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森逃亡前再索金银-南国大爆破

就在中共川东特委通过鲜英策反杨森的同时,由特委通过重庆工商界策反杨森的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着。如果说鲜英的策反,杨森的要求是以一个“人情”作为交换条件,那么,杨森这个社会交际高手也可谓老谋深算,他对工商界的策反要求则是建立在案金要银的钱财基础之上的。作为一市之长,杨森大概知道重庆工商界巨头们腰包里究竟揣了几个钱,为了保护家园,他们肯定愿意出大价钱。

当市参议会会长范众渠带着中共地下党的指示,最初找到杨森谈及保护市区的安全时,杨森的态度可并不像对待年轻后生鲜恒一样,他转弯抹角装着没听懂一般,却也默认了不破坏的要求,表示一定维持好市区秩序,声称“重庆毕竟是我的第二故乡”,并提出条件说:“将来我们转来,也要迎接我们。”在外人听来,他杨森似乎坚信还要反攻回来,而实际上,他是耍了一个滑头,他知道面前的这些财神爷还要找他,此时他还不必急于漫天要价。

几天后,当工商界的代表再次做杨森的策反工作,杨森周旋几句后,自知要价的火候已到,否则迟了就会失去。他直言不讳开口表明:不烧重庆,也不勒索,但要美丰银行给他10万银元,以抵消他在这个银行的两万元股本。这可是一个数目不小的交换条件,市商会紧急商议此事,与杨森就此展开了讨价还价的谈判。工商界的代表蔡鹤年、康心如和康心之与杨森的秘书李定宇,面对面地公开进行了多次交涉。不过,由于形势紧迫,杨森已来不及再在那里等着索要高价,而市商会也不敢冒着重庆即将被毁的更大风险再硬撑,双方最后达成一个杨森跌价稍多的折衷协议,以杨森从银行内提走6箱计3万银元了此谈判。

本来,市工商界以为有那3万元即可满足杨森的奢望,殊不知没过几天杨森竟变了个花招又来索要不烧重庆的价钱。杨森派出他的参谋长范延生,以养活其军队不致扰乱破坏重庆为名,开价是黄金3000条,若拿不出这些黄金,仍不敢担保重庆不被烧。中共川东特委和重庆市工商界,真是被杨森的这种丑恶行径激怒了,但又考虑到上级党组织关于保护重庆的指示,和确保重庆市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仍决定立即口头上答复杨森这一苛刻交换条件,而在暗地里则实行拖延。这时,人民解放军迅猛攻势已逼近重庆外围,范延生为了急于逃命,哪还顾得上索取黄金一事,先溜了。没过几天,这件事便随着解放军的入城,成为历史上的一个笑柄,杨森再次勒索最终未成。市工商会在迎接解放的过程中,除各同业工会供给杨森留下的起义部队数百人几天的伙食费外,共花费4800余银元。

11月30日上午10时,杨森在解放军即将进城之前,最后一次乘“森”字牌吉普车在市区转游,为许多市民所见。时有当地报纸在次日这样报道:“……杨氏面容颓丧,在车中频频注目市区,似对重庆还有无限依恋。但深知解放军已兵临城下,不得不抽身逃遁。吉普车驶回他的‘渝舍’之后,就嘱随从们从速收拾行李,一共装了四汽车,即偕同他的爪牙乘车离渝。”

杨森作为国民党最后一个逃离重庆的重要军政官员,他此时一定想得很多很多,他或许是在默默地祷告着重庆市区的平安。不管怎么说,尽管杨森没有能临阵起义,但他也的确是履行了自己不破坏重庆市区诺言的。不久,喻孟群、杨汉烈率杨森所属第二十军两个师起义;重庆城区在解放军入城之前,也没有发生国民党军的破坏骚扰,市民免受了一次战乱的苦难灾害。这些无不与中共地下党组织策反杨森有很大关系。

重庆解放第一天,《大公报》报道:“重庆卫戍总司令兼市长杨森于解放军到达前,即已狼狈逃跑,他的姨太大们早已在一周前乘民航队包机逃去香港,带跑了刮来的全部黄金和美钞。昨天解放军入城时,观音岩渝舍他的匪寓,下午已成一片狼藉,守卫人员已逃跑一空,到晚间10时,解放军已派人驻守。”毕竟金银有价人无价,渝舍换了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