来了，我也不能退出去，不就是一壶老竹大方吗？我总不能为一壶老竹大方吓破了胆吧？

我把头发弄乱，弄成伪装的样子。我说：“老伯，说实话，我不会喝茶，我也不等人，只是想找地方歇歇腿，你看我合适什么，你就给我来一壶什么吧。”

老百仍然不走，仍然是一副卑琐的样子，勾着身子，脸上笑容不变，说：“先生口紧，是清淡人，那到更要讲究了，老竹大方反倒不合适了。要是不忌讳，我给您上一壶珠兰花茶吧，是出伏前我自己用上好的烘青和刚下枝的珍珠兰窨制的，老板前些日子送了客人，店里还剩了二两，我给您用木兰雨水沏上，保准不伤您的口。您看如何？”

我有点耳晕。我说：“行，你看着办吧。”老百去了，是退着去的。后间少顷传来淅沥的水响，大概是在净手。一会儿人回来，用托盘端了几样干干净净的茶点心，碟子盛着，在方桌上依次布好，又退下去。

我在官帽椅上坐了，抓一把南瓜籽嗑，一边看街头走过的人。看一会儿，觉着身边有了人，回头一看，是那个掌柜的，还有他的珊瑚红茶盖碗。

他撩了一下长衫，在我身边坐下，说：“先生不是后城街的人吧？”

我说：“不是。”

他说：“先生是吃文墨饭的吧？让我猜猜。不是学馆里教书的，不是写字间里侍候笔墨的，不是广告公司做文案的，报社里遛马路的嘛，也不是。我若猜得不错，先生该是写书的。”

我有些心里暗暗惊讶，脸上不动声色地说：“何以见得？”

他笑了一下，说：“先生眉宇间有书卷气，坐时依着靠背，是习惯了案头工作的。先生一坐下来就留心看街面的人来人去，神情若有所思，是对人有兴趣。先生若是学馆里教书的，该有一种世道隔阂；若是写字间里侍候笔墨的，该有一份矜持；若是广告公司做文案的，该有一种神道；若是报社里跑马路的，眼神里又缺了急躁。不是写书的，那就是我走眼了。”

我暗自称奇，心想，廖希铂的话果然没错，后城街不是普通的街，藏着龙卧着虎，我刚来，随便寻了一家茶室做掩体，坐下还没喘好气，就有人知道我是吃哪碗饭的，暴露无遗，接下来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我看那个男人，他大约有七十来岁，头发一丝不苟地向后梳着，黑而油亮，不是漆的，是天生的；人长得很清瘦，白皮嫩肉的，眼睛细眯着，是见多识广聪慧绝顶的样子；他身上穿了一袭很考究的藏青中式长衫，翻折袖口宽大洁白，是那种民间家传手艺、店里没处买、名声很大、不多接活收费却很高、只侍候熟客的老裁缝的精心活，衣襟前耷拉着一段银表链，不显山不露水，保养得很好的手指头上暗暗的卧着两枚硕大的祖母绿。这样的妆着与这个时代有些间隔了，是有着自己的经历，自己的主张，已经过时了，又不肯妥协，不肯随意，但并不张扬的妆着。不用断定我也知道，不管他是不是罗增，他是人物。

我把兴趣转移到他的身上。我说：“您没走眼，我确实是吃文章饭的。我写戏，是编剧——您是茶室的主人吧？”

他说：“鄙姓呼延，单名舫。闲着没事，自家的宅子，收拾收拾，就是一间茶舍，不为生计，只是自己喜欢，有客客是客，无客自是客，叫主人反倒俗了。”

他“自家的宅子”，我先已从外面看过了，是仰着头看的；宅子里摆设的家具，我进来后也看过了，是瞪了眼深抽一口气看的；连他这个宅子的主人，我也一并看过了，看的是架式和做派。很明显，这个宅子不是一般的宅子，他这个主人也不是一般的主人，正是我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那一类人。我很高兴，觉得听了廖希铂的话没错，我来对了。

门外的街上有一个架着鸟笼子的孩子过去了，小肚兜，银项圈，一片瓦的头湿润着。后面跟着过去了一个老头，手里牵着一根红线，红线上拴了一只木头做的拉线耗子，耗子咕噜咕噜的，跟着他走。耗子走远了，远处传来一声脆生生的鸟叫，是新口。

“先生到后城街来，不约客人，又不喝茶，是来收集故事的吧？”

