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势力在临解放之际的肆意破坏，中国共产党从上到下是做了充分思想准备和防止工作的，尤其是地下党组织在黎明前的护城战斗中，出生入死，与垂死挣扎的敌人展开了血与火的搏斗。

7月，素有火炉之称的重庆，一个流火的季节，躁动的蝉子也躲在耷拉着叶片的树丛中默不作声。临江路45号，适存高级商业职业学校驻城办事处和天瑞公司住址，一间傍江二楼房间内，挤满了汗流浃背的人。热浪翻滚中，人们却还紧闭着门窗，只是把手中的大蒲扇摇得频率更高了些。中共川东特委负责人会议正在这里秘密召开。

此时的局势，战争风云已是吹到了这西南重镇上空。上海解放后，国民党大批军政官员携金带家逃到这里，他们期望重庆成为反共堡垒，再振“战时陪都”之名。为了“净化”市区，彻底清除共党地下组织，国民党特务正在无孔不入地活动着。一片白色恐怖中，有着光荣传统的重庆地下党组织却迎险而起。

重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初期，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1947年3月，中共代表在蒋介石发动的内战炮声中，不得不撤离重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工作由公开转入地下。1948年夏，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为了加强重庆党组织的力量，中共上海局分管西南地区党组织工作的钱瑛，指示组织力量较强的川康特委派遣党员干部到重庆恢复和开展工作。同时，钱瑛又直接从北平几所大学中抽调张君平、刘述林、肖俊琦、戴宜生等10名党员及两名“民青”成员，陆续来到重庆加强党的组织力量。

1949年初，中共川东临委邓照明由香港返回重庆，传达上海局钱瑛的指示，决定成立川东特委，由肖泽宽任书记，邓照明任副书记。这时，留在重庆工作的中共成都市委书记洪德铭，根据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的意见，将川康系统在渝党员和外围组织成员组成几个大工作组，建立了“川西地下党先遣工作组”，着重开展学运、统战、策反工作。党在重庆的川东、川西这两个平行组织，经过对重庆原有地下党组织的清理和恢复、发展，到这年春夏已积蓄起了一定的力量，计有党员及外围组织成员1000余人，在下一步的迎接解放、保护重庆斗争中起了关键的中坚领导作用。

5月，肖泽宽、邓照明奉命调去解放区。此后，川东特委由刘兆丰、卢光特、李培根、李治平4人临时负责工作。这7月的临江路会议，即是由以上4人参加并再吸收党外进步人士蒋仁风、熊扬共6人举行的。

刘兆丰先回顾总结了前一阶段的工作，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并将向大西南进军的消息，无不使在座的6位刚强的汉子喜泪长流，汗水和着泪水洒落在挥动着的大蒲扇上。热浪在昏暗的房间内翻滚着，大家心头的热浪也正剧涨。

解放战争的炮声令人激动万分，国民党统治区空前高涨的爱国民主运动，尤使在座的与会者感到，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在重庆的垮台也为时不远了。但是，那大白天紧闭的房门和低垂的窗帘，又在提醒着大家，临近解放时的重庆地下斗争将会更加残酷，近在前不久的重庆地下组织遭严重破坏，可恶的党内叛徒伙同国民党特务几乎把党在重庆的革命力量席卷一空，至今许多被捕的重庆地下党员还被关在渣滓洞等监狱里，那教训太深刻了。

门窗外，刺耳的警车吼叫声不时响过。这响声令人警觉。对刘兆丰等人来说也习以为常了。会议继续进行着。大家从研究组织的调整和宣传教育工作，到讨论营救被关在“中美合作所”战友的计划，再到谋略统战和策反工作，都一一作了认真的策划。最后，会议重点讨论研究了三抗（抗丁、抗粮、抗税）、三护（护厂、护校、护城）工作，一致认为这是眼下地下党组织必须立即着手进行的一项重要事，特别是三护工作，这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然而，“困兽犹斗”的敌人又将从何处下手呢？在此时，这的确是使参加临江路会议人员极为困惑的一个问题。重庆是蒋介石盘踞和控制时间最长的城市，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就“中央化”了，即使蒋介石还都南京后，仍在这里设立了“委员长行营”、“主席行辕”、“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等代表机关。抗战时期内迁于此的各大兵工厂等厂矿单位也比比皆是，重要建筑也是数不胜数。

怎样避免“防不胜防”的难题呢？“临江路会议”最后议定：为了把人民的城市完整地接管下来，最佳方法是让安装导火索的人去掐灭欲启爆的导火索。这就必须确实加强统战、策反工作，尤其要把这项工作重点放在国民党上层人物和关键实权人物身上，从全局上把握护城方向。

说到这里，刘兆丰的眼睛为之一亮，他把大蒲扇向空中一立，“咕咚”喝了一口凉开水说道：“对！擒贼先擒王。先下手为强。”

历史事实证明，川东特委在黎明前确定的这一以统战、策反和发动群众为重点的护城方针是非常正确的。详知后事者，不能不为之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