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本指望重庆黑社会这些“地头蛇”在大破坏中出点力，却不料被中共方面完全策反了。“重庆大爆破”整台机器上这一部件的脱落，无疑减缓了大破坏的程度。但是，在关系到启爆不启爆的关键问题上，最终决定权和实施权还在军、警、特手里，重庆地下党组织对其分头进行了紧迫的策反工作，策反的对象着重选在国民党上层高级军官中，因为此时如再像以往派人去当兵或下级军官对大局已无济于事。

在军队上层，主要策反工作放在了西南长官公署方面。公署代参谋长刘宗宽是农工民主党员，在重庆谈判期间，曾与周恩来、叶剑英有过密切接触，思想有很大转变。在二野派情报人员到渝后，刘宗宽曾将蒋介石9月重庆军事会议作战部署，暗转送到了二野刘伯承、邓小平的手上，对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的正确战略部署有着重大作用。但在阻止大破坏工作方面，刘宗宽作为一个代参谋长，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肖毅肃是西南长官公署参谋长，地下党也曾把策反的重点放在他身上，动员其率长官公署军政人员临阵起义，保护城市，脱离蒋介石。但肖毅肃虽意识到了蒋介石国民党政权行将土崩瓦解，却最终不能醒悟，从国民党军队的战车上跳下来，在重庆大破坏前夜，逃昆明转飞台湾，把亲朋好友置于炸药堆上而不顾，甚至把儿子也留在了内地。

在重庆警备方面，策反工作除重点放在卫戍司令杨森身上外，还主要放在了国民党内政部警察第二总队（简称“内二警”）总队长彭斌身上。这时，驻重庆的警备部队主要即是杨森的第二十军和“内二警”，尤其是“内二警”在毛人凤的大破坏总部署中，担负着以军事武装护卫爆破行动实施的重要角色。

策反彭斌的工作细数来共有7条渠道。中共川东特委的4条分别是刘兆丰（经胡子昂、卢子英等人）、廖石城（经彭斌侄子彭万高）、樊恒才（经刘主生再经彭斌之叔父彭应昌）、蒋仁凤（经高允斌到“内二警”副总队长张佐斌）；中共川西地下党先遣工作组的3条分别是陈显志（经陈济光再经彭斌之弟彭勋武）、杨子明和陈显志，经陈廷栋（彭斌少校副官）做彭斌的反正工作，向其提出了保护重庆一切重要设施不受破坏，继续维持渝市治安秩序和保护在狱人员生命安全及扣留蒋介石、杨森等5项要求。

在多方劝解工作下，彭斌曾一度有过弃暗投明的想法，但地下党多方的努力却被11月24日下午蒋介石对彭斌的特殊召见而付之东流。这天，蒋介石特别召见彭斌究竟使用了如何语言稳住了彭斌，彭斌在解放后也没有详细谈起过，只知仅是“勖勉一番”。25日，彭斌将其家属子女送上了飞往台湾的飞机，显然这成了蒋介石的人质，给彭斌留下了斩不断的顾虑。

张佐斌回忆彭斌那时的心情说：“因彭曾指挥华蓥山‘剿共’大屠杀，对中共具有宿怨，因而他整天愁眉苦脸，顾虑重重，有时甚至嚎啕大哭。”彭斌苦恼地对张佐斌倾诉：“军统分子连我的私生活及各支队长以下人员的一言一行，都要向徐远举汇报，我们大家事实上已丧失了个人的自由。”拥有1.8万多人的“内二警”最终未能在重庆解放中起义，尽管该部后来在撤到川西金堂地区后才起义，但难以讳言的是“内二警”相当一部分部队在重庆大破坏中执行了毛人凤的“护卫”任务。许多当事者在新中国成立后所写的材料及笔者对其采访中，对此事忌讳莫深，然而这些被当时重庆市民亲眼所见“穿草绿军装的内二警”，与特务们一同进入厂区并担任警戒，与护厂、护城、护校的群众对峙的场面，至今许多见证人都还健在，对世人侃侃而谈，更有许多史籍档案充分说明了这点。

对国民党特务头子的策反工作，也是尽了非常大的努力，直至把工作做到了徐远举头上。曾任重庆市市长和西南长官公署政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的张笃伦，有个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小女儿，名叫张祥吉，中共候补党员，此时即受党组织的委托，与同学也是候补党员的吴立行以未婚夫妻名义结伴入川到渝，开始做张笃伦的工作，而徐远举即是张祥吉的姐夫。张家在国民党内有很多达官要人，张祥吉、吴立行在住进南岸张家公馆后，即在备受全家欢迎的家庭气氛中展开了秘密的情报工作，通过其姐姐做徐远举的策反工作当然更在其列。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徐远举最终未能在解放前夕在重庆放下屠刀，在此也就不再赘述。

对军、警、特上层关键人物的策反工作至此不能不说是流产了，而这三方正是关系到重庆大爆破能否实施的核心所在。对其下层的策反工作虽说在很多方面获得了成功，但从全局上讲，这台由国民党军、警、特操纵的“大爆破机器”不幸开动了。

11月22日，毛人凤在“渝舍”招待肖毅肃、杨森、陈良、杨继曾（兵工署署长）等，确定最后爆破时间，负责作战的肖毅肃建议以解放军到达南川附近即可进行大破坏，众人也点头称是。南川的炮声由此成了特务们的行动号令。24日，解放军攻占南川县城，次日，已准备好的大批国民党军、警、特人员即把200多吨炸药装上了车，在毛人凤摆手间各自奔向预定破坏目标进行安装，再等下一道命令启爆。

重庆大爆破已不可避免地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