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大专院校多集中在沙磁区，在这一文化区，中共地下党员较多，这里也就成了“学运”的中心地区。1948年，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受大破坏后，院校中的许多党员和进步青年学生遇难，有的转移去了外地，但仍有不少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成员继续坚持在这里为党工作，如重庆大学在解放时，即有地下党员76人，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发展到250多人，这些人在护校斗争中是重要的骨干力量。

川东地下党沙磁区特别支部，建立于1949年3月，有3名委员。书记是吴宇同（又名吴朝禧），组织委员韦喜庭（又名韦弦），宣传委员廖伯康（又名廖松俊）。廖伯康后调任市学运领导小组书记，由潘其江接任廖的宣传委员一职。这时，吴宇同和潘其江公开的身份是民建中学的正副校长，廖伯康和韦喜庭的公开身份是适存高商学校的副校长，对学校情况很熟悉，因而在护校工作上事先就考虑得很周到。

沙磁区特别支部的地下党员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的大、中、小学里，其他行业也有少量地下党员，有些外区的党员也属这个支部领导。在小学中开展护校工作的主要有树人、东水门游艺、大有、培才、儒英等小学；在中学中主要有亚洲、蜀都、民建、适存、中正、市二中等中学；有红岩育才学校、斯克农等职校；当时重庆有19所大专院校，如正阳法学院、川东师范、长江文理学院、中央工业专科学校、西南美专、女师院等，其护校斗争则尤以位于沙磁区的重庆大学为典型。

重庆大学的护校斗争，其骨干力量是地下党领导下的进步同学，主要是通过教授会、助教会、职员会、学生自治会等公开组织进行的。11月18日，以上公开组织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护校的具体方法，确定了武装护校、加强警卫和夜间巡逻；保护和挽留著名教授、学者、专家，清校；成立“冬防委员会”等4项紧迫需要展开的工作。

全校师生立即行动，许多进步同学参加了护校巡逻队，开始时人少，所使用的武器是从校警队接过来的10多枝破旧步枪，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参加的人也越来越多。武器就成了大问题，可一时又不可能搞到枪支。最后，大家决定统一使用上体育课用的标枪和垒球棒及童子军棍。有人进而建议说，现有的那10多枝破旧步枪，又没有子弹，背在肩上仅是装个样子，临急时还不如根烧火棍，搞不好还会弄巧成拙，引得敌人先开枪，倒不如全部扔掉换上棍棒。这个建议赢得了一致赞同，从此护校队成了清一色的棍棒武器，所以“棒子队”的名声一时远扬校内外，使反动派和坏分子不敢妄自捣乱。

地下党组织通过校内进步教职员工和学生，在联席会后加紧了对著名教授、专家等人的宣传工作和保护工作，对有可能被劫持、裹胁和受迫害的教授，立即派人通知和协助他们及时隐蔽和转移。特别是著名电讯专家、教授冯简被国民党特务劫持到台湾去后，重庆大学迅速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使绝大多数教授和专家学者志愿留在大陆，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保存了非常宝贵的师资力量。

23日，重庆大学“冬防委员会”宣布成立，选举陈豹隐、郑兰华、罗志如、程登科、高昌运等为常务委员。采取了一系列护校措施，首先把全校划分为6个冬防区，区长由学校派定，副区长由区内推选。委员会下设秘书、总务、警卫、消防、联络、同学福利、工友福利等8个组。并与学校附近单位如重庆中学、女子职业学校、大成化学厂等单位联系，实行联防。

为了防止坏人混入校园内，学校作出了“清校”的5项决定，即：紧急时封闭校内36个通道；进出校人员随身携带职员证或注册证以备检查；禁止外人在校内留宿；调查校区住户；随时突击检查。并在校内主要通道上设置了障碍物，清理好防空洞和蓄水池，修复和新装电话，以备临急使用。同时，为了切实保管好学校的财产、物资、图书资料和各种仪器设备，学校还印制了大量宣传护校迎解放的传单，分发到各校办工厂、实验室、图书馆和各种库房。

27日，校区附近歌乐山“中美合作所”大屠杀的枪声，和中共党员及进步人士在就义前高昂的歌声和急呼的口号声，隐隐约约传入重庆大学校园内，护校队和校内教职员工进入紧急戒备状态。校长张洪源和校领导郑衍芬在重庆地下党“文化工商工作组”的宣传和动员下，积极团结全校师生竭力护校。“棒子队”警惕地守卫在校门口，机智地喝退和力阻校门口公路上成群结队逃窜的国民党溃兵。

经过紧张的历时近一星期的护校斗争，重庆大学和其他大、中、小学一样，终于迎来了校园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