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真是无巧不成该段文章。还在12月上旬，胡宗南部工兵团团长李培根与黄埔军校同学孙家明在顺城街相遇，这一长街极偶然的邂逅，竟也为致使胡宗南所部盛文所策划的又一起爆破成都的阴谋流产埋下了伏笔。

光说李培根与孙家明相遇话很投机，李培根说他正要找在川军中工作的十二期同学商谈点事情，孙家明一听李在风传川军将起义的时节讲此言，便猜到李培根有改弦更张之意，即对李耳语，大街上说话不方便，二人来到了附近的上翔街同期同学周俊良家。

李培根对两位老同学直言说道：“盛文已知川军有起义准备，现发给我们工兵团大量炸药，下达了在撤出城时破坏电厂、自来水厂、仓库等重要公共设施的任务。我对这种涂炭生灵、伤天害理之事，心中不忍，又无计可施，所以想找可依靠的川军中同学商议如何是好。”

孙家明对李培根说道：“你良心爱民，可称仁勇。当今之计，只有缘川军之法倒戈起义，才能救人救己。我们同期同学在成都有二十多人，常有交往。现在的市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乔曾希即是我们的同期同学，你如有决心，我先联系你们见面，然后再找门路。”李培根点头称是。

孙家明将此情况告诉了乔曾希，要乔想个办法。当日晚9时，乔曾希与李培根按约在张俊良家会晤，乔向李保证其联系起义和安全问题。此后，二人又密谈数次，乔曾希要求李培根不仅保证本部队不破坏城区，还要防止别的部队破坏，并介绍市民众自卫总队队副漆建华同学与李直接联系，互通消息。由于李培根刚由营长升任团长，在团内的威信还未树立起来，故要漆建华特别注意观察工兵团其他几个营长、连长的言行，以防发生变故，出现人亡城毁的悲剧。

同时，乔曾希又策反了与工兵团一道承担破坏任务的胡宗南部机械化炮兵团团长聂劲。聂劲是黄埔军校八期毕业生，其副团长姬永和是十二期毕业生，与乔曾希恰是同期同学，该炮兵团开进成都后，姬永和便多次到乔曾希处会晤联络感情，在谈话中对时局显然流露出了不满之感，并谈到了炮兵团在即将撤离时肩负有支援工兵团进行破坏的任务，即在工兵团进行破坏时，若遇阻碍，炮兵团即以火力支援，如果得手，炮兵团也顺便破坏一些公共设施后撤走。姬永和在谈及此事后，意在劝说同学乔曾希能有所回避此劫难，并大骂盛文伤天害理。

乔曾希见姬永和有回心转意之态度，趁机提醒说：“你我同学之谊，作为军人，战场上的死活，难以怨谁，可破坏城市加害于千万无辜百姓，恐怕于心难安。”姬永和闻言半晌无语，只是叹息。

乔曾希转而又劝道：“军令难违，良心也难昧。能否借机调离，推脱了事。要不然，只有倒戈，弃乱从治。救民救己，可谓两全其美。”姬永和听到此很兴奋地问道：“老同学你可有办法？”乔答：“你有决心，我就有办法。”

姬永和听了乔曾希的劝言后，知乔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当即对乔表示信任，表示再劝说本团团长起义。

三天后，姬水和终于又做通了聂劲的工作，聂劲及本团大多数官佐愿意反蒋起义。这时，乔曾希便将工兵团李培根也率部起义的消息转告了聂劲等人，并转达了“临工委”的指示，希望炮兵团、工兵团两团同心协力，切实保证原担负的爆破计划停止执行，约束本部各官兵，不准私自乱行动。这两个团在成都和平解放之际，均遵约中止了破坏活动，并临阵光荣宣布起义。

12月30日，成都市绅士周道刚、陈国栋等十三人联名向乔曾希发出代电信函，并载于市内各大报纸上，对乔在这次新旧绝续之交作出的贡献表示慰劳，代电写道：

“蓉垣首善，川政中枢，当胡部将去，民军未临，绝续之交，危机四伏，幸赖台端热诚，敬事躬率，素所训练之自卫队昼夜巡逻，宵小因而敛迹，治安得以无虞，并闻曾以大义责劝胡部工兵某营长，致自来水厂、发电厂、无线电台，不遭破坏，厥功尤伟，道刚等，追念贤劳，特电致慰，不尽驰系，诸冀荃察。”

乔曾希等人力保成都不被胡宗南部所破坏的事，也在广大市民中交口称颂，许多市民曾自发地给乔曾希等人送去慰问品，表示敬意和感激之情。

而作为时任驻防成都的“防卫总司令部”司令的盛文在逃离成都前夕，在亲自布置了数起爆破任务后，竟随心所欲地要把分发剩下的炸药和地雷倾倒在市内引爆，全然不顾成都市民的死活。这是12月23日的事。

