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英与杨森早先都是成都陆军速成学堂的同班同学，同住在一小间宿舍内，又是上下铺，相互早已熟识。四川军阀混战时期，这两个老同学由于各属不同军阀派系，在军事上多次发生矛盾冲突。杨森率部割据川北南充等地时，曾扬言杀鲜英雪恨。

1947年杨森调任重庆市市长后又兼卫戍总司令，时住在重庆的鲜英一家曾提心吊胆，深感不安。然而，杨森到任后由于多方的调解，更由于鲜英有着与共产党不同寻常的关系，并有着著名民主人士的名声在外，杨森却与鲜英又拉起老同学关系起来，两家前隙宿怨顿消，关系反而更加亲密。

两家你来我往，彼此也不再见外，特别是两家晚辈青年人友情关系更密。得宠于杨森的管家太大田蘅秋生的田七小姐杨北宜，竟爱上了鲜家三公子鲜恒，这时正在热恋中。这事在杨家上下都已是公开的秘闻，此时田蘅秋与鲜英夫人竟也已以亲家相称。鲜恒在杨家也很受杨森全家人的欢迎，出入非常随便，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所以，要把地下党这四项条件顺利转达到杨森耳中，在当时军统特务遍山城的情况下，只有让鲜恒以未婚婿“自家人”的特殊身份去见杨森，杨森首先才能听得进去，策反的成功率才大些，保险系数也多些。

鲜英立即把鲜恒叫进房来，当着鲜继坚的面交待了这“党令”“父命”。

鲜恒这位正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尽管这时还谈不上有三哥鲜继坚那样的革命进步思想，但鲜英言传身教的教子观和民主家庭的熏陶，使鲜恒从潜意识中感到父亲与三哥所走的路是对的。特别是当鲜恒听到父亲满腹忧虑而又语重心长地说，这关系到全城父老乡亲的身家性命安全时，这位青年人热血都在沸腾。“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是鲜恒推祟而又常常背诵的一首小诗。’此时，在理智的天平上，鲜恒把人生价值的砝码全部加在了人民大众的一边，他首先跳出了不怕因此事牵连失恋的个人小圈子（他的这次恋爱最终未成）。当然，此时的鲜家父子更考虑到了鲜恒的那位手握生杀之权的“老丈人”杨森。

同杨森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杨森这个人为人善变残忍，在权衡利弊得失中常常翻脸无情，故旧不认。如这年初李宗仁代总统后，曾向杨森下达了释放关押在重庆杨家山的爱国名将杨虎城的命令，但杨森却借口不予理睬，致使杨虎城不久遇害。在此前后，杨森甚至为了向蒋介石表示“大义灭亲”的忠心，将刚保释出狱的亲侄女杨汉秀，也杀害于重庆解放前夕的歌乐山。

此时，作为身兼重庆市市长、重庆卫戍区总司令等要职的杨森，整天与蒋介石不离左右，其反共调子也越叫越升级，他能容得了鲜英的策反吗？然而，鲜英此刻哪里还顾得了这么多，已置不测之祸于度外，让鲜恒马上前去渝舍把地下党这四项条件秘密转告杨森。

重庆街头，已是兵慌马乱，这天正逢杨森颁布的《紧急维持治安办法》四处张贴，那文中16个“杀”字和16个血红的惊叹号，把过路人都吓得出魂来，布告上写道：

阻扰政令，与匪勾结者，杀！窝藏匪谍不报者，杀！供匪枪弹、文件者，杀！造谣者，杀！扰乱金融者，杀！操纵物价者，杀！纵火者，杀！抢劫财物者，杀！暴动者，杀！以文字为匪宣传者，杀！报道不正确军情，影响治安者，杀！煽动工潮、学潮者，杀！煽动军人逃叛者，杀！泄露军机、刺探军情者，杀！私造军火、运军火者，杀！阴谋破坏军事工事、交通者，杀！

这一串串“杀、杀、杀”，随便拣上两条，那鲜家父子都是足够杀头真资格的。然而，已开车驶上大街的鲜恒哪管得了这么多，脚踩油门，一阵轰鸣中，把那些“杀、杀、杀”字甩在了吉普车的屁股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