我把头扭回来，看呼延舫，他正捻着几根清瘦的口须，细细的眼里露着见多不怪的神情。

“是，我是来收集故事的。”我说，“我正写一个本子，是写罗成后代遭奸佞陷害，反上梁山，又抵御外侵，精忠报国的事，找不着感觉，有人指点上后城街驱驱浊气的。”

呼延舫说：“你说的这个故事倒有意思。不就是祁巧云祁姑娘替柏玉霜上刑场那段事吗？”

我又吃了一惊。我说：“这故事您也知道呀？”

他不说他知道，只是轻描淡写地说：“盛唐无弱事，那是老辈子们的活法了。”

我说：“老呼——我能这么称呼您吧？”

他不卑不亢地说：“行，怎么都行，都什么年代了，再不跟着时代走，也不能忌号呀，就算自己忌，别人也不在乎，如今谁还管你叫什么，一律先生小姐地叫，听着好像挺客气的，也就比要吃扁食了缺翘头，上韭菜地里割一茬多点礼性罢了。”

我没在乎他的说法。我知道这是他这种人惯常的一套，这叫失落感。我觉得这样的失落感可以理解，日子好好的过着，突然一天失去了光景，要是我，我也咸不了。

我说：“老呼，您家有这样的宅子，一定在后城街住的年头不短，能不能给我讲讲后城街的事？”

我把年头之后有关家世的判断省略了。我心想，就算不忌号，未必不忌祖坟里的事吧，不管失落不失落，时代是真的变了，东风西风，谁知道吹到脸上是什么滋味，说不定揭了伤疤戳了痛，反倒弄出尴尬来。他到现在也间隔着，不问我姓什名谁，这里面的讲究，我当然明白。

呼延舫笑了笑，没说话。这个时候老百从后面出来了。老百竟然换了一身行头，短衫还是短衫，老布还是老布，却是新浆洗过的，清清爽爽一套，领子浆洗得硬硬的，纽扣是布编的，扣得严严实实，手腕上搭了一方茶巾，脸上的神色也不同于先前，一副慎重，换了先前的卑琐。

老百先将脱胎漆茶盘放于桌上，从茶盘中拿出一张干净的白纸，摊开在桌上，取过茶盘里一只晶莹剔透的玻璃茶室，揭开盖子，从茶室里拈了一小撮茶叶出来，小心翼翼地放在纸上，两只指头各揿纸的一端，左右一抖晃，将纸上的叶子筛开，退后一步，轻声说：“先生您请观茶。”

我弄不懂，扭头看呼延舫。呼延舫也看我。我说：“我平时很少喝茶。”呼延舫点点头，将手中的茶盖碗放下，一个指头揿住，将桌上的那张白纸引到面前，用手拨了拨茶胚，又凑近了微闭了眼嗅了嗅，然后睁开眼，抬起身子，说：“老百，咱们还有多少珠兰？”老百说：“还能泡两壶。”呼延舫说：“你给我留着。你再给我拿一只杯子来。”

老百又去取了一只杯子，将两只一样透明的玻璃杯放在托盘里，放入茶叶，冲了沸水，加上杯盖，然后退开。

呼延舫将一只杯子端起来，对着光亮处，透过玻璃看杯中的茶。水已静了，杯中的茶缓缓的游动着，沉下去，又升上来，茶胚徐徐开展，现出原形，并渐渐有了汤色，若不是杯中有茶叶舞蹈着，若不是茶叶活过来似的洇出茶血，静了的水是看不出来的。呼延舫说：“一杯小世界，山川花木情。”然后他又揭开杯盖一侧，歪了头，闭了眼，去嗅杯中的香味。片刻，睁了眼，浅浅的啜了一口，口吸气，鼻呼气，舌头搅动着茶汤，如是三番，如痴如醉地咽下，轻出一口气，说：“香于九畹芳兰气，草木英华信有神。您试试。”

我学着他的样子，将杯子端起来，揭开杯盖，贴近鼻子，闻了一下，果然香气氤氲。再喝了一口杯中的茶，立时觉得五腑洞开，有如醍醐灌顶。我说：“好茶。”

呼延舫说：“您这样不习惯茶的，说好，那是感觉。知道茶的，要经过观、闻、尝三道，鲜灵、浓、纯三香者为全香，形、味、气全佳者为高品。”

我说：“好是好，太麻烦，不如可乐痛快，同样九味俱全，缭绕徘徊。”

呼延舫轻轻一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说：“当年放翁有诗道，桑苎家风君勿笑，它年犹得作茶神。又说，饭囊酒瓮纷纷是，谁赏蒙山紫笋香。放翁什么样骨气的人，终究也做了茶官，何况我等俗辈。”

