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是个海岛，有美国人保护，把印花机搬到那里去照样可以办工厂。”国民党特务奉命来到上海第一印染厂，对这里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游说。
“我们不搬迁又怎么样？”有工人大着胆子问。
“那就是通共，就要杀头！我们就要破釜沉舟！”特务们以爆破相威胁，恶意恫吓。
印染厂一时充满了恐怖气氛，有些人开始变得惶惶然。
第一印染厂原是日本人于1931年建造的一家大型棉布印染加工厂，号称远东第一大厂。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所接收，成为官僚资本企业，是为中纺系统10多家棉纺织厂所生产棉布进行印染加工的主要工厂。所生产的花布、色布畅销国内外，是中纺公司每年获利最多的一个重点企业。
所以，国民党政府对这个企业也非常重视，在这个仅有700多名职工的厂里，先后建立了10多个国民党组织，其中有施耀宗、江玉堂为首的国民党区分部；有印花车间严桂生、王福才为首的中统特务小组，和以王为中队长的护工中队；有施耀宗办的“工福会”；有以技术员身份作掩护的周摩西、林其楠为首的义务稽查大队摩托车分队；还有国民党中纺公司各派系安插进来的政客和一批青、红帮流氓势力。
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势力在这个厂中也是很强的。早在1945年初，中共上海地下党就派两名党员来厂活动。到了临解放前夕，厂中已建立了党支部，有10多名党员和近百名基本群众，一些地下党员和基本群众并担任了要职。
因此，在印染厂内国民党特务组织和中共地下党组织“两强”并存，也就不可避免地在临解放前夕的交界点上爆发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后，工人们暗中奔走相告：“解放军过江了！据说都是天兵天将呢！”一群群人围在一起谈论着。
厂内的特务却为之震惊和哀叹：“这中央军也他妈的真不像话！我就不信土八路那么凶，中央军也真是窝囊，长江江防筑了这么几个月，就这样在一天之间全垮了？”
厂内中共地下党组织开始秘密地把一些思想进步、同情党、靠拢党的积极分子，发展为“工人协会”成员，并以他们为骨干，保护机器，监视特务，防止破坏。为了使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都投入到护厂运动中来，迅速争取护厂合法化、公开化和群众化，地下党领导的厂工会，即利用国民党中纺公司发给各厂进行护厂的通知，督促行政公开部门组织护厂团，由工会理事长杨善（中共地下党员）同厂长刘稻秋磋商，决定由厂长和工会在4月26日召开全厂各部门负责人和工会全体理监事联席公开会议，并确定了事先研究好的护厂团组织名单：由厂长任总团长，工会理事长任团长，再由车间选出两名副团长，共有41名委员。下设总务、纠察、联络、调查、消防、救护等6个小组，各组配正、副组长4人。
护厂团的机构名单公布后，厂中的特务一看他们在护厂团中的人数比较少，不由预感到情况不妙，但又畏惧于厂工会和群众的力量，不敢直接破坏护厂团，就造谣惑众说：“建立什么护厂团？让我参加都不参加。打仗炮火连天，家里有老有小，保家还来不及，哪有心思来护厂！”
特务们散布战争恐怖谬论，而老工人代表当即反对说：“我们工人的饭碗是什么？是工厂！如果工厂被破坏了，就等于我们的饭碗被砸碎了，那时我一家老小去吃什么？所以我们工人就应该好好保护工厂。”
“可炮弹、炸弹是不长眼睛的，万一落在厂里，谁也护不了厂！”特务诡辩说。
染色车间的老工人李海亮站了出来，用洪钟一样的声音驳斥道：“我就不相信一颗炸弹会把我们工厂都炸光，但我相信一颗炮弹落在工厂里，会引起大火，如果没有人护厂，没有人进行救火，那就会把我们工厂都烧光。所以，我们工人一定要把工厂保护好。”
特务骨干、护工队中队长王福才说：“既然是这样，要护厂那就应该由我们厂里的护工队负责，何必再另起炉灶搞什么护厂团呢？”
“对，对！”厂中的几个特务拍手叫好。