是日，盛文在召开的“防总”师以上人员军事会议上，面对国民党军队残败的局面，时而扼腕垂泪，时而引颈狂呼。在宣布了次日撤离成都的计划后，他首先提到关于国防部库中尚有黄色炸药几十吨、地雷几千颗有待处理的事，这些爆破器材是各起爆破队伍领走所批发后的剩余物资。盛文明确表示，这些东西绝不能落在共产党之手，而眼下又要火速撤离市区，他突发奇想地提出，最好的处理方法是把这些东西就撒在成都市大街上引爆，把一部分炸药、地雷分别埋在市区各个军政机关建筑物下，重点是北校场的中央军校和商业街的省政府等地。待解放军进城后，如果驻进这些地方，足可起到搅乱人心、造成损失的破坏作用。

盛文此言一出，满座鸦雀无声。对于在座的非四川籍人员，闻此言虽感这种做法未免过分，却以为盛司令既然已讲，也就持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命令若下，让干也就只能干。而川籍人员和成都有家者，听后都十分震惊，谁又知那些当兵的把炸药是否放在了机关大楼下面，还是引爆了就算了事，那地雷也难测会滚到自己的脚下，特别是那些有家眷在城区者，还未等盛文把话讲完，已是汗流浃背。实际上，在座的都明白这些炸药和地雷，将会给成都人民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有眷属亲朋在成都也势难幸免。但是，谁也不敢当面直接反对这件事，都见盛文正在虎视眈眈，恐此时进言稍有不慎即可引来杀身之祸。围坐桌前的军官们开始还面面相觑，到后来只剩下盛文高昂着头盯着每一个人，其他人把头低得几乎碰到了桌面，谁也不敢添言搭语。

这时，盛文在这令人窒息的场所中也难忍受下去，又不好对着众人的面大发肝火，便似是无意地离座而起，走出会议室到隔壁他的寝室里去了。会场顿时才从“休眠”中苏醒过来。有人向副军长沈开越进言说：“沈先生，这样做恐不妥吧。”沈开御本来就对盛文有成见，特别是对今天盛文提出的这一必遭万人唾骂的残酷做法，更觉反感，作为第三军的副军长和“防总”副总司令，他沈开越也不愿随盛文背这个黑锅，尤其是在座的军官大多数都有家人现在城区，即使盛文的命令下了，这些军官恐怕也未必去彻底执行，况且如果闹翻了，光杆司令的盛文也就会孤掌难鸣。所以，沈副军长当场明显地表露了自己不同意盛文意见的思想倾向，使在座的一些川籍军官感到有了发表意见的勇气和靠山。

几分钟后，盛文转了回来继续坐下面视着大家。有家眷在成都的“防总”参谋处处长兼新闻处处长黄烈君，首先鼓起勇气平心静气而又内心不安地说：

“盛先生，我想部队即将出发，有很多事要准备，恐怕没有时间来做这件事。再说，我们是撤离而不是进攻与防御，共军纵然得到炸药、地雷对我们也毫无损害。如果埋下去了，共军并不会把部队全部驻进机关，即使爆炸了，对他们的损失也不会很大。但这种做法，将会波及整个成都市，死伤居民将以万计。无论我军部队还转不转来，对我们来说，都将是千秋骂名。”

黄烈君最后似乎以“舍得一身剐”的胆量连珠炮般地讲完了这段话，等待盛文的发落。没想到盛文嘴角带着微笑瞥了黄烈君一眼，接着用很缓和的口气说：

“我早已想着了这一点，但是胡长官走时曾交代过，可以炸毁的地方都应该炸毁。”盛文言下之意，显然仍是在坚持己见。

黄烈君的一席话既然开了头，大家也就再无所更多顾忌地七言八语嘈杂了起来，仅从语调声音的大小听，显然川籍军官的意见占了上风，尤其是那如泣如诉的恳求声，使一些外籍军人的不同意见再难坚持，即使有坚持不同意见的在这种场合，也不便再公开表态，得罪众人。这时，不知谁插了一句“成都又没有非炸不可的军工厂”，盛文的眼珠快频率地转着，他保持沉默了。

沈开越微启笑唇，对着盛文说：“盛军长，就这样算了吧！不要再讨麻烦了。如果胡长官责备，就是老头子（指蒋介石）骂人，就算我顶着。”盛文知道沈是蒋介石面前的红人，既然他把责任承担下来，自己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盛文又问：“那些炸药、地雷怎么办？”

沈开越回答道：“辎重汽车团正要我指示他们的行动，让他们连夜带去新津机场，交给国防部的人脱手了事吧。”