我心里一动，想到廖希铂也是喜欢喝茶的，并且众茶之中，惟崇蒙山，只是廖希铂不吟诗，他倒是说很多大白话，或者干脆什么也不说，不知他认不认识这位呼延舫？

老百从后面出来，给我们续水。呼延舫说：“老百，这里不用你了，你忙你的去。”老百诺诺地点头退下，一会儿，换了先前的布衣短衫出来，拿了先前的抹布，缩在角落里，一点一点地抹家具。

呼延舫不再动那杯珠兰，仍捧了他的珊瑚红茶碗，啜了一口，把茶碗放下，说：“当年的事，如今再没有多少人知道了，老一辈的，死的死了，出走的出走了，活下来没走的，谁还愿意说那种古事？年轻一辈自有年轻一辈的活法，日子不一样了，谁还要听那种古事？”我先愣了一下，后来明白，他是接着我先前的问。我知道他开始了，这种人，守着一爿中西合璧古里古怪的茶坊，一日日品着香茶，好像岁月全在了渐淡的茶汤里，其实不然，他的经历正如茶叶，不管遇到过怎样的烘制和压缩，如果遇上了好水，再遇到了能解的茶客，是会舒展开，轻轻地浮起来，渗出老日子的汤色来的。我坐直了身子，让自己学着做一杯好水，学着做一个虚心的茶客，认真地听他讲。

“要说起来，当年后城街，比这要宽敞不少，路面是碎石铺成的，能并排走四架马车，两旁的人行道，是整块的青石，道旁的水沟是明沟，镂空铁盖，盖上的透气口鸽蛋大，经常有时髦女子走来，高跟鞋的鞋跟卡进去，让过路的军人或街头的巡捕来帮忙，连人带鞋拔起来。”

呼延舫嘴角露出一丝笑，好像人已经回到了早些年，好像又见到了时髦女子风摆杨柳地笃笃走来，鞋跟卡进了地盖里，莺声燕语地召唤过路的军人或巡捕去把她们拔起来。那该是他的儿提时代吧？

“当年的后城街上安静得很，平时没有人走动，宅院都闭着大门，有英、法、德、俄、日各国巡捕巡街。走街串巷的不许进来。人力车也是不许进的，进来的都是马车和汽车。马车带着漂亮的篷厢，人坐在里面，外面看不见。马夫一律穿着湖蓝或者石墨蓝的坎肩，头上戴着黑色小瓜皮帽。马腰上搭着五色饰布，马尾下挂着布袋，接马粪，防止牲口弄脏了路面。汽车是各家自备的。也有长包的，福特道奇什么的。当年的公共汽车都烧炭，屁股上背了个大背包，私家车才烧油。天津汽车行就开在现在的中原电影院附近，专做后城街的生意。”

呼延舫停下来，端起茶盖碗，用盖碗滗了滗汤浮，喝了一口。

“后城街是老城墙根子了。早些年，城墙推倒后，后城马路一直修到桥口。民国十年的时候，后城大道成了汉口的繁华闹市区。大华饭店是有名的烟赌娼的乐园，烟馆、赌局、妓院从早到晚开着，客人络绎不绝。边上就是虎豹永安堂和浙江兴业银行。老通城、四季美、五芳斋、蔡林记里人头如攒，到夜里打烊了，扫地的一天能扫出两麻袋鞋子。民国十年建成的新市场，那就更热闹了，大舞台整天出台南北名角的戏，场场空不出台子来；露天电影院上演的是无声电影；雍和厅里是各色百种相声、独角戏、魔术、杂耍；要想玩新潮的，你可以去溜冰场、网球馆、弹子球馆和保龄球馆。你别笑，那时真有这些，去玩的都是公子名媛。那时就兴包馆。有一次，段史蒲的三公子和徐庆鳌的侄女请朋友玩，争着要包保龄球馆，把馆价从八十抬到六百大洋。后来地皮大王刘歆生的大公子刘伟雄出来，给了新市场老板一张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万两纹银票，说，别争了，今天我想玩球，这张现票你拿着，划多少你看着办。没等新市场的老板看清票面，大元帅黎元洪的公子坐着澳斯汀来了，到新市场下车，拿手里的司可德敲了敲车灯，对下面跟班的人说，我今天早上起来就不舒服，也不知道哪儿不对劲，你们回去告诉徐司令，中山大道宵禁三天，这三天我就在保龄球馆里待着，我请人喝咖啡。这事到了这一步才算了了。要不了怎么办？您总不能让黎元洪老爷子亲自出来摆平吧？”