工人们则异口同声地说：“你们护工队才有几个人，可护厂工作我们人人都有责。”
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印染厂最后仍通过了成立由41人组成的护厂团领导机构，并决定：一、由行政拨出布匹做护厂团的袖标；二、凡客商来厂提货，需经护厂团同意才能出厂；三、总仓库钥匙每天日班下班后，交工会负责保管。这样，护厂团的领导权和工厂的机器、仓库、大门都切实掌握在了中共地下党员、工协会会员和基本群众手里。
国民党沪西区特务头子吴健闻讯后，气势汹汹地冲进厂中，找到了工会理事长杨善，责问道：“啥人叫你护厂？客商来提货为什么不发货？”
正在工会的公务员、护厂团队员李风鸣见特务势众，连忙把这个消息传到了装潢车间。装潢车间是全厂女工最集中，也是中共地下党员最多的地方。当她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关了机器，几十个人戴着护厂团袖标涌到了工会办公室。
工人们突然间围住了吴健。
吴健把两手叉在腰间，摸着枪柄，壮着胆子说：“你们来干什么？谁叫你们护厂的？”
“中纺公司叫我们护厂的，是我们工厂自己要护厂的，你为什么不让我们护厂？”
吴健嘲笑着说：“你们这些小姑娘护什么厂？真是笑话：我劝你们不要上共产党的当。我们已经调查过，护厂是共产党在暗中搞的鬼把戏。”
一个女工讽刺地反驳道：“吴先生讲话真滑稽！我们工人护厂有啥不好？你说护厂是共产党搞的，难道国民党不要护厂而要破坏工厂吗？”这几句话逼得吴健再也说不出话，败下阵来。
特务们哪会善罢甘休，接着又造谣说厂里闹鬼，以此来恐吓青年女工。有一次，两个女护厂队员在巡逻中突然听到身边传出可怕的奇怪叫声，但她们在一惊后却并没有退缩，而是对准黑影当头就是一木棒。
“哎哟哟！”那个装鬼的人连声叫喊：“你们真的要打呀！”两位女工定睛一看，原来是厂中的一个小特务。
听说抓到“鬼”的女工们涌了上来。她们极为气愤，要把这个装鬼的特务拖到总值班室去，这个特务连连叫喊：“姑奶奶们饶命！”扔下装扮“鬼”的道具，向厂外赶快逃去。
第二天，国民党凇沪警备司令部突然派来一名军官，说是奉上级的命令驻厂办公。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了撵走这个护厂的障碍，让厂长刘稻秋去做工作。
刘厂长见那个国民党军官一身呢子军装穿得笔挺，头顶上不多的几根头发却梳得错落有致，便知这人在生活上很讲究。
“在这非常时期，我来是奉命驻厂办公，马上给我找间办公室，要一间单独的。”这个国民党军官拍着腰杆上的手枪，大耍派头，傲气十足地说。
刘厂长的表情却是非常的冷淡，爱搭不理地表示：“我们印染厂按照中纺公司的规定，早已成立了护厂团，各项工作在我的主持领导下，正在有秩序地进行。你看，你来了，我们表示欢迎，但本厂的办公地方太狭小了，我只能在原布仓库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给你放张桌子，平时可以在那里坐坐。”
“也可以，也可以。只要是间单独的办公室就好。”那个军官进了小房间，当他看到这里灰尘满地，门窗都毗牙咧嘴地张着缝子时，捂着鼻子走了出来。他明白在这里呆下去，说不定哪天晚上就会从门窗缝里突然插进一根锋利的钢筋来。还是保命要紧，他对刘厂长连声招呼也没打，溜了。
大炉间是工厂的心脏，为了防止特务因拆不走锅炉而进行破坏，地下党员老高和老工人盛妙生两人，发动大炉间几个老工人按三班分工负责制，保护锅炉设备，以确保正常运转。老高还告诉几个拉煤的工人，对大炉问的每一车煤都要认真检查，把各种异物拣出来，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对染色车间的黑布车、红布车，整理车间的拉幅车、电光车，机修车间整修的紫铜烘缸等重点机器设备，都由所在车间的地下党员会同积极分子采取定机定人的办法看管护理，以挫败国民党特务策划的搬迁和破坏阴谋。
