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虽然很隐蔽，但也已被广州的中共地下党所警觉。许多地下党员和准备起义的国民党军、警人员在党组织的号召下，与市民群众一道火速投入到反破坏的斗争中，做好了护厂、护城和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如在广州警察中资历较深的廖献周，即是在中共华南局和华中局的策动下，在反破坏斗争中高举义旗的。

廖献周出身于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多年从事培养警士、警长的警察教育工作。1949年初，薛岳接替宋子文任广东省主席，下令将廖主管的广东省警察学校解散。他亲自去找薛岳，要求等这一期100多名学生毕业后再结束，但遭到了薛岳不容分说的拒绝。由此，廖献周引发了对国民党当局的更大不满，‘内心中已经对蒋政权转而反对，暗中开始寻找与中共的联络关系。

廖献周后在友人的帮助下在香港与中共华南分局党组织建立了联系，中共党员温康兰向廖献周指出：“解放前的准备工作，要尽量利用同学会、同乡会之类的社团名义作掩护。解放时要尽量保护好机关公物、公共设施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从此以后，廖献周曾先后5次冒着生命危险，到香港与中共、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洽商起义工作。廖献周接受了党的任务后，利用自己在警察界朋友多的有利条件，逐步建立起了一个以广州警察为群体的起义组织，其中有的是他的同学，有的则是他的学生，他们利用校友会作为掩护，广泛进行联络活动。其核心人物还有赖智鹏、宋访高、张月华、杨增樵、李国英、曾文越等人。

他们在策动工作中，首先采取从关心、了解被策动对象入手，以征询、商讨应变出路的方式，引导对方参加起义行列，并向策动对象提出集体团结应变，说明如果积聚了一定的力量后，就能在广州局面有变化时，既可以撤退，又可以留下来，选择安全的道路行走。要求参加起义者尽力抓住警官、警士的人力；特别是武装力量，即使自卫队也要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如果国民党政府下令全体撤退，就在撤退前携械躲藏在附近群众家中，待国民党军撤走后，再马上集合起来，担负起维护辖区内的治安任务。

为了加强起义的力量，靖海分局根据廖献周的指示，依据当时“无故缺勤，可以开除”的明文规定，采取突击查勤的方法，把那些缺勤的旧警士开除出去，把自己熟悉的广东警察学校警训所的学生补充进来，以壮大自己的队伍。

8月底，曾参加湖南长沙国民党警察起义的原长沙警察局外事科长张凤岩，在接受了中共华中局广东工作站派他到广州专门进行对警察策反的任务后，秘密来到广州，先以同学身份见到了宋秋芳，后再经宋搭线见到了廖献周，说明了起义的事，由此也就更加坚定了廖献周起义的决心。

从此，他们经常在廖献周的住宅仓边路榨粉街15号，或在张凤岩的住地西关宝华北街1号附1号秘密开会，具体商讨反破坏斗争的方法与步骤。

张凤岩提出：在国民党军逃跑、解放军尚未进城之前肯定会有一个“真空时期”，需要有维护治安的机构。大家经过商议，决定将这个机构的名称命名为“广州市警察局（临时）治安委员会”，并刻一个图章备用。治安委员会成立时准备发表的《宣言》、《告市民书》、《致全局员警的公开信》3个文件，由曾文越起草，张凤岩定稿。图章由陈辅卿经办。

张凤岩因为是初到广州，对情况不太熟悉，因此对具体的策动工作，也就没有亲自出面，多是依靠廖献周等人去做。时中共华中局广东工作站派来的负责人辜学海也来到了广州，住在太平路，通过张凤岩间接领导着广州市警察的起义工作。

在广州临解放前几天，廖献周了解到在惠福东路有一家房东的住客逃跑了，房间内的东西都没有动，连电话都是现成的。为此，廖献周决定借用这所空房作为起义的临时指挥所。广州临解放前夕，廖献周、赖智鹏、宋访高、杨增樵、廖蕴玉、李剑萍、张伟盖、陈辅卿等人分批进入指挥所。

廖献周和赖智鹏使用指挥所的电话和永汉分局的电话，具体指挥着分处20多个单位的参加起义的成员，其余人则利用各种方法展开联络各分局参加起义的成员，要求所有参加起义人员一定要掌握好武装力量及其他可以利用的人力，重复提醒每个人在必要时就地散开先隐蔽起来再作斗争。

炮声已经隐约遥闻。

为了确保治安，被策反的警察们又写了许多“放火抢劫，就地枪决”的大标语，贴上了街头。

这时传来情报说，卫戍总司令李及兰宣称：“准备坚持到一兵一卒，也要抗击到底。”廖献周等人分析认为，李及兰作困兽之斗，但他不可能坚持多久，他也不可能拉警察去上前沿阵地，解放军马上就要到来。廖献周及时向参加起义的成员指出：“只要坚持一天，胜利就会到来。”