至此，盛文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不得不放弃原来的打算。在座的川籍军官在当时无论是仅从个人狭隘的家庭小圈子考虑问题，还是从全部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利益出发，客观上都为中止盛文这一罪恶计划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成都市民为保护自己的家园不受侵害，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他们行动了起来，护厂、护校、护店、护家，为延续成都这一古老城市的历史文明甘洒热血。如城东椒子街电厂工人的护厂行动，即是成都市数百家厂矿企业群众以殊死的斗争，坚决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的一个缩影。

椒子街电厂是解放前成都市最大的发电厂之一，是成都市经济与居民生活的要害部门，该厂的安全，无疑对整个成都市社会的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故该厂首当其冲地排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爆破计划之列，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反破坏工作也及时做到了这里。

工厂紧紧地依靠工人，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扣人心弦的斗智、斗勇斗争。为了防止敌爆破人员窜入厂区，电厂内设了4道防线：临街大门两旁堆积了沙袋，后面有武装厂警守卫；进大门50米处，左边的楼房和右边的警室，由工人和厂警持快枪严密守卫；通过两建筑之间的狭窄通道两旁，以堆放的木炭为掩体，由抬炭工人轮流守卫；机器房邻河一华里长的地带，架设了内层高压、外两层低压的三层电网。工厂内许多厂房的楼梯暂时拆除了，钉死了全部窗户，非本厂职工根本无法找到上楼的通道，更无法进入机器房。职工进出的小门处是锅炉房，这里随时可以对准出入口喷放出摄氏500度的高压蒸汽，逼使妄图进厂爆破发电设备者在此止步就范。厂内，昼夜都有工人巡逻队值班守护。群众们为了“护厂保饭碗”，也都主动起来保卫电厂，以粉碎敌人妄图爆破电厂的阴谋。

但是，在临近解放时刻，尽管上述的一起又一起的有组织的“大爆破”计划被打破和中止，然而仍有一些国民党特务及军队的顽固不化死硬分子，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死心塌地继续与人民对抗到底。他们在感到大势已去，原有组织、有系统地实施大爆破计划已不可能时，便采取了单独行动的亡命之徒做法，眼睛盯上了一些重要目标，作为爆破猎物。

在椒子街电厂不远的城墙上，即时常隐约可见有国民党兵向厂中眺望指点着，并有架设大炮，炮口直指电厂的迹象。并经常可见一些形迹可疑的人在厂门口伸头探脑地向厂内窥望。有天下午，突然有十几名身携炸药、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分乘一辆美式吉普车和一辆小吉普车闯到了电厂门口，寻找借口以图进入厂区，在遭到拒绝后，竟气势汹汹地硬要向里闯，全厂职工的心霎时间提到了喉咙眼上。当时值班的厂警裴思敏、工厂曾祥福等见状，知再硬僵持下去，可能会出大乱子，就巧与来人周旋，设法解除这迫在眉睫的灾难，解释说：“现在电厂正奉总裁之命，进入护厂紧要关头。奉上峰命令，非本厂职工是谢绝入内的。如果贵军有公事非进不可，那只能选两个代表。”最后，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厂中只放行两个人进门。这两个贼眉鼠眼的家伙，在厂警及工人的“护卫”下，在厂内转了一圈，见全厂戒备森严，知此行是难以下手或下手后也难以脱身的，只得顺原路退回厂外。这些人又向电厂其他分厂窜去，但因通往分厂的公路、桥梁已经破坏了，难以接近厂区，只好放弃此行计划，另谋日期。

电厂工人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电厂的阴谋。全体电厂工人与成都市民一道，在欢庆解放之日，以完整的机器设备和正常运转，使全市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使全城灯火辉煌、喜气洋洋地迎接解放大军进入成都市。

一个完整的天府蜀都终于迎来了她的新生。

1949年12月27日，成都宣告和平解放。30日，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数万人，在贺龙将军率领下，浩浩荡荡开进了市区。为粉碎国民党大爆破阴谋的各路地下党员和起义人员，站在欢迎的人群中，笑逐颜开。成都市民在欢度新年、庆祝解放的鞭炮声中，跃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1950年元旦，贺龙将军在顺城街蓉光大戏院新年联欢会上高兴地说：“成都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盘踞的最后一个大城市，出乎我所料，成都又是解放战争中继北京和平解放以后保存下来最无破坏、最完整的一座大城市，这是奇迹！”

这是奇迹。人民不会忘记那些在历史浪尖口上力挽狂澜创造奇迹的勇士。在浩若烟海的史籍档案中，当后人翻阅到中国20世纪40年代末时，会看到那么一纸手令，它的内容和“黄河花园口决口”、“长沙大火”相似。但是，这是一张破了产的手令。历史只是在国民党反动派遗臭万年的耻辱账中又记下了重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