印花车间主任王菊生是留英学生和曾在英商纶厂印染厂工作过的雕刻车间主任技师，过去受外国人的欺压，富有爱国精神和正义感，不愿跟国民党政府到台湾过寄人篱下的生活。地下党组织根据他的政治态度，就与他谈心。经过启发，他表示完全同情和积极支持反拆迁、反破坏斗争，并以实际行动和工人们一起对车间内的机器和印花滚筒进行了盘点并加强保管。这时，一伙国民党特务冲进工厂来，要把一批旧的印花滚筒运往军火工厂，改做成弹头。王菊生得知这一消息后，就把这些滚筒进行维修后再用，甚至让工人们把切削下来的紫铜屑也储藏起来，不让运出工厂去。
市区即将解放时，厂地下党支部接到上级的一项紧急任务，为上海人民保安队沪西区指挥部赶制锌版及印制600个“上海人民保安队”袖标，以备上海解放时使用。厂党支部研究后，决定由杨善去找机动车间参加工协的老工人完成制锌版任务。5月20日，杨善找到了老工人俞银泉，悄声说道：“俞师傅，你能不能马上造一块‘上海人民保安队’的镂空字锌版，以印刷袖标，在解放时派用场。”
“什么时间要？”
“最好能在今天下午完成。”
“好！我现在就去干。”俞师傅听说是解放时派用场，表示一定完成任务。
俞师傅不是白铁工，他便悄悄地找来护厂队员、老师傅李宏宝、孙阿清，他们来到小阁楼仓库，由孙师傅在楼下放哨，俞师傅协助李师傅在小阁楼上刻制锌版。李师傅技术熟练，他敏捷地剪下一块宽6寸长12寸的锌皮。俞师傅把准备好的字样用笔描在锌皮上。仅仅用半个多小时，他们就把“上海人民保安队”的镂空锌版刻制好，交给了地下党组织。
印制袖标的任务，地下党组织决定交给装潢车间党小组完成。装潢党小组长把锌版交给了党员王明珍，要她在3天内印好600个袖标。王明珍接受任务回家后，当夜去找小组里的另一个党员赵菊英，两个人一起研究具体制作方法。
第二天清晨，她们提前1个多小时到车间上班，趁一时还无人，立即动手把车间里堆放的零头漂白布拿来，一人按袖标尺寸一块块剪下来，一人用缝纫机进行缝制。不大一会儿，缝好了300多个，下午又以护厂团、救护队需要袖标的名义，公开缝制了200多个。但印刷这600个袖标是个艰巨的任务，白天装潢车间的特务多，易引人注目。她们商定，把印“上海人民保安队”的意义，向参加工协的女工吴阿妹交底，由她来担任警戒放哨。她们还是用老办法，次日，3人提早上班，趁大家还没有来，她们将车间里的布匹堆起做围墙，中间留下一个空隙，由吴阿妹坐在布堆外面假装补工作服。王明珍和赵菊英两人就在布堆空隙间动手印刷袖标：一人双膝盘坐在地板上，用手放好坯布袖标和锌皮；一人跪在地板上，一手端住盛有印料的肥皂盒子，一手用小牙刷认真仔细地一张一张地进行印刷，终于在上班铃声响前完成了任务，按时交给了地下党组织。
但国民党特务通过内部“座探”，也侦知到了印刷“人民保安队”袖标的事，由此也就推知与印染厂有着直接联系，并继而把目光盯在了厂工会理事长杨善身上。
5月23日下午2时，国民党警察局出动近100名便衣武装警察和多辆装甲车，包围了印染厂。他们从大自鸣钟（现西康路、长寿路交叉路口）起至西苏州河摆渡口，布满岗哨，在靠近印染厂宜昌路口停了一辆装甲车，车箱上架着机枪，前面还停着一辆吉普车，封锁了路口。
印染厂内的一些特务、爪牙已经得到“秘密监视，不能有漏网”的指示，一个个气势汹汹，十分猖狂。特务王福才摇摇摆摆走进工会办公室，面带奸笑与值班常务监事潘学锦（地下党员）订了招呼后，朝靠墙壁的椅子上一坐，跷起二郎腿，一面抽烟，一面看《申报》。他在过去若是来工会，往往是遛一遛，坐上一会儿就走的。这一回他却与往常大不一样，坐了1个多小时，仍未走。这一反常情况，立刻引起了潘学锦的警惕和思考，前几天党小组研究了敌人的动向，获悉国民党特务要进厂抓人，这与王福才的反常情绪很可能有关。特务们一定是在等要逮捕的人全部进厂后再“收网”。
潘学锦边思考边注意厂门口的动静，他突然看到警卫室的一个警卫陪同6个戴鸭舌帽的便衣特务，向人事科工政股股长、国民党特务金震民的办公室走去。
从早晨就没有离开厂中一步的金震民见其上司来了，连忙站立起来汇报，说：“我们接到指示后，已做了认真的准备，对厂中的重点人物都已经监视了起来。王福才现在还蹲在工会办公室那里监视呢。可我们至今都没有看到杨善那几个重点人犯的影子，是否可先抓别的？”