呼延舫停了下来，示意我喝茶，我端起茶杯来喝了两口，他给我续上水。

“当年我常去新市场。我在那儿看过梅兰芳的《宇宙锋》和《奇双会》，看过《黑奴》和《荒山血泪》，还看过沃尔顿的大变活人。孙怡云带着尚小云来演《二进宫》那一次，大舞台下至少有一万人。幸亏我在包厢里。那一次挤坏了好些人，还有死了的。”

街上有一辆车过去，不是澳斯汀，也不是福特道奇什么的，是一辆平板车，车上拉着红红绿绿的花草。花草颤颤巍巍的，走远了。

“宣统三年，革命党人在武昌举事，冯国璋火攻汉口，中山大道一片火海，后城街落满了飞鸟，整条街上都是逃命的猫狗，冯帅的兵见房子就点火，就是没动后城街。民国廿六年和廿七年，小日本的飞机对汉口狂轰滥炸，中山大道一片废墟，瓦砾成堆，后城街却安然无恙，连片瓦都没震破。到民国三十二年和三十三年，美国人想迫小日本竖白旗，开来了军舰，炮轰日军驻地，中山大道又被轰了个稀哩哗啦，后城街仍然完好无损。这条街，是谁都不敢动，谁都动不了的。”

呼延舫娓娓说着。他的声音有点细，和他的手指一样，保养得很好。他的口气很平淡，只是叙述，没有语气强调，这种平淡，若不是有过真正经历的，历经过苍海的，大起大落过的，没法做出来。

我有点忍不住。我想我现在已经进入后城街了，我已经站在这条街上了，我差不多已经从街的这一头看过去，看到街的那一头了，我甚至看得更远，已经看到这条街昔日的繁华景象了，看到那景象中影影绰绰的人了，我想我都这样了，还是值得冒一下险。

我问道：“老呼，您也是世家出身吧？”

呼延舫微微的一抿嘴，两只修长的手指伸出来，捻了一下清瘦的胡须，说：“过去的事，说出来都是故事，说多了就走样了，没有什么意思。”

我怂恿他说：“说说吧，我没听过呢。”

他揭开碗盖，喝了一口茶，低头看了一眼茶汤，把茶剩倒进一旁的茶盂里，起身去柜台后面，换了新叶子出来，沏上水，盖上碗盖，坐下。他那样走开又走回来，站起来又坐下，分明是回避，不想涉及那个话题，不想进入自己的过去。但他毕竟还是回来了，并且坐下了，那也就是说，不管过去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的，不管他想不想回避，他都只能回来，回避不了。

他把目光转到街上去。有一阵他好像是走了神。后来他又回过神来，说：“我给您说一段侠妓王金玉的故事吧，这故事与后城街有关，也算与我有关吧。”

“民国初年，汉口名妓四大金刚中，有一位名叫王金玉的。此人体态丰盈，缠一对三寸金莲，相貌十分美丽。王金玉性格安静，不喜欢喧闹，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犹擅讲故事，如果遇到了知音，能三日三夜，娓娓不倦。王金玉能唱汉剧，正旦丝丝入扣，百肠回转，唱起《重台分别》来，连牡丹花董瑶阶都抚掌叫绝。”

“清朝末年，晋人某氏以候补知县的身份赴湘候差，过汉口时，与王金玉相识，两人情好甚笃。此人到湖南不久，染上了重病，死前以后事相托。王金玉接到信后，悲痛欲绝，立即关门谢客，打点行李，亲往长沙，料理某氏的后事，并扶柩返晋。那个时候，交通十分不便，路途多有坎坷，所耗银两颇巨，王金玉积蓄散尽，负债累累，返汉后大病三月，仍无怨无悔，人称侠妓。”

“民国四年，大总统袁世凯召湖南名流王湘绮入京任国史馆馆长。王湘绮过汉口时，汉口要人借王金玉在后城街的别墅设宴款待。王湘绮见王金玉清水芙蓉貌，荷间莲花心，别墅收拾得幽静典雅，屋中琴棋陈设，悬挂着名人字画，毫无脂粉勾栏之气，大为叹赏，立生爱慕之心，在王金玉处盘桓数日，不忍离去。王湘绮年已逾古稀，词人老去，风情犹在，为王金玉亲笔题写锤金纸扇一柄，字皆蝇头小楷，弥足珍贵，又书条屏一轴，录李商隐无题律诗一首，有‘相见时难别亦难’一句，也是正楷。大总统京城等得不耐烦了，数电频催，湘绮老先生不得不移轿北上。临行前，执娇娃手，涕泪不绝，长叹息道：金牌十二道道关，从此不与美人谋。我那时常去王金玉别墅，那天正好在场，亲睹了这一幕。”