沉雷般的炮声由距广州市不远的地方传来，已经听得很清楚了，并且越来越近，隆隆响着。

午饭后，警察局长吉章简已经逃上了停泊在白鹅潭的军舰，并要求全体警察搭乘此舰外逃。通知传达到了各分局：“市府通令今天撤走，即携眷属及行李上船。船在白鹅潭。”

为了避免警察武装力量被国民党军裹胁走，廖献周通过各分局通知员警暂时回家，或在亲友处暂时隐蔽一下，待国民党军撤走后，再出来维持治安，照常执勤。并根据这个新情况，即刻发出指示：“保护机关内外的安全，特别要保护水厂、电厂的安全。”

此时此刻，战斗在警察系统同一条战线的还有广州市保警独立大队的大队长、中共地下党员程长清，他是千万护城勇士中的又一名杰出代表。

程长清是在1946年接受中共粤桂边区党组织指示，以国民党退役陆军步兵中校编余军官身份，来到广州做地下工作的。时广州市市长欧阳驹是程长清过去在广东警官学校读书时的校长，程便以学生的身份，请欧阳驹给个差事。不久，程被委任为广州市警察局保安警察总队第三大队大队长，由程自己招收军官和士兵。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他建立了一支800多人的警察武装。但时任广州市警察局局长的黎铁汉对程长清却很不放心，派来了一个姓王的任副大队长，又调换了3个中队长。后来，欧阳驹兼任警察局长，程长清升任保安警察独立大队大队长，并推荐好友李铮人接替第三大队大队长。不久，欧阳驹因与广东省主席薛岳有矛盾而下台，他在下台前任命吉章简为广州市警察局长，程长清借机也就在广州市临解放时保住了保警独立大队长的职务，紧紧掌握住了这支武装力量，在反破坏和迎接解放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49年10月初，中共华南分局派秘密交通员来到广州，指示程长清，为迎接广州的解放，要特别做好护厂、护城工作。而这时在广州及其附近的国民党军、警、特，已经摆出了一个在大溃退中进行大破坏的架子。广州卫戍总司令李及兰和副总司令兼警察局局长吉章简却对大撤退十分保密，表面上不露声色，但背地里已在做着大破坏的紧张准备。

10月8日下午，李扬敬在接任广州市长后，第一次召集全市各区自卫常备队3000余人，在越秀山下广场集合训话。他在训话中既没有表示退，也没有表示守，但态度蛮横，言下之意可让人悟出国民党军很快就要撤出广州，但这座城市也将面临着一场灾难。小北警察分局长兼小北区长杨汝东闻言，竟卷起家中细软，悄然逃向香港。

中共地下党组织立即召集暗中掌握的自卫常备队及消防队，打招呼说：“广州马上会进入真空状态，我们一定要维护好治安，防弥火灾，尽到我们的责任。”并分派队员在各自区内街道巡逻，严防歹徒破坏活动。

10月11日，程长清把好友李铮人等秘密邀集到一起，说：“现在时局迅速变化，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应变的准备，你们有什么打算都请明白地向我表示。”

“我们跟牛哥（程长清的绰号）走。牛哥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大家一致表示。

“既然这样，那就听我的吩咐行事吧。”

程长清分派一部分人到各处去侦察国民党军的动向。

10月12日，国民党广州绥靖公署，秘密制定了总撤退计划：国民党军将于14日全部撤出广州市。市区大型建筑物如海珠桥等将遭到破坏。广州市的警察因居民的请求留下来维持治安，大部分不作撤退。这个计划，当天即由在绥靖公署第三处任职的作战科科长何兆康（农工民主党党员）偷出，送给了准备起义的警察局领导人。

这天上午8时，市警察局局长吉章简在维新路市警察总局召集由全市28个警察分局长、保密总队长、刑警大队长、消防总队长和副区长参加的会议。他先是故作镇静地说：“大家要做好两种准备，一是配合部队参加保卫广州的战斗；二是准备配合卫戍部爆破队对机关厂矿等主要设施，加以彻底破坏后撤退。”

吉章简后又到警察局礼堂集合员警训话，并宣布了广州市警察撤退的计划，指定一部分保警随同撤退，其余的人悉听自愿，说：“现在决定撤退，明天下午黄昏前到沙面落船，总撤退时将鸣笛为号。请大家回去作准备。”