“混蛋！要的就是那几条大鱼，抓些小虾米有什么用。打草惊蛇！”进厂来的国民党军警和特务头子知道情况后，大发雷零，接连训斥厂内的特务：“你们真是一群饭桶！几个共党分子都控制不住。从现在起，封厂！严密封锁厂内消息，你们要埋伏好。再等一等动手，让那几个共党要犯分子来自投罗网！”
然而，半个小时又过去了，特务们仍不见要抓的那几个人的影子。
两个特务从人事科走进了工会办公室，凶相毕露地对潘学锦问道：“你们理事长杨善呢，现在在哪里？”
“不清楚。刚才还在的嘛！”潘学锦回答。
特务们在找不到理事长后，就等候在这里，并监视工会的活动。
一个特务转身回人事科，这时王福才也起身跟到人事科。接着，装潢车间的5个特务和爪牙也被喊到人事科。潘学锦到这时已经完全明白特务是要开始动手抓人了，他心里很着急，思考着怎样才能把这个消息转告在外面开会的杨善和董选文等地下党员，让他们千万不要在这时回厂，可他自己显然已经引起了特务们的注意，是不可能亲自出厂送信的。
这时，正巧工会的公务员小李在忙完了别的事后进了工会办公室。潘学锦对小李使个眼色，走出工会，轻声说：“你立即设法出厂到国梁家去一次。把厂里的情况告诉他们，叫他们不要来工厂，我等你回音。”
小李利用公务员的身份，溜出了大门。
小李刚出厂门，在厂里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的特务纷纷从人事科窜出，有的到装潢车间，有的来到工会办公室，再次追查杨善等人的去向，并向厂外埋伏的特务发出了信号。
30多名国民党特务突然从厂外装甲车中跳出来，窜进印染厂，从工会办公室搜查到各车间，非要把工会理事长等人搜出来。他们吼着叫着：“我们是社会局的，找你们工会理事长来，有要事相商！”
工人们见情况危急，连忙把潘学锦拉到车间里隐藏起来。
4时过，这近百名国民党军警、特务在装甲车的助威下，全部开进了印染厂。
人事科里，一个身着黄色卡其服的便衣特务头子坐在椅子上，对旁边站立着的几个厂内特务训斥道：“你们这些人，真个个都是大笨猪！怎么会让几个共党分子从眼皮底下溜跑了呢！你们再给我细细地搜查一遍，我就不相信他们会长翅膀飞了！”
这时，厂外，印染厂的几个中共地下党员正在国梁家中开会。他们得到由厂中跑出的小李的报信后，马上向在这里开支委会的全体人员讲明情况。支委会立即商定对策，决定由支部委员小曹通知工会党组成员杨善、董选文等人暂时不要外出，并指定一名身份比较隐蔽的党组成员回厂加强潘学锦等地下党员的对敌斗争，使护厂工作不间断地照常进行，其他人立即分散隐蔽。
国民党军警和特务们在印染厂里连兜了几个圈，仍是什么也没有找到。几个特务头目耳语了几句，除留下两个特务继续在厂里监视外，其他特务全部撤离了印染厂。地下党员张维全和原布车间职工、工协会员王更生等人看到后，知道这是特务们的缓兵之计，他们放工出厂后，分别站在长寿路以北西康路上的几个交叉路口，等候一些不知道厂中情况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要他们不要回厂，一直等到晚上9时过，他们才回家吃饭。
国民党特务们忙活了一天，真是恼羞成怒。就在这天傍晚，他们在第一印染厂澳门路第二工场，根据混进工协的厂内特务杭云生的告密“黑名单”，逮捕了来不及撤出工厂的共产党员、工协负责人孙方景和工协会员张如松、李阶平等19名厂中护厂积极分子，其中大部分是工协会员，并把这些人连夜押到了警察局，进行严刑拷打。24日清晨，特务们将孙方景、张如松、李阶平杀害，这就是时震惊上海纺织业的“印染血案”。他们的鲜血更加激发了印染厂工人们的护厂斗志，决心坚持到最后一刻。
而国民党特务对印染厂再也无可奈何，搬迁不动，破坏不成，一个携带炸药的特务刚刚翻过墙，就被护厂工人一铁锹铲去了半边耳朵，险些丢了命。
5月25日凌晨，人民解放军攻占了苏州河南的沪西区。坚持在印染厂中进行护厂斗争的中共地下党员和护厂队员为之精神大振。朝霞中，一支解放军队伍开进工厂，印染厂工人喜泪交加，他们来不及抚摸自己身上的伤口，来不及对在护厂斗争中牺牲的工友表示哀悼，又紧张地投入支援人民解放军打击河北岸仍在抵抗的国民党军战斗中。全厂工人仅用3个小时迅速赶装了200多包沙袋，运往摆渡口和造币厂桥头等处，配合解放军架设工事和掩体，向河北岸发起了进攻。