呼延舫说到这里，停了下来，端起茶碗来喝了一口。有一只鸟儿飞了进来，落在碰头屏上，歪着脑袋看我们，然后又飞走了。鸟儿不是花鸟市场里卖来卖去，中途逃出来的那种鸟，这点我能看出来。

“再说一个故事给您听。这个故事也与后城街有关，当然，与我也有关。”呼延舫说。“您是写书的，近代有个著名的科学家叫华蘅芳的，想必您该知道。华蘅芳本是无锡人，早年湖广总督张之洞钦佩他的才学，聘他主持武昌算学馆，家宅就安顿在后城街。华蘅芳为人谨厚，是个书呆子，他埋头西学，终日与学文打交道，从来不计日子苦甜。他有一个侍仆，专门料理他的起居事宜，这个侍仆手脚不干净，常偷了他的东西去当了换零花钱，然后把当票放回箱子里。有一次我去华宅，正好碰见那侍仆偷华先生的西洋钟，他要我别告诉华先生，他答应送我一只万花筒。我又不是华先生的亲眷，我管这种闲事干吗？这种事，我们这条街的人都知道，惟独瞒着华先生一人。”

“有一年冬天，华蘅芳取皮衣御寒，打开箱子一看，皮衣无踪无迹，转而诘问侍仆。侍仆答道，前些时主人缺钱用，命我拿去当铺抵典，怎么就忘记了呢？华蘅芳没头没脑地说，有这事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呢？你不是在说假话吧？侍仆不慌不忙地走过去，从箱子里找出当票，笑着说，自己藏好了，自己又忘记，还怪小的说假话，这样的主子好难侍候。华蘅芳立时红了脸，拍拍头，说，你看我，还真给忘了呢。然后就安抚侍仆，给他道歉，叫他不要把这件事情往心里去。”

“华蘅芳在数学方面的贡献世人皆知，他主持武昌算学馆时，一位西人慕名带着自己的女儿来，让女儿跟着华蘅芳学数学。那西女正值二八，年绮玉貌，同馆的中国学生无不为之倾倒，每天一到上课的时候，学生都想与她同坐，与她搭话，就出了为争执位子摔倒了的，说话心急结巴了的这样一些事。华蘅芳觉得很奇怪，万般想不通，问学生为何举止失态。学生不敢说，旁顾左右言其他。华蘅芳琢磨一阵，恍然大悟，说，我知道了，你们是为一个人这样失态的，你们是为了西女，你们怎么像乡下人一样呢，看见西人就稀奇古怪，怎么西人看见你们就一点也不稀奇古怪呢？你们这些没骨头的东西，真是让我失望呵。”

我嗬嗬笑着，说：“这故事很有意思。”

呼延舫淡淡地摇晃着头，又黑又亮的头发衬托着白白细细的脸，使他那张脸有如一张不知底里的面具。呼延舫说：“靠了嘴说出来，让人知道的也就是意思了。”

我说：“是，都做了戏中人，谁来欣赏戏呢？”

呼延舫说：“只是戏是局外人演出来的，与局内人反倒无干了。”

我不甘心，诱导说：“老呼，您是戏中人，您就再讲两件，讲您自己的事。”

呼延舫摇摇头，说：“郑板桥当年有联道，白菜青盐�子饭，瓦壶天水菊花茶。我是什么事都见过了，什么事也都经历过了，粗茶淡饭为香，清贫日子是福，不谈往事了。”

呼延舫说罢，就去端茶碗，分明是往昔如海，数数点点也就罢了，总之不愿自己再下到海里去，咸涩重涉了。我知道劝也没用，只好作罢。

那日在后城街无名茶室里喝了三杯上好的花茶，听呼延舫说一些后城街的往事，回到家里，酣睡一觉。第二天我又去了后城街。如是三日，渐渐有了感觉，然后闭门七日，一气将剧本拉了出来。再写时，自感混沌皆开，有气贯穿，朦胧里，是离开了现实，回到了历史，进入戏中人的世界里去了。那几日，我从早上写到晚上，直写得我毛孔四乍，喉头发紧，激动时，恨不得击节高吟，以笔作剑，舞之蹈之。那是我从未有过的创作状态。