散会后，吉章简单独把南岸分局的分局长李本珍留下来，叫到办公室，下达秘令说：“西村水电厂一定要彻底破坏，你要协助卫戍部爆破人员做好这一工作。破坏工作完成后，即率队到沙面上船，撤向海南。”

李本珍回到分局后，立刻召集全体员警开会，传达总局会议内容，但没有谈及破坏水电厂的任务。会后，他则亲自到水电厂视察了一遍。回局后，他为了避免接受吉章简发来更多的强制命令，决定先躲避一下，便嘱咐管警局员，悄声说：“水电两厂对全市人民关系重大，要全力保卫。我暂时住在带河路一个姓潘的朋友家中，地址周伟南知道，有事就马上通知我。”同时，又派出局员余尚行、周伟南等分头去筹措款项和大米作为全分局的伙食，准备紧急应变。

这天晚上，国民党广州卫戍总司令部的高级军官全部位进了沙面的胜利大厦，其余官兵住在沙面对面的白鹅潭的船只里，等候总撤退的最后命令。

深夜，国民党军大兵团开始集中撤退。

这时，人民解放军已进军至广州市东北仅70余公里的从化县，广州城内准备逃走的人都已开始上路。

程长清见形势越来越紧急，立刻让副大队长罗树超传达命令：“从现在起，全部官兵停止休假。官长外出要经过大队长的批准，警士外出要由各中队长批准。各中队的任务是：第一中队负责前门的警卫，第二中队负责局内特殊任务，及加强巡逻和大队部警卫工作，第三中队负责警卫拘留所。”

程长清的防破坏防范措施和积极行动，在国民党一方看来这程大队长在如此混乱时刻倒是很为党国卖力，也就对程长清更加器重。10月13日清晨，市警察局副局长何名泽竟又任命程长清为专门保卫警察局局长吉章简的保卫小组组长。

市政府自卫常备队队长黄玉辉这时向吉章简请示：“我的队伍归谁指挥？”’

“归程长清。”吉章简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明他对程长清是倍加信任的。

市商会会长何辑屏找到程长清，说：“我代表广州市民请求你的队伍不要撤退，留下来维护广州市的治安，我们情愿负担粮饷。”

程长清带着何辑屏去见警察局人事室主任黎钟，黎钟再去见李及兰和吉章简。

李及兰拧着脖子，不容分辩地说：“我早就讲过了，保警队伍半个也不留，装备好的武装警察也要撤退！”并说他已经委任太平分局黄逸民代理警察局长，黄沙分局长练秉彝代理副警察局长，由他们负责维持广州市治安。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程长清意外得知有了代理局长这一消息后，立即去找练秉彝，进行策反工作。练秉彝当即表示拥护起义。程长清又找到黄逸民，黄也表示拥护起义。接着，练秉彝打电话给所有警察局，有13个分局长接受起义的动员，决心留下来维持治安；但有15个分局长不接受起义的号召，弃职逃跑。

中午，国民党军刘安琪的部队继续由黄沙码头过海到石围塘向佛山方向撤退，临撤退前破坏严重，给市民们带来无数惊慌。

刚刚吃过午饭，程长清接到了吉章简让其迅速率队撤出市区的命令：“务必在今天下午2时把队伍带到沙面集中，候命撤退。”

“是，是。坚决执行局长的命令。”程长清在电话中表示完全服从。但他一放下电话，即暗中把这个命令压了下来，不作任何传达。

程长清特别把副大队长罗树超叫来，吩咐道：“你立即去通知各中队整装待发，加强警戒。发现情况立即报告。”

下午2时，是吉章简命令大队长程长清率队撤出市区的时刻。然而，就在这一时刻，程大队长却反其道而行之，正式向各中队宣布起义，命令各中队加强戒备，提防吉章简派部队进行袭击。

这时，市内还有国民党军一个整编师没有撤退。

程长清对当日的值日官、第一中队分队长侯希贤下达命令说：“如蒋军进入我警戒区，即开枪痛击。如果是解放军来了，就打开大门欢迎。你这个分队负责保卫好广州市警察局的物资，维持好维新路、教育路一带的治安。”

各警察分局在这时都接到了市警察局代理副局长练秉彝用电话发出的起义命令：“凡我员警，务必坚守岗位，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维持社会治安，等待解放军入城接收。”这个命令再由各分局长口头传达到了各位警员。

下午，程长清派出的侦察员回来紧急报告：国民党特务开始准备炸毁海珠大桥，正在向第二个桥墩上绑黄色炸药！国民党广州市卫戍总司令部已经撤到沙面。

这一切已表明：国民党军的最后大撤退时刻到了，随之而来的必是丧心病狂的大爆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