剧本交上去后，各方面反映都不错。局里找专家来开了一个研讨会，听了专家们的修改意见。专家们各抒己见，归总起来，都认为本子基础不错，是可造就的胚子，这对我是个极大的鼓舞。我在一旁认认真真地记了笔记，以便再做修改。想到是廖希铂的点拨，我才去了后城街，我去了后城街，才见到了呼延舫，我见到了呼延舫，才找到了创作的灵感，这一切，都源于廖希铂的指点，要不如此，我现在还皱着眉头咬笔杆挠脑袋呢，这么一想，我觉得自己应该知恩图报，感谢感谢廖希铂。

那天晚上，我拎着半斤托人买的极品蒙山，去廖希铂家里道谢。

廖希铂的妻子是汉剧演员，那天有演出任务，不在家。廖希铂一个人在家里独自饮酒，见我去，加了一只杯子，要我坐下喝一杯。我本来不大喝酒，又吃过饭了，差点儿没说出宁愿喝可乐的话，幸亏及时想到自己是来道谢的，再提什么要求就不像话了，马上把可乐的念头打住，在饭桌前坐了下来。

陪廖希铂喝过三巡，廖希铂说他看过我写的剧本，感觉不错，有几场戏可圈可点。我听了很高兴，就说了去后城街采风的事，说了无名茶室里听的故事，谢谢他的指点，并借着他愿意说话的机会向他继续讨教。廖希铂慢慢地呷着酒，说了一些十年磨一戏的道理，显然是喝酒的时候，不愿把话题扯到别的方面去。我听着，在一旁不住的点头，心里想再找一个机会，喝酒的时候不行，喝茶的时候呢，行不行？又坐了一会儿，我就告辞。

廖希铂起身送我，走到门口时，突然说：“你说的那家无名茶室，主人叫呼延舫吧？”

我说：“是，你知道他？”

廖希铂点点头，说：“他不是什么世家。若一定要说世家，那就是卖水的世家。他家祖辈都是卖水的，拉一辆车，在江边灌了水，整天走街串巷，送到人家里去，一桶水两个铜板。后来有钱人家里都接上了自来水，就换了给人送冰。先是人拉着车，后来有了两个积蓄，买了一头叫驴，改成驴拉车，也算是进步，人称吃水饭的。倒是他店里那个做茶童的老百，祖上是显赫一时的人物，明清两朝都有人做过朝廷上的官，曾祖父做到了道台，是历史上有名的汉中三君子之一。到了他爷爷那一辈，家里出了好几个人物，这回不做官了，做买办，是英国汇洋银行在华的代理人，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家业中兴，据说家产加起来，能买下三个汉口。”

我想想呼延舫，又想想老百，我想他们俩的样子，有些不相信，说：“这怎么可能？”

廖希铂笑笑，说：“有什么不可能？”

我说：“呼延舫在新市场大舞台的包厢里看过尚小云的《二进宫》。”

廖希铂说：“没错，他是看过，也的确是在大舞台的包厢里看的，他那个时候给人当小跟班，主人想吃茶水果子，他去买了往包厢里送，他要不在包厢里待着，到处乱跑，主人打断他的腿。”

我说：“那侠妓王金玉呢？他可是常去她的别墅呀？”

廖希铂说：“王金玉喜静怕热，她用水很讲究，不用自来水，要用都灵巷的井水，一到夏天，不可一时无冰，呼延舫是家人遣了去给她送水送冰的。”

我说：“华蘅芳又是怎么回事？难道说他也喜静怕热，也不用自来水，要用都灵巷的井水，呼延舫给他送水送冰的吗？”

廖希铂有些奇异地看着我，说：“那你要他干什么呢？难道说你要他去帮华蘅芳演算微积分不成？”

我在绝望中，就想到那栋宅子，它似乎是惟一的稻草了，我必须抓住它。

我说：“那栋宅子呢？那栋宅子是怎么回事？未必呼延舫家里卖水卖发了，发成了阔佬，盘下了那栋宅子？”

廖希铂说：“什么宅子？”

我说：“就是那栋哥特风格的西洋建筑，那栋摆设着明代家具的建筑，那间无名茶室，那可不是一栋普通的宅子。”

廖希铂把门打开了，说：“宅子是宅子，主人可以不断地换，情况就是这样。”

门开了。门又关了。灯光消失在身后。我站在门道里，一时没敢动弹。我没有弄清黑暗中的楼梯，它们